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点：中国高通胀的真正原因中国高层暗示将用人民币升值抗通胀

观点：中国高通胀的真正原因

中国决策者过去一年半的种种行为都似乎表明，他们可在经济继续以8%甚至更高速度增长的同时，轻易解决通货膨胀问题。如今他们开始意识到，这个问题比预想得更为严重，但却仍对经济过热的根源存在误解。其实，真正的原因在于过去两年中国大幅增加货币供应，这些供应目前仍在不断向实体经济渗透。
上周五发布的经济数据显示，3月份消费者价格指数(CPI)同比上升5.4%，为三年来最高升幅。由于中国政府在为过热的经济降温方面出手太慢，通胀率尚未达到峰值。这里的出手太慢意味着，除非决策者让中国GDP的实际增长率大幅降至近年来的一般增速以下，否则中国就可能面临通胀失控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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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个月，中国总理温家宝在北京出席一次新闻发布会。

中国决策者倾向于把通胀原因归咎为供应方面的因素，如造成粮食短缺的恶劣天气等。但真正的原因在于北京方面为应对2008年末中国陷入经济衰退而出台的经济刺激方案。广义货币供应量的增长在2009年和2010年上半年占GDP的比重接近40%，远远高于2003年占比27%的峰值。
中国政府增加货币供应量的做法无疑提振了经济增长。中国经济于2009年春天开始了强劲复苏，但仅在几个季度内就开始变得过热。到2009年中期，通胀开始在各个领域加速。消费品价格、房价和工资全都开始以更高的速度增长。以此来看，很难说中国的通胀不是一种货币现象。
货币供应过多带来的种种危害正在逐一显现。中国可能正处于一种恶性的工资-通胀螺旋式上升的边缘，而这种形式的上升可能不利于当局对经济的控制。3月份实际通胀率很可能高于官方通报的5.4%，这也是当前中国政府忙不迭地实行紧缩政策的原因。尽管如此，它的行动还是开始得太晚了。通胀率一年多来不断上升，而实际存款利率在有关当局开始真正退出货币刺激政策之前，已有近一年都为负值。为了理解政策反应滞后对经济增长意味着什么，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追踪在商业周期的不同阶段货币供应对通胀水平的推动作用。如果一国的实际产出超过其潜在产出，这个国家就会出现经济过热，通货膨胀也会开始抬头。对潜在产出的定义可以一定水平的闲置生产能力为依据。只要产出和价格之间存在相互推动、交替上升的现象，基本上就可以说，一定有某些生产能力被闲置。一个经济体越是不断接近其有限资源被完全利用的水平，就有越来越多的商品通过提价的方式来把那些未经利用的资源投入生产。
2008年末和2009年初，中国就曾出现过闲置生产能力，这是由于以前维持中国工厂满负荷运转的外部需求突然大幅减少，中国经济随即陷入衰退，实际产出低于潜在产出，年均通胀率的升幅迅速放缓，并在2009年初变为负值。然而到2009年中期，中国经济增长开始强劲反弹，闲置生产能力也开始被完全利用，出现了过多的人民币追逐过少的产品和服务的现象。到2009年秋季，实际产出水平已经超过了经济潜能，并一直延续至今。如果在那时中国政府就开始收紧政策，通胀问题不会失控到今天这个地步。
好消息是，近来中国政府做出的紧缩努力可能已开始初见成效。广义货币供应(M2)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看清最近的趋势。按每季度的年化统计数据来看，中国的广义货币供应从去年10月高达28.5%的增长率已放慢至今年3月的8.4%。上周五，中国第一次发布了有关GDP季度实际增长率的统计数据。数据显示，中国实际GDP增长率从去年第四季度的2.4%减缓至今年第一季度的2.1%。宏观经济预测顾问公司Lombard Street Research对中国GDP季度实际增长率做了自己的估测，结果表明，官方数据可能对今年第一季度经济增长放缓的程度有所淡化。
中国政府似乎有很大的决心，一定要赢得抗通胀斗争的胜利。另外，决策者也表现出，他们知道中国的增长模式需摆脱过去那种信贷推动的投资热，并且知道这种模式的转变意味着改变中国经济的内在结构，放慢经济增长速度。但问题是，面对经济增速大大放缓以及随之而来的社会和政治问题，中国准备好了吗？

