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的小故事

梁启超的小故事

【篇一：梁启超的小故事】

在中国近代史上，梁启超是一个异常响亮的名字。他集政治家、学者、作家于一身，以激情澎湃、大开风气的文章，为转折时期的中国思想界带来了一股不可抵挡的洪流。他留下的1400余万字著作，极大地丰富了我国史学、哲学、法学、社会经济学、新闻学等诸多领域的学术研究。

梁启超虽然已经逝去大半个世纪，但在广东新会、北京、天津乃至日本神户，不仅其故居保存良好，而且他那强国、改革的愿望至今仍然鼓舞着无数海内外同胞。1914年他在清华大学演讲时提出的“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校训，被清华大学沿用至今。然而，在北京香山植物园内，这位风云人物、学界泰斗的墓碑上没有生平，没有任何一个头衔。透过这座墓碑，我们看到的是一位为国家复兴而奔走呼号，为民族振兴而鞠躬尽瘁的知识分子的高大形象。

梁启超去世时，曾有一副对联这样写道：“三十年来，新事业，新智识，新思想，是谁唤起；百千载后，论学术，论文章，论人品，自有公评。”此次新会之行，让我们深切感受到，梁启超的精神虽然诞生在风雨飘摇的昨日，但在当下，其分量与价值不但不会减损，还能转化为推动历史和社会进程的巨大动力。纪念梁启超，就绝不仅限于维修故居、吸引观众的简单思路，他的遗址和事迹是对青少年加强爱国主义教育、树立崇高理想的鲜活教材；他那维新奋发的精神，更应为时所用，为世所用，以彼时之维新促今日之体制改革，以彼时之新民促今日之公民素质，以彼时之爱国促今日之团结共进。

梁启超曾宣称，有朝一日“举国行当思我耳”。我们相信，大到“神舟五号”升空，小到每一件具体工作的革新，让维新故人留下的精神财富，在百年之后的时空中再次焕发光彩，便是回应这一预言的最好方式。

寻访梁启超少年时代

1933年，文学大师巴金乘船游览了新会天马河中一棵冠盖300亩的古榕树，写下了散文名作《鸟的天堂》。他在文章结束的部分写道：“远远地一座塔耸立在山坡上，许多绿树拥抱着它……那里就是朋友梁的家乡。”

这里所描写的，便是梁启超的故乡。1873年，中国近代史上最具影响力的人物之一梁启超，出生于新会凤山之下茶坑村一个私塾先生之家。日月有晦明，四时寒暑易，待到我们寻访之际，先生辞世已75年，但这座百年故居仍然深藏于曲折盘桓的村宅中心，四周广植葵、榕、柑、橘，绿野无极，人声少闻。

梁氏故居建于清光绪年间，是一幢高墙围筑的青砖黑瓦平房，梁启超的少年时代便在此度过。想当年，在梁家门前来来往往的人，有谁曾料到会从这个门口走出一位撼动世纪之交中国政坛文坛的思想文化巨人？在寻访梁启超少年时代的过程中，我们渐渐摸索出这位维新巨人从启蒙到成长的心路历程。

梁启超12岁外出游学之前生活和成长的这个家庭，一向以质朴、端凝的家风闻名乡里。梁启超从小在品德修养上深受祖父的影响。据资料记载，每年上元佳节，祖父都要携诸孙来到当地一座庙宇，对着庙内绘有忠臣孝子的图画，“指点而示之曰：”此朱寿昌弃官寻母也，此岳武穆出师北征也‘，岁以为常。“位于新会南端出海处的崖门，是南宋将亡时宋军与元军最后激战至覆灭的古战场。每年清明祭扫路过崖门时，祖父总爱向儿孙讲述当年南宋宰相陆秀夫背着幼主投海殉国的情景。这些历史人物的爱国精神，深深地激励着童年时代的梁启超。

在今天，梁氏宅院内中规中矩的厅堂布置，让人依稀看到了这位祖父不苟言笑的面容。正厅中间桌子上置放着一对青天大花瓶，两侧墙壁上悬挂着八仙图案的金木雕彩瓷画，典型的正统家庭气象。在这个环境中成长起来的梁启超，日后却远远超越了父辈“文死谏，武死战”的忠君思想。在封建王朝的尾声，他以维新思想为基础，写下了《新民说》、《少年中国说》、《中国不亡论》等名篇，在一代又一代青少年心中，描绘出一个改天换地的强国之梦。终其一生，梁启超虽然因为政见的“多变”屡遭诟病，但他爱国的宗旨却从未改变。。在新会人眼里，少年时代的梁启超是个不折不扣的神童。当地人流传着许多关于梁启超幼时出口成章的故事。有一次，他爬梯子玩，看到祖父站在梯子下，便天真地唱道：“有人在平地，看我上云梯”。还有一次，梁启超给来访的客人敬茶，客人随口说了句：“饮茶龙上水”，梁启超回应道：“写字狗扒田”，两个人用的都是新会俗语。

