长征组歌

《长征组歌》诞生始末

2006-12-01 15:13:00　来源：书摘　莫伟鸣 何琼　我有话说

“历尽千辛万般苦”：肖华的文学创作

1964年2月，肖华染上了严重的肝炎。4月下旬，经组织安排，肖华由妻子王新兰陪同去杭州疗养。

在杭州，肖华除对总政工作电话“遥控”外，

也制定了一个“休息”方案，就是读书、练字，晚上写点想写的东西。肖华喜欢诗词歌赋，是颇负盛名的将军诗人，部队文艺单位约他写歌词的不少。由于工作忙，答应后无法兑现，正好利用难得的闲暇“还债”。

1965年是中央红军长征胜利30周年，全军各部队根据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和总政治部的部署准备筹办一些主题纪念活动。肖华是长征的亲历者，文艺界的同志自然想到了他，多次约他写些有关长征的作品。其实，对于讴歌长征，肖华早有冲动。

早在1938年，由著名文人阿英在上海出版了一本由24幅漫画组成的、名为《西行漫画》的长征画集。由于画稿是由肖华让人带给阿英的，所以阿英以为这些画是肖华所作。此书印了2000册，大部分流散于上海和新四军活动地区。时隔20年，也就是1958年夏，总政文化部的一位同志在北京图书馆发现此书。肖华见到此书，如获至宝，带着书，找到人民美术出版社，建议重印此书。人民美术出版社答应了肖华的要求并请他作序。肖华直陈，此书不是自己所作，但想不起谁画的，只知道是一位搞宣传的同志画的。1961年，黄镇大使从国外回来，李克农向他提及这本画集，才知道，此画集是黄镇创作于长征途中。1962年，为纪念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20周年，人民美术出版社再度精印这本画集，并正式改名《长征画集》，而这次肖华又应黄镇之约再次作序。这件事对肖华触动很大，他在与有关方面的负责人交谈时曾说：“除了画册，应该用多种艺术形式来表现长征。”他还对王新兰说：“如果有一整块时间，一定要写写长征。”到杭州治病疗养，肖华终于有了施展“抱负”的机会。

用什么艺术形式来表现长征，是肖华首先遇到的问题。肖华长于诗词歌赋，到杭州后，又集中精力大量阅读了唐宋诗词中的名家之作。中国古典诗词的凝练、概括、含蓄、极强的表现力，加之优美的格律和高度的形式美，对肖华启发很大。经过一番思考，肖华决定用组诗的形式来表现长征，并根据舞台表现通俗性的要求，确定了总体创作原则：有一定的格律，但又不囿于格律。最后，他确定采用一种新的体例，即“三七句、四八开”的格式，就是每段诗歌用4个3字句、8个7字句，共12行68字组成，一诗一韵，押一个统一的韵脚。

肖华从长征极其丰富而又富于传奇的斗争生活中，选取了12个(后来确定为10个)最具概括性的典型场景进行创作，即告别、突破封锁线、进遵义、入云南(后改为遵义会议放光辉)、飞越大渡河、过雪山草地、到吴起镇、祝捷、报喜、大会师、会师献礼、誓师抗日。经过多少个日夜身体、意志与情感的洗礼，肖华终于完成了长征组诗的创作。

后来肖华摘取毛泽东《七律・长征》中的第一句，将组诗取名为《红军不怕远征难》。其后总称《长征组歌――红军不怕远征难》。

著名词作者石祥回忆：“组诗于1964年4月开始酝酿，9月至11月进行诗词文学创作，初稿10月完成，后又经过反复征求词曲专家们的意见，经过近10次的修改，以《红军不怕远征难》为总题目的长征组诗于1964年11月中旬基本正式定稿，完成文学创作阶段的工作。”

为创作《长征组诗》，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里，病中的肖华在文学创作道路上也经历了一次艰难的“长征”：转氨酶升高了4次，体重降低了数斤。