中国高层暗示将用人民币升值抗通胀

中国高层领导人发表的一些官方言论似乎承认华盛顿和其他方面长期以来的一个观点：人民币升值或许有助于抑制中国不断加剧的通货膨胀，这类言论引发人们猜测人民币将更快升值。
美国官员和很多经济学家都曾说，人为压低人民币汇率在提振中国出口的同时，最终也会损害本国利益，因为它会由于出口利润泛滥于国内经济等原因加剧通货膨胀。
一些分析人士相信，中国官员近几天在数据显示通胀加剧的情况下发表的言论，暗示他们对上述观点有了更深的认同。总理温家宝在国务院上周一次会议上，把提高人民币汇率“灵活性”列为政府为控制物价应当更好利用的多种工具之一。此前也有级别比他低的官员说过这样的话，但温家宝的言论对于一位高层领导人来说是不寻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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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总理温家宝，此图摄于2010年。上周，温家宝把提高人民币汇率“灵活性”列为了政府为控制物价应当更好利用的多种工具之一。

不过济学家说，北京措辞的改变虽然意义重大，却不太可能带来人民币汇率的大幅上升。
伦敦公司Capital Economics资深中国经济学家威廉姆斯(Mark Williams)在周二一份报告中以官方言论为依据说，中国似乎正在接近于为抗通胀而允许汇率更快升值。但威廉姆斯预计，今年年末人民币将在1美元兑6.20元人民币左右，较当前升值幅度约为5.25%。这意味着人民币升值速度只是略有加快。
周三上海市场，人民币收于1美元兑6.5255元人民币，创下纪录高点，但自去年6月份北京解除人民币与美元维持近两年的挂钩以来，升值幅度只有4.6%。算下来每个月升值幅度约为0.5%，远远低于一些经济学家和外国批评人士呼吁的速度。
经济学家普遍认为，加快升值有助于冷却物价，至少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冷却。人民币升值会降低中国大量进口的原油、铁矿石、大豆和其他大宗商品以本币计算的价格。进口大宗商品价格的飙升，已经以食品和交通成本上涨的形式传导给消费者。
温家宝曾说，抗通胀是今年中国经济工作的头等大事。自去年10月份以来，政府已经四次上调利率。除此以外，它还下令企业暂停涨价，并重新收紧银行的信贷供给。但今年3月份消费价格仍然出现32个月以来的最大涨幅。
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周一说，政府正在着手减少外汇储备的积累。主要由于中国的货币政策迫使央行从出口企业和外国投资者手中购买美元，外汇储备已经猛增至三万亿美元以上。周小川说，这些储备向经济体注入了过多现金，已经超过了中国需要的合理水平。
中国汇率政策长期以来都是与贸易伙伴、特别是美国发生磨擦的原因，这些贸易伙伴认为，人民币汇率低估给中国出口企业带来了不公平的好处。一个由10名美国参议员组成的代表团周一抵达北京与中国官员会谈。美方打算在会谈期间提起汇率问题。代表团成员包括纽约州民主党参议员舒默(Charles Schumer)，他可能是汇率问题上抨击中国最猛烈的一位。
奥巴马政府还曾向中方强调人民币升值对于抗通胀的重要性，它认识到，中国领导人对国内情况的重视远远超过对国外压力的重视。
像温家宝这样的中国高层领导人，是汇率政策等核心问题的最终决策者。分析人士说，过去他们一般都没有把汇率当作一项货币政策工具来看。但事情可能正在起变化。
世界银行(World Bank)驻北京经济学家高路易(Louis Kuijs)说，目前可能正在发生一种转变，不再把汇率主要视为一个可以影响出口商竞争力的因素，而是把它视为一个宏观经济因素，是管理经济增长和通货膨胀的一部分。尽管如此，很难确切估计人民币走强对通胀的影响。
此外，二者之间的关系也是有限的。进口化肥和柴油价格的上涨会影响农业，但中国大部分粮食都是国内种植的，而不是进口的。食品占了中国消费者价格指数(CPI)计算权重的近三分之一。
即使是对进口商品，政府的其他工具（比如价格控制）也可以帮助减轻输入型通胀对消费者的影响：中国由政府设定的汽油和柴油价格今年上涨了约10%，而同期全球原油价格飙升了20%以上。
人民币走强对中国通货膨胀的一个主要结构性成分──不断提高的工资影响甚微。经济学家认为，中国的发展已经到了一定的阶段，劳动力需求的增速开始超过供应的增速，进而推高了工资。渣打银行(Standard Chartered) 2011年一季度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在调查的87个制造企业中，平均工资较上年同期涨了9%至15%。
另一方面，人民币走强会引发对出口商潜在影响的担忧。出口商雇佣的工人占了中国劳动力总数的一大块。很多出口商的利润率非常低。对出口商的担忧是政府高层一直坚持人民币升值必须慎重进行的原因之一。温家宝上个月说，将根据市场需求变化，进一步加大人民币汇率浮动弹性；但同时要坚持渐进升值，因为要考虑到企业承受能力和就业问题。
稳步渐进升值的一个危险是，这会吸引投机者向中国注入大量资本，以便从他们认为只赚不赔的押注中获利。有关部门抨击这类热钱，原因之一是热钱会进一步推高通胀。

