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 评论

王安石（1021年12月18日－1086年5月21日），字介甫，号半山，汉族，临川（今江西抚州市临川区）人，北宋著名的思想家、政治家、文学家、改革家。

庆历二年（1042年），王安石进士及第，历任扬州签判、鄞县知县、舒州通判等职，政绩显著。熙宁二年（1069年），任参知政事，次年拜相，主持变法。因守旧派反对，熙宁七年（1074年）罢相。一年后，宋神宗再次起用，旋又罢相，退居江宁。元祐元年（1086年），保守派得势，新法皆废，郁然病逝于钟山（今江苏南京），谥号“文”，故世称王文公。

王安石潜心研究经学，著书立说，被誉为“通儒”，创“荆公新学”，促进宋代疑经变古学风的形成。哲学上，用“五行说”阐述宇宙生成，丰富和发展了中国古朴素唯物主义思想；其哲学命题“新故相除”，把中国古代辩证法推到一个新的高度。

王安石在文学中具有突出成就。其散文论点鲜明、逻辑严密，有很强的说服力，充分发挥了古文的实际功用；短文简洁峻切、短小精悍，名列“唐宋八大家”。其诗“学杜得其瘦硬”，擅长于说理与修辞，晚年诗风含蓄深沉、深婉不迫，以丰神远韵的风格在北宋诗坛自成一家，世称 “王荆公体”。有《王临川集》、《临川集拾遗》等存世。

少年英才

宋真宗天禧五年（1021年），王安石出生于临川（今抚州市临川区），父亲王益，时任临川军判官。 王安石自幼聪颖，酷爱读书，过目不忘，下笔成文。稍长，跟随父亲宦游各地，接触现实，体验民间疾苦。文章立论高深奇丽，旁证博引，始有移风易俗之志。

宋仁宗景佑四年（1037年），王安石随父入京，以文结识好友曾巩，曾巩向欧阳修推荐其文，大获赞赏。宋仁宗庆历二年（1042年），登杨镇榜进士第四名，授淮南节度判官。任满后，王安石放弃了京试入馆阁的机会，调为鄞县知县。王安石在任四年，兴修水利、扩办学校，初显政绩。

皇祐三年（1051），王安石任舒州通判，勤政爱民，治绩斐然。宰相文彦博以王安石恬淡名利、遵纪守道向宋仁宗举荐，请求朝廷褒奖以激励风俗，王安石以不想激起越级提拔之风为由拒绝。欧阳修举荐为谏官，王安石以祖母年高推辞。欧阳修又以王安石须俸禄养家为由，任命他为群牧判官。不久王安石出任常州知州，得与周敦颐相知，声誉日隆。

陈说政事

嘉佑三年（1058年），调为度支判官，王安石进京述职，作长达万言的《上仁宗皇帝言事书》，系统地提出了变法主张。在此次上疏中，王安石总结了自己多年的地方官经历，指出国家积弱积贫的现实：经济困窘、社会风气败坏、国防安全堪忧，认为症结的根源在于为政者不懂得法度，解决的根本途径在于效法古圣先贤之道、改革制度，进而提出了自己的人才政策和方案的基本设想，建议朝廷改革取士、重视人才。

王安石主张对宋初以来的法度进行全盘改革，革除宋朝存在的积弊，扭转积贫积弱的局势。并以晋武帝司马炎、唐玄宗李隆基等人只图“逸豫”，不求改革，终至覆灭的事实为例，要求立即实现对法度的变革。但宋仁宗并未采纳王安石的变法主张。

恳辞入朝

此后，朝廷多次委任王安石以馆阁之职，均固辞不就。士大夫们以为王安石无意功名，不求仕途，遗憾无缘结识；朝廷屡次想委以重任，都担心王安石不愿出仕。[24] 朝廷任命王安石与人同修《起居注》，王安石辞谢多次才接受。不久王安石任职集贤院，知制诰，审查京城刑狱案件，朝众士大夫都引为盛事。

王安石在京任职期间，朝廷规定舍人院不得申请删改诏书文字，王安石认为立法不该如此，据理力争，得罪了王公大臣。嘉祐八年（1063年），王安石母亲病逝，遂辞官回江宁守丧。

