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蒂芬·茨威格是奥地利著名作家、小说家、传记作家，擅长写小说、人物传记，也写诗歌戏剧、散文特写和翻译作品。以描摹人性化的内心冲动，比如骄傲、虚荣、妒忌、仇恨等朴素情感著称，煽情功力十足。他的小说多写人的下意识活动和人在激情驱使下的命运遭际。他的作品以人物的性格塑造及心理刻画见长，他比较喜欢某种戏剧性的情节。但他不是企图以情节的曲折、离奇去吸引读者，而是在生活的平淡中烘托出使人流连忘返的人和事。斯蒂芬·茨威格在世界各地游历时，结识罗曼·罗兰和罗丹等人，并受到他们的影响。第一次世界大战时从事反战工作，成为著名的和平主义者。二十年代赴苏联，认识了高尔基。战后他目睹人民的灾难和社会道德沦丧，用弗洛伊德的心理分析法深入探索人的灵魂。他的作品匠心独具，充满人道主义精神，社会批判的成分也增加了，尤其是“以罕见的温存和同情”（高尔基语）塑造了不少令人难忘的女性形象。
斯蒂芬·茨威格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起，“以德语创作赢得了不让于英、法语作品的广泛声誉”。他善于运用各种体裁，写过诗、小说、戏剧、文论、传记，还从事过文学翻译。他在诗、短论、小说、戏剧和人物传记写作方面均有过人的造诣，但他的作品中尤以小说和人物传记最为著称。茨威格对心理学与弗洛伊德学说感兴趣，作品擅长细致的性格刻画，以及对奇特命运下个人遭遇和心灵的热情的描摹。其作品在世界范围都有着经久不衰的魅力，被公认为世界上最杰出的中短篇小说家之一。国内多家出版社出版过几乎所有他的传记著作和小说文集。
茨威格去世后，巴西总统下令为这位大师举行国葬。成千上万的民众，不久前曾踊跃参加这位作家的朗诵会，这时怀着悲痛的心情跟在灵车后面为他送葬。巴西政府决定把茨威格生前最后几天住过的那幢坐落在彼特罗波利斯的别墅买下来，作为博物馆供人参观。
法西斯上台前，茨威格的创作如日中天，在德国作家中拥有读者之众，很少有人能超过他。他的作品雅俗共赏，销售量直线上升，他思想深邃而不流于晦涩，文字平易而不流于肤浅，情节动人而无斧凿的痕迹。他没有德国作家故弄玄虚的通病，没有玩深沉的“哲理思考”，也没有为卖弄渊博而故意生造出来的古怪词句。茨威格这种纯正真切平易近人的风格，是他赢得读者的主要原因。在广大读者心目中，茨威格既是个杰出的艺术家，又是个能给人以慰藉、启迪的朋友。然而，这样一位优秀的作家却长期为文学史家和评论家所忽略。
1933年以前，反映迟钝的文学评论家还来不及对他的作品作出恰如其分的评价，1933年茨威格的作品被焚遭禁，从此这位犹太作家几乎从德国学者的视野中完全消失。
1945年以后，茨威格的作品首先在美国和日本，接着在苏联引起强烈反响，惟独在德语国家似乎为人所遗忘。直到1981年，茨威格诞生一百周年，联邦德国S·费歇尔出版社重版了茨威格的作品，他的中短篇名篇《奇妙的一夜》、《感情的混乱》，他的作家传记《三大师》、《与妖魔搏斗》，他的历史人物传记《约瑟夫·富歇》、《玛丽·安东奈特》以及他惟一的长篇小说《爱与同情》先后出版，并且一再重版。读者似乎发现了一颗文坛新星，从此茨威格名声大振，不仅他生前已经发表过的名篇逐一再版，便是他生前从未发表过的遗稿也被克鲁特·贝克整理付印。于是读者得以欣赏茨威格的另外两部长篇小说《变形的陶醉》和《克拉丽莎》以及其他第一次问世的中短篇。从1981年掀起的茨威格热，至今持续不衰。这至少说明，他被人遗忘，并非他自己的过错。五十年前，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不可一世的“元首帮”葬身在瓦砾堆里，遭到千古唾骂，茨威格却在他那遍布全世界的读者心里得到永生。
列夫·尼古拉耶维奇·托尔斯泰，19世纪中期俄国批判现实主义作家、文学家、思想家，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复活》，也创作了大量的童话。其作品深刻地展现了俄国剧烈的社会变动。
列夫·托尔斯泰是现实主义的顶峰作家之一。他的文学传统不仅通过高尔基而为苏联作家所批判地继承和发展，在世界文学中也有其巨大影响。在文学创作和社会活动中，他提出了“托尔斯泰主义”，对很多政治运动有着深刻影响。
文学使命