客人诵：“东篱客采陶潜菊”，梁启超即对：“南国人怀召伯棠”。才思之敏捷令人惊叹。

梁启超“八岁学为文”，“九岁能缀千言”，10岁前往广州应童子试时，当众以盘中咸鱼为题作诗，“神童”之名传遍乡里。12岁考中秀才、17岁考中举人，他曾令授业先生发出“吾不能教之矣”的感叹。一度沾沾自喜的梁启超，直到18岁时第一次领教到康有为“新学”的“大海潮音”，才如“冷水浇背”，毅然舍去旧学，投奔康有为门下。

梁氏故居内至今保存着梁启超接受启蒙教育和读书的地方“怡堂书室”。

不难理解，梁启超虽以新学闻名，但终生保持着儒家尊师重教的传统，即使政见相左，仍然将康有为奉为恩师，且在“五四”运动时反对全盘否定儒家文化，这一切或许早就在这间书室里埋下了伏笔。

由于梁家是耕读之家，并不富裕，“数亩薄田，举家躬耘”，所以除了读书外，劳动同样也是梁启超少年时代接受教育的途径之一。梁启超曾在《三十自述》回忆父亲莲涧先生“督课之外，使之劳作”，言语举动稍有不谨或者偷懒，父亲便会训斥道：“你看看，你还像个正常的孩子吗？”

此外，母亲赵氏的教育对梁启超的立身处世也有极大影响。有一次，母亲严厉教育儿子不可说谎。她那“欺人与窃盗之性质何异”的质问，令梁启超终生难忘。

梁启超小时候都干些什么家务活？现在已经不得而知，只不过梁氏故居入门右侧可见一间厨房，内设木磨、椿、灶台、橱柜等物什。百多年前，梁启超小小的身影应该时常出现在这里吧！实际上，梁启超赴北京完婚之后还携妻子回来住过一段时间，长女思顺就诞生在他们的寝室———故居正厅南厢的耳房。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夏晓虹———真知灼见为学界重视

梁启超是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群体中最完满的典型代表。无论是疾呼变法图强、宣传西方文明，还是提倡君主立宪，他的兴奋点始终与时代的兴奋点保持一致，其内心的矛盾和政治主张的“多变”，完整地反映了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思想历程。梁启超的许多真知灼见，比如立法修宪、开通民智、改造国民性，现在很受学界重视。

梁启超提出了很多建设性的意见，但缺乏作为政治家必备的实际操作能力，而且他还是一个“全无城府、一团孩子气”（胡适语）的性情中人。他反对康有为参与复辟帝制，但他却真诚地为导师祝寿；康有为去世时，他还主持吊唁仪式。他应胡适之邀来北大讲课，却在课上公开批评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徐志摩结婚的时候，他身为主婚人却在婚礼上严厉批评徐志摩，要徐志摩认真对待婚姻。他去世前曾患尿血症，被医院误诊为右肾肿瘤，亲友纷纷谴责医院，他却告诫众人不能因为现代人科学知识还不成熟便从根本上怀疑科学。他以生命的代价留给人世间一份最为宝贵的宽容。

梁启超纪念馆前的梁启超雕像。

梁启超：维新故人重放光彩

今年5月，全国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

如何在中小学生中加强理想信念教育，帮助其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成为全国上下广泛讨论的话题。在今天，“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为天下人谋永福”等催人奋进的字眼，似乎在一些年轻人心目中日渐失去感召力；爱国主义、理想、信念、情操，面临被网络游戏、日韩音乐、流行时尚所代替的危险。此时此刻，追溯一位维新志士少年时代的成长历程，竟显得如此迫切。我们希望，对这位故人幼时身影的凝望，能够触动更多青少年的心灵。毕竟中华民族的未来寄托在他们身上。

江门市委书记陈继兴———爱国创新有现实意义

江门五邑人才辈出，历史名人有明末著名理学家陈白沙、民主革命先驱陈少白、近代中国第一个飞行家冯如、著名侨领司徒美堂等。其中，中国近代史上的风云人物梁启超，毫无疑问是最有分量的一张文化名片。