宋英宗继位后（1063年—1066年），屡次征召赴京任职，王安石均以服母丧和有病为由，拒绝入朝。

越次入对

治平四年（1067年），宋神宗即位，因久慕王安石之名，起用为江宁知府，旋即诏为翰林学士兼侍讲，从此王安石深得神宗器重。

熙宁元年（1068年）四月，宋神宗为摆脱宋王朝所面临的政治、经济危机以及辽、西夏不断侵扰的困境，召见王安石。王安石提出“治国之道，首先要确定革新方法”；勉励神宗效法尧舜，简明法制。神宗认同王安石的相关主张，要求其尽心辅佐，共同完成这一任务。

王安石随后上《本朝百年无事札子》，阐释宋初百余年间太平无事的情况与原因，指出当时危机四伏的社会问题，期望神宗在政治上有所建树，认为“大有为之时，正在今日”。

熙宁变法

王安石熙宁二年（1069年），宋神宗任命王安石为参知政事，王安石提出当务之急在于改变风俗、确立法度，提议变法，神宗赞同。为指导变法的实施，设立制置三司条例司，由王安石和陈升之共同掌管。王安石委任吕惠卿承担条例司的日常事务，派遣提举官四十多人，颁行新法。

熙宁三年（1070年），王安石任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位同宰相，在全国范围内推行新法，开始大规模的改革运动。所行新法在财政方面有均输法、青苗法、市易法、免役法、方田均税法、农田水利法；在军事方面有置将法、保甲法、保马法等。

熙宁四年（1071年），颁布改革科举制度法令，废除诗赋词章取士的旧制，恢复以《春秋》，三传明经取士。同年秋，实行太学三舍法制度。

新旧党争

变法伊始，王安石对神宗提出奸佞之论，建议神宗要辨别小人并加以惩处。新法颁布后，王安石擢拔浦城、吕惠卿、章惇、蔡确等多人，参与变法的实施。

王安石变法的目的在于富国强兵，借以扭转北宋积贫积弱的局势。然而变法触犯了保守派的利益，遭到保守派的反对。法令颁行不足一年，围绕变法，拥护与反对两派就展开了激烈的论辩及斗争。

御史中丞吕诲控诉王安石变法十大过失,，神宗贬为地方官，王安石举荐吕公著代替

其职。韩琦上疏规劝神宗停止青苗法，在反对派的巨大压力下，神宗打算同意，执政曾公亮、陈升之等乘机附和，王安石虽多方辩驳，神宗仍然认为应听取各方面的建议。随后，王安石称病在家，继而请求辞官归隐。韩绛等规劝，神宗挽留王安石，王安石遂陈数朝廷内外诸官互相依附勾结的情况，进言神宗要不畏流俗，心怀天下。

御史刘述、刘琦、钱岂页、孙昌龄、王子韶、程颢、张戬、陈襄、陈荐、谢景温、杨绘、刘挚,，谏官范纯仁、李常、孙觉、胡宗愈都因为与王安石意见不合,，相继离开朝廷。王安石很快提升秀州推官李定任御史。知制诰宋敏求、李大临，御史林旦、薛昌朝、范育弹劾李定违背孝道, 皆被罢出朝廷。其后，吕惠卿因父亲去世离开朝廷，王安石便对曾布委以重任，对他非常信任。

熙宁三年（1070年），司马光三次写信给王安石（《与王介甫书》），列举实施新法弊端，要求王安石废弃新法，恢复旧制。王安石回信（《答司马谏议书》），对司马光的指责逐一反驳，并批评士大夫阶层的因循守旧，表明坚持变法的决心。随后神宗欲起用司马光任枢密副使,，司马光趁机复议废止新法，神宗没答应，司马光遂辞职离京。

熙宁四年（1071年），开封百姓为逃避保甲,，出现自断手腕现象，知府韩维报告朝廷，王安石认为施行新政，士大夫尚且争议纷纷，百姓更容易受到蛊惑。神宗则认为应听取百姓之言。

罢相始末

熙宁七年（1074年）春，天下大旱，饥民流离失所,，群臣诉说免行钱之害，神宗满面愁容，欲罢除不好的法令。王安石认为天灾即使尧舜时代也无法避免，派人治理即可。监安上门郑侠反对变法，绘制流民旱灾困苦图献给神宗，并上疏论新法过失，力谏罢相王安石。

同年四月，慈圣和宣仁两位太后亦向神宗哭诉“王安石乱天下”。宋神宗对变法也产生了怀疑，罢免了王安石的宰相职务,，改任观文殿大学士、知江宁府，从礼部侍郎超九转而为吏部尚书。