　　“热泪沾衣叙情长”：将军、作曲家融情谱曲

1964年11月中旬，肖华通过总政文化部将为长征组诗谱曲的任务交给了总政歌舞团团长时乐蒙和北京军区战友歌舞团团长晨耕，分别组成《长征组歌》谱曲创作的两套班子，并形成鲜为人知的两种版本。这两种版本，一个是由总政歌舞团创作并演出的《红军不怕远征难――表演大合唱》，简称“总政版”；另一个是由战友歌舞团创作、后来摄制成彩色舞台艺术片并广为传唱的《长征组歌――红军不怕远征难》，称为“战友版”。

这两套创作班子，都是在周恩来和肖华的亲自关怀和指导下进行创作和排演的。

总政歌舞团创作并演出的《红军不怕远征难――表演大合唱》，于1966年2月在北京京西宾馆礼堂为当时在北京召开的全军高级干部会议汇报演出了两场，演出非常成功、“总政版”的《长征组歌》曾决定由八一电影制片厂摄制成舞台艺术片保存下来，但由于随之而来的“文化大革命”的影响，拍摄计划夭折。据当时参加“战友版”《长征组歌》演出的马子跃评价，总政歌舞团的节目很壮观、很有气势，既有合唱也有舞蹈和表演，音乐的交响性比较强，运用的美声唱法和西洋音乐元素更加丰富。

观看演出后，周总理问肖华，这两个版本哪个更好？肖华感叹地说：“各有千秋。”

后来“战友版”的《长征组歌》，作为普及作品，由战友歌舞团排演、推广，为观众喜闻乐见，流传甚广。

北京军区战友歌舞团的前身是成立于1937年的晋察冀军区政治部抗敌剧社；1949年改名为华北军区政治部文工团；1955年5月，被正式命名为北京军区战友歌舞团。该团先后创作出许多脍炙人口的艺术精品，如《众手浇开幸福花》、《学习雷锋好榜样》、《看见你们格外亲》、《歌唱光荣的八大员》、《我和班长》、《打靶歌》、《一壶水》等。与此同时，该团还集结了像马玉涛、马国光、贾世骏、张振富、耿莲凤、晨耕、生茂、唐诃、李遇秋、洪源、石祥、唐江等一批著名艺术家。

对于《长征组歌》的音乐创作，作为创作者之一的战友歌舞团著名作曲家李遇秋回忆道：“我们晨耕团长当时接到一个任务，军区通知他去总政那儿取一个稿子，肖华同志写的词，具体怎么回事，反正是总政那边会给说的。后来听说在交任务的时候，肖华同志说了：北京军区战友歌舞团的几位作曲同志，对民族音乐的形式比较熟悉，写了不少群众喜爱的歌曲，他们又有一批较好的独唱演员，先请他们对长征组诗谱出一个比较通俗、易学易唱、具有民族特点的曲子，争取明年七一或八一演出，以纪念红军长征胜利30周年。”

从1964年12月起，战友歌舞团曲作家晨耕、唐诃、生茂和遇秋开始初稿的创作。4位作曲家仅用两个月就完成了第一稿。他们从组诗选出10首谱成组歌，把10个不同的战斗生活画面环环相扣地结合在一起，将江西采茶调、苗家山歌、湖南花鼓、云南花灯、川江号子及陕北秧歌等群众喜闻乐见的艺术表现形式，很好地运用到谱曲创作中。

1965年4月下旬，4位作曲家带着初稿来到杭州，向肖华逐段试唱谱曲的效果。唱后，肖华沉吟了片刻，没有提出任何意见，只是说邀请大家和自己住上一段日子。对此，作曲家遇秋回忆道：

肖华同志留我们在那儿住了10天，每天搞一个上午，一天一曲。第一天第一曲，第二天第二曲地这样讲。他向我们讲解为什么要这样写，当时怎么出发的，为什么说是“热泪沾衣叙情长”，为什么说是这样，为什么说要那样……

