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声喧哗”以后，当代小说与叙事伦理
——哈佛大学王德威教授的学术报告会之记录
王德威教授首先援用了西方著名学者巴赫金的一个观念，并将这一观念描述为“众声喧哗”，初步探讨了“众声喧哗”的涵义。他认为，“众声喧哗”是对单一及单音的否定，是一种允许不同声音在不同情境下出现存在的可能性。结合Hannah Arendt(汉娜•阿伦特)的“公共生活”和“说故事”的相关理论，从多样性、延展性、互动性与神秘性四个方面对故事的特征进行了详尽的阐释。在这一公共生活中，理想的生活状态应该类似于古希腊雅典城邦，是一种“小国寡民”似的乌托邦社会生活形态。这一理想社会中的公民必须是能够畅所欲言的，依赖于“说故事”的社会沟通形式，我们才能达到“故事说完了，社会共识性的沟通就形成了”的效应。但值得考量的是，追求公共群体生活的预期指标能否达成，则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说故事的能量”，而这一能量又是建构在对人与社会伦理关系信念的成熟性上的。
既然“说故事”的过程体现出人与人之间互动的可能性，那么说故事的人与倾听者之间的沟通与共鸣就显得至关重要了。以祥林嫂几次倾诉苦难的“说故事”、倾听者的渐变性态度为例，我们似乎对“说故事的能量”产生了怀疑。抑或是苦难的故事总是需要包装才能引起听众的同情和共鸣？
在对所谓“大说”进行解释和界定后，他着重探讨了怎样将“众声喧哗”这一叙事伦理用在对当代小说的考察上。他对新世纪以来的代表性小说如余华的《兄弟》、苏童的《河岸》、王安忆的《启蒙时代》、贾平凹的《古炉》等文本进行了精彩的解读，并重点对作家阎连科的《受活》等作品进行了与众不同的阐释与解析，充分肯定了阎连科作品的价值。
在对文学普遍感到失望的今天，王德威教授对小说的理解其实有力地说明了小说之所以存在并将继续存在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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