王安石罢相后，奏请皇帝让吕惠卿任参知政事，又要求召韩绛代替自己，二人坚持王安石制定的成法。吕惠卿掌握大权后，担心王安石回朝，借办理郑侠案件的机会陷害王安石的弟弟王安国，又兴起李士宁案件来倾覆王安石。韩绛觉察到吕惠卿的用意,，秘密奏请召回王安石。

熙宁八年（1075年）二月,，王安石再次拜相。同年，王安石《三经义》写成，加封为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吕惠卿外调为陈州知州。王安石复相后得不到更多支持，加上变法派内部分裂严重，新法很难继续推行下去。

熙宁九年（1076年），王安石多次托病请求离职，同年长子王雱病故。十月，王安石辞去宰相，外调镇南军节度使、同平章事、判江宁府。次年，改任集禧观使,，封舒国公。

元丰二年（1079年），再次被任命为左仆射、观文殿大学士，改封荆国公。

病逝江宁

元丰八年（1085年），神宗去世，宋哲宗赵煦即位，改元元祐，太皇太后高氏垂帘听政。高太后在神宗时就强烈反对变法，听政后立即起用司马光为相，司马光提出“以母改子”，全面废除新法（史称“元祐更化”）。

元祐元年（1086年）四月，王安石病逝，葬于江宁半山园，谥号“文”。

文学成就

从文学角度总观王安石的作品，无论诗、文、词都有杰出的成就。北宋中期开展的诗文革新运动，在他手中得到了有力推动，对扫除宋初风靡一时的浮华余风作出了贡献。但是，王安石的文学主张，却过于强调“实用”，对艺术形式的作用往往估计不足。他的不少诗文，又常常表现得议论说理成分过重，瘦硬而缺少形象性和韵味。还有一些诗篇，论禅说佛理，晦涩干枯，但不失大家风范。

散文

王安石为了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把文学创作和政治活动密切地联系起来，强调文学的作用首先在于为社会服务，强调文章的现实功能和社会效果，主张文道合一。他的散文大致贯彻了他的文学主张，揭露时弊、反映社会矛盾，具有较浓厚的政治色彩。

王安石的论说文，针对时政或社会问题，观点鲜明，分析深刻，长篇则横铺而不力单，短篇则纡折而不味薄，阐述政治见解与主张，结构谨严，说理透彻，语言朴素精练，具有较强的概括性与逻辑力量，为推动变法和巩固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的成果起了积极的作用。

王安石的短文，直陈己见，简洁峻切，短小精悍，形成了“瘦硬通神”的独特风貌，如史论《读孟尝君传》，全文不足百字，然而层次分明，议论周密，词气凌厉而贯注，势如破竹，具有不容置辩的逻辑力量。还有一部分山水游记散文，简洁明快而省力，亦记游，亦说理。

诗歌

主词条：王荆公体

王安石的诗歌，大致可以以熙宁九年（1076年）王安石第二次罢相为界分为两个阶段，在内容和风格上有较明显的区别。前期创作主要是“不平则鸣”，注重社会现实，反映下层人民的痛苦，倾向性十分鲜明，风格直截刻露；晚年退出政坛后，心情渐趋平淡，大量的写景诗、咏物诗取代了前期政治诗的位置。后期创作“穷而后工”，致力于追求诗歌艺术，重炼意和修辞，下字工、用事切、对偶精，含蓄深沉、深婉不迫，以丰神远韵的风格在当时诗坛上自成一家，世称 “王荆公体”。

词

王安石的词，今存约二十余首，大致可分为抒写情志和阐释佛理两类，“瘦削雅素，一洗五代旧习”。其抒情词作，写物咏怀，多选空阔苍茫、淡远纯朴的形象，营造出一个士大夫文人特有的情致世界。《桂枝香·金陵怀古》一词，豪纵沉郁，同范仲淹的《渔家傲·塞下秋来风景异》一词，共开豪放词之先声，给后来词坛以良好的影响。