梁启超思想中最突出的一点就是主张变革，倡导创新。他认为创新是国家兴旺发达的动力。这一思想对我们今天进行体制改革和文化创新，仍有着深刻的现实意义。目前我市提出“工业强市、外资民资富市、科技兴市、环境优市”四大发展战略，积极打造制造业基地、物流基地、能源基地，充分发挥“榕树效应”，做大做强龙头企业和优势产业等理念，都是开拓创新的具体体现。

梁启超把毕生精力投入到振兴中华的爱国事业上，他的政治主张和思想学说对毛泽东、周恩来、陈独秀、鲁迅等在内的几代中国人都产生过深远影响。因此他的爱国主义思想对于当前青少年教育也具有重大的意义。

江门各级党委政府一直都十分重视梁启超故居保护。故居分别在1993年和2001年进行了两次较大规模的维修和增建，并在2001年投资900多万元建成了梁启超纪念馆。梁启超故居1996年经国务院核定公布为第4批国家级重点保护单位。2000年被命名为广东省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现在，我们对梁启超故居的保护和开发，已经纳入《江门市建设文化名市规划纲要》，纳入挖掘侨乡历史文化资源的系统工程中。

今年2月，省委书记张德江到江门视察指导工作时要求，江门要在广东建设文化大省上做出贡献，我市将认真贯彻落实张德江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着力打造人文文化、侨乡文化、旅游文化和社区文化“四大品牌”。为此，我们今年要努力抓好五项重点工作：一是完成8集电视文献片《五邑华侨历史丰碑》拍摄工作；二是建设华侨博物馆；三是建设五邑华侨广场；四是将于10月举办首届“中国侨乡华人嘉年华”活动；五是做好开平碉楼的保护开发及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工作。

梁启超生平贡献

梁启超（1873-1929），字卓如，号任公，又号饮冰室主人，广东新会人。

我国近代历史上著名的思想家、政治改革家、文学家。

倡导变法维新1895年赴京会试期间，协助康有为发动在京应试举人联名请愿的“公车上书”，要求清政府拒签《马关条约》、变法图强。维新运动期间，曾任《中外纪闻》、《时务报》等刊物主笔，发表《变法通议》，影响巨大。1898年参与戊戌变法，受光绪帝召见，负责办理京师大学堂、译书局事务。政变后逃亡日本，先后创办《清议报》和《新民丛报》，鼓吹改良，同时大量介绍西方社会政治学说。

反对复辟帝制辛亥革命之后，回国任北洋政府司法、财政总长。1915年，发表著名的《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猛烈抨击袁世凯称帝野心，并与蔡锷策划发动了护国战争。

文化贡献卓越流亡日本期间，倡导“诗界革命”和“小说界革命”。19 18年退出政坛，赴欧考察西方文明。主张光大传统文化，用东方的“固有文明”来“拯救世界”，晚年被誉为清华大学“国学四大导师”之一。梁启超在文学、史学、哲学、佛学等诸多领域都有较深造诣。其著作《清代学术概论》、《先秦政治思想史》、《中国文化史》等，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所遗《饮冰室合集》共计148卷，1400余万字。

梁启超幼子、中科院院士梁思礼———父亲强国梦正在实现

（梁思礼1924年生于北京，是我国著名火箭控制系统专家，导弹控制研制领域创始人，航天可靠性工程学开创者和学科带头人之一。）

记者（以下简称“记”）：您出生在北京，对广东感觉怎么样？

梁思礼（以下简称“梁”）：父亲自称“梁新会”，我的祖籍是广东。直到1981年我才第一次踏上故土，每次回来都会有新的感受。去年回来时，我对广州市民中掀起的“航天热”感到很高兴。

记：您5岁时父亲就去世了，您小时候对他的印象是什么样的？

梁：父亲晚年大部分时间是在天津饮冰室度过的。他在饮冰室写出了多本有影响的专著，如《欧洲心影录》、《清代学术概论》等，直到生命的尽头，他还在写《辛稼轩年谱》。写作之余，他还给在国外学习的子女们写过300多封信。父亲性格开朗，我大姐在我出生前早两年生了一个小baby，然后我父亲51岁时有了我这个“老baby”，他就译作“老白鼻”作我的乳名。

