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评格非《人面桃花》

发布时间：2012-08-12 00:03:36 来源：文档文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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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面不知何处去

——书评格非之《人面桃花》

格非，原名刘勇，1964年出生，江苏丹徒县人。1981年考入上海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毕业后留校任教，任中文系讲师（1987年）、副教授（1994年）、教授（1998年）。2000年获文学博士学位，并于同年调入清华大学中文系，现为该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讲授写作、小说叙事学、伯格曼与欧洲电影等课程。曾先后出访德国、瑞典、日本、韩国等国，作品也曾被翻译成多种语言在国外出版。

1986年，格非发表处女作《追忆乌攸先生》。1987年发表中篇小说《迷舟》，而后声名鹊起，以善于营构叙事迷宫而成为中国当代最著名的先锋作家之一。1988年，格非发表的中篇小说《褐色鸟群》，更是被视为当代中国最玄奥的一篇小说，成为后来人们谈论先锋文学必然提及的一部重要作品。

格非先后出版了长篇小说《敌人》、《边缘》、《欲望的旗帜》及《人面桃花》（第一部），中篇小说集有《迷舟》、《唿哨》、《雨季的感觉》等。1995年出版有《格非文集》（三卷）。此外，还出版有小说理论专著《小说艺术面面观》、《小说叙事研究》，文学讲稿《塞壬的歌声》，散文集《格非散文》等。

格非曾在自己作的小传里这样写道：“小说写作是我日常生活的一个重要部分，它给我带来了一个独来独往的自由空间，并给我从现实及记忆中获得的某种难以言传的经验提供了还原的可能……”

格非的写作坚韧、优雅而纯粹。他的小说曾深度参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的文学革命，他的叙事研究也曾丰富中国小说的美学肌理。他的写作既有鲜明的现代精神，又承续着古典小说传统中的灿烂和斑斓。他的叙事繁复精致，语言华美、典雅，散发着浓厚的书卷气息，这种话语风格所独具的准确和绚丽，既充分展现了汉语的伟大魅力，又及时唤醒了现代人对母语的复杂感情。

格非出版于二OO四年度的长篇小说《人面桃花》，作为这一话语理想的延伸，在重绘语言地图、解析世道人心、留存历史记忆上，都富于创造性的发现。他对这一发现的深刻表达，不仅达到了中国作家所能达到的新的艺术难度，还为求证人类的梦想及其幻灭这一普遍性的精神难题辟开了一条崭新的路径。

摘要：格非小说《人面桃花》以陆秀米追求大同理想社会,走上革命道路为主线,通过对秀米内心感情的描绘,展现了中国人在辛亥革命前后一段历史时期里的心灵矛盾和精神迷茫。本文试图通过对女主人公陆秀米随着中国革命,追寻她无法企及的大同理想世界,最终梦想幻灭这一命运悲剧故事进行探索,旨在回溯那段已经逝去的革命历史,也发掘革命背景之下的人们无法躲避时代整体性失败的悲剧命运。

关键词：《人面桃花》陆秀米大同世界命运悲剧

《人面桃花》故事梗概

光绪二十七年春，罢官回籍的陆侃突然从普济消失，不知所终。其女陆秀米开始第一次正视她所面对的这个世界。几天后，革命党人张季元以养病为名来到了普济。在秀米的眼中，张季元就是这个神秘世界的象征：他查访一个六指木匠，联络地方革命党，购运枪支，准备起义；他去过日本横滨，与母亲的关系也令人生疑。而对于张季元来说，这个他暗中渴慕的美貌少女的存在使他对革命的信念产生了动摇。两人之间的情感于暗中滋生并迅速成长，但随着革命党的被剿灭，特别是张季元猝死而告终。

