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十虎

广东十虎

广东十虎——花狸虎：叶剑英

文：连阳标统

1、一读骚经一肃然

　　叶参座不好写，不是资料太少，而是太多，版本缭乱，读解各不相同，内容看上去大同小异，推敲细节却又云遮雾罩，扑朔迷离。我翻过几页某编写组编的叶参座大传(说的倒是没错，真的是编写），语言幼稚夸张，人物思想单纯，形象平面单薄。

　　宣传出身的文棍，其写作风格大都遵循这样规律：“只要我方人物，全是大义凛然，英气逼人。而对立面的人，即使是出了名的靓仔酷哥，也要把他写得人贱样衰，比如帅哥汪美男经常猥琐，酷哥蒋光头肯定邋遢”。就算是党内斗争的那些破事，失败人物大都是行事古怪，思维离奇的精神病患者。而胜利的一方，大都是对路线真理具有先见之明的半仙，其人物无不是苦口婆心地帮助同志，竭力维持工作运转，并与失败方路线作坚决斗争。

　　很多时候，在中国叙述近代史，是件很危险的事情，基本上就是在刀尖上跳舞，在雷场里散步，不醒目踩爆一颗，肯定被炸成十八块，（真有那天，不知道谁来帮我收尸）但如果不敢直舒胸臆，把事情和人物往实在说，“思想自由”与“历史教训”又何从谈起？

　　官方出的人物传记，因为考虑了太多的忌讳，把一个原本生龙活虎的人物，写得象个三好学生。我不知道写这些官样传记除了浪费纸张笔墨之外，还有什么用处？看都没人看，写个什么劲？获再多的奖项，也是文化宣传部门之间互相打手炮而已。三十年来，关于参座的文字汗牛充栋，可谁又能超得出单世联的《眼底吴钩看不休——叶剑英与“文革”》？

　　历史人物不好写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作者身为普通人，也许学问是好的，文笔是精致的，但思想、阅历，限于时空条件与彼此地位相差悬殊，难于准确地体察到历史人物的思维与压力。这里面既有信息不对称因素，也有个人的历史视野与见识。在日常生活中，历史人物和平常人差异不大，但在历史转折的重大事件决策面前，历史人物本身所掌握的情报与个人经验是绝对重要的因素，而他们决策的依据与分析过程，更不是普通人可以窥视企及的秘密。

　　作为民间作者，因不具备官方身份，能接触到的历史资料层次有限，密级资料档案，则根本没资格阅读，更没条件对可能的当事人，进行原始历史田野调查。同时，民间作者多数不是历史类专业人员，对所叙述的历史背景缺乏系统的了解与研究。所凭借的，只是在东一爪，西一耙乱读书中形成的印象，这种从书本到书本的推敲与分析难免片面，即使再努力地去接近本来面目，我相信，离事实也有十万八千里。

　　同时，用普通人的眼光与标准去打量历史，是很危险的事情，首先是对历史的评判标准不一定恰当，容易用今天的眼光去要求昨天的事情，从而掉进事后诸葛的陷阱；再者，局限于历史视野与人生阅历，理解事物很容易抽离历史背景，孤立地看待历史事件与历史人物；还会因为政治常识比较贫乏，把严肃的政治斗争庸俗化，即使关系着党和国家前途的路线之争，也当作旧时代官僚之间的争权夺利。

　　当然，绕开严肃的题目去写历史人物的8卦，也很好玩，而且很有可读性，颇能吸引眼球。比如就有人去统计叶参座一生中，有过多少个女人，结果统计出来明的9个，暗的N个。什么“花帅”绰号由此而来，什么延安时期整风运动中流传“叶剑英，叶剑英，老婆多得数不清”……（膜拜）

　　我对这些无聊事情不太关心，以他这份量与地位的人，女人只会占生活中极少的比重，爱情与婚姻，对于他这样以身许国的人来说，基本上是奢侈品，玩不起。一段婚姻或感情过去了，就只能让他过去，绝不萦怀滞心，败坏情绪，过去的事情，无非是过眼云烟。更多耗费心力的紧急军情还等着他去算计筹谋，那有多余的时间和精力去婆婆妈妈地经营爱情？叶参座的工作岗位，注定了他精神长期处于绷紧状态，他不断地需要爱情来滋润生活、舒缓情绪、刺激思维，从生理学的角度上说，这并不意外。

　　况且，他长期处于军队核心位置，掌握了大量党的机密与情报，结合党内斗争残酷异常的惯例，若与某位身边相处时间长了，对自己与身边人都是很危险的事情，稍有不慎便惹杀身之祸。如延安整风时期，参座本人虽然没有直接挨整，但是他当时的老婆却被整得上吊自杀，虽然获救但变得精神失常，难道这个教训还不深刻么？一生谨慎又心智深沉的他当然明白这其中的关窍道理。只是这个理由，对于身处高位的他，确实难于启齿，却又那么现实无奈。这其中曲折微妙之处的深思熟虑，绝非心智普通者可窥及。所以他那些短暂的婚姻与爱情，未尝不是对自己爱人的一种保护。

　　花帅绰号的缘由，是50年代——60年代初，参座从广东奉调进京，被明升暗降，任军委副主席，同时兼任了一些花里呼哨没实权的职务，无所事事之下，参座只好沉迷声色，寄情于吹箫弄玉。这其中未必不是向主席表明态度——“我很乖”，自污其身地在韬光养晦。

　　参座本身情才纵横，吹拉弹唱，诗词格律玩得烂熟，下部队视察居然毫无架子，为战士登台献艺，一把破二胡，尽拉粤曲小调，兴之所致，客家山歌也来上几句……相比其他军头大佬的威严自持，他的多才多艺，能玩会玩，自然显得“花”，说他是“花帅”主要是指这个，而非是私生活异乎寻常。否则以他情才，谁能想象他会仗势纵欲？他要真“花”的话？留在土匪张部队里，不组织“广州暴动”，帮土匪张占稳广东，那不是可以过着“三妻四妾随便娶，青楼歌妓乱紧嫖”的幸福生活？除了同僚袍泽会取笑几句“咸湿佬”，谁又能说他什么？他何必投身革命，九死一生地以身犯险。

　　在中国历史上，自古以来为免除主上怀疑，一则求田问舍；二则纵情声色。以当时党内共产风之盛，参座显然不能采取求田问舍之策，那基本上等于是自寻死路，也容易被人鄙视。唯有纵情声色，歌舞自娱了，反正军内大佬们在这方面大哥别说二哥，谁不知道谁？

　　自53年起，参座这一韬晦，一韬就晦了10多年，其委屈辛酸，真的是点滴在心头，直到文革前，参座才慢慢泡软主席的态度，寻机赢回信任，重新上位。其实主席在哪个时候也觉苦楚，手头能用的人也没几个。从大跃进开始，主席败家的效率与速度快过历代昏君，几番折腾下来，令国家损失惨重，他还不服输，老琢磨着继续乱搞，搞经济不行就搞革命，总而言之要搞。军队的老帅们自然满腹牢骚，和他的关系多有龌龊，肯听他支笛的人不多，否则他要发动文革，一声令下便成，也不需依靠红卫兵自下而上地乱搞了。没想到参座十年前在青岛冲凉，写下的“忽忆刘亭长，苍凉唱大风”，居然一语成谶。

2、客家崽的血性

　　唐继尧任云南都督时，对云南讲武堂关怀有加，要钱给钱，要物给物。1915年底，唐继尧筹划起兵护国，在召集部将的会议上决定，只要中部各省有一省响应，桂、川、贵三省中有一省响应，海外华侨和国民党接济粮饷这三个条件中有一个具备，就起义。如三个条件一个都不具备，云南为民国存亡，争国民人格计，也要孤注一掷，奋而举旗。由此二次革命以来，唐继尧与孙大帅冻结的关系和解。

　　1916年，孙大帅在东京刚刚小登科，娶了宋庆龄。为贮备将来征战天下的人才，孙大帅捎信给唐继尧建议，打破云南讲武堂主要招收云南人的陋规，到南洋招募华侨学员，最好同时招收越南、朝鲜学员。唐继尧立即派特派员陈觉民到马来亚怡堡一带宣慰华侨，招募学兵。当时华侨子弟报名参加考试的有六七十人，叶参座是其中之一，并顺利地通过考试，回国投军。

　　而某编写组所撰传记上说，独揽滇省军政大权的军阀唐继尧，为了利用南洋华侨的财力和人力来扩充自己的实力，派特使陈觉民南洋拉拢华侨，招募学兵……

　　讲武学校被校长唐继尧一手把持，变成了他扩充军事实力、实现个人野心的工具……

　　这样写历史，真是令人不知所云。1922年，唐继尧因为支持联省自治，反对孙大帅武力统一中国的主张，从此他就变成了军阀。而在1916年时，他还是反对袁大头称帝的护国急先锋，革命得不能再革命了。拿一个人后期的政治表现来给他前面的言行定性，真是令人匪夷所思。如果这样的逻辑也成立的话，是不是我可以这样说“汪精卫这个老汉奸，婴儿时期就使劲吃他妈的奶，其目的完全是为了快点长大，以便早日进行卖国勾当”，这不是他妈的扯谈么？

　　民国军界流传这样的说法“保定的课堂，讲武的操场，黄埔的战场”，大概的意思，是三校学员们成长的地点与办学最突出的特点。云南讲武堂的操场，可不是现在讲武堂遗址中间的那块，他前身是沐英镇守云南时的练兵场，包括了现在的云南省图书馆、云南省科技馆一带。参座在那里读书时，被操得不成人形，大叫“当兵好似做只鸡，俾人打俾人闹仲要开口笑”。

　　讲武堂的教头们基本都是从日本回来的海归，因此学校规章制度和作风也沿袭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操练当然变态。但讲武堂毕业生的素质，与当时与其他军事学堂相比，也因此高出小半截。1924年黄埔草创，师资力量不够，便从云南讲武堂抽调了一批教官到黄埔军校筹建执教，同时黄埔军校的部分军事教材也是沿用云南陆军讲武堂。于是讲武出来的人便有理由吹牛说“黄埔是云南讲武堂广州分校”。

　　参座在学习中刻苦努力又话头醒尾，在一众学员中显得比较突出，渐渐引起了炮科科长王柏龄的关注，王是孙中山铁杆小弟，负有踢人入会，培养党徒的重任。于是在课后，王柏龄经常诱导参座谈论时局。参座那么聪明醒目，自然懂得该怎么说话，面对如此上路的学生，使王柏龄更是增加了对这个门生的喜爱。

