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色恐怖前的流血 - 二二八惨案

发布时间：2016-07-04 13:44:15 来源：文档文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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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色恐怖前的流血——“二·二八惨案”

作者：闫竟夫学号：P4*******

本篇论文简述“二·二八惨案”的经过，对 “二·二八惨案”发生的背景和原因进行分析和论述。

关键词：“二·二八惨案”

“二·二八惨案”是台湾于1947年2月底发生的大规模民众反抗政府事件。而发生这件事的原因值得我们探究与讨论。

1947年2月27日台湾省专卖局专员叶得根带着另外9名缉私队员在台北市南京西路天马茶房将林江迈的烟摊围住。并因此引发了一场血案。此事触发了2月28日发生台北市民的请愿、示威、罢工、罢市等活动。因此这件事成为“二·二八惨案”的导火索。而且，就在当日同日，市民聚集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抗议，竟遭公署卫兵开枪射击，从此这件事情由请愿转变成为对抗公署的政治性运动。

而后的短短几天，愤怒的群众先后占领台中新竹、台南、高雄等地，斗争的声势迅速扩大全岛。国民党在台政权大半瓦解。整个台湾省除澎湖、基隆、高雄有军队后政府要塞等地未能占领，其余全为起义民众所控制。面对全岛起义风暴，台湾国民党当局惊慌失措。却因不足，无力镇压，台湾省行政长官陈仪急电蒋介石请求增援。国民党很快派出21军和宪兵第四团，3月5日在基隆和高雄登陆，开始全省大屠杀。

5月16日清乡结束，起义完全失败。

而为什么仅有一场血案可以引发成全台湾的一场对抗公署的政治性运动?

从社会背景来看：1895年至1945年台湾都处在日本的统治之下。虽然在近代化上有很大的进步，但未能完全脱离殖民地的角色，政治上的压迫与经济上的榨取造成许多台湾人民不满。

1945年9月，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日本战败无条件投降。日本的一切殖民地都交还给同盟国处理。而台湾也顺理成章的交给当时的中华民国。由于长期的压迫也转化成了对中国的期望，1945年10月25日代表中国战区最高统帅蒋中正来台接受日本投降时达到高潮。

然而，来自中国大陆的军政人员，对举目皆是日本风格的台湾感到适应不良，而生起排斥歧视的心态，并时常对台湾人抱持着优越感，对待人民骄纵专横。而长期在日本统治下的台湾人民，对于相对落后的中国社会现况缺乏了解，导致由原本的满怀期望转变成深感失望。而且中国因为国民党罔顾社会各界的呼声，当时统治台湾的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治台政策错误、官民关系恶劣、军队纪律不良、官员贪污腐败。并且国民党执意建立独裁政府而社会动荡不安，虽然美国于1946年1月开始派遣马歇尔上将介入调解，但终归以失败收场，并自同年6月起展开全面性的国共内战。因此无辜的台湾百姓又陷入了经济困境之中。

经济上来看：台湾产业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遭受重创。此外学校、商店、工厂、医院、铁路、发电厂等建设也受到战火严重破坏，加上日本政府停止台湾人储蓄金归还申请，债券成废纸，造成金融与物价秩序混乱。

然而国民政府接管之后又大量印制钞票，并将台湾人赖以维生的米、布、盐、糖等民生物资运往大陆以资助国共内战，造成严重的通货膨胀。而且国民政府一方面接收原属日本人与殖民政府的财产，并卖往大陆，另一方面又延续日本殖民政策中的专卖制度，垄断如烟、酒、糖、樟脑等的买卖，排挤民营公司，并积极实施严格的经济管控措施，垄断台湾与大陆贸易的经济管道，继续延续日本的殖民方式治理压榨台湾，甚至变本加厉，让原本期待结束殖民对待的台湾人对国民政府感到失望。

从政治上看：日本人撤出台湾，台湾人认为应该有更多自治与参政的机会，但重要职位几由外省人控制，长官公署的九个重要处会十八位正副处长中，只有一位副处长是台湾本省人。此外，“同工而不同酬”的待遇，以及台人不易谋得公家机构职务，更是引发台人不满。相较之下，在日据末期，台湾议会有半数官派，半数民选，台湾日据时期的本省人反而有更大的自治权力日本人投降撤出台湾后，行政长官陈仪本人不仅集行政、立法、司法三权于一身，还身兼军事大权。

从文化上来看：当时台湾刚经历50年日本统治，四处皆可见日文，举目皆是日本风格，甫历经中日战争来台的大陆人对于台湾文化感到适应不良。从1942年1月以前，日本政府实施志愿兵役，虽然台湾人有权利选择不参战，部分地区却因日本殖民教育灌输下出现少数人加入日军侵华作战的现象，许多外省人因此迁怒于台湾本地的亲日人士，其中一些人在战后被视为汉奸，并有受到缉捕的情况发生。陈仪领导的行政长官公署与当时握有控制权的外省人不信任本省人，认为本省人被日本奴化，这些误解再加上当时大多数的本省人不会国语，造成当时的本省人认为无论在政治权力、经济社会或工作职位等各方面均受到不公平对待，十分不满。