秀米于出嫁途中遭遇土匪绑票，被劫至偏野小村花家舍的一处湖心小岛上。但同一时间，土匪云集花家舍亦在酝酿着一场重大事变。在岛上，秀米从一名尼姑韩六的口中得知了花家舍的所有秘密。她对父亲在普济建立桃花源的疯狂举动似有所悟，而阅读张季元留下来的一本日记，也使她了解了革命党人创立大同世界的真正动机。随着土匪头领们一个个神秘死亡，花家舍这个“人间仙境”于一夜间变成一堆瓦砾，而暗中活动的革命党人六指木匠则控制了局面，并收编土匪于第二年发动起义，攻打府州梅城。起义失败后，秀米被送往日本。

几年之后，陆秀米受革命党人指派从日本带着年幼的孩子返回普济，联络地方豪强，进行革命准备，并建立普济学堂。在当地人的眼中，秀米已经变成了与父亲一样的“疯子”。她的革命蓝图中混杂了父亲对于桃花源的梦想，张季元的“大同世界”，当然还有花家舍的土匪实践，带有强烈的乌托邦色彩。在清兵的一次围剿中，秀米被捕并押解至梅城，她的孩子也于乱中被杀。就在秀米被清廷处死的前夕，辛亥革命爆发。秀米被关押一年半后获释，回到普济，最后在平淡的生活中逝去。

《人面桃花》[1]就是这样一个叫人又痛又牵挂的故事。桃花的意象撑起了整个故事的历史寓意，既讲它的转瞬之美，也讲它的生生不息。桃花既是去年今日此门中的女子，也是此刻依旧笑春风的自然，更是众人寻觅的世外桃源。

这故事写的是一个乌托邦，一个桃花源。不仅写这桃花源的缤纷梦想，更写那做梦的痴人疯子，写他们的狂野和矛盾，还有梦想的幻灭，鲜血洒了，头颅抛了，虽没看见遍地开花，但信念恒存。初看是儿女情长，结果却是大开大阖的历史、牺牲与反省。也就是说，桃花虽美，它不是永远开着；飘落的过程虽美，总是落到了泥里面；花泥虽烂，但明春就有了开花的可能。

本文就是基于对女主人公陆秀米追寻她无法企及的梦,即追寻她的爱情和她大同世界的理想,最终梦想幻灭这一命运悲剧故事进行探索,旨在回溯那段已经逝去的革命历史,也发掘辛亥革命历史背景之下,革命志士陷于心灵矛盾和精神迷茫中,却又始终无法躲避时代整体性失败的悲剧命运。

大同革命思想的萌芽

小说开篇即以十五岁的秀米羞觉初潮、神思恍惚中回忆、思忖着父亲发疯、离家出走、不知所终的情节，暗喻当时中国社会内忧外困的混乱局面，而中年男子、号称“表哥”的革命党人张季元借住秀米家，遂牵惹出秀米母亲、秀米与“表哥”之间的性爱故事。小说开篇笔调于琐碎凌乱、恍惚如谜中，别透出一种乱世中的凄凉落寞、荒谬无奈。

秀米的父亲深受中国传统儒家文化的熏陶。遭贬回乡之后产生了归隐田园、创建几千年以来文人仕子共同向往的世外桃源的美好愿望。他要将陶渊明的桃源梦化为现实,是一种中国固有的大同世界理想。这种思想或多或少都无形的在秀米的脑海里植下根子。

然而，真正对秀米大同革命思想萌芽起关键作用的还是其“表哥”张季元。张季元在秀米父亲发疯离家出走后来到秀米家中，在与秀米母亲私幽过程中，也与秀米产生了暧昧。秀米对张季元的爱慕情感,使她开始参悟这个未知的世界。虽然张季元在革命党被剿灭后猝死,但是他留在陆家的日记本不但让秀米彻底了解了张季元的革命理想,还使秀米更加肯定了他们于暗中滋生并迅速成长的爱情。从秀米陷于张季元猝死的伤心欲绝中开始,她的心已经随着张季元一同死去,她的躯体似乎已经不再是她自己的。所以她对自己的婚事漠不关心；当她在结婚的路上被土匪劫持能镇定自若,当她被强奸后想到张季元已经不在人世,甚至怨恨起他来。这是革命中无望的爱情,而爱情是改变一个女人的最佳的契机。对张季元的爱恋使她带有几分自觉地肩负起了实现张季元理想的念头,唯有在追逐他理想的过程中秀米才能感受到自己还在爱与被爱着。与其说秀米之后在普济开办的“普济学堂”是被革命巨浪裹胁进去的疯狂想法,还不如说其中也有几分为了追寻她所爱的人的脚步而带有的自觉成分。