我们一开始理解红军长征要革命，要北上抗日，那自然是浩浩荡荡的，红军从来都是英雄好汉。红军离开根据地时怎么可能让人觉得有牵儿挂女，难解难分的感觉呢？但是后来肖华同志说：“听周总理讲那个时候长征是不得已啊！不是什么浩浩荡荡的。”当时，上哪儿去，能不能回来，肖华说连我这样的师级干部都不知道。所以，肖华出发前与姐姐告别，姐姐哭成了泪人，不断地问：“去哪儿？”“不知道。”“什么时候回来？”“不知道。”

所以才有这个送别，告别应该是比较低沉的这么一个效果。

第二曲，他跟我们介绍，“路迢迢，秋风凉”。这几个字，从字面上看，很难理解更深层次的东西。他一讲，我们才知道：那时红军长征，两个地方死人最多。一个是过封锁线；一个就是过雪山草地，那死人是最多的。敌人是有准备的，机关枪扫过来倒一大片，然后又冲上去……就是这样子过的封锁线啊！当时过封锁线的时候，连我们的朱老总都亲自甩上了手榴弹……

我们1949年建国以后，50年代初，有关部门专门组织了一个小部队，当时配备了非常精良，最好的装备，重走了一遍长征路。看到的当年最壮烈的场景依然是这两个地方。建国以后，我们的战士从那里走的时候还看到：草地上，风雨中，摆躺着烈士的尸骨、武器、马灯和刺刀……

听了以后，对我们曲作者感受很深……所以对我后来的后期创作打了一个很好的基础――“一个感情的铺垫”。

然后第三曲、第四曲……肖华同志就这么一直讲下去……

我当时完全进入了红军长征当中的一种状态。所以进入后期创作以后，非常非常快。最后在

写总谱的时候，我基本上是3天一首3天一首。当时也就是吃吃饭，困极了睡一会儿觉而已。3天一首，现在如果让别人来抄总谱，他一天也不一定抄得完，他得抄一天半。我还得构思呢！所以这个创作速度，在我这一生里边，创作速度是最快的，并且创作质量也是最高的。

“凯歌万代留英名”：战友歌舞团的经典传颂

1965年5月初，战友歌舞团排出最强演出阵容，正式排练《长征组歌――红军不怕远征难》。担纲演出的有该团主要演员马国光、贾士骏、马玉涛等。经两个多月的紧张排练，1965年7月19日在天津人民礼堂，肖华第一次审看了由作曲家晨耕、生茂、唐诃、遇秋谱曲，著名指挥家唐江指挥，战友歌舞团演出的《长征组歌――红军不怕远征难》。看后，他动情地说：“你们的演出让我很感动，你们把歌唱活了。因为长征本身是伟大的，是感人的，你们的歌展现了伟大长征的面貌，你们的演出是成功的。”

1965年8月1日，《长征组歌》在中央红军长征胜利30周年之际在北京民族宫礼堂隆重公演并引起巨大轰动。随后在京、津、沪、宁等城市及部队巡回演出50多场次，场场爆满。观众为之踊跃，反映之强烈，为新中国成立以来音乐会所罕见。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对《长征组歌》给予了高度评价。一时间，《长征组歌》成了全国人民争相学唱的对象，《四渡赤水出奇兵》、《过雪山草地》等唱段广泛流传。当时，小伙子会哼“雪皑皑”，大姑娘能唱“苗岭秀”成为时髦。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在1965年8月应广大听众的要求，每天播出一次组歌的录音。马国光、贾士骏、马玉涛、耿莲凤等演员也因此成为家喻户晓的明星。

《长征组歌》是继《黄河大合唱》之后在群众中广泛普及的大型音乐套曲，，与1964年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一起，代表了当时音乐创作的最高成就。

　　(摘自《百年潮》2006年第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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