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君尧舜 心系苍生———浅析杜甫诗中的诸葛亮情结的形成原因
致君尧舜，心系苍生
———浅析杜甫诗中的诸葛亮情结的形成原因
主要内容：研究杜甫的诗，不难发现杜甫诗中的诸葛亮情结。那么，杜甫诗中的诸葛亮情结究竟是为什么形成的呢？在本文中，将从杜甫个人的政治抱负、怀才不遇、白首无功三个方面去分析其形成的原因。
关键字：诸葛亮情结、政治抱负、怀才不遇、白首无功
正文：
我们仔细分析杜甫的诗，不难发现杜甫诗中涉及诸葛亮的诗很多，虽然与杜甫写的千多首诗相比，确实是微不足道，但是，如果把这个数字和其它诗人的相关作品数量相比较，则不难看出杜甫对诸葛亮的偏爱。下面，我将浅析杜甫诗中的诸葛亮情结的形成原因。
首先，杜甫诗中的诸葛亮情结是源于杜甫自己怀才不遇、空怀终老的无限感慨。杜甫政治抱负远大，满腔济时报国之志，却苦于空有济世才和报国志，却没有施展的机会和空间。杜甫两次科举考试都未及第，一次是在开元二十三年，二十四岁的杜甫在洛阳参加了科举考试，由于文章不合时宜，而被黜落；第二次是在天宝五年，年近不惑的杜甫本来是志在必得，但没有想到的是，奸相李林甫把持朝政，嫉贤害能，排斥异己，制造了“无一人及第”的假象，还向玄宗称贺“野无遗贤”。这不久之后就发生了安史之乱，直到至德二年五月，杜甫被任命为左拾遗。就任不久，便因上疏营救被罢相的房丞相，触怒了肃宗，并于乾元元年六月，被贬为华州司功参军。此后，杜甫便再也没有机会让朝廷听到他的声音了，终是终生都未能一展雄才，只能空怀抱负，诗文终老。而诸葛亮却正是儒家兼济的典范，是君臣相得的最佳范式。刘备“三顾茅庐”的美谈，使得诸葛亮得遇贤主，为光复汉室施展毕生才能，为汉室创下丰功伟绩，流传千古，这不能不让人羡慕，更何况是像杜甫那样怀有满腔才能和报国之志的人，自然就会生出无限的感慨。可以说,正是相似的时危世乱的时代背景却非相似的怀才不遇的多舛命运和报国无路的情愫，使得迟暮之年的杜甫飘落在夔州江边时，对刘备、诸葛亮君巨相契的际遇艳羡不已。对照自身，便格外感到委屈、寂寞。杜甫羡慕刘备、诸葛亮的明良相际，赞颂诸葛亮尽忠王事，既是自抒怀抱，同时也是对国家命运的一种希望。安史之乱以后的唐帝国，虽然具体的形势与三国时有很大差别，但同属国家多难，时局动荡的艰难时世。时代和国家都需要有才德如诸葛亮者出来力挽危局，重整河山。杜甫作为时代的歌手，当然会最强烈地体会到这种需要，他屡屡作诗吟咏诸葛亮，其实就是呼唤这样的英雄人物重新出世。陆游说杜甫“落魄巴蜀，感汉昭烈、诸葛垂相之事，屡见于诗，顿挫悲壮，反复动人，其规模志意岂小哉！”（东屯高斋记》，《渭南文集》卷一七）这种感受非常准确。杜甫的“规模志意”当然不仅是个人的人生事业，而肯定包含着对国家命运的深切关怀在内。事实上，漂泊西南的老诗人既悲叹自己平生没有得到诸葛亮那种实现人生理想的机会，也悲叹眼前没有刘备、诸葛亮那样的贤君良相出来挽救大唐帝国。如此，杜甫的一腔孤愤无处发泄，寄之于诗，就是对刘备、诸葛二人关系的高度倾羡和赞扬，如“君臣当共济，贤圣亦同时”（《诸葛庙》），“君臣已与时际会，树木犹为人爱惜”、“先主武侯同閟宫”（《古柏行》），“武侯祠屋常邻近,一体君臣祭祀同”（《咏怀古迹五首》）等诗句都是杜甫这种感情的表达：一方面是对刘备与诸葛亮君臣知遇的艳羡，另一方面更是对自己怀才不遇的悲叹和感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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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杜甫诗中的诸葛亮情结，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更是对诸葛亮的功业未就以及自身白首无功而发出的无奈悲叹。杜甫经历安史之乱，目睹唐王朝盛极而衰，身处国家四分五裂的景况中，深切体会到国家的苦难给人民带来的巨大灾难，极度渴望国家的统一和安宁，急切想要平定叛乱，救人民于水火中。然而，现实确是残酷的，他们终其一生都只能看着国家在分裂的战火中日渐衰落,百姓流离。自己空有报国之志,却只能一生沉沦潦倒,宿志难伸,叫诗人怎不痛心疾首。此时杜甫联想到，能大展略才的诸葛亮也终归壮志落空,更让杜甫情怀悲切。他的一首有名的诗《蜀相》“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真是字字带血,千百年来令无数英雄扼腕。众所周知,诸葛亮以悲剧结束人生。他虽得知遇刘备，助先主成三足鼎立之势，使蜀汉雄踞一方。然一统中原之志未成，便身死军中。后主庸弱，将披肝沥胆打下的大好河山拱手相让，诸葛亮一生心血尽付东流。这样，思孔明“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之言，想后主“乐不思蜀”故事，岂非悲剧？《蜀相》既写出了诸葛亮一生的悲剧,同时也更暗含自伤意。《古柏行》云：“志士幽人莫怨嗟,古来材大难为用”，孔明之悲剧,在于才大而不尽其用，统一大业未完成，却因身体过度劳累而抱憾死去。诗人反观自身,满腹才学而无处施展,比之孔明,更其伤痛。又如杜甫的《八阵图》先说“江流石不转”，以此表达诸葛亮完成统一大业的决心犹如磐石不可转也，但是，最后的结果却也是“遗恨失吞吴”，让人觉得凄凉可悲。而《咏怀古迹》之五,可谓是对孔明一生悲剧的总结,其末联曰：“运移汉祚终难复,志决身歼军务劳。”杜甫抱恨汉朝“气数”已终，长叹尽管有诸葛亮这样稀世杰出的人物，下决心恢复汉朝大业，但究未成功，反而因军务繁忙，积劳成疾而死于征途。这既是对诸葛亮未遂平生志的深切哀婉，也是为由古到今无数白首无功之士的不平之鸣，更是“伤己垂暮无成”的抑郁之叹！
最后，杜甫的诸葛亮情结形成的根本是杜甫致君尧舜、志存天下、心系苍生的远大政治理想。杜甫生活于思想解放的唐代，儒、佛、道三家思想在一定程度上都得到了统治者的支持，在这一思想氛围中，虽然杜甫在早期曾一度醉心于佛教，但是他终身视为安身立命之所的是儒家思想，采取的也是积极入世的态度，把安邦济民作为自己的使命。从青年时代“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的雄心壮志，到中年时代的“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政治抱负，以及唐后期虽经历世事挫折，陷身安史之乱，目睹民生凋敝之后，但到垂暮之年仍然没有绝望，而是“致君尧舜付公等，早据要路思捐躯”（《暮秋枉裴道州手札率尔遣兴寄递近呈苏涣侍御》），把自己一生未能实现的愿望托付给友人，从而坚守了一生的信念，从来没有丝毫的懈怠。一方面，杜甫具有强烈的忠君意识。如“葵藿倾太阳，物性故莫夺”（《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