有鉴于此，一些经济学家说，北京应该选择一次性大幅升值人民币。不过，即使是提倡这一做法的学术界人士也承认，这在政治上是站不住脚的。
去年春季，中国社会科学院高级研究员张斌提出了一次性升值、然后回到与一篮子货币挂钩的汇率建议。不过，他现在承认，这在经济学上是说得通的，但政治上无法获得同意。
夏斌周二在网上发贴说，不排除一次性升值的情况。不过他也说，从长期来看，逐步的升值是必须的。他写到，在目前的情况下，升值过快，不利于中国经济和社会稳定。夏斌是央行下属的基本无权的货币政策委员会中三位专家顾问之一。
一些经济学家说，衡量人民币汇率的一般方法误入歧途了，因为它过于强调美元。尽管去年6月以来人民币兑美元已经累计升值4.6%，实际有效汇率却变化很小。实际有效汇率考虑到了物价变化和人民币兑欧元等其他货币的汇率。
国际清算银行(Bank for International Settlements)的数据显示，从2010年6月至2011年3月，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实际上小幅下降。经济学家说，这意味着存在在不损害出口商竞争力的情况下升值的空间。不过，即使是过去几天出现的更加乐观的估计也认为，今年人民币兑美元将仅仅升值6%至8%。
Jason Dean / Tom Orlik