　　王柏龄与蒋阿拉在保定同期毕业，同赴日本留学，同学炮科，一同加入同盟会，与蒋是N同死党。所以蒋一出任黄埔校长，立即把王柏龄从云南弄来，任黄埔军校教授部少将主任。而王柏龄当然记得自己的得意门生，也立即调参座赴军校任其副手。今天很多人不知道参座任教黄埔的具体因由，其实是王柏龄把他弄去的。许多文章因为王柏龄名声狼藉，故意隐去参座与王的关系，有些作者干脆就是不知道这么一会事。

　　王柏龄在军事教学与炮兵研究上很有成就，来黄埔前是讲武堂的教育长，来黄埔后是蒋阿拉办黄埔的第一得力助手，但许多文章记载里这人是个饭桶，以蒋之耿介刚硬，会用一个饭桶当助手？不过他信佛又好色（黄埔学生给他取绰号“花和尚”），他也实在是对不起这个绰号，有鲁智深其号而无其勇。这只鸟身为军人，而无军人风骨，打起仗来贪生怕死。第一次东征，在淡水城前临阵脱逃，被免去团长。最搞笑的是北伐时此公任第一军军长兼第一师师长，轻取南昌后带着军党代表“小道人”缪斌一起去嫖妓。结果半夜孙传芳调集部队反攻，而“和尚与道人”还在妓女身上使劲，以致军中无主，全军溃败。叶参座彼时也被王和尚从军校拉了出来，任命为一师参谋长，参座与团长哨牙仔（薛岳）收拢溃兵，拼死抵挡，才逃出生天。事后蒋阿拉要参座代理一师师长，参座自觉应承的话，无以面对栽培自己的老师花和尚，没好意思答应。

　　叶参座在讲武堂还与一个兴宁老乡十分要好，这人是骑兵科长林振雄，林在日本回来后，曾任汕头新军标统。林与王和尚，蒋阿拉都是同学，黄埔开学后，任军校管理部主任。解放后当选为广东省政协委员，62年被逮捕，64年死于监狱。

　　林教头精通马术，练得一手极好的劈刀术。参座那时虽不是骑兵科学员，但对既是老乡又是老师的林教头十分亲近（主要是可以到他家蹭饭），对他教的劈友刀法学得也很用功。讲武堂有个年轻的日本教头，也有一手高超的劈刀术，自称是荒木流高手，喜欢与人比试，曾一连打败了几个教官，不免有些得意，参座也输过给他。

　　不过参座没服气，暗地里下决心要突击训练一番，再与日本教头比试。参座比较狡猾，利用朝鲜人对日本人的天然痛恨，说动朝鲜同学金至顺献身做陪练，天天挨他砍。此后，一连几个月，他们俩每天天不亮就起床，跑到操场上练习互劈，期间林教头也对他进行多次指点与陪练。

　　几个月后，参座觉得差不多了，便约战日本教头。正式比武这天，许多学科的教官和学生都来围观，两人穿上护甲，气势汹汹地互相抡刀猛剁，所谓拳怕少壮，刀怕力雄。参座那时血气方刚，又是含辱雪耻，刀刀舍命猛砍，几十个回合下来，挡得日本教官手软脚震，弃刀认输。那日本人倒也光棍，输了就输了，没耍赖，还把自己的刀送给了参座，这刀作为少年血性，青春灿烂的记忆，陪伴了参座终身。

　　我看许多文章提起这段往事时，都故意拉风夸张地取名《叶剑英刀劈日本教官》，标题看上去好像日本教官作恶多端，正在欺负花姑娘的干活，叶参座仗义行侠，一刀把人给劈死。这题目包涵着一股小家子气，看得人恶心。参座1917年与日本教官的比武，还扯不到20年后抗战，与他38年在衡山写“听涛起雄心，誓荡扶桑儿”时的心情没有联系。这是公平的比武，输就是输，赢就是赢，何况日本教官是受聘而来，替中国教育英才，理应受到尊重，他输了并无失礼之处，表现得很男人。我们今天用这样去意淫的心理去描绘这件事情，反是失礼。民族的志气士气，不需要用这些手腕去长。

　　别以为苦练几个月就可以剁翻日本教官，参座的祖父是杀猪的，父亲也是杀猪的，还考中过武秀才，一把杀猪刀，砍遍梅县无敌手。他小时候肯定也是起五更睡半夜地给逮住食夜粥（练武），没有这个基础功底，怎么可能几个月的突击训练就砍赢日本人？不符合逻辑的。

　　他父亲据说学的是流民教功夫，客家流民教功夫源于清末袁寿士(广东客家帮道士），道士们到处流浪，走江湖卖药为生，同时有各种很难验证的法术和幻术，所以“流民教”功夫里面有很多神神叨叨的功夫，没准叶参座也学了道士们保命防身的法门——六壬神功，就是神打啦，俗称“刀枪不入”，所以才敢那么搏命。

　　我幼时特别向往做流氓，跟一个客家师傅食夜粥，听说学的拳种叫“流氓教”，兴奋异常，以为马上可以实现理想——做一个流氓。参座的父亲，据客家师傅说是同门，不知道叶参座有没子承父业，算不算是我的同门，和我辈份如何？

3、用间高手叶参座

　　党内用间高手，在我印象里大约排列如下：周公、董老、康生、参座，也许有点谬误，但如果排名不分先后，我感觉更合适。不了解这点，很难明白参座为什么没直接领兵作战的战功却被封为元帅，很多人以为他是靠一、四方面军会师时那份真假难辨的电报。笑话，要这样计算功劳，莫雄把从庐山上把第五次围剿全盘计划端回家，项与年拿板砖把自己拍成猪头，装成乞丐再把情报送至瑞金中央，可以说是救了整个中共中央与红军。论功计酬他们又该什么位置？解放后莫雄无非是酬功给了个广东省参事室副主任位置，项与年是辽宁省监察厅副厅长，仅此而已。

　　周公、董老所指挥的杰出间谍，现在已被曝露得七七八八，大部分为世人所熟知，不提也罢。而康生的情报生涯到现在也鲜为人所知，留下一些蛛丝马迹，仅是他在上海特科掌管干湿活的三科（比如处决顾顺章一家）。

　　其实32年后，他赴苏联任共产国际中国代表团副团长时，每天上班的单位，就是共产国际情报部。在情报方面，他确实有着理论与实践都非常丰富的“特别工作建设”经验。台湾那边的资料，记载中共方面三个在苏联受过正规政治保卫与谍报训练的大特务，分别是康生、程一鸣、路鹏（很少人知道这个化名，原中共南京特委军委书记路大奎）。延安时期什么西北公学，枣园训练班，七里铺训练班，全是使用康生撰写的教材《特别工作建设》（军统那边的教材《情报学》，凑巧也是程一鸣编写）。康生社会经验丰富，知识渊博，他上的课生动活泼又富于启发，让受训学员们心服口服。比起那位同行对手戴雨农，无论是个人才华还是组织手段，他比对手高得不是一筹两筹，否则怎么解释在整个抗战期间，他稳坐社会部部长？继而内战开始，解放军从节节胜利到最终胜利，不如说是情报战的胜利，而奠定内战时期情报工作的基础，恰好是抗战初期就开始积累布局？

　　康生死后的被清算老帐，一算就从延安整风开始算起。说他迫害好人，罪恶累累什么的，那是今天的说法，当年可没这样认为，延安整风中的肃反不可能完全肃错，不过这是另一篇内情了，从下面的这件事情中，可以看出来确实有不少特务混进了延安。

　　56年台湾军情局悼念戴笠死忌10周年，蒋阿拉伤感地对在场的大小特务说：“戴雨农同志不死，我们今天不会撤退到台湾！”。蒋这句话信息量很大，起码可以有三层意思。其一、戴笠很工作能力强，防共与保密工作做得好，他如果没死，可以防止及破获中共地下党渗透；二、戴笠不死，军统就不用内乱，在内战中就可以发挥重要作用；其三、戴笠单线掌握着中共方面许多关系的名单，这些名单上的人随着他的死亡而失去联系；这三层意思里，我相信后者。单线进行联系的特务，事关性命，惯例是没档案可查，卧底为了保护自己，只认人不认组织。等于说有些打进中共内部的特务，蒋也不一定知道，不是戴笠不信任蒋，而是防止蒋身边的人有问题（事实上问题很严重）。其实就算蒋知道名单，在戴死后派人去联系，关系人也不一定肯接头。（谁敢说只有一个沈之岳？）

　　如果以为延安大规模的肃反与审干，还有解放后屡屡绷紧的反特审查，全都属于空穴来风，归咎成党内斗争的故意整人，那就是毫无敌情观念了。以康生之情才心智，他会在没有任何过硬情报依据下，仅凭臆想就敢在延安搞抢救运动，那不把中央书记处的几位大佬当成泥俑木偶？

　　他死了几年后，说他是害人成瘾的贝利亚式反革命，开除党籍，撤销悼词。这和他生前的盛誉反差也太大了，可见其与党内人士积怨颇深。他一个胶南张家的二少爷，一个文质彬彬无拳无勇的书生，凭着良心与正义感投身革命，和谁也没冤没仇，整谁不整谁，我看不出是源自私怨。他只不过是患了小知识份子的左派革命狂热症，结合早期在上海特科经历，对危害革命的叛徒特务痛恨尤深。加上保卫工作的职业习惯久而久之，警惕就变成了多疑。在我看来，他对党所造成的损失不单单需要批判和揭发，其实他生前，更需要一位心理医生。

　　在他追悼会上念悼词的可是叶参座，为什么是他念而不是别人？是不是有什么历史渊源？翻查历史资料，原来参座还有一个很少公开的职务“中共中央社会部、中央情报部第一副部长”，第二副部长才是李克农，第三副部长潘汉年。（两副马甲，一套人马）

　　75年康生死的时候，还是党和国家的领导人、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光荣的反修战士。也许他生前曾流露过相关的话语，他最出彩最无愧的人生历程，不是早年在上海滩的血雨腥风，也不是晚年的变态无聊的政治角斗，而是抗战时期，作为一个普通中华儿女，他为国家效力的光荣。而见证他这个时期工作的三个战友，李克农已骑鹤西游，潘汉年被整进监狱，好在参座还活着，自然要他来念悼词，就如刘帅的悼词只能是小平同志念的一样。

