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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在古代中国的发展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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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在古代中国的发展史
佛教是由公元前6-前5世纪古的迦毗罗卫国（今境内）王子乔达摩·所创，因为他属于族，人们又称他为，意思是释迦族的。在当今世界佛教与、并称为世界三大宗教,从信仰的人数上说，佛教位于印度教之后，为世界第四大宗教。
佛教是在印度起源后在中国发扬发扬光大，并且逐渐流传到亚洲各地的宗教。流传入中国的多数为经典，流传入越南等东南亚国家的多为经典。随后中国又将佛经传往朝鲜等国。现在全世界的大乘佛法主要集中在。
公元前后，佛教开始由印度传入中国；两汉、三国、西晋时期，是佛教初传中国并在中国社会扎根发展的重要时期；之后历朝历代统治者为了统治的需要多数尊崇佛教，极大促进了佛教的发展。且由于传入的时间、途径、地区和民族文化、社会历史背影的不同，于是形成了具有民族特点的各种学派和宗派。
佛教的传入，史书上都是以汉明帝时代为开始的。由于汉明帝夜里做梦梦到金人，遂派遣蔡愔等十八人作为使者去西方求经。遇到迦叶摩腾、竺法兰两位法师，便把他们迎回到洛阳，安置在白马寺，并且翻译出《四十二章经》收藏在兰台石室，这就是佛教传入中国的开始。白马寺就被后世佛门弟子尊为“祖庭”（祖师之庭院）和“释源”（佛教的发源地）。汉明帝“永平求法”是我国佛教史上第一次“西天取经”。因此，白马寺的建立是我国佛教史上的一大盛事。此后佛教在中原地区逐渐发展。
在汉光武帝刘秀建立的东汉初年，佛教只是作为当时流行黄老方术的一种，用于祭祀活动当中，只是受到统治阶级上层中极少数人的信奉，但是还没有在民间产生广泛的群众影响。三国时期，佛教以佛经翻译活动为主，大量的佛教典籍被翻译成汉文，培养了许多佛教理论人才，极大促进了佛学理论的发展，为后世佛教的发展奠定重要基础。
西晋的佛教与前代相比较有相当大的发展。佛教虽然源源不断地传入中国，但是与国内固有的思想文化，和儒、道两家的学说，有过激烈的竞争。但是民间自由信仰佛教的人数，却日益增加；知识分子也逐渐在将近百年间，接受了佛学思想，并结合实际便形成了两晋时期的玄学。致使南北朝六代之间，将近两百年来，中国文化和政治的命运一样，都在支离破碎中，度过漫长的岁月。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来说，那个时期并不是佛教文化影响中国历史局面的转变，实在是因为政治的转变和战争的影响，使佛教文化变成那个时期中国人主要的精神寄托。
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长期分裂战乱，现实的苦难使普通群众希望在求神拜佛中获得安慰；由于佛教的教义宣传“造业轮回说”使南北两地的多数统治者，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又大力提倡佛教：都为佛教的发展提供了肥沃的土壤。佛典的大量翻译，僧俗两众佛教着述的大量出现，民间信仰者剧增，这一切汇成了中国佛教发展的第一个高潮。这些因素使佛教在整个社会生活中所占的比重越来越大，随之而出寺院经济占田夺人，影响国家的徭役和赋税的实行。因而也引起一些统治者对佛教采取某种抑制性的政策和措施，历史上“三武一宗”法难中的两次（北魏道武帝，北周武帝）就发生在这个时期。但是并没有减缓佛教发展的历史趋势。
由于自然、人文环境以及其它各种条件的差异，形成了南北佛教各异的风格。一般说来，这种风格呈现为南文北质：南方偏重理论，以玄思拔俗为高；北方崇尚实修，禅风特盛。两晋之际，中原不少名僧为避战乱而南下，在江左一带传播佛教，逐步形成了京城建康（今

南京）和庐山两个佛教中心。
慧远的佛学理论成果是佛教中国化的一个成功范例。他的功绩是调和儒家名教和佛教教义的矛盾，强调儒佛的一致性，提出“佛儒合明论”。既认同于儒家的道德观念、服从于以儒家思想为基础的封建国家礼制，又保持佛教自身的特点、发挥儒家思想所不足甚至没有的独特作用。慧远大师净土宗的建立，可以说是形成中国佛教的真正开始，也是佛教富有宗教精神最显明的一面。
佛教经魏晋南北朝的发展，无论在思想上和经济上都为隋唐时期创立具有中国特色的佛教宗派创造了条件。隋文帝统一南北朝后，即下诏在五岳胜地修建寺院各一座，并恢复了在北周禁佛时期所破坏的寺佛像。炀帝继文帝的保护佛教政策，在扬州建立了着名的慧日道场等，作为传播佛教的据点，并且继续发展前代的翻译经文的事业，种种措施使得这一时期的佛教十分兴盛。
唐代是中国佛教的鼎盛时期。唐朝帝王虽然自称是道教教祖老子的后裔，尊崇道教，但实际上是采取道佛并行的政策。唐太宗在清除武装割据、平息地方骚乱时，曾经得到僧人的帮助；他在即位后，便下诏在全国“交兵之处”建立寺刹，并在大慈恩寺设译经院，请国内外名僧进行翻译经书、宣传