人物评价

韩琦：安石为翰林学士则有余，处辅弼之地则不可。

唐介：安石好学而泥古，故论议迂阔，若使为政，必多所变更。安石果用，天下必困扰。

曾巩：巩之友有王安石者，文甚古，行称其文。

司马光：人言安石奸邪，则毁之太过；但不晓事，又执拗耳。

黄庭坚：余尝熟观其（王安石）风度，真视富贵如浮云，不溺于财利酒色，一世之伟人也。

杨时：今日之祸（金人围京城，勤王之兵四集），实安石有以启之。

朱熹：以文章节行高一世，而尤以道德经济为己任....（然）卒之群奸嗣虐，流毒四海，至于崇宁、宣和之际，而祸乱极矣。

朱光庭：昔王安石当国，惟以破坏祖宗法度为事，每于言路，多置私人，持宠养交，寖成大弊。

严有禧：惟王莽、王安石、贾似道三人力任为必可行，而皆以扰民致乱。

崔鶠：除异己之人，著《三经》之说以取士，天下靡然雷同，陵夷至于大乱。

罗大经：国家一统之业，其合而遂裂者，王安石之罪也。

梁启超：如果要在尧舜禹（三代）之后寻找一个完美的人，那么王安石是可以胜任的。[82]

列宁：王安石是中国十一世纪时的改革家，实行土地国有未成。[83]

毛泽东：（王安石）可谓有专门之学者矣，而卒以败者，无通识，并不周知社会之故，而行不适之策也。[84]

黄仁宇：王安石能在今日引起中外学者的兴趣，端在他的经济思想和我们的眼光接近。他的所谓“新法”，要不外将财政税收大规模的商业化。他与司马光争论时，提出“不加赋而国用足”的理论，其方针乃是先用官僚资本刺激商品的生产与流通。如果经济的额量扩大，则税率不变，国库的总收入仍可以增加。这也是现代国家理财者所共信的原则，只是执行于11世纪的北宋，则不合实际。[85]

轶事典故编辑拗相公

明末冯梦龙纂辑的《警世通言》，有《拗相公饮恨半山堂》，写王安石变法失败的事。王安石告老还乡时，沿途所见所闻，都是百姓对变法的不满和怨愤，因之抑郁、悔恨而逝。文中写道：“因他性子执拗，佛菩萨也劝他不转，人皆呼为‘拗相公’。”

三不足

“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这话并不是王安石所说，却符合他的思想，因此，一般都将它归到王安石名下。“天变不足畏”指的是对自然界的灾异不必畏惧；“祖宗不足法”是指对前人制定的法规制度不应盲目效法，“人言不足恤”指的是对流言蜚语无需顾虑。后世对这三句话多加褒奖，认为它表达了一位改革家无所畏惧的精神态度。王安石正是以这种精神毅力来顶住一切压力、排除一切阻力，坚定不移推行新法的。

清廉朴素

王安石做宰相的时候，儿媳妇家的亲戚萧公子到了京城，就去拜访了王安石，王安石邀请他吃饭。第二天，萧氏子穿盛装前往，料想王安石一定会用盛宴招待他。过了中午，他觉得很饿，可是又不敢就这样离开。又过了很久，王安石才下令入座，菜肴都没准备。萧公子心里觉得很奇怪，喝了几杯酒，才上了两块胡饼，再上了四份切成块的肉，上饭后，旁边只安置了菜羹罢了。萧氏子很骄横放纵，只吃胡饼中间的一小部分，把四边都留下。王安石就把剩下的饼拿过来吃了，那个萧公子很惭愧地告辞了。

不迩声色

王安石任知制诰时，王安石的妻子吴氏，给王安石置一妾。那女子前去伺候王安石，王安石问：“你是谁？”女子说自己是“家欠官债、被迫卖身”而来。王安石听罢，不仅没收她为妾，还送钱给她，帮助她还清官债。

有人告诉王安石的夫人，说她丈夫喜欢吃鹿肉丝。在吃饭时他不吃别的菜，只把那盘鹿肉丝吃光了。夫人问，你们把鹿肉丝摆在了什么地方？大家说，摆在他正前面。夫人第二天把菜的位置调换了一下，鹿肉丝放得离他最远。结果，人们才发现，王安石只吃离他近的菜，桌子上照常摆着鹿肉丝，他竟完全不知道。

千锤百炼

王安石作《泊船瓜洲》（京口瓜洲一水间，钟山只隔数重山。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第三句最初写作“春风又到江南岸”，觉得不好，后来改为“过”字，读了几遍，又嫌不好；又改为“入”字，然后又改为“满”字，换了十多个字，最后才确定为“绿”字： “春风又绿江南岸”。

囚首丧面

王安石不注意自己的饮食和仪表，衣裳肮脏，须发纷乱，仪表邋遢，王安石的这些恶习众所周知。苏洵曾经描述王安石说：“衣臣虏之衣，食犬惫之食”，“囚首丧面而谈诗书”。庆历五年（1045年）三月，韩琦任扬州知府，王安石为签判，成了韩琦的幕僚。王安石经常通宵达旦地读书，因此当差的时候时多来不及洗漱装扮。韩琦以为王安石夜夜寻欢作乐，就劝他不可荒废读书。王安石也不辩解，只是说韩公不能知我，后来韩琦才发现王安石非常有才华。

