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女性地位的变化对婚姻的影响探析

发布时间：2020-09-15 18:47:31 来源：文档文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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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女性地位的变化对婚姻的影响探析

作者：龙晓敏

来源：《中国集体经济》2020年第18期

摘要：近年来，中国离婚率呈直线上升，并成为一种普遍现象。有学者认为，离婚受多种因素的影响，但其中性别角色因素至关重要。作为婚姻当事人一方的女性如今经济独立性增强，已经在婚姻中占据了主动权，离婚率上升与之密不可分。文章通过对女性社会地位发展历史的梳理，探寻当代社会女性地位的变化对婚姻的影响，并提出了女性主导权的获得主要源于三大因素，即个人经济状况、受教育程度和职业价值感。

关键词：女性地位;婚姻;自由;独立

根据国家统计局和民政部的数据显示，中国结婚率已出现五年降：2013年全国结婚率为9.9%，2014年为9.6%，2015年为9%，2016年下降到8.3%，2017年再降到7.7%，2018年中国的结婚率只有7.2%，创下历史的新低。与此同时，从2010～2017年，中国的离婚率不断上升。根据数据表明：中国的离婚率已经连续15年攀升。从近几年的数据来看，2015年有384.1万对夫妻离婚，2016年有415.82万对，2017年是437.40万对。值得一提的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的数据，2016～2017年这两年的全国离婚案中，73.4%的是女方要求离婚。

为什么近年来中国结婚率连年降低，而离婚现象又尤为突出？深究结婚或离婚本身的当事人，女性的社会地位提高，独立性增强，婚姻的自主意识提升，这些对当下的婚姻发展有着不可替代的推动作用。从中国传统女性到现代女性，妇女们首先在经济收入、社会地位上有了质的飞跃，思想观念尤其是婚姻观也随之发生了重要改变。

一、中国传统女性的社会地位及婚姻状况

（一）中国传统女性的社会地位

“男主外女主内”的家庭结构分工一直是中国传统社会的常态。在古代，“男尊女卑”对中国女性影响深远，女子生来就注定了无法与男性获取相同的地位。与此同时，社会对女性的期望也非常低，所谓“女子无才便是德”，顺从便是社会对女性品格的期待。

在传统的社会结构中，男性是为家庭提供经济支持的主要力量，而“在家从父，出嫁从夫，夫死从子”则是中国传统女性最真实的生活样态。女性没有谋生技能，社会也不允许女性在外抛头露面。说到底，这是由女性地位所决定的。女性是家族或夫家的附属品，注定了其归属只能是家庭，只能是依附。

（二）婚姻中的依附与顺从

女性的社会地位限制了她们能力的发挥，整体的社会环境注定了女性难以走出闺阁，社会的分工以及对性别的不同要求导致传统家庭中男女地位的巨大差距。为了便于理解传统女性的社会地位对婚姻的影响，本文将从古代传统婚姻中的婚约、结婚、离婚三个方面展示传统女性的婚姻本质。

首先，古代传统社会中的准婚姻关系，即婚约，能否成立全由家长包办，男女当事人只有顺从。而关于订婚的意愿，不论是出自男方家还是女方家，真正签订婚约的则是由男方家来主导。《仪礼·士昏礼》中提到的六项内容，即六礼，均由男方家主动来操作，而后再告知女方家。显然，从婚约的签订中不难看出，婚约关系中的男强女弱，男尊女卑的不平等关系尤为明显。

其次，在婚姻的缔结上，传统社会的夫权至上表现尤为明显。中国古代传统的婚姻最突出的特征是一夫一妻多妾制。中国古代传统社会中，婚姻最终的目的是为了传宗接代，正所谓“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娶妻的目的也主要在于此。《大明律·名例·附例》中指出，长子、将军、中尉选婚后，“如有生子即止一妾，至三十五岁无出，长子、将军许娶足三妾，中尉娶足二妾。庶人四十以上无子，许选一妾。”足见娶妻纳妾与生子密切相关。

再次，中国传统社会的离婚是说到底依然是男子专权的离婚。男子有离婚的权利，而女性并没有离婚的自由。出妻是中国古代最普遍的离婚方式，即妇有七出，妻子如果具备其中之一项，丈夫就有权利弃妻。“妇有七出，不顺父母去，无子去，淫去，妒去，有恶疾去，多言去，盗窃去。”

总之，在古代传统社会中，女性是没有任何财产权的，因为没有经济来源，女性必须依附男性才能生存。同时，传统社会也需要不断对女性进行道德教化以巩固当时社会的父权、夫权制度。中国古代传统的婚姻行为是涉及家族的婚姻大事，为了维护家族的利益，男女当事人必须要以家族的壮大为首要前提。夫妻和谐就是家族、社会和谐的基础，而夫妻和谐的表现就是“夫妇一体”，但夫妇一体是建立在女性的服从、事人、事家的基础上，以牺牲女性的独立人格为前提，并以男主女从的性别伦理为基础。

二、中国当代女性的社会地位及婚姻状况

与男性相比，中国当代的女性在教育、工作、政治等方面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平等机会，其社会地位和经济地位快速提升。与传统社会相比，妇女有了外出谋生的能力，有了经济来源，完全可以依靠自己的力量更好地生活。此时的中国女性一改传统的顺从和忍辱，可以大胆地遵从自己的内心过自己想要的生活。