　　按照一般党史资料所留下来的印象，康生是搞理论和党建工作的阴险文人，参座是纯粹的军事大员，只有李克农才是专业搞特工业务的人才。按照这个印象，岂不是外行领导内行从延安时期的社会部就开始了？而康生与叶参座，两个不都成了挂名不管事混饭吃的家伙。问题是，谁会把如此实权实职的机要部门，看成是人大政协？

　　如果他们俩不是挂名出任，而是名符其实的有职有责，那么问题就随之来，他们凭什么出任这个职务？具体负责什么工作？有过什么工作成就？这么多问题我一个都回答不出来，他们在隐蔽战线上的身影，即使是几十年后的今天，看起来还是云遮雾绕，若隐若现。但我相信，他们两人，维系着隐蔽战线上，最为精彩绝伦的往事。康生就算了，他没什么可能翻案解放机会，也许很多原本该属于他的功劳佳话，被挂在他的领导名下（成绩要归功于党，归功于领导）。但参座从没彻底倒过招牌，身后哀荣更盛，为什么从来不见他在秘密战线上的具体功劳？

　　想象由此而来，我试着分析一下原因。其一、用广东话说，条友响社会部吃闲饭，冇做过嘢（没干活），其二、虚挂其名，方便参阅情报，协调社会部与总参的军事工作。其三、他在社会部的角色相当于军统里面郑介民的业务职能，只是负责军事方面的谍报。其四、他掌握的工作，在今天仍然还没解密，而没解密的原因，是不是对今天仍然有影响力，还在有效地发挥作用？

　　有人说参座在情报方面只是周公的助手，这话对也不对。周公在许多时候，是带着参座飞这飞那的搞统战，但对民主花瓶派的统战是统不出多少一线军事情报的，他的正职可是八路军的参谋长，主要的业务还是在军事谍报方面。只能说，参座的工作也在周公的领导范围内，他们多年来，工作上配合得很好，时间甚至可以追溯到大革命时代的“南昌起义”前夕。

　　“南昌起义”事败后，参座继续潜伏在土匪张的部队里，接着再搞“广州起义”，可惜又再失败，参座只好跑路去了苏联留学，我很怀疑他在莫斯科中山大学特别班就读的时候，一放暑假就去进修别的科目，比如情报训练或参谋作业训练。（程一鸣受训过程就是如此，他回国的时候，可是和参座同一条船。）

　　49年后，参座坐镇南天，港澳的统战与情报工作，全归他领导指点，他广泛地利用了当年在粤军中的经历，与老同事，老朋友，老相识，老同学，老关系，老乡亲开展了卓有成效的工作。

　　我听过一个笑话，50年代初，有次一个粤军时代的兄弟，从香港打电话给他。

　　说：“大佬，听闻我乡下搞土改，连我屋企坟地都分晒，拜托关照下。”

　　参座哈哈大笑：“叼你老母，你个扑街仔晓得求我了咩？嗰阵单声（捎口信）俾你，叫你放我几个人，你唔放仲要枪毙佢哋，我关照你条毛。”

　　“X秘书，记录：‘命令XX军分区，把XXX的祖坟刨开，掟只狗乸落去俾佢老豆做伴’。”

　　对方大惊失色，连声告饶，参座痛骂一顿后才说：“过几日叫个后生拎两盒月饼拜访你，有乜你同佢卿。”啪一声，盖了电话……（拎月饼的人听那位粤军袍泽说的）

　　大概，50年代后，许多在港澳的统战对象与情报关系，就是这样建立的。80年代后，参座倦政，把这部分工作与人脉关系移交给儿子叶选宁。结果叶选宁以四年军龄，跃升少将，出任总政联络部副部长，这里面有参座余荫，也有特殊的历史条件。

　　那时刚刚改革开放，中国急需外面的资金与技术，而吸引外来资金与技术的群体，百分之九十来源于广东华侨。华侨里面，客籍人又起码占三分之一有多，为了做好海外客家人的工作，只能让叶将军代表参座出面。没办法，外面的大阔佬们只认在50年代初，因为关照他们而倒霉的参座，他们念这个情，只认叶家人。（不够级别，一些会议与情报根本不给参加不给看。）

　　总政联络部是个情报部门，在叶将军入主之前，工作效果平平，叶将军加入后，利用海外关系，立即让总政联络部抖了起来，工作成效令人张口结舌。最为成功的操作，便是安排吕正操的秘密访美，跑去夏威夷见张学良，动员张回国定居或者一游。吕将军早年出身于东北军讲武堂。在张学良手下担任过副官队长，是张学良的亲信。张不愿意回来，但向吕表示，很怀念当年在西安对他搞统战策反的叶参座。

4、恩师一声by-by远去这都市，投靠革、命、同、志搞搞新意思

　　参座怕削恩师王柏龄面子，没好意思接受蒋司令的提拔，否则一师里的黄埔学生有样学样，他也一样带不动。哨牙仔（薛岳）是个官迷，腆着脸二话不说把师座了捞过去。他也不撒泡尿照照自己，不是黄埔出身居然想带黄埔嫡系，他以为自己是谁阿？果不其然，带着部队打进了花花世界大上海后，狼多肉少，一师黄埔系将官再不X他，合起伙来排挤他，一气之下他也辞职脱离一师，回广东投靠李和尚。

　　由于参座很醒目地力辞师长位置，让蒋总司令私下里觉得他这人不错，晓得尊师重道又知情识趣，一定要重用。说到底，参座的身份标签已是黄埔一脉，不重用的可能性很少，加上他在粤军混了不少年，有很多砂煲兄弟，蒋总司令还企盼以后可以利用他去做做土匪张等粤军的统战联谊工作。

　　南昌战役，生俘数万赣军老俵，这些都是老兵油子，只会当兵拿饷谋生，让他们回家耕田，一来不会，二来辛苦，他们宁可上山落草为贼。蒋总司令有见于此，立即扩编把这些兵收入麾下，一时间兵多将少也让他大挠头皮，参座于是立即被委任为新编军第二师代理师座，全师开赴吉安整训，时为27年初。

　　蒋总司令有时就是孤寒地主，做人做事不够爽快，鸡都送人了，绑鸡的绳子还要拿回去。参座连一师的师长慨然辞去，才给他个代理师长，这也太他妈的瞧不起人了。所以蒋总司令与武汉方面掐着脖子大骂对方是反革命的时候，参座断然站在武汉那边，起码那边是大佬达（邓演达）等自己人揸弗话事，同声同气，万事好商量。

　　这时武汉比较热闹，大、革、命的高潮，一浪接一浪地冲击着每一颗年轻骚动的心。刚到武汉复职的国民政府主席汪美男高呼“革、命、的站过来，不、革、命的滚他妈的蛋”，国共之间更是如胶如漆，好的蜜里调油。

　　四、一二，蒋总司令果然猥琐，搞不了武汉政府就在上海拿、共、产、党、出气，而且又贱格地自己不敢出面，唆使黑社会老大杜月笙派小流氓出面惹事，欺负一帮无拳无勇的书生与穷汉，真是不要脸之至。

　　参座嗅到了两边的火药味，知道时势要逼着自己表态了。瞅瞅蒋总司令这方面，声势好象没武汉生猛。人家武汉的左派国民政府，各路神仙如潮涌。“大佬达连孙总理只乸都昆埋过去撑场。何况仲有共、产、党帮拖，而、共、产、党，边个唔知佢哋背后仲有苏联佬？再讲军事实力，武汉有土匪张铁四军与唐生智的八军支持，而蒋这方面，得黄埔一班毛都未生齐的学生哥。”

　　两方面一比较，肯定是武汉有前途，蒋总司令点睇都得个输字，估计唔出三几个月，蒋总司令就会日落途穷系紧先。而且王柏龄因为嫖妓打败仗，着草走佬，估计以后也不可能东山再起。没他罩着，自己在蒋司令的夹袋里，前途是灰暗的。真的是“恩师一声BY-BY远去这都市，投靠革命同志搞搞新意思”。

　　参座与几个手足兄弟谈了自己的看法，大家一致同意倒向武汉革命政府。他召集全师军官开会，告诉大家：愿意革命的，拥护武汉政府的留下；拥、护、蒋介石，想去南京的，也请便。参座亲自起草并领衔签发的反蒋通电，消息传到蒋总司令耳朵里时，蒋愕然万分问手下：“叶沧白（参座的字）在搞什么飞机”？

　　左右之争同时体现在二师里，忠于蒋总司令的黄埔学生大都是“孙文主义学会”分子，他们指责参座背、叛、革、命，吃碗面翻碗底有负校长重托，违反“孙文主义学会”纪律（王柏龄搞的社团，你说参座是不是成员）。他们还与地方上的地主老财等势力勾结起来，准备把部队拉走。参座知道后与一众手足密议，决定到时候看形势不对就先下手为强，比他们先搞暴、动，搞了就拉部队北上武汉，投向国民政府。不过倒向武汉国民政府的事情，各种待遇编制及继后任务，还没联系好，别到时候这边插旗了，那边不承认不收编，那玩笑就开大了。

　　于是大家一致议定，由参座先去武汉联络，他们在这里分头行动。

　　参座拿着这次反蒋通电作投名状去到武汉，自然大受欢迎。他去找军事部长谭延闿述职，报告了新编二师和吉安的现状，请求接济枪械粮饷。谭延闿两手一摊：“剑英，要命有一条你拿去，要饷要粮，莫有”。这下轮到参座傻眼了，革、命是为了人人有饭吃，个个有钱花，没想到反了蒋总司令，搞了革、命却没没粮没饷，怎么向二师的同志们交代？谭延闿表示武汉现在经济面临崩溃，他也不会屙金尿银，只能劝参座暂时留在武汉，看看局势的发展再说。

　　此时的武汉倒是每天锣鼓喧天，红旗招展的，革、命、青年与革、命、工人联合起来，罢、课、罢、工、唱歌、游、行、演讲、贴标语，一片革命的火红景象，但经济上却处于饿着肚子闹革命的困境，市内连续发生米荒、盐荒、油荒、煤荒、布荒，物价飞涨，企业倒闭，工人失业。