文化界和学生曾展开要求民主与经济改革的活动。对此，曾担任福建省首长的陈仪所主政的当局采取了“宽舆论，紧经济”的政策。一方面并未严格禁止批评时政的言论，但同时也未采纳意见。“二·二八惨案”发生后，陈仪致电蒋介石委员长，台湾省发生叛乱事件，但隐瞒事实的真相。最后蒋介石下令“清乡”，陈仪趁机采取高压手段大肆屠杀，酿成悲剧。

正是因为长期日本殖民统治下对台湾人民的长期经济、政治上的压迫才使得台湾民总期盼国民政府的到来。然而由于长期的殖民统治使得台湾人民当时的行为方式和文化都日化了。这与参加过抗日战争的大陆军人相抵触。然而更重要的是国民政府度台湾之行的政策并没有比以前更好反而更坏，从经济上压榨政治上压迫。终于长期受到压迫的台湾民众好不容易得到的希望却是变本加厉的黑暗。于是因为一场简单的血案引发了二·二八惨案。

“二·二八事件”是台湾人民的梦魇，随着时间推移，伤口终将痊愈，为防止事件重演，达到社会和谐，防止台湾陈水扁之流别有用心地歪曲事实，客观公正历史地还“二·二八事件”本来面目。台湾光复以后，台湾民众对祖国军队和政府充满期望，但陈仪代表国民党中央政府接管台湾后基本沿袭了旧有的行政制度，维持了台币和台湾金融体系，设立专卖局和贸易局，政府施政无能、物价上涨、民怨载道。其行政长官公署的集权体制和人事政策使台湾菁英参政无门，除台湾市长曾由台籍人士黄朝琴担任过一段时间外，其余高官都由外省人垄断。台湾光复后仍借助日本警察维持治安，也给台湾民众感觉光复后变化不大，加上当时失业率高，政府管理无能、腐败、残暴，加上当时的政治体系没能处理好台湾民众的政治参与要求。人民由兴奋到失望、怨恨，反专制、反独裁、反饥饿、争民主、求自治的群众运动一触即发。1947年2月27日晚，在台湾风雨飘摇的社会中发生了女烟贩林江迈的流血事件，引起群情激愤的市民围攻警察局和宪兵团，要求严惩凶手，没有得到满意答复。2月28日，群众自发聚集捣毁省专卖总局和台北市分局，要求陈仪撤消专卖局，交出凶手。卫兵与群众冲突并开枪打死、打伤多人，请愿群众自发地以暴易暴，有些地方外省人甚至被不分青红皂白地被攻击，事态很快向全台湾岛漫延。实行戒严后事态升级，并造成数千的死难者，其中有李友邦等是参与“二·二八事件”而死于“白色恐怖”的，后来统称为“二·二八受难者”。 “二·二八事件”是官迫民反，不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一次起义”，更不是企图“颠覆政府”、“背叛国家”的暴乱事件，而是一场多层次的人民民主自治运动，是全国范围内“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3月2日，台北市成立了“二·二八事件”处理委员会，该具有普遍代表性的处理委员会发表的《告全国同胞书》中即指出：“……我们同是黄帝的子孙、汉民族，国家政治的好坏，每个国民都有责任……大家拿出爱国的热忱，我们很诚意地欢迎各省同胞的帮忙……”、“我们的目标是肃清贪腐污吏，争取本省的政治改革”，提出“二·二八”处理大纲中32条中就有22条是政治改革，包括反贪、反滥用军权、反歧视台籍公教人员、省政改革，保人权，实现民主与高度自治。当时身为台湾三青团妇女队队长的谢雪红领导“二·二八”最后一段“乌牛栏战役”，并在一年多后在北京参加了建国大典，这说明“二·二八事件”并非“族群冲突“，更不是台独的先驱。即使在“二·二八事件”最混乱之时，面对美国驻台领事馆有意运作台湾托管、鼓动“台湾独立”之际，“二·二八事件处理委员会”成员都予以严词拒绝。经历“白色恐怖”后的许多幸存者后来都走向红色革命，反台独的鲜明立场无人可及。马英九也认为“二·二八事件”不是台独运动。将“二·二八事件”说成是“反抗外来政权”是对那个时代抗争者非常不公平和亵渎，事实胜于雄辩，总之“二·二八事件”不是台独运动，是台湾民众爱国爱乡情怀的表现，是台湾民众争取民主自治的情怀催生的产物，是全国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