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与项英四次历史分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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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与项英四次历史分歧
项英曾经在党内有着非凡的地位———历任第六届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中华苏维埃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代理主席、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副主席、中共东南局书记、中央军委新四军分会书记等要职。20年来,项英为革命殚精竭虑,可谓功不可没。然而,在他43岁被叛徒杀害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对他的政治评价持保留态度。党的“七大”期间,在通过《关于死难烈士追悼大会的决议》时,毛泽东对项英说了一段这样的话:他是一个充满矛盾的人,咸酸甜苦,有说不出的滋味。在长期的革命生涯中,由于学识、经历和个人禀赋的不同,毛泽东和项英在思想认识、政治路线和工作方法上存在若干分歧。
第二次反“围剿”前夕,项英“右倾畏敌”,提出红军退到四川去。毛泽东和大批红军战将则力主继续执行“诱敌深入”的战略方针。事实证明,项英的主张是错误的
1931年3月底,蒋介石调集18个师又3个旅共20万人马,向中央苏区发起第二次“围剿”。
从4月上旬起,红一方面军主力4万余人,逐步从苏区的边缘向宁都、瑞金一线集结,准备迎战,是月17日,苏区中央局在宁都青塘的河背村召开会议,讨论应敌方针。此时,红一方面军总前委已经撤销,毛泽东担任中革军委副主席兼总政治部主任,中央苏区的党政军最高领导,是这年1月上旬从上海来到中央苏区任书记的项英。但在项英的头上又有“中央三人代表团”———任弼时、王稼祥、顾作霖,他们为六届四中全会产生的王明中央所派,于10天前才到达中央苏区。
向来在红军指挥权上唱主角的毛泽东,此时得听苏区中央局和中央三人代表团的了。
会议围绕着“打不打”的问题,出现了两种截然相反的意见。
中央三人代表团态度明确,主张红军退出中央苏区,让敌人扑空。其理由是敌我兵力过于悬殊,武器装备更是优劣明显,只有把兵力分散,转移目标,方可退敌。
这样,项英的态度就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令毛泽东、朱德等人大为震惊的是,项英的主张与中央三人代表团如出一辙,把全部的想法凝聚在一个退字上,而且一退就是数千里!
“我们的兵力太少,与之硬抗,无异于以卵击石。红军主力要生存,就得从速退走,退到四川去!在那里建立新的根据地。斯大林同志说过,四川是最理想的根


据地。”
项英方才合口,朱德、谭震林等俱是激烈反对。
一直没有发言的毛泽东站起身来,神色严峻地讲到:红军不能离开中央苏区,退走只有死路一条!末后,他把目光落在项英身上:“德隆,你来中央苏区也几个月了,第一次反‘围剿’前的情形,你该是了解的吧?”
项英何曾不清楚?毛泽东指的是“诱敌深入”战略方针的确立,当时的争执也非常激烈,后来按照毛泽东的思路打下去,终于取得了空前的胜利。
经毛泽东这么一讲,会议的气氛为之一变,朱德、彭德怀等人更是活跃了。长江局代表周以栗也讲到:“共产国际和斯大林的话要听,但山沟里也有马列主义,战争上的事还得红军自己解决。”
尽管反对退走的意见占了多数,但项英没有表态,争论依旧没有结果。
散会后,毛泽东的心情极为沉重。吃过晚饭,他来到任弼时的住房,诚恳地说:“弼时同志,此事关系重大,我看会议扩大到各军的军长,听听他们的意见再作决定吧。”
任弼时从毛泽东眼里看到了一种沉重的忧虑和真诚,有些感动,也就同意了。