　　住了几天后，参座看武汉的样子，知道谭延闿那里确实系老糠榨唔出油，只好悻悻地往回走，到南昌却又接到消息说，二师自从通电谴责蒋总司令后，部队军心混乱，右派军官扬言要杀了他这个黄埔叛徒。君子不立危墙之下，这吉安显然是没办法再去了，他只好从南昌又折回武汉。

　　再来武汉就没味道了，参座这下可以说是下了岗的师长，落架凤凰不如鸡，失业军人更是落魄悲惨。没办法之下他只好找到老乡黄琪翔：“老俵，涯今番落魄罗，看下子有嘛介工夫般涯做？”（翻译：兄弟，我现在落魄了，你那有什么事情给我干）袍泽同乡落难，有什么好推辞的，黄琪翔一拍胸脯：“老俵泥放心，夜哺头食酒时涯同华头讲吓，冇卵问题啦。”（翻译：兄弟你放心好了，晚上喝酒时候我和土匪张说说，肯定没问题）

　　土匪张因为战功卓著，刚被提拔为四军军长，此时风头正健，踌躇满志地到处网罗人才充实队伍，一听黄琪翔说参座来投，援闽粤军时期的袍泽，又同是客家崽，那有不答应的道理。立即邀请参座来四军上班，并立即随同四军进行二期北伐，四军在河南干翻奉军之后回师武汉，全军整编为第二方面军，土匪张升为总指挥，黄琪翔升铁四军军长，叶参座被黄推荐任命为四军参谋长。

5、大浪淘沙始见金

　　在参座最落魄的时候，铁四军这支光荣的革命队伍收留了他。这支部队大部份将官来自广东，彼此间同声同气，同乡同袍，本来他应该可以很快融入这个团体。但中国人陋习难改，只要有人群的地方，就总是喜欢用各种标准划分成各式各样亲疏有别的小圈圈，从而党同伐异，内耗不止。

　　如果参座加入时间再往前推推，稍假时日自不难融入这个集体，把四军团体变成自己的安身立命之所。但土匪张手下一干兄弟从广东出发，一步一瓢血地硬打过来。参座加入的却是蒋阿拉的嫡系部队，不打胜仗不说，还老打败仗，南昌打得骑虎难下，累及四军他们跑过去救火，平时言谈中自然揶揄蒋阿拉有口威冇手势，有时捎带参座也免不了被取笑几句。况且参座投奔伊始，土匪张便高位以待，四军里面那些觉得自己流过血，出过力，立下战功但又没被提拔的将官，怪话牢骚自然免不了。

　　四军主要的将官大都是保定六期（这一期真的是精英荟萃）出来的，对参座这个云南十二期又是黄埔教头出身的粤军异类，自然有那么一点隔膜轻视。可以说，除了土匪张、黄琪翔等几个高层明白事理，对他尚无成见，推食解衣的，别的人就很一般了。

　　以参座之心高气傲，那里受得了这些闲气。再看看土匪张，这只鸟打是能打，打起仗来擎旗猛冲，他的兵与兄弟也肯为他卖命，但随着时日变迁，他简单的头脑肯定满足不了团体成员的各种利益诉求，他们很快便会瓦解。还有他对人对事太实在了，满脑子旧社会的观念，除了讲义气还是讲义气，一般人讲义气也就是实实在在地讲讲就算了，那傻鸟却讲完了还要去做，义气这玩意需要身体力行吗？完全不是可成大事摸样的枭雄。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只要有利于革命大义的崇高目标，完全可以略过手段的善恶。在这个英雄辈出时代，环伺四周，真是知音寥寥阿！

　　当时的武汉，有股出国留学风，不少人都想去苏联留学（不亚于今天想去美国）。参座也想到列宁的故乡去尝尝面包鱼子酱，脱离这个苦闷的环境，听说邓演达同苏联大使馆关系很铁，便去找他介绍自己去苏联留学。谁知道大佬达说怕暴露自己与苏联大使馆友好的关系，不肯开介绍信（军事科学院编写组《叶剑英》P28页第二行）。参座气得差点一脚就踹过去，大佬达几时变成咁虚伪？你同苏联佬嘅关系，连街边卖菜的阿婶都知道啦，画公仔都画出肠了，还装……他是冤枉了大佬达，不知道位高权重的邓主任，在汪精卫来了武汉后，被国共苏三方同时排挤，象块抹布一样给扔在一边了，不再是一手抓三印主任，而是被人烹煮的煮任。大佬达那时自身难保，死要面子不好意思说原因，找借口打发参座而已。

　　叶参座心里说“邓择生你条粉肠冇义气仲要份晒嘢，阿叔唔求你，自己揾路”。说是这样说，但一时间门路也不好找，苏联那些胡须佬没人引见接近不了。看来还是要找找共产党的门路，但当时共产党采取秘密党员制，绝大多数的党员都是隐蔽身份的，公开知名的几个大共产党人与自己又没交情，冒失跑过去说自己想入党，以自己过去蒋记高级军官和孙文学会骨干成员的身份，没准会被当成精神病赶出来。(看电影《八月一日》，打完仗后军官拿名册点名，共产党员：高达权，共青团员：韦广政，国民党员范戈明……匪夷所思阿，纯粹为了煽情而严重违反史实的情节，还八一厂拍的。啊呸！）

　　正苦于走投无路，郁闷万分时候，碰到武汉市公安局当主任秘书的老乡李世安，闲聊中李世安很快就被参座套问出来，承认自己是中共秘密党员。真是险过剃头，好在参座没恶意，否则又应验了那句话“老乡老乡，背后一枪”。参座把自己渴望入党的要求和找党的波折都告诉了李世安，希望李能想办法开香堂接引他入中共。李世安到是明白，以参座这样显赫的身份入党，不是他可以决定的，他找到时任中共军事部长的周公，向他汇报这件事。

　　周公大喜过望：“现在革命低潮的时候，同志们到处被杀被驱赶，咱们共产党门前冷落车马稀，居然还有新同志加入，证明我们的党，我们的主张还是很有前途的，大浪淘沙始见金啊。这个同志的底细我很了解，是个很有才华的军事人才。”遂亲自批准了参座入党，开始了他们长达40多年的工作配合。参座晚年曾流露过大概的意思，说他曾接触过无政府主义、国家主义，对共产主义是逐步认识的，入党时也不是很明白什么是社会主义，只是觉得国民党快不行了，江山还没打下来就开始吃喝嫖赌，享乐腐化，迟早死梗。而共产党筚路蓝缕、奋斗不止，最后必然会夺取政权，后来参座经过学习马列主义，更是义无反顾地投入到革命的洪流之中。

　　参座7月初了入党，觉得在黑麻麻的夜哺头（客家话：晚上）找到了指路的北斗星，人生立即有了意义方向，正想向党申请去苏联学习马列主义时，武汉的国民政府7月15日，开始分共清党，苏联大使馆等机关相继撤离武汉。靠，留学的事情又砸锅了。

　　好在参座的身份还没暴露，周公指示他潜伏下来，伺机为革命出力。在四军里，土匪张从4、12以来，根本不尿什么分共反共的潮流，多次在会议上说“我们生生死死都与共产党在一起，这是鲜血凝结而成的战斗情谊”。但共产党的老板斯大林在六月一日，发电报给共产国际驻武汉代表罗明、鲍罗庭，指示共产党改组武汉国民政府，以国民政府名义推行苏维埃社会主义的政策。罗明把指示透露给汪美男之后，一时舆论大哗。土匪张于是反悔，不再继续说和共产党生生死死在一起。四军里的共产党，也有点人心慌慌的感觉，害怕土匪张突然发神经，对革命举起屠刀。

　　1927年7月中下旬，被欺负得无处躲藏的共产党，毅然决定在南昌插旗起事，让国民党知道一下马王爷有几只眼。共产党成立了以周公为书记的前敌委员会，与此同时大批人马云集九江，叶剑英也随第四军军部到达。

　　又要写到参座的南昌起义的贡献了，问题是我很怀疑。

　　在写土匪张搜资料的时候，便觉得“南昌起义”的疑点颇多。比如到底是谁先想把对方干掉；比如参座到底把情报告诉了谁，当时叶挺到底在不在场，为什么他不在场；到底是在甘棠湖还是在鄱阳湖上开会，开会时候谁在？到底是想军事解决叶贺部队，还是根本子污虚有；土匪张是把叶贺叫上庐山，到底是打算扣押他们还是商量和平分家；还有为什么起义后还是用第二方面军的旗帜，总指挥居然还是土匪张，怎么后来突然又变成贺龙，当时的旗帜居然不是我们熟悉的镰刀铁锤，而是青天白日满地红。还有很关键的一点，第二方面军当时居然是在东征讨蒋的路上，计划8月10日兵力汇聚，便直铲南京，而朱培德已经带队出发，南昌只留下少量3000余人的辎重部队留守，那么这些少量的部队如何有能力军事解决叶贺部队（我给他们水缸做胆，谅他们也不敢）？还有高佬蔡被劫持起义的问题，他后来跑路时候到底有没杀范孟声团长。致关键的迷，是贺龙参加起义时为了第二方面军总指挥的总座还是心向共产党?