王安石逸事

林语堂

王安石是个怪人，思想人品都异乎寻常。学生时代很勤勉，除去语言学极糟糕之外，还算得上是个好学者，当然是宋朝一个主要的诗人。不幸的是，徒有基督救世之心，而无圆通机智处人治事之术，除去与他自己本人之外，与天下人无可以相处。

毫无疑问，他又是一个不实际的理想主义者。倘若我们说理想主义者是指的不注意自己的饮食和仪表的人，王安石正好就是这等人。王安石的衣裳肮脏，须发纷乱，仪表邋遢，他是以此等恶习为众所周知的。苏洵在《辩奸论》那篇文章里刻画王安石说：“衣臣虏之衣，食犬彘之食。”又说他“囚首丧面而谈诗书。”王安石是否喜欢以这样特点异乎常人，我们无从知道，但是一个人把精力完全倾注在内在的思想上，自然会忽略了他的外表，这话倒不难相信。有一个故事流传下来，说他从来不换他的长袍。一天，几个朋友同他到一个寺院里的澡堂会。在他由浴池出来之前，朋友们特意偷偷的在外头留一件干净的长袍，用以测验他是否知道衣裳已经被换了。王安石洗完出来，把那件新袍子穿上，朋友动了手脚，他完全不知道。不管怎么样，他总是身上穿了件衣裳就行了。

又有一天，朋友们告诉王安石的胖太太，说她丈夫爱吃鹿肉丝。

胖太太大感意外，她说：“我不相信。他向来不注意吃什么。他怎么会突然爱吃鹿肉丝了呢？你们怎么会这样想？”

大家说：“在吃饭时他不吃别的盘子里的菜，只把那盘鹿肉丝吃光了，所以我们才知道。”

太太问：“你们把鹿肉丝摆在了什么地方？”

大家说：“摆在他正前面。”

太太明白了，向众人说：“我告诉你们。明天你们把别的菜摆在他前面，看会怎么样？”

朋友们第二天把菜的位置调换了，把鹿肉丝放得离他最远，大家留意他吃什么。王安石开始吃靠近他的菜，桌子上照常摆了鹿肉，他竟然完全不知道。

还有一个故事说王安石在扬州太守幕府时，他彻夜读书。那时的太守是韩琦，他后来做了宰相。王安石总是苦读通宵，天将黎明之时才在椅子中打盹。等睡醒时，已然晚了，来不及洗脸梳头发，便连忙跑到办公室上班。韩琦一看他那副样子，以为他彻夜纵情声色，就向他劝导几句。

韩琦说：“老弟，我劝你趁着年轻，多用功念点儿书吧。”

王安石立在那儿未做分辩。在去职之时，他告诉朋友说韩琦不赏识他。后来，王安石的学者名气日大，韩琦对他的看法也有了改变，也愿把他看作自己的属下，王安石却很恼怒。事情赶巧是，王安石在京师接受朝廷一项高位那一年，正好韩琦罢相。王安石记日记甚勤，竟写了七十巨册，他曾有这样批评韩琦的话：“韩琦别无长处，惟面目姣好耳。”

但是王安石这个怪人，除去邋遢的外表之外，尚有不止此者。在他得势之前大约二十年之中，他之所以使人谈论者，是他屡次谢绝朝廷的提升。这倒很难相信他之如此是纯系沽名钓誉之意，因为从他二十一岁考中进士，到他四十六岁得势——那是他壮年最活跃的时期，共二十五年——他一直谢绝任命，宁愿在一个偏远的省份当一小吏。那是仁宗在位之时，国家太平，才俊之士咸荟萃于京都。王安石越谢绝朝廷授予高位之意，他的声誉越高。最后，朝廷上的官员皆急欲一睹此人的真面目。此时因为他除去以文章出名之外，他位居太守，治绩斐然，行政才干之优，堪称能吏。他建堤筑堰，改革学校，创农民贷款法，把他的新社会理想，实施了数项。政绩确实不错，也深得百姓爱戴。他对入朝为官的引诱一直视若无睹，直到仁宗嘉佑五年（1060），朝廷任命他为三司度支判官，他才来到京师。

（选自林语堂《苏东坡传》第七章，题目为编者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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