他曾把着我的手，以“老白鼻”之名给大姐思顺写过几封信。

记：您在多大程度上受到父亲的影响？

梁：父亲对我的直接影响较少，但他遗传给我一个很好的“毛坯”，他的爱国思想通过我的母亲及他的遗著《饮冰室合集》，使我一生受益。在我心目中，父亲一生爱国，竭力想使国家富强，“新民、强国”是他不变的追求。他意识到“欲维新我国，当先维新我民”，提出了以“新民德、开民智、养民力”为核心的“新民”思想，力图使民众实现“人的现代化”，从而达到强国的目的。再比如他积极介绍西方先进思想，但又不是盲目地全盘洋化，这些思想都是很超前的。

记：您父亲生前一直遗憾子女中没人学自然科学，而您却实现了他的遗愿，您在专业上的选择也是因为父亲的原因吗？

梁：当时主要是出于工业救国、技术救国的思想。我们那个时代的人出国是为了学成之后报效祖国。我们兄弟姐妹9人当中，有7人出国留学，但全都回来了。1949年，我从美国留学回国的时候，有位同学留在美国。都是搞洲际导弹，我的工资只有他的百分之一，他在西雅图一个小岛上还拥有高级别墅。有人问我有何想法？我的回答是：我研究的导弹是保卫我的祖国的，我感到无上光荣和自豪。

记：除了爱国思想之外，您和父亲还有什么相似之处？

梁：业务上，父亲是个百科全书式的人物，政治、法学、经济、历史、哲学，无所不包。我则是从无线电到自动控制再到计算机。性格上，我与父亲一样，崇尚趣味主义，爱好广泛，大学时我参加过学校古典式摔跤队，并获得美国十大学联邦（bigten）冠军。听音乐、下象棋我都很喜欢，有nba的球赛，我总要挤出时间看看。

记：您曾参与“神舟五号”的研发工作，还声称“神五”升空凭的是“中国航天精神”。您怎样看待“航天精神”与您父亲毕生追求之间的联系？

梁：作为中国第一代航天人，我从亲身经历中体会到，中华民族的“航天精神”可以概括为24个字：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大力协同、无私奉献、严谨务实、勇于攀登。这24个字是中国航天事业40多年实践的经验总结。从第一颗原子弹、第一枚导弹、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到第一艘“神舟”飞船，中国航天人总是以不断进取的姿态，一步步地迈向航天科学技术的高峰。我父亲一生为振兴中华、奋发图强大声疾呼，我们都是希望祖国繁荣昌盛，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如今父亲在《新民说》、《少年中国说》中表达的新民、强国的理想，正在一步步变为现实。

梁启超和他的子女们

梁启超及其子女的生平事迹在毗邻故居的梁启超纪念馆中有详细介绍。

梁家是一个和睦、幸福、兼具传统底蕴和现代风气的文化大家庭，梁启超的9个子女，在文学、经济、图书馆学等方面各领风骚，其中尤以建筑学家梁思成、考古学家梁思永、火箭控制系统专家梁思礼3个中国科学院院士最为著名。3个儿子都是院士，这在中国堪称绝无仅有的家族传奇。

梁启超虽以文风犀利激荡著称，但在与家人的通信中，却以晓畅、亲切的文字表达了许多关于教育的独特见解。大到提倡智育、情育、意育三位一体（智育教人不惑，情育教人不忧，意育教人不惧），提倡“趣味学习法”，小到推荐鸟瞰、解剖、会通“三步读书法”，他总是像朋友一样，循循善诱地为孩子们的成长、发展提出建议。有评论称，梁家的薪传不仅在于学术成就本身，更在于文化和人生价值的取向，这为当代中国家庭提供了厚重的借鉴意义

参考资料：

【篇二：梁启超的小故事】

，而且标举日本音乐教育情况以为示范：

日本自维新以来，一切音乐，皆模法泰西，而唱歌则为学校功课之一。然即非军歌军乐，亦莫不含有爱国尚武之意。听闻之余，自可奋发精神于不知不觉之中。

此论为黄遵宪所见，深受启发，因此决心补阙，当即作二十四章。梁启超初时只得其中的“出军歌”四章，已大为兴奋，迫不及待地刊发于同年１１月问世的创刊号上。

１９０５年，横滨大同学校学生欲演出新剧，请梁操笔。梁为撰六幕，其中第五幕，几成军歌演唱会。剧中汉朝士兵唱过广东的新词，又搬来军乐队，高唱。作词与唱歌者的目的都很明确，即“提倡尚武精神”。全篇十二章，可与黄遵宪的媲美。末章歌词如下：