　　如果把我手头全部由国家公开合法出版的资料细心整合，把这些问题加上我的分析公布，我会立即倒霉，这等于动摇了军史党史。但我很恐怖地发现，原来我们看的历史，起码过半是真假难辨的，或者是改编的。许多关键的细节，是自相矛盾的，即使是同一个单位所刊登的资料，不敢说百出，也是漏洞十出。

　　南昌起义的干系太大了，真实距离现实十分遥远，真的写下来，会得罪很多很多的革命老前辈，对他们声誉造成一定影响，估计他们的后代会找我算账，我把内裤当掉再去捐精也赔不起。

　　其中的一些历史事实，杨天石老师已经说出来了，我可以比他走得更远，但我不敢走。老头是黄土埋到脖子上的人了，他怕个鸟。我而还那么年轻，仲有大把世界叹，我又是那么的肥且帅，还想留着肚腩吃香的喝辣的。所以我决定，坚决不把我梳理整合出来的真相说出来，让你们干瞪眼。

6、策应暴动

　　党史对参座的评价，经常这样说“叶剑英同志屡次在革命的历史关头发挥了关键作用”。在南昌暴动中，参座送了两次重要的情报，有力地策应了南昌起义，事情过程大概是这样。

　　7月15号后土匪张仍不肯分共，但拗不过汪美男，便在武汉电召第二方面军高级军官汇集庐山开会，让汪美男给予会军官解释分共政策，并磋商和平分共问题。会议时间大约定在7月底最后几天，先到九江的军官可以上山避暑，等人来齐了再开会。

　　7月23日，贺龙从鄂东黄梅、武穴一带率部开到九江。刚下船，黄琪翔、朱培德两人带着一群军官在码头立即迎了上去，一脸淫笑地说：文常一路辛苦，我们先去聚财搂给你洗洗尘，晚上再到丽春搂按摩，爽完明天哥几个一起再赴庐山避暑，凉快几天，你看如何？

　　贺龙此时心急如焚，找了个借口没去，留在九江与叶挺等人商讨南昌起义的事略，地点就在四军指挥部附近的甘棠湖（城中湖），他们划着小木船游湖开会，船上有参座、贺龙、叶挺、廖乾吾、高语罕。

　　说起第二方面军高级军官汇集庐山开会的事情，贺龙一拍大腿说：“谁知道他们打什么主意，到时候人为刀俎，我为鱼肉，老子是绝不去开这个什么鸟会。”

　　“土匪张要你们上山避暑，讨论和平分共的问题，你们不答应分共的话，估计要把你们扣押，至少会赶出部队”，参座眼睛转了一转，把他了解的内情和盘托出。

　　“对，我也不上山，部队也不在德安集中，直接开去南昌”。叶挺跟着也这样表示。

　　经过磋商，大家作出了这样的决定：一，贺、叶不上庐山；二，部队不在德安集中，乘火车到南昌去；三，叶挺的部队先行，贺龙的部队随后行动。参座最后对叶挺、贺龙交代说：“你们有什么动作请及时通报消息。

　　7月29日，汪精卫、张发奎、唐生智、孙科、到了庐山，召黄琪翔、朱培德、金汉鼎等到庐山开会，这就是武汉政府的正式的分共会议，会议的决议是：

　　（一）严令贺龙、叶挺限期将军队撤回九江；

　　（二）封闭九江市党部、九江书店、九江《国民新闻》报馆，并逮捕其负责人；

　　（三）第二方面军实行“清共”，通缉恽代英、高语罕、廖乾吾等四人。（啧啧，“黄埔四凶”被通缉了一半，还有一个查补出来时谁，按照逻辑，这个人估计是后来叛变）

　　开会时候参座在场，会后立即派人下山通风给廖乾吾。廖又立即转告恽代英、高语罕等。大伙连夜跑路，赶赴南昌参加起义。也有资料说是参座亲自连夜下山通风报信，扯谈。军官会议途中突然失踪彻夜不归，想挨枪子？

　　南昌起义之后，土匪张开会商讨善后军情，一干兄弟气急败坏地拍桌子锤櫈骂“乞衣仔”冇义气。乞衣仔是叶挺的绰号，他在肇庆带独立团时，只有几百支老掉牙的粤造79步枪，军械钱粮均不足。便打着共产的旗帜到处找袍泽讨要赞助，别人有意见他还一瞪眼：叼，你唔知我系共产党咩？话明共产嘅嘛。他的字又是“希夷”，与粤语乞丐谐音，有次哥几个在长提酒楼喝酒，见了他远远地沿江走过来，吴奇伟惊惶高呼:乞衣仔来啦，快啲撇！一帮人顿时作鸟兽散……朱晖日眼睛一瞪，杀气腾腾地说：华头，俾两个师我，去追乞衣仔、高佬蔡两个衰仔返来，高佬又唔系共产党，发癫哄到埋去，条友捉返来，我亲自喐手，佢两只大肶一边捅佢三刀六个窿就冇走鸡喇。（蔡廷楷的10师归他的十一军，所以特别光火）。

　　事情都做出来咯，你贪口爽插佢一百刀都冇用啦，要讲啲有建设性嘅意见。参座生怕土匪张被七嘴八舌地窜辍得火起，拍板决定追击就麻烦了。联系第二方面军上下都在传回广东的风声，参座心生一计，建议道：华哥，不如吊住佢哋嘅尾，假装追击，一边收容散兵，一边慢慢追，一路追返广东去。此言一出，众人均点头称妙。土匪张没立即回答，站起来绕着会议室踱来踱去，慢慢走到参座身边，猛地一拍参座肩膀大笑说：“我嘅哎呀大佬张铁胆（张民达）话你有两度散手，果然犀利”。参座被他冷不防地拍一下，吓得一激灵，还以为自己身份穿帮了。

　　土匪张回到座位上，扳起面装着很严肃地说：“嗱，我哋下一步行动就按沧白的计谋，返广东赶走李和尚班广西佬，霸住广东，食大茶饭。之不过，大家记住要保密。”众人轰然答应，心里却免不了有点不以为然：叼！上下几万兄弟都知道的事情，仲要保密，多鸠鱼~！

闲话“南昌起义”

　　在阅读某些历史资料时，互为参照几个读本，感觉关于“南昌起义”的隐晦颇多，我试着把自己的思维厘清一下，看能不能理出一个比较清晰的历史轮廓。

　　1、背景略述

　　“南昌起义”当然不是偶然发生的，四军二期北伐在河南打败奉军之后，武汉国民政府的几个当家人与冯玉祥在郑州开了个会，约定反对南京的蒋记国民政府，但分共是老冯支持武汉政府的前提条件。汪精卫此时也被ＣＰ再两湖发动的工农运动搞得焦头烂额，再加上共产国际对中国的包祸异心，正觉得有分共的必要，于是几方面一拍即合，汪同意回到武汉就着手分共。

　　武汉政府内的几个左派力阻无效后，纷纷离开武汉赴苏联避祸，如邓演达、宋庆龄、陈友仁等人，宋庆龄临走的时候发表了宣言，被ＣＰ中一些不满她的同志讥笑为“临别秋波”。情形显然已经很坏，独秀内疚于中共在工农运动中一些做法确实错误，天天向国民党的武汉政府解释道歉，但形势已经逆转，汪精卫等人再也没兴趣理会他。

　　所以当时ＣＰ中清醒者主张把自己可以指挥的军队结集起来准备斗争，如恽代英把中央独立师、叶挺等部队调动集中。汪精卫看着形势不对，立刻向ＣＰ表示有商量余地，独秀大喜之余却中了计，他在党内极力压制走极端的同志，主张“国共两党合作到底”，满天的革命风云，被汪精卫的花言巧语一风吹散。可汪精卫却在暗地布置反共，到了7月15日，一切都无可挽回。ＣＰ只剩了贺龙、叶挺的小部分人马在江西九江，全党都希望以此为资本树起反抗的旗帜，结合各地的工农武装，在中国开展土地革命。

　　2、起义的缘由

　　武汉汪美男他们在7月15号召开“分共会议”后，接着又召开了国民党中央扩大会议，会上汪美男声称与共产党好合好散、和平分共，要求下属各军各单位团体要保障共产党员的生命。这个决议没得到贯切执行，各地方宽严不一。唐生智在湖南的部属，纠集了大批土豪劣绅，协同军队实行清乡，以比农民当初对付土劣更为残酷的手段进行报复。河南的冯玉祥、江西朱培德就执行得比较持平，ＣＰ的生命基本得到保障安全，他们开欢送会，把共产党礼送出军队。土匪张执行得最好，不杀不送不赶，甚至被别人驱逐的共产党他也全部收留。

　　四军的首领张发奎是个优秀的军人，虽然他有性格冲动的缺点，但他心地善良又英勇善战，他爱护他的袍泽，无论你来自何方，从事何种职业，有过什么经历，是什么社团党徒，是ＣＰ或非ＣＰ，只要你成为他的兄弟，就能感受它把你视作生死之交的温暖。冲锋时，你掠阵，擎旗在前的是他；撤退时，你先闪，带队断后的是他；你陷围，要保证自己没死，他肯定会来救你；和他在一起，你可以很省心，不用设防；他把他每个兵都真诚地看做是兄弟，更不会为了功劳而用你的性命来铺路。我想，每一个军人，都会渴望与他同袍。

　　结合二期北伐后，四军上下的将校目睹革命阵型四分五裂，各路军阀行为离谱，他们感到很失望。思想上的父亲孙中山死了，政治指导员邓演达跑了，自己好像是革命抛弃的孤儿，浪流在外。他们除了有思乡厌战的情绪，也有渴望脱离这种气氛，返回广东，经营好家乡的想法。

　　北伐过程中，他们的家属都在广东，在工农运动里并无受到冲击，而且他们在征战两湖过程中，受到了工农运动很大的帮助，所以在感情上，他们对共产党并无恶感，而且很多战友都是ＣＰ，这是生死之交的战斗情谊，叫他们对曾经的战友下手，真是让忠义立身的广东人情何以堪？即使是和平分共，这也是对自己力量的削弱。正如土匪张曾哭着说：分了共，我们还剩什么？

　　但周恩来却觉得，张发奎对ＣＰ的保护是出于个人性格使然，而不是来自政府有保障的政策，他随时可能受环境所逼，发动类似蒋介石4、12的行动，而共产党却毫还手之力，到不如采纳李立三的意见，先下手为强，在南昌举行暴动，再撤退到广东东江地区，以图发展。

　　李立三提议南昌起义过程是这样的，27年7月20日，李立三与林伯渠、谭平山、恽代英、聂荣臻、瞿秋白、李立三、张太雷、叶挺等人，躲在庐山仙岩旅店的厨房开会分析形势，同时分析土匪张，看看有无办法忽悠他，让其带着第二方面军放弃东征讨蒋，带领全军回广东重新打天下，如果软的不行就来硬的，在南昌插旗起义。

　　就在李立三他们计划南昌暴动的同时，在武汉的周恩来，此时已经决定“如果土匪张乖乖地听我们的话，那就等他把第二方面军带回到潮梅地区后弄死他，夺取整个第二方面军军权；不听我们的话，在九江就把他给干掉”。（此时，中央已决定对张发奎的态度“如张不与汪精卫联络则到东江之后始解决之，否则在浔便解决他”。《张太雷在中共中央南方局和广东省委联席会议上的报告》，《南昌起义》［资料选辑］，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1年版，第10－11页，这两句话读来真是令人心情苍凉。）