推动中国CPI上涨的最大因素是什么？

2010年下半年以来，中国的CPI不断攀高，今年4月份，仍保持同比上涨5.3％的高位。尽管中国政府决策层采取了一系列试图控制通货膨胀的宏观措施，其中包括自2010年初以来已经11次上调商业银行法定准备金率和4次提高银行基准利率了，但目前看来仍然收效甚微。央行的货币政策步步从紧，但商业银行贷款规模却仍居高不下。前4个月，整个社会的新增信贷总额又高达近3万亿，相应中国的广义货币M2余额也增加到75.73万亿元。
在前几篇本系列的专栏文章中，笔者曾阐释了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所发现的“银行贷款创造存款从而在经济总体扩张的宏观条件下会不断内生广义货币”的逻辑，现在看来这一逻辑仍然在中国经济的现实中不断展现自身，且看来仍然在大行其道。
面对居高不下的CPI，发改委开始动用行政手段来控制物价。前不久，发改委给联合利华开出了一张200万元的罚单，以惩戒其“散布涨价信息、扰乱市场价格秩序的违法行为”。据有关媒体透露，发改委还与“康师傅”等多家企业约谈，敦促或劝诫这些企业暂不要涨价，明确运用行政手段来控制中国物价水平。
就在政府部门运用各种能用的宏观政策工具乃至行政和法律手段来控制物价水平的当下，不知中国政府决策层是否自我意识到这样一个问题：政府自己的诸多宏观政策和手段，以及当下的政府体制安排，却过去是、且目前仍然是推动中国消费品物价上涨和房地产价格不断攀高的主要因素？
这里且不说过去两年多时间里政府发动的大规模投资导致了商业银行贷款急遽膨胀，通过银行贷款创造存款的内生货币机制导致广义货币急遽增加，从而是中国这一轮通货膨胀的最主要原因，就是政府的财政和税收政策，亦是中国高物价、高房价尤其是CPI继续攀高的主要推手。意识不到这一点，仅把“严惩通胀”的板子打在企业和厂商的屁股上，非但控制不了物价和不公平，反而可能会把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引向歧途。在长时段中，甚至可能会导致中国经济的大起大落，在未来有可能陷入“滞胀”陷阱。
中国政府宏观赋税多年来的超常增长，已经是国人皆知的事实了。对此，经济学界和财政学界也有各种各样的议论和批评意见。然而，到目前为止，似乎大多数经济学家还没有意识到政府的财政政策也是这轮CPI不断攀高的主要推手这一点。
在传统的宏观经济学教科书中，甚至在后凯恩斯学派经济学家的理论阐释中，当人们论述在任何一场经济危机后西方国家政府的救市和扩张性宏观政策必然导致通货膨胀的事实时，其理论逻辑一般是说，巨额政府财政赤字，会导致央行货币超发，最后传导到消费品物价上，表现为CPI上涨。这也是后凯恩斯学派的一位重量级经济学家海曼•明斯基（Hyman P. Minsky）生前所坚持多年的一个基本观点。
我最近的思考发现，在当今中国政府主导型的经济增长模式中，并不能把明斯基的这一理论简单地应用于分析中国宏观经济运行现实。由于最近两年中国政府的财政赤字实际上还不算太大（两年1.95万亿），且2003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银行法》第25条和第30条实际上又禁止政府向央行透支的方式来弥补其预算赤字，人们可以认为近两年政府的财政赤字并不是央行“货币超发”的主要原因。但是，这决非就证明了政府的财政不是这一轮物价水平普遍上涨的主要推手这一点。简单说来，目前中国内部的宏观动态机制并不是像明斯基所阐释的那样是通过政府巨额财政赤字→货币超发→通货膨胀→CPI普涨这样一个宏观作用链条来工作，而可能是通过一个微观机制链条而直接推动CPI上涨的。
我初步判断，政府的财政政策推高CPI的基本作用链条大致是这样的：政府工薪税、增值税等生产企业种种税收的增加→企业产品成本增加→产品批发价格上升→政府各种运输业和商业的营业税、消费税的快速增加→CPI上升。
从理论上进一步说明和数据验证这一猜测显然还有大量的工作要做，但我们这里至少可以辨析出以下事实：暂不考虑近些年企业直接税收快速增加对生产企业产品和劳务成本推高的因素，单从2010年全国7.32万亿税收收入的构成来看，不计进口商品的消费税，2010年消费税为6072亿元，占整个税收的8.3％。如果再加上进口商品的增殖税和消费税1.05万亿元，整个与消费有关的税收（不计国内增值税）也高达1.66万亿元了。如果考虑到增值税也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一种消费税，那么全部与消费相关的间接税收就达到3.77万亿元，已占全年税收的51.6％了。
正是因为流转环节的间接税是如此之高，导致在中国生产许多名牌产品（如茅台酒、ecco鞋、Samsonite旅游箱等）在中国商场的价格要比在许多发达国家普遍要高很多。另据国内研究税收的专家一项新近的估算，在目前在中国商场出售的100元的女性化妆品中，就有14.53元的增值税，25.64元的消费税，还有4.02元的城建税。单这三项，就占整个女性化妆品零售价格的44.19％了。如果再加上生产和运输环节的政府税收，比较保守的说，在100元的女性化妆品中，至少有超过50％部分被政府拿去了，也就是说，政府税收对女性化妆品的最终价格至少“贡献”了50％以上。
另外，也有专家测算过，在一件500元的女性时装中，大致政府要征85元的增值税和65元的营业税，光这两项加起来，就超过一件时装价格构成的30％了。如果是进口的时装呢？还要加关税和其他消费税。即使在国内生产的女性时装中，加上生产环节、运输环节和销售环节中的各种直接税和间接税，政府的税收在一件女性时装的最终价格中又占多少？一句话，政府税收这样高，且每年大致都在以GDP两倍甚至三倍的速率高速增长，中国的CPI还不会越来越高？
理解了各个环节的政府税收最终都会转嫁到消费者身上，因而是消费品零售价格的主要构成和贡献因素这一点，就会发现目前中国决策层的宏观政策是多么“inconsistent”（自相矛盾）了。一方面，面对2010年下半年不断攀高的CPI，央行已经11次提高商业银行法定准备金（目前已达21％的历史高位）和4次提高基准利率了，另一方面财政和税务部门的税收和其他财政收入却仍然像一匹脱缰的野马一样几乎得不到任何控制和制约。
按照国家税务总局2011年5月12日发布的一则官方新闻稿，今年1到4月份，全国税收收入（不包括关税、船舶吨税、耕地占用税和契税，未扣减出口退税）已高达2.6282万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33.2%。其中，国内增值税增长13.7%，国内消费税增长57.7%，营业税增长37.9%，企业所得税增长41.1%，个人所得税增长21.8%，车辆购置税增长63.5%，海关代征进口税收增长56.3%。这么高的税收增长速率，到底是有助于抑制目前的CPI上涨势头，还是在实际上继续推高现在和未来的CPI？
再说，目前通货膨胀率持高不下，居民储蓄实际为负利率，而居民收入又没有大幅度增长，因而许多低收入家庭的实际收入正在下降，在此情况下，政府不考虑减税而补偿低收入家庭所实际交付的“通胀税”，反而只考虑自己财政收入目标而超高速地猛涨，这难道是公正的？又符合政府“执政为民”的理念？
发改委这个新时期的“大计划经济委员会”，要真想控制中国物价的上涨，难道不应该约谈一下财政部和税务总局？制造通货膨胀的最大罚单，发改委又应该开给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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