在本章节中，本人将从当代社会环境出发，围绕经济情况、受教育情况和就业情况三个维度，探求新时代下，女性对婚姻的态度和选择。

（一）影响当代女性社会地位及婚姻观的因素

当代女性为何能在婚姻中拥有更多的主动权，这主要与个体的自我独立性密切相关。而从本人走访调查的情况来看，女性经济收入越可观、受教育程度越高、职业认同感越强，则她们的独立性越强，在婚姻家庭中的各项决策权也更具主动性。

首先，女性在经济收入上越可观，婚姻对她们的吸引力就越小。“《华尔街杂志》曾报道，女人的薪水越高，她们对婚姻的渴望就越弱，研究表明，高收入的女性与低收入的女性相比，不想结婚的人数是后者的两倍。”在BOSS直聘研究院发布的《2018中国性别薪酬差异报告》中显示，在翻译、外语培训和公立院校等行业，女性平均收入还略高于男性，教育带给女性的薪酬和职业发展回报率持续高于男性。“男性在发达城市的薪酬回报率比女性略高0.3%，在一线城市如北上广深中，男女薪酬差異反而最小。”有趣的是，在国家民政部统计的数据中显示，2017年中国离婚率十强城市中，北京、上海、深圳位居前列。相比较而言，甘肃、青海、西藏等省份的离结比则较低。虽然这些数据还不能直接证明离婚率与男女之间的经济收入差距有直接关系，但可以肯定的是，男女经济收入差距的逐步缩小让女性对于婚姻的依赖逐渐减弱。

其次，女性受教育程度越高，越能接近与男性平等。教育程度的提高，大大拓宽了女性工作选择的范围，为女性的职业发展奠定坚实基础，并以此获得较高职位，带来职业发展和收入的快速提升。有数据显示，“中专及以下学历的女性比相同学历男性的平均薪酬低26.5%，到了本科阶段，下降至18.3%，博士阶段则下降至14.2%。”受教育程度越高，意味着女性将有更多的机会实现与男性的平等，在经济上也能不断缩小与男性的差距。

再次，就业让女性获得更多的价值感和社会资本。据统计，80年代，我国的城镇女职工人数从1980年的3698万人增至1990年的5294万人，比重由35.4%增至37.7%。十年间，女性就业增长率一直高于男性，年平均增长率为4.3%。智联招聘发布的《2018中国女性职场现状调查报告》显示，女性对家庭经济的贡献已经达到35%，同时女性对个人学习进修的投入也多于男性。这让女性对未来职业规划中表现出比男性更积极的职业状态。

已婚妇女劳动参与率的提高必然提升其挣钱的能力，而当女性拥有了经济能力，性别的分工不再具有优势的时候，对女性而言，婚姻给予女性的价值减弱;当婚姻不能满足女性在物质和精神上的需求时，离婚就会更具诱惑力。有研究证明，“美国妇女劳动力人数的增加与离婚率上升存在正相关关系”。女性将更多的时间参与到社会工作中，从中可以增强自信并获得社会资本，降低了在经济上乃至精神上对男性的依赖。

从以上的分析中，我们不难看出，正是因为中国女性在经济上、教育上以及职业发展上所发生的改变，让中国的传统婚姻状态发生了质的改变。加上《婚姻法》的不断完善，让婚姻双方婚后的生活或行为都有了对应的规则，并使双方的利益都能得到平等的最低限度的保障。

（二）从实证角度看当代女性婚姻状况

从统计局和民政部发布的国内婚姻数据中可以窥探出当代女性在婚姻中的自主意识走向。从各省市自治区来看，经济越发达结婚率越低。比如，2018年上海、浙江结婚率是全国倒数前两名，分别只有4.4‰、5.9‰，广东、北京、天津等地结婚率也偏低。而结婚率最高的几个地区是西藏、青海、安徽、贵州等欠发达地区。专家认为，全国结婚率下降的一个原因是选择不结婚的人群比例在上升，尤其是女性。

成都的数据也正好支持了这一观点。成都在全国各大城市中虽不算突出，但是其近年来的婚姻状况却能够代表全国的趋势。根据成都市统计局公布的成都市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成都市常住总人口为1404万人，其中女性人口为690.9万人，占总人口的49.18%，在就业人口中，女性占47.24%。而一份关于成都女性创业者的调查分析显示，成都84%的女性创业者年龄大于30岁，并且普遍受教育水平较高，80%的创业者拥有本科以上（包括硕士、博士）学历……

成都市女性就业率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与此同时，成都的离结比水平目前已经高于了全国离结比38%的水准。这也意味着成都的女性在生活上更独立，对于婚姻的选择也更具有主动权。

中国最高人民法院数据显示，超七成离婚案件的原告都是女性。而根据北京市惠诚（成都）律师事所律师的反馈，成都地区提起诉讼离婚方70%左右是由女方提出，且这一数据不包括协议离婚，这一数据也基本代表了目前全国的婚姻趋势。

与过去相比，现在的中国夫妻在处理婚姻矛盾时不再 “隐忍”，尤其是女性。而在处理离婚这件事上，去法院办理离婚的比例从2010年的25%降至2017年的15%，意味着，越来越多的夫妻选择“和平分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