然而秀米始终是动荡社会背景下的一个小人物。她悲剧的命运并不仅仅体现在她追求革命理想的失败,还表现在她无法掌握自己的命运,只能随时代扬起的汹涌洪波来展开自己的生活。同时秀米与身具有的探知外在世界的好奇心、渴望轰轰烈烈生活并慷慨悲壮死去的狂野内心,使她这个只断断续续读了几天私塾,从未见过世面的乡村少女,具有了一股勇往直前面对人生的勇气。在秀米的内心深处,一直充满了叛逆,一直期待着奇迹的发生。所以,她能从容地与花家舍的土匪周旋,忍受土匪的欺凌。又能在花家舍惨烈争斗之后逃生,还远赴日本留学、重返普济,演绎一场惊天动地的乡村革命。

在送亲路上被绑架到花家舍是秀米悲剧命运的正式上演。虽然她只是作为一个柔弱的受害者在花家舍附近的小岛上居住着,并没有直接地参与到花家舍的生活、兴亡之中,花家舍兴建和灭亡的历史都是她通过“看”和“听”得来的。但是她的所见所闻无疑加深了她从父亲、张季元那里接触到的大同理想社会的认识。尤其在王观澄被杀害的当天,秀米做的那个离奇的梦中,王观澄说花家舍迟早要变成废墟,但是秀米命中注定会继续他的事业。这无疑是对秀米命运的一次点拨,为她之后建立普济学堂走向革命道路起到关键的决定作用。

大同革命思想的实践与失败

花家舍的毁灭源于其土匪的内讧，在花家舍毁灭之后,秀米作为人质的囚禁生涯戛然而止。作者将秀米远赴日本的过程一笔带过,径直讲述她已经成为一个成熟的革命党人回到普济。此时的秀米努力将儿女私情抛在脑后,成为一个随时准备为理想献身的革命志士。她心中的梦想就是把所有的人都变成一样的,不仅生活一样,连心中所想都一样,从而使每一个人都享用共同和善幸福的大同世界。这个图景看起来很诱人,事实上毫无实现的可能。因为它企图在落后的自然经济基础上实现大同,违背了历史发展的规律,陷入了空想境地。同时她“忽略了人是一种有限的个体存在,抹杀这种个体的差异性、特殊性,无视个体与个体之间的细微不同,势必使一切变为泡影” [2]。

更何况秀米组织成立“普济地方自治会”,创办“普济学堂”,身边聚集的一帮人马都是一些不三不四的混混以及乞丐、陌生人。在一个把“革命”理解成“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你想打谁的耳光就打谁的耳光,想跟谁睡觉就跟谁睡觉”,或者认为“革命就是杀人,和杀猪的手艺按说也差不了多少,都是那白刀子进,红刀子出的勾当”愚昧无知的人群中,没有组织、发动和武装群众的工作如何奢谈“革命”?又如何能使桃源梦想得以实现?在革命实践失败之前,秀米的脸上又增加了悲哀的神色,她已经开始认识到自己的所有努力也将会成为泡影。面对自己的结论她不禁显得惊慌失措,惴惴不安地观望、等待着革命的去所。她之所以继续做事,也只是为了忘记那些伤心的记忆,为她过去的情感做力所能及的祭奠。这种毫无目的、毫无希望的理想,是一种多么沉痛的悲剧!更让人感到悲哀的是, “革命同志”为了加官晋爵和骗取她的家财而出卖了她，摧毁了秀米用尽一切代价聚集的革命力量。最终以她的亲骨肉小东西惨死于清兵乱枪之下,自己被打入深牢这一幕惨剧终结了她的大同之梦。直到出卖她的“同志”成了革命新贵,她才被释放出狱。