第三天,在红一方面军各军军长、政委、参谋长参加的扩大会议上,主战的气氛十分浓烈,所有的军一级干部都强烈地反对退走,并且磨拳擦掌,大有胜券操稳之势。中央三人代表团目睹这种情状,态度也发生了转变。
青塘之争结束了。会议决定由毛泽东指挥战争,先打王金钰、公秉藩两个师。
毛泽东不愧为谙熟兵法的红军战略家。在他和朱德的指挥下,红军从5月16日至6月1日,15天之中,横扫700里,五战五捷,歼敌3万余人,缴获的武器、物资难计其数,淋漓痛快地打破了蒋介石的第二次“围剿”。
看到只有4万余人的红军,硬是击败了装备精良的20万敌军,项英感慨万分,想到自己曾主张红军远走四川,后悔之余不禁觉得有些荒唐„„事实证明,项英的主张是错误的。
对于中央苏区的土地分配,项英主张以劳动力为标准,以人口为辅助标准,与毛泽东的意见产生分歧。在任弼时等人的支持下,项英的意见被否决。
毛泽东在领导赣南闽西的革命斗争中,一直把土地分配视为仅次于军事斗争的大问题。在1930年上半年中,红一方面军总前委花费了很大的努力,才拨正了土地革命的方向。


由于缺乏实际斗争经验,赣西南党内在土地分配上产生了严重分歧。中共江西省委巡视员江汉波和赣西南特委书记李文林等人,认为“土地分配不是目的,社会革命才是目的,目前还只是宣传时期,应该先宣传后实施”。他们还主张以生产工具和劳动力为标准分田,理由是缺乏生产工具和劳动力,既使分得田地,也不能有效地进行生产,这对土地资源是一个浪费。总前委对江、李等人“只宣传,不分田”和“以劳动力为标准分田”的主张大为不满,多次召开会议,严厉批评赣西南迟迟不分土地是极端严重的机会主义错误,强调“快分、平分”,是目前最迫切的工作,并结合闽西土地分配的经验,提出一系列有指导作用的意见。从组织措施上保证这一方针的实行,总前委还对江汉波、李文林等人进行了组织处理,其中江汉波被开除党籍。
当赣西南的土地分配好不容易步上正轨之时,项英前来担任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2月8日,苏区中央局发布了《土地问题与反富农策略》的通告。这个纲领性的文件,解决了土地革命中一个极为重要的原则,即土地所有制问题,同时对反富农路线作了符合列宁主义的理论诠释。但又有一个令毛泽东大伤脑筋的问题:项英不主张按人口平分土地。通告明确指出:不能机械地来执行一切土地平均分配。“以人口作标准来平分土地,固然是方法较为简单,尤其是在红军游击队影响下开始土地革命的地方易于发动群众,但是这一办法是非阶级立场的!
通告发下去20多天了,各地执行的情况怎样?农民有什么样的看法?毛泽东决定去农村了解一下。他先后住进了宁都的黄陂、蔡江等地的农民家中,对土地分配问题进行了深入调查。2月27日,毛泽东致信江西省苏维埃政府主席曾山,坦陈了对劳动力为标准分田的忧虑:„„按劳动力分田,农民是不满意的。人口多劳动力少的人家,到头来分不到多少田,老倌和伢崽不要吃饭?难怪他们抱怨说:“这样分田算哪门子革命?”
4月下旬,毛泽东所了解到的和他没有看到的那些现象,被提到了苏区中央局会议上,围绕着以劳动力为标准还是按人口平分的分配原则,毛泽东与项英发生了激烈的争论。项英的观点受到了多数与会者的反对,他们的共同意见是:按劳动力为标准分田,太不公平了,革命的目的,是解放广大的贫苦农民,而人口多劳动力少的人分不到田,无疑对他们的斗争积极性是极大的挫伤,如果不调整政策,必将对苏区的分田产生影响。
使毛泽东喜出望外的是,中央三人代表团观点鲜明地支持了他。任弼时在讲话中引用了党的最初的土地纲领:“我们目前是在耕者有其田的口号下进行土地革命的,主要的口号是没收大地主的土地,分配的原则是按消费量。所谓的消费量,就是人口用粮之多寡,亦即按人口计算的标准。”
任弼时一锤定音,起到了关键作用,毛泽东感到松了一口气。
项英的意见被否定了。中央苏区的土地革命实践证明,毛泽东等人主张按人口平分的原则是正确的。
南方游击队下山改编前夕,项英以中央分局名义发表公开信,指示游击队“立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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