　　但不必因此指责周恩来不讲道义，专门杀熟。我说过历史人物在决策时，和手头掌握的情报依据与个人经验极为关键。周恩来没有与张发奎等四军将校共过事，对其并不十分了解。他刚从上海死里逃生，目睹部属被屠杀，心中愤怒之情，可见一斑，而且他也因为轻信而被短暂被捕，若非白崇禧胞弟援手，此时恐怕已经身首异处。所以他对任何非ＣＰ，都情绪性地保持了警惕，要知道他那时还不到30，在这个以温和见称的未来总理身上，此时同样拥有年轻人的血性，同样会有不顾后果，挺而走险的冲动。

　　3、南昌起义的力量

　　南昌起义的力量其实不大，但却几乎汇聚了ＣＰ所有的军事精华，看看后来十个元帅有多少个参加该次起义就知道了。因此叶挺后来的别号是无衔元帅，凭他在南昌起义时的地位与资历，活到55年评定军衔时，元帅的排名他铁定进前三，谁给挤出去就不好说了。

　　看过文章说周恩来在ＣＰ的军队中，个人资源及其庞大，甚至超过毛泽东，如果两人拉开架势，鹿死谁手，尚未可知。我开始觉得不可能，后来想想南昌起义，就信了八成。某部电影里张国涛劝他没把握就别插旗，其中一句话我印象很深，张一脸痛苦地说：“恩来，我担心你多年的心血，会毁于一旦。”哦！原来南昌起义的本钱，是他个人多年的心血。这大约可以解释，后来在中央苏区，他可以轻易地从毛手中夺得军权，即使在一败再败得情况下，他的位置还是无人能动。

　　南昌起义的主力是叶挺的24师，这支部队大部分士兵是北伐军打下武汉后，叶挺回广东招的工农武装，成立于三月份，四分之三是新兵，他们在四军出击河南时候，留守武昌，在5月中旬会同军校学生，平定了夏斗寅的叛乱，有初步的战斗经验，但装备与战斗力无法与四军的其他部队比肩。

　　第二支部队是高佬蔡的10师，高佬被周恩来、叶挺挟持后，部下为了他的生命安全，没办法不参加起义。所以他们一有机会，便逃跑了。后来这支部队，衍变成赫赫有命的19路军。据他自己说，他逃跑之前把部队里面30多个共产党员全部发钱遣散，但这30多个人并没一个活着出现过，他到底是把他们放了还是杀了，这是椿疑案，我倾向后者。几十年后，他混民主党派，出于统战目的，不好和他计较此事。所以他的部队，是不会下力气打的，战斗力可以忽略不算。

　　贺龙的部队其实很弱，7000人不到却编成三个师，基本力量是收编而来的土匪，他本身也是湘西土匪出身，可以说土匪张是伪土匪，他才是真正的土匪。也许基于这个情结，他一直觉得，第二方面军，应该由他来当总指挥而不是张发奎。他原来与中共关系不算密切，后来周逸群到他军中做政治工作，所以北伐河南时候，他的独立15师打得很卖力气，战争胜利后论功扩编为20军。其实论战斗力，四军一个团基本上就可以扫灭他的部队。

　　扩编为20军后，他仍然觉得自己不得志，说自己是湖南人，不可能在广东人为主的第二方面军出头，他的土匪武装，迟早要被正规的四军缴械，在电影《八月一日》里，米店抢劫一幕就很好地表现了土匪武装与正规革命军人的冲突。

　　最先策反他的是谭平山，谭是经历相当复杂的老资格ＣＰ。他警告党内的同志，贺有野心想取代张发奎，我们有任何与张发奎联络缓和的迹象，贺都会因为要保护自己而先我们一步向张告密，以洗脱自己。起义军南下途中，大家对他及他的部队的土匪作风很容忍，捧着哄着，跪地喂猪乸般迁就，生恐一个不对付，他带走部队重操旧业。已经跑了高佬的第10师，ＣＰ再也损失不起力量。可他的部队，还是可耻地一兵不存，全部溃散。

　　途经瑞金时ＣＰ大开香堂，以谭平山与周逸群作介绍人，把贺龙踢入了ＣＰ，仿佛这样他就进了ＣＰ的保险箱，仪式举行的时候，这个惯匪神情有点紧张，仪式完成后，他松了口气，说比起当年他加入哥老会的仪式简单多了。起义失败后，贺龙流亡上海，中央非常关心他的成长，指派专人每天给他做思想教育辅导，他才慢慢转变成思想上真正的ＣＰ，而不是形式上的ＣＰ。

　　可他的领路人谭平山却倒霉非常，1927年末，谭平山到上海找党，意外地得知中共中央已将他开除党籍。此时谭平山生活无着，政治上四面楚歌，以其身份若投靠南京政府则不愁吃喝，他却坚持反对国民党，参加了邓演达领导的“第三党”，主要从事反蒋活动时也曾指责过中共中央的路线。抗日爆发后，东躲西藏的谭平山，不顾通缉尚未取消的危险。与他同样被ＣＰ开除党籍的陈独秀会面，陈见面便发泄对中共中央的不满，谭平山却批评陈的主张并赞成共产党的新政策。独秀以老上级的脾气拍桌大骂谭平山你他妈的，一向以英雄自许的谭平山也站起来操独秀的老娘，二人不欢而散。

　　叶挺原来的独立团才是共产党的精华所在，这支部队一路战损极大，这与叶挺的作战风格有关，喜欢硬碰硬地干一锤子买卖。这种决心是对的，在二战之前，战争的形式与武器的品种还是比较单一，一支部队能否取胜，很多时候不是看武器与训练，而是比谁拥有更多的亡命之徒，或说献身精神。所以对士兵进行战术训练还不如对其进行勇气训练，起码对士兵进行思想精神训练成本低廉，让灵魂深处发生革命并不需要花很多的大洋。

　　叶挺的独立团是ＣＰ的私生子，所以全党万般的宠爱都汇集在这个队伍，他的战损得到了很好的兵员补充，主要来源是从两湖工农运动中挑选出来的骨干分子。武昌攻下来后，独立团被编成25师74团，师长李汉魂，团长周士第。周士第参加了ＣＰ的南昌起义，并对土匪张的专车开枪扫射，令张深受刺激。他把周从一个军校生两年之内提拔为团长，而这个得意门生居然是如此忘本，这甚至影响了土匪张对ＣＰ的看法。现在这个团的番号被济南军区某装甲师继承。

　　朱德的部队号称国民革命军第九军，其实只有几百人。他的成功在于他坚持下来，而且很好运气地在溃败的士兵中，碰上了低阶军官龚楚，这位后来的红军叛将，当年也是热血青年，把农军从广东带上武汉，又从武汉带到南昌参加起义。这次他把朱德带回了粤北老家，他们曾在我经常去的瑶山活动过，一个破庙的土墙上，还遗留着当年的数个子弹坑。后来朱德又是杀熟（这事干得挺不地道的），砸了他结拜兄弟的场子——“湘南暴动”，他这个兄弟，几个月前在他走投无路的时候，冒着极大的风险以极为宽容的条件收留了他及他的溃兵，“湘南暴动”后，他被剿得站不住脚，才与毛泽东汇集，落草井冈山，以“朱毛”的匪号，开始了类似山大王的革命生涯，让中国人付出极大代价的十年内战，由此而起，这属于后话。

7、八骗张发奎

　　在南昌起义之前，中共原计划还有一支革命武装力量参加起义，即黄埔军校武汉分校。这间学校成立于1926年底，次年8月解散，总共大半年的办学历程中，行军打仗就花去了三分之一时间，正式在课堂上的学习时间非常短。其中还招过一队女生，赵一曼便是女生队里面最牛的人物。当时军校里面，CP相当多，所以革命的气氛比较浓厚。

　　5月底唐生智、土匪张带兵进行二期北伐，武汉兵力空虚，象个待宰的小肥羊，惹得夏斗寅和杨森垂涎三尺，以饿虎擒羊之势猛扑武汉三镇，而武汉此时只有叶挺的二十四师，黄埔军校武汉分校的四千多学员，也被紧急被改编为“中央独立师”，下发枪弹参与平定叛乱。

　　七月初张发奎班师回朝，“中央独立师”随即取消，恢复原来分校的名称与建制。

　　一骗张发奎

　　7月15号武汉“分共会议”之后，唐生智想把黄埔军校武汉分校解散，收缴学生的枪枝。分校师生收到了风声，借野营战斗演习为名，撤出了武昌城，在洪山以东地区盘旋等待救援。

　　参座对这支单位是早有留心，得知军校生被何键、李品仙部包围在洪山后，立即去找土匪张，要他去救这群待宰的羔羊。参座一脸神往第对张说：“华哥，呢班细路现在是累赘的羔羊，但胜在他们是有文化、有纪律、有理想、有斗志的新时代四有羔羊，稍加磨练难说里面不能栽培出一群将种。尤其听说里面的女生大队，有不少年轻貌美又心向革命的名媛，收编过来不但壮大第二方面军的基层力量，同时也可以解决很多同志的婚姻问题。”土匪张一听，眼就绿了，饿狼看见小羊羔的样子也莫过于此，打天下没干部怎么打？遂接受参座献计，亲自出马与唐生智打擂台，把分校的师生从何键、李品仙的枪口下，强行捞了出来，改编为第二方面军的教导团。唐生智也没吃亏，汉阳兵工厂的装备，他又匀多了不少。

　　这支革命武装保存下来后，全团编成三个营，有100多名没有暴露身份的CP，另外女生大队300多名的女同学，土匪张却对姑娘们不感兴趣，他对兼任团长的谢膺白说：我们回广东是搏命的，谁死谁活未可知，拖累姑娘们的青春做乜？下令遣散女生大队，这事后来让四军将校们意见很大，大骂土匪张饱汉子不知道饿汉子饥。但游曦、郑梅仙、骆英豪、曾宪植等30多个小姑娘迷恋革命，匝着校门的柱子拖都拖不走，便被留下来组成一个小队随军东征。此外，还有崔庸健为首的朝鲜学生100多人。（此人后来蛮有成就，以亲中派面目在朝鲜混到了老二的位置，成为仅次于金日成的次帅）后来教导团起南下广东，不少朝鲜同志跟着一起走，沿途参座经常和他们进行日语交谈，做他们的思想工作。（想不到参座会日语吧）