从军乐，告国民：世界上，国并立，竞生存。献身护国谁无份？好男儿，莫退让，发愿做军人。

从军乐，乐凯旋。华灯张，彩胜结，国旗悬。国门十里欢迎宴。天自长，地自久，中国万斯年。

值得注意的是，梁启超与黄遵宪所作歌词中，都含有“爷娘妻子走相送”的描写，且都置于相当突出的地位。梁作表述：“从军乐，初进营。排乐队，唱万岁，送我行。父娘慷慨申严命：弧矢悬，四方志，今日慰生平。”

不过，与杜甫中“牵衣顿足拦道哭，哭声直上干云霄”的悲痛欲绝截然不同，父母妻子都是以“从军乐”、“沙场死”的豪壮语相激劝。很清楚，这本是基于对日本军人送行情景的记忆。

晚清志士正是企望确立为国战死的军队意识，使中国在强敌环伺、弱肉强食的危境中，得以发愤图强，反败为胜。

康梁家教之别

在梁启超家中，能集中出现梁思成、梁思永、梁思庄、梁思礼如此众多的知名学者，则梁启超在子女身上花费的心思之多也可想而知了。加以梁氏看重感情生活，更显得情长儿女。

下列事例或许最能表露梁启超与康有为这两位近代史上重要人物的性格差异。梁启超曾希望二女儿思庄学生物。作此建议，在梁氏是经过缜密思量的。其中有家庭的考虑，“弟兄姊妹，到今还没有一个学自然科学，很是我们家里的憾事”；也有学术的考虑，梁认为，生物学是“现代最进步的自然科学，而且为哲学社会学之主要基础”；小而言之，对女孩子来说，它是“极有趣而不须粗重的工作”，因而“极为合宜”，且“容易有新发明”；大而言之，“中国女子还没有人学这门（男子也很少）”，故鼓励女儿“做一个‘先登者’”。但如此周到的安排，只为思庄的缺乏兴趣与苦恼不安而最终放弃。梁启超反加以肯定：“凡学问最好是因自己性之所近，往往事半功倍。”而要思庄以“自己体察作主”，“不必泥定爹爹的话”。正是由于梁氏能够体贴个人性情之不同，尊重孩子们的选择，梁思庄日后才能成为有成就的图书馆学家。

与之适成对照的，则有康有为弟子卢湘文写的中的记述。卢氏以资深教育家的体验，对康氏戊戌以前改革幼学、拟新编蒙学书的计划评论说：“盖先生天分太高，视事太易，不能为低能儿童之设想。”其编书之悬的过高、不切实际，注定在教学实践中无法应用。这自然与康所教万木草堂生徒“皆一时之秀”有关，故不知中人以下者读书的甘苦。他曾把女儿康同复送到卢处受教，并言：“此女甚钝，幼时尝教以数目字，至数遍尚不能记，余即厌恶之。”（）以康氏眼界之高，便只能教天才而不能教常儿。

两相比照，我们也可以体味康有为的强悍与梁启超的平易，从作文到做人，均一以贯之。由此更推进一步，二人治学以及思想历程之不同，也约略可见。康氏自言：“吾学三十岁已成，此后不复有进，亦不必求进。”梁氏则“常自觉其学未成，且忧其不成，数十年日在旁皇求索中”；“其所嗜之种类亦繁杂，每治一业，则沉溺焉，集中精力，尽抛其他；历若干时日，移于他业，则又抛其前所治者”（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而康之抱定宗旨、不再转移与梁之与时推进、久领风骚，便从此分途。

《和文汉读法》

至于此书的作者，当年本是人所共知，周作人即根据记忆，写明为“梁任公著”。任公即梁启超，他有一段自述足以作证。先是梁氏在《新民丛报》第９号（１９０２年６月）刊出《东籍月旦》，言及读日文有“简便之法”，习得此法，则“慧者一旬，鲁者两月，无不可以手一卷而味津津矣”。这种“专学读书”的妙方，正投合晚清大量从日文转译西学书籍的特殊需要，自然极具诱惑力。于是，一读者来信询问究竟，而引发梁启超的对答：真通东文，固非易易。至读东书能自索解，则殊不难。鄙人初徂东时，从同学罗君学读东籍。罗君为简法相指授。其后续有自故乡来者，复以此相质，则为草《和文汉读法》以语之。此己亥夏五六月间事也。其书仅以一日夜之力成之，漏略草率殊多，且其时不解日本文法，讹伪可笑者尤不少，惟以示一二亲友，不敢问世也。后鄙人西游，学生诸君竟以灾梨枣，今数重版矣，而一复读，尚觉汗颜。