陆侃、张季元、王观澄、陆秀米等这些思想启蒙者在追求乌托邦理想的过程中，都单纯地将理想等同于现实，从而产生了错位，遭受失败的结局：陆侃砍柳植桃，下决心修筑连接家家户户的长廊，要把普济变成晋代的武陵源；张季元组织反清的“镂蛤会”，为实现“天下大同”而奔走革命，为乌托邦理想注入了现代意义；张季元死后，秀米出嫁，途中被土匪劫持，没想到匪窝竟是总揽把王观澄精心构建的一个世外桃源—她父亲的设想竟然在这里得到了实现，而它最终却毁灭于土匪的内讧；秀米从日本回到家乡普济后实施变革的蓝图就是混合了父亲陆侃、张季元的理想和花家舍的模式。而这次革命最终也以失败结束，秀米也被革命的“同志”出卖人狱。

他们的失败和“疯狂”都来自于乌托邦理想与现实发生“断裂”造成的“错位”。无论王观澄等土匪还是张季元、陆秀米这些革命党人，他们的心理上都存在着对革命的困惑。当秀米不得不将自己交给革命，而她却只能从一个口风很紧的信差那里接受革命的任务时，她感觉“自己就是一个娱蚁，而且被他人施了法术，镇在雷峰塔下……”失败的感觉，被异化的感觉，革命内部的分歧与争斗、出卖终于使得他们离最初的“革命”越来越远。

与此同时，革命所要拯救的对象、革命的主体力量——民众对革命更是充满了困惑与误解：他们宁愿守着贫穷，也不愿意过乱世的生活。在民众的眼里：“革命就是杀人，和杀猪的手艺按说也差不了多少，都是那白刀子进，红刀子出的勾当”。在这样的情形下，革命只能经历一次又一次的失败，革命的意义也在一次次的失败中被逐步瓦解。

悲剧就是把个体无望的痛苦和毁灭借助心灵的强烈震撼表现出来。作者要借助秀米美好的生命随着时代的洪流卷入中国近代的历史悲剧,来写出个人脆弱的心灵在时代的混乱之中承受的巨大痛苦折磨。而历史却不顾个人的悲喜,依然以其强大的趋势推演向前。个人的力量在历史中仅是沧海一粟,显得多么的微不足道。秀米身处在中国晚清这样一个悲剧时代,外来入侵势力和几千年文化形成的封建思想,迫使革命精神长期在一种绝望的野蛮形式中生存。经受这一形式的奴役之后,秀米传奇的生涯就与家庭及乡村文化的崩溃相联系,与历史的动荡、激进革命的失败相关联,随着中国革命经历着悲剧的命运。

失败后的心灵感悟

当她回到“物是人非”的普济自己的家，当她流下第一滴眼泪，当她坐在五岁时就因为自己而死去的儿子的坟前，那样一种“人面不知何处去”的幻灭感、沧桑感在她心头升起，她终于意识到“她不是革命家，不是那个梦想中寻找桃花源的父亲的化身，也不是那个在横滨木屋前眺望大海的少女，而是行走在黎明的村舍间，在摇篮里熟睡的婴儿”。于是选择了以“禁语”来面对她之后的人生。“禁语”暗示着她在对自我内心进行审视和惩罚。此时此刻,回想起曾经有过的革命理想是那么的虚无和不堪一击。秀米继承了父亲、张纪元、王观澄等人想要建立桃花源、大同世界的理想。虽然她付出了所有的努力,但是她不仅没有将这一美好愿望实现,还被社会现实逼迫,不断遭遇失败,不断走向社会所不能接受的反面。的确,大同愿望仅存在于当时很少一部分人的思想意识中。秀米等人企图通过自己微薄的力量消除世间丑恶,建立美好无忧的大同世界；想以一己的安宁、善良取代社会的动荡不安,让深沉的宁静改善世道、安顿人心这种理想主义,违背了历史潮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