托尔斯泰早期写过文学论文，如《人们为什么写作》（1851）肯定文学的崇高使命；《在俄罗斯文学爱好者协会上的讲话》（1859）反对暴露文学，但仍主张文学应当适应社会的要求。在19世纪60至70年代的论文中，主要强调应为人民而写作。最值得注意的是晚年的论著。《莫泊桑文集序》（1894）要求忠于现实主义艺术的原则；要求作家对所描写的事物抱道德的态度，明确“善和恶之间的区别”。《什么是艺术》（1897～1898）批判“现实主义”的美学观点，指出当时一些美学理论为统治阶级的口味进行辩解的实质，揭示颓废派艺术反人民的本性及其哲学思想基础；同时提出艺术是人们交流感情的工具的论点。《论莎士比亚及其戏剧》（1906）指责莎士比亚的剧作反民主和不道德，但也能道出他的剧作的某些艺术特点。这些论著都阐明作者后期关于艺术实质和作用、形式和内容的关系、艺术的道德意义等问题的见解，后两部还同时要求文艺传达宗教意识。[3
托尔斯泰是伟大的思想家和艺术家。从创作初期开始，特别在19世纪60年代以后，他始终不渝地真诚地寻求接近人民的道路，“追根究底”地要找出群众灾难的真实原因，认真地思考祖国的命运和未来，因此，他的艺术视野达到罕有的广度，在自己作品中能够反映1861年农奴制废除后到1905年革命之间的重要社会现象，提出这个转折时期很多的“重大问题”，尽管他的立场是矛盾的，他的解答是错误的。然而，托尔斯泰的伟大，主要还由于他以天才艺术家所特有的力量，创作了无与伦比的俄国生活的图画，而那些“重大问题”大多就是在“图画”中艺术地提出来的。[4]
从19世纪60年代起，他的作品开始在英、德等国翻译出版。19世纪70至80年代之交以《战争与和平》的法译本出版获得国际上第一流作家的声誉，成为当时欧美的“俄国热”的主要对象。80至90年代法、英等国最早论述他的评论家，都承认他的现实主义创作对自己国家文学的振兴作用。在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成长的进步作家法朗士、罗曼·罗兰、亨利希·曼和托马斯·曼、德莱塞、伯纳·萧、高尔斯华绥以及其他欧美作家和亚洲作家都受到他的熏陶。在中国，1900年就出现评价他的文字，1907年译价过他的“宗教小说”（《主与仆》及民间故事）。1913年、1917年先后有《复活》（译名《心狱》）和《安娜·卡列尼娜》（译名《婀娜小史》）的不完全的文言译本。“五四”前后，托尔斯泰的作品大量被译成中文。抗战期间分别出版了郭沫若和周扬翻译的《战争与和平》和《安娜·卡列尼娜》，以及其他作品的译本。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托尔斯泰的重要作品大多已翻译出版，而且根据原文翻译，不少名著都有几种不同的译本。
列夫·尼古拉耶维奇·托尔斯泰是19世纪伟大的批判现实主义的杰出代表，俄国最伟大的作家。他以自己有力的笔触和卓越的艺术技巧辛勤创作了“世界文学中第一流的作品”。[7]
托尔斯泰思想中充满着矛盾，这种矛盾正是俄国社会错综复杂的矛盾的反映，是一个富有正义感的贵族知识分子在寻求新生活中，清醒与软弱、奋斗与彷徨、呼喊与苦闷的生动写照。托尔斯泰的作品纵然其中有反动的和空想的东西，但仍不失为世界进步人类的骄傲，他已被公认是全世界的文学泰斗。罗曼·罗兰的《名人传》、茨威格的《三作家》中记述了他。[8]
列宁：托尔斯泰是“俄国革命的镜子”；是具有“最清醒的现实主义”的“天才艺术家”。[9]
高尔基：不认识托尔斯泰者，不可能认识俄罗斯。[10]
精妙的修辞方法 在本篇文章中，作者运用了大量的比喻、排比等修辞方法来刻画人物外貌、气质以及性格。其中有很多语句都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例如，在刻画托尔斯泰的外貌时，将须发比喻成“热带森林”：额头比喻成“用刀胡乱劈成的树柴”；皮肤比喻成“用枝条扎成的村合外墙”，再加上“朝天鼻”和“招风耳”，把托尔斯誊大众化、平易近人的“田野村夫的脸孔”描绘得细腻传神，惟妙惟肖。同时，作者还运用了夸张的修辞方法，虽然言过其实，却分寸得当，不做作。例如对托尔斯泰目光的描写，形容它“像枪弹穿透了伪装的甲宵，它像金钢刀切开了玻璃。”这种扩大、夸张的描写，把托尔斯泰目光的敏锐、犀利表现得极为生动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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