　　二骗张发奎

　　教导团随第二方面军东征，该团是殿后部队（宝贝疙瘩阿），可他们遗憾地错过了光荣的南昌起义，八月二日才离开武昌。

　　教导团在武昌下船出发时，尚不知南昌已爆发起义，在船上就更不知道了。八月四日上午坐船到达九江，可第二方面军指挥部命令暂时不许登岸，谢膺白把一切布置好后，让教导团学生徒手上岸集中传达事件，教导团学生集中听传达的时候，谢膺白乘机另外派人下船将武器俱缴去，这种猥琐的行为，造成学生们对他的反感，后来他几乎带不动教导团。教导团的学生知道“南昌起义”的消息后，觉得徬徨无措，不知道该往何处去，不少人纷纷离队回家。

　　参座深知教导团的羔羊，稍加训练便是一支可以转化成强大战斗力的部队，无论如何不能就这样被宰了，也不能叫它自己垮掉，要想尽一切办法把它保存下来，为革命留点本钱。于是假装无意中碰到谢膺白，闲聊起起教导团。谢膺白呲牙咧嘴，痛苦万分地摇着头说：“呢啲兵一个比一个识讲，把口啷过油咁，好多革命新词汇，舞到我一头烟。”参座连声说：“呢个团我帮你带，点样？”，谢膺白一把抓住参座的手：“沧白你份人为兄弟真系唔话得”。

　　参座又跑去找土匪张，张此时正在为教导团的事大伤脑筋。他知道教导团有前途，但又怕管教不好，再又搞一次起义就笑死人了。参座摸透了他的矛盾心理，就劝他留下教导团，稳住军心，日后好派用场，并且说谢膺白忙得要死，不想再兼团长，自己愿意去接替，张发奎想都没想，一口答应。

　　从来只见人躲事，自古鲜见任烦难。这么积极主动要求工作的革命同志，不满足他的要求，岂不打击了他的工作积极性？

　　参座趁机以安定军心的名义，向土匪张絮叨说，我们既然要学员帮忙打天下，就要信任他们，把枪都缴了，他们感觉不到我们的关心与信任，怎么跟我们走回广东？所以最好把枪法还给他们，控制子弹发放就是了。土匪张没办法，发还部份枪支弹药给教导团。

　　三骗土匪张

　　教导团进抵南昌后，把朱培德又吓一跳，这时南昌起义军已全部撤离，第四军主力也已离南昌开拔，只有一些兵站后勤人员待走。南昌兵力空虚之极，朱培德担心这个号称“赤子赤孙”的教导团又给他来那么一把。上次叶贺他们搞了他一下，兵力损失三千，货财全被共产。他老人家心脏不好，实在受不了这么过瘾刺激的消息。于是向张发奎提出解除教导团武装，肃清共党分子，省的晚上老睡不踏实。

　　土匪张自然不舍得，但又不能说啊德哥的担心是多余，正在为难之际，参座面陈土匪张献计，第二方面军军官教导团名气太大了，人人都知道是黄埔军校武汉分校改名的，我们再把他改名换姓，叫第四军教导团，直接并入第四军建制，这样改来改去，外人眼花缭乱，怎么知道内情？那么攻击目标就不存在了。另外我们再加强整顿管束，以宽阿德哥的担心，让他搂着小老婆天天睡个安稳觉。

　　土匪张抚掌大笑称妙，欣然夸奖参座：老俵，泥咁多花笋，真系帮了涯嘅大忙。接着，土匪张约阿德哥喝酒拍着胸脯保证，教导团经过整肃、清党，绝不会在南昌闹事。

　　在短短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黄埔军校武汉分校，二次易名，多次受挫，在参座的运作下，终于获得四军的正式户口。

　　四骗土匪张

　　参座变成教导团的团座之后，从南昌起，就每天和教导团一起行军，他生恐教导团的党员们冲动起来，血一热，就发动起事坏了大计，所以一直快到赣州前才离开教导团。

　　担心果然没错，9月初教导团到达万安。团里的党员会议讨论到下一步革命行动时，委员王侃予和李人一提出了在万安配合当地工农武装举行暴动的主张。叶剑英分析当时面临的形势，提出了否定意见，劝说大家要暴就到广州暴，到敌人的心脏里爆才让国民党感到刺激，躲到山沟没人的地方，暴动有什么意义？打击不大，缴获不多，对国民党杀伤力微弱，不肉疼，没意思。

　　对这件事，参座回忆说：“队伍开到万安，有一天，团党委书记唐维告诉我：今天团党委开会，请你参加。我是CP了，能参加党的会议，感到很高兴。会上讲到许志锐的二十六师从后方运来一大批物资，有好几十条船的弹药和军需品。有好几位同志提出要在万安暴动，把这些武器、弹药抢他老母的。唐维一时拿不定主意，征求我的意见。我考虑到，在万安暴动意义不大，且不说不易成功，即使成功了，以后向哪里去呢？”叶剑英耐心地给大家谈形势，分析当时的敌我力量对比和地理条件，极力主张去广州搞暴动。他说：“跟在人家屁股后面搞，意义不大，真正的革命者要到敌人心脏里去暴动！”党委采纳了叶剑英的意见，放弃在万安暴动的想法。教导团继续南下，向广东南雄开进。

　　万安暴动，难怪几万人都打不下县城，连刀都背反，怎么砍人？

　　年底时候，万安农军和革命群众数万人攻打县城，攻来攻去，反复搞了四次才攻下来。还是守军主动撤出的，但很快又杀了回来，万安农军损失惨重。暴动的领导人曾天宇牺牲，保存下来的火种，转移到井冈山和东固根据地继续燃烧。

　　教导团的团部有四五匹马，叶团座的坐骑是一匹红色高头大马，在半个多月的行军中，他几乎没有骑过，总是和学员们一起步行，他的坐马，一直让给团部四位随军南下的女同志轮流骑，当然骑得最多的是年龄最小最漂亮的曾宪植同志。也许他们之间的爱情，就是在这个行军的过程中产生的，当时常常看见叶团座牵着马缰绳，兴兴头头地走在前面，曾宪植同志坐在鞍上也是手舞足蹈、兴奋不已的样子，那年底，叶团长不顾后来婚姻法不满18周岁不许结婚的规定，毅然和曾宪植同志结合在一起，组织成革命家庭。

　　在赣州休整的时候，教导团里面的党员公然开会讨论研究“南昌起义的意义”，结果被“孙文主义学会”的人发觉告密。黄琪翔的兵在南昌起义中，被叶挺“拐”跑了一大半，他是深受刺激，一听“南昌起义”就紧张，于是立即下令把教导团缴械。

　　参座知道后对黄琪翔劝诫，教导团是土匪张的心头肉，现在他不在部队里，你去缴教导团械他会不会有看法？早几天在吉安时，江董琴（第三党创始人）就给你惹了事，你现在又搞点事出来，土匪张回来后，我怕他误会你在排挤他，四军张黄一体谁不知道？你们俩是不能生间隙的。黄琪翔一听有道理，又把枪发了下去。还讪讪地解释：把枪暂时收缴，是体恤同学们行军多日，体力消耗过大，本着减轻大家负担的好意才收枪的。现在既然大家有疑虑，就发还大家自己扛吧。

　　这次骗的其实是黄琪翔，但土匪张说过，我与黄琪翔是兄弟，四军给他指挥和我指挥，没什么两样。当然没什么两样了，他们两个还是亲家，张发奎的二弟娶了黄琪翔的妹妹，所以勉强地说，这次也算是骗了土匪张。

　　（注意：南昌之后，土匪张没随部队南下，8月上旬，陈可钰到了南昌，力劝张不要随队南下，因为他亲共色彩太浓，这样尾随起义军而行，谁都会认为他和叶挺两个人在唱双簧，于是土匪张安排好一切后，由黄琪翔带队南下，自己随陈可钰经由上海，转道香港会粤。

　　四军的政治部主任廖乾五参加南昌起义后，由闽西客家人江董琴接任，江与黄琪翔关系特别过硬，而且升官的心火热难忍。在吉安休整时，指示手下满大街贴拥黄反张的标语，被死对头繆培南强硬反对，逼的他辞职离去此事才了。原因江在1919年曾短暂任梅县县长，繆父亲是梅县恶霸，因一宗伤人案被江董琴杀了，33年繆培南把江活埋在广州郊区，至今不知尸骨在何。）

　　五骗张发奎

　　9月底，教导团抵达韶关，又被缴械，全团拉到新街整训待命。这次是土匪张亲自下的命令，张发奎从香港回到部队后，张黄听到许多关于教导团“赤化”的传言，此时他把教导团看做是“一颗拉了弦的手榴弹”，既想丢出去炸别人，又怕丢慢了炸伤自己。参座不愧为参座，参透了土匪张的心思，几次找他陈述利害说：我知教导团的兵心很红，李和尚4、15不是杀了很多CP么？我们正好要利用教导团倾向CP，去找李和尚报仇。否则凭李和尚与四军的渊源，将士不一定肯对他下手。参座一再担保，只要使用得当，调度有方，不会发生任何意外。费尽唇舌，张、黄终于被他说通，同意把教导团调入广州。

　　10月中旬，教导团从广东花县新街出发，抵达广州北教场的四标营。稍事休整，便获准重新发还武器，并补发了新军装。

　　11月18日，张发奎、黄琪翔和黄绍雄火拼时，教导团不但为“四一五”反革命政变中死难的烈士们报了仇、雪了恨，增强了战斗意志和信心，还缴获了大批武器弹药，进一步武装了自己，并秘密地装备了部分工人赤卫队。从而分化和削弱了反革命力量，为继后的广州起义积蓄了力量，锻炼了队伍。

　　六骗张发奎

　　李和尚、黄绍竑丢失了广州，当然不甘心，没广州就等于没钱没粮养部队。所以自从辛亥年以来，广西军阀总是契而不舍地占据广州。李和尚组成了东西两路军，准备打回广州。其东路军指挥为阿跛（陈铭枢），辖第十一军约两个师的兵力，从汕头向惠州方向进击。西路军指挥为黄绍竑，辖桂军第十五军、徐景唐的第十二师等约4个师的兵力，集结于广西梧州等地，企图配合东路军夹击广州。