尽管《和文汉读法》当年曾是畅销书，到周作人撰文的三十年代也成了过眼烟云，等到九十年代我来搜访时，这一本百年前的小书初版本更是芳踪难觅。

最早的刊本虽然寻访不到，相关的出版资料倒有所发现。在《清议报》第６４册（１９００年１１月）的广告部分，首次刊登了《和文汉读法告白》，全文如下：

此书指示读日本文之法，简要明白，学者不费数日之功，便可读日本文之书籍。寓东人士深知其益，故特印行公世。兹由本馆代售，每册定实价银两毫，不折不扣。外埠邮费照加。上海寄售：抛球场扫叶山房书坊。

据此可得出几点认识：一，《和文汉读法》的首版应刊行于１９００年，其时，梁启超正出游夏威夷与澳洲。二，此书系在日本印刷，很可能是由清议报社承印。三，刊成后亦转入国内，以上海为集散地。四，书价标明为银两毫。梁氏这本小书的盛行一时，充分体现了晚清知识界对求取新知的渴望。当年由梁启超编写《和文汉读法》，以及由此生发出的一则传言——谓梁在檀香山时，“尝从何惠珍女士习英文数月，东归后乃倡言已深得习读英文秘诀，特条举所读英文法初阶前项十余类，编著英文汉读法一小册，以惠初学。谓凡读此书者，不数月即可翻译英文书籍。”（冯自由《革命逸史》初集《王宠惠轶事》）——也表现出梁氏喜谈治学方法与热心启蒙的独特心态。其实，梁启超对此早有自嘲妙语：“我读到‘性本善’，则教人以‘人之初’而已。殊不思‘性相近’以下尚未读通，恐并‘人之初’一句亦不能解；以此教人，安见其不为误人。”（《清代学术概论》二十六节）然而，这正是任公先生的可爱处。

梁氏与德富苏峰

《饮冰室自由书》中一篇《烟士披里纯》曾引起一桩“剿袭公案”。

对梁启超的“新文体”影响最大的日本文学家，首推德富苏峰。两人的文风以及在舆论界的地位有许多相似之处，以致１９１７年德富苏峰来中国时，一位接待他的中方官员还对他提起：“你是日本的梁启超，而梁启超是中国的德富苏峰，这是我等同人间的评价。”

德富苏峰明治年间出版的“国民丛书”，不仅风行日本，而且在留东的中国知识分子中广为流传。冯自由称，“凡涉足彼都之留学生，亦少有不读过苏峰著之国民小丛书也。”无怪乎德富氏来华，曹汝霖、张继都对他说，留学日本时，他们是“‘国民丛书’的爱读者”。梁启超１８９９年底在去夏威夷的轮船上，也曾阅读“国民丛书”数种，并因此萌发“文界革命”的思想。

爱读的原因，从文体方面看，中、日两国读者却有颇大的出入。对于初通日文门径的中国人来说，德富苏峰文章的“汉文调”提供了阅读的特殊便利。而对于日本人来说，德富苏峰最为人称道处，恰在于他使用了新兴的欧文直译本。无论从何种角度赞赏德富苏峰之文，其汉文调、欧文脉的文体确乎对晚清中国文界产生了很大影响，并经由梁启超成功的模仿与融合，化生为“新文体”，风靡全国。

由于《饮冰室自由书》所取的自由随意形式（顺便提一下，这种杂文形式的出现也得益于德富苏峰的“国民丛书”），“或发论，或讲学，或记事，或抄书”，作者并不避讳其中有剿袭的成分。不过，处理方式也有不同。注明为德富苏峰所作的译文有三篇：《无名之英雄》、《无欲与多欲》与《机埃的格言》，而那篇《烟士披里纯》则属于经过删改后据为己有一类。

“烟士披里纯”即英文 inspiration（灵感）的音译。１９０１年１２月，此文在《清议报》第９９册刊出后，当时似未受到攻击。直到１９０３年，因《新民丛报》第２６号（１９０３年２月）《丛报之进步》一文评议各报刊时，对《大陆报》也有批评，才招致其猛烈回击。该刊第６期（１９０３年５月）《敬告中国之新民》即指责梁启超“拾德富苏峰第一二唾余，以实《自由书》”；而同期署名“新民之旧友”的《与〈新民丛报〉总撰述书》及《大陆报》主笔的文本附言，则对梁启超进行了更尖刻的嘲讽，称其大量剽窃德富苏峰之文，“不过为新闻记者中之一乞儿、一行窃者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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