　　面对如此紧迫的形势，张发奎赶紧召集军事会议，商讨对策。会上各种意见，争执不下。参座在发言中，分析了东西两路的敌情：东路阿跛（陈铭枢）由于有高佬蔡的第10师，实力较强，比较难打；而西路黄绍竑从广州败退广西，刚刚纠集起残兵败将，队伍虽多，多属杂牌，且立足未稳，比较好打。因此可以并敌一向，千里杀将。先干掉黄绍竑，李和尚胳膊往外拐，桂系全都叫他大哥，搞死了黄绍竑，他就老寡妇死儿子——没了子（指）望了。

　　土匪张采纳了参座的“调虎离山”计，参座又再补充道：“要打梧州，一定要全力以赴，全军压上！”广州由此成了一座“不设防的城市”，给广州起义造成了极好的时机。不过好像参座没考虑到，起义就算成功，难道CP就守得住广州？事实证明，起义军数百人也没攻下四军在长提的军部，而守军只有几十个人。

　　七骗张发奎

　　11月17日，就在张、黄发动政变，赶走李、黄的同一天，中共中央常委会议及时作出《广东工作计划决议案》，要求中共广东省委在城市和农村中发动和扩大武装起义，夺取广东全省政权，建立工农兵代表会议的政权。

　　那时，党中央真是雄心万丈，觉得只要一挥手，革命就会一蹴而就，万里江山只在他们的豪情壮志中。几年后，李立三仍然在地图上作业，号称一个月内“会师武汉，饮马长江”，苏联红军再帮忙出兵东北，三个月内中国无产阶级革命就此胜利。我不知道这叫不叫革命浪漫主义？

　　上面指示是上面的事情，下面的人可不会跟着瞎浪漫，占领广州不是七八条枪就可以成事的。为此广东省委特意交代叶剑英想方设法扩充和组建第四军警卫团。当时四军新编的警卫团，共有两个营，第一营、由第四军军部特务营改编，第二营、由原李济深第八路军特务营改编。（没搞错，27年10月1日，国民革命军后方总司令部结束，原后方总司令部所属的军队及张发奎所部，统归新成立的第八路军总指挥部所辖）该营军官成份复杂，只有少数中共地下党员和进步人士。叶剑英受命后，即去面晤土匪张，向他提出广州城防空虚，亟待扩编警卫团。这时土匪张正为工人闹事，驻守广州兵力薄弱，无力维持秩序而伤脑筋，于是听从了参座的建议，任命梁秉枢担任警卫团团长。

　　团长问题解决了，其他的事土匪张干脆一脚踢给参座全权办理。参座想方设法安排了张诗教、陶剑寒（即陶铸，不知道50年代初，参座对陶剑寒抽刀猛捅自己时，是何滋味）、蔡申熙等一批CP担任警卫团内的主要领导职务，并将300多名曾参加省港大罢工的工人招进该团编成第三营，由共产党员施恕之任营长。各连的排长和班长也大部由教导团调来的进步学员担任。参座将警卫团的组建情况及时报告中共广东省委军委，得到了批准。

　　八骗张发奎

　　写到这里，我都烦了，不知道土匪张和参座有没烦？这两人真是一对欢喜冤家，一个骗得开心，另一个被骗的，也爽得要死。

　　按照宣传部门的笔法，都会这样描绘：“敌人是愚蠢的，敌人是可笑的……”负责地说，敌人不是愚蠢的，敌人不是可笑的，而是政治理想不同导致价值观念的不同而已。敌人不是没有怀疑过参座，陈可钰与薛岳就怀疑过，他们和土匪张说：叶沧白这个人靠不住，过去蒋阿拉对佢咁好，结果他反蒋，你有条毛俾佢阿？第日佢有乜理由唔反你。

　　参座晚年回顾，张发奎那时有革命气概，当场反驳说：“反蒋？我都反！光头佬抵佢死，该反就得反！”又说：“你们不要老叶回来，我就叫他请假，到德国留学去。”

　　我去见张发奎，张问我：“老叶，你回来，陈可钰、薛岳都反对，你看怎么办？”

　　我想了想说：“那我还是去外国学习吧。”张发奎劝我不要急着走，先打个出洋报告，领下留学费用，等将来一起走（土匪张当时也说要出洋留学）。

　　由此可见，敌人土匪张不是愚蠢，而是信任自己的兄弟。广东男人经常说一句话：做兄弟，有今生冇来世。非常珍惜朋友间的友谊，不过这种观念，差不多一百年前的事情了，现在很少见。

　　12月7日，张太雷秘密主持召开了工农兵代表大会，正式决定12日起义。不料，CP秘密准备暴动走漏风声，教导团内也有反动分子告密。汪精卫得知后，连夜派其妻子陈壁君从上海回广州，面告张发奎要立即镇压暴动。12月9日，汪精卫连发三电给他在广州的代理人陈公博以及张发奎、朱晖日，要他们火速解散教导团，查封工人赤卫队总部，“认真清肃共党”，并严厉指出：“所部凡有纵容共党者，立即严加惩办，决勿稍存宽吮，“如苏俄领事有包庇情事，应即勒令出境”。

　　就在这时，中共设在小北直街的大安米店的武装转运站被敌人侦破，更增加了敌人镇压起义的决心。

　　本来，教导团参与广州暴动一事，张发奎已有耳闻，并准备加以镇压，只因没有抓到过硬的把柄，加上叶剑英在旁多次劝阻，极力保护，张才未及下手。此事中共东江特委在事后给省委的报告中曾经提到：“这次广州的暴动，完全是以军官教导团做主力的。在我们未暴动以前，反动派对于军官教导团有一种风气，就是说军官教导团自官长以至兵士通通都赤化了，亟要暴动了。所以张发奎、黄琪翔、朱晖日等的第一次军事会议时，朱晖日就主张要向他们严厉清党。剑英同志极力担保，黄琪翔亦表示不赞成此种主张（黄已向我们妥协），故他们第一次欲向我们清党的主张已经没有实现。”

　　随着时间的推移，张发奎看到CP准备暴动的迹象愈来愈多，感到危险似乎正一天天临近，于是召开第二次军事会议，作出了镇压全广州的革命分子的决议，并于12月10日密调黄琪翔所部从西江前线赶回广州，策划以武力进行镇压。

　　在此千均一发之际，参座又来了。他面见张发奎：“华哥，根据我的侦察，所谓CP暴动的情报并不可靠！”他分析形势说，CP发动南昌起义已经烟销云散，贺龙、叶挺逃去无踪，绝对没有力量在广州暴动，不可轻信谣言。但是土匪张的口袋里正揣着几封汪精卫发来的电报，内心还是疑多信少。叶剑英又向他说明自己上段时间一直呆在教导团，了解教导团的底细，并一再担保：“CP暴动不成”，即使暴动了，光凭警卫团也能镇压。

8、参座的超人奔跑

　　很多拍马屁的文章，搞不清楚来龙去脉还要装有学问，一说起参座，就重复毛主席夸他那句“诸葛一生惟谨慎，呂端大事不糊涂”，特别在历数他的丰功伟绩的时候，末了总要加上这一句，不加就好像做菜没放盐，淡寡无味，呂端也几乎成了参座的别号，我不知道他听了本人烦不烦，反正我烦。

　　原话并不是夸他，更不是指他再历史上几次的关键行动，这话来自毛主席一次会议上的讲话，截取片段如下：“利用写小说搞反党活动，是一大发明。凡是要想推翻一个政权，先要制造舆论，要搞意识形态，搞上层建筑，革命如此，反革命也如此。（看到这句话，我是后颈发凉阿）我们的意识形态是搞点革命的马克思的学说、列宁的学说，马列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结合得好，问题就解决得好些。结合的不好，就会失败受挫折。讲社会主义建设时，也是普遍真理与建设相结合，现在是结合好了还是没有结合好？我们仍然正在解决这个问题。军事建设也是如此。如前几年的军事路线与这几年的军事路线就不同。叶剑英同志搞了部著作，很尖锐，大关节是不糊涂的，我一向批评你说得不尖锐，这次可尖锐了，我送你两句话：“诸葛一生惟谨慎，呂端大事不糊涂。”——1962年9月24日上午10点，怀仁堂，八届十中全会。

　　那部著作疑是一篇文章，国防大学教员朱玉教授、王年一教授考据，是1959年军委扩大会议上，众人围殴彭德怀，参座根据会议发言情况整理而成，专门发给高干读，我不是高干，所以没看过，不知道说的是啥。联系上文，看口气是参座也参加了围殴，而且有别于平时的一团和气，使用了流民拳的阴劲，出手蛮重的，让主席点头欣然嘉许。我真感觉不出来这句话在夸参座，反觉得里面不无警告之意，意思让参座醒目谨慎点，要向呂端学习，在大事大非面前不要象以前那么糊涂。摆明有训诫的意思，不知道怎么长期以来就以讹传讹变成赞扬，还刻意地和草地上的事情刻意地联系在一起。不知道是我理解能力有问题还是人家化妆术犀利？

　　关于“草地密电”，这也是个20多年来翻烂的老账，搞得一、四两个方面军两个山头，互相斗鸡似的一个拼命要揭盖子，一个死死摁住盖子不给揭。

　　1935年9月，参座任一、四方面军会师后的前敌参谋长时。张国焘从左路军驻地密令陈昌浩、徐向前率右路军南下，叶截获电报，暗呈毛主席。毛主席遂与张闻天等会商，决定党中央率一、三军团先行北上。后来，毛主席称该电文内容为“南下，彻底开展党内斗争”，慢慢的又不知道从谁的文章那里开始，演变成“武力解决中央”，纷扰由此而生。

　　事实上中央文献研究室所编写的《叶剑英传》，在关键的电文上，并没下定论。是顾及党内团结还是对密电的真实性有所保留？

　　原文如下：“9月9日，中共中央再电“国焘并致徐、陈”，认为张给右路军南下电令“完全不适宜”，强调“北上方针绝对不应改变，左路军应即速北上”。张国焘不但不听毛泽东等人的劝告，反而公然违抗中央的北上战略方针和历次决定，命令右路军南下，并企图分裂和危害党中央。当时任前敌总指挥部参谋长的叶剑英识破了张国焘的阴谋，立即报告了毛泽东。毛泽东感到事态严重，随即同张闻天、秦邦宪赶到第三军军部驻地，同在那里养病的周恩来、王稼祥等一起，进行紧急磋商。党中央为坚持北上方针，避免红军内部可能发生的武装冲突，决定率红一、三军和军委纵队迅速转移，脱离险境，先行北上。”（中央文献研究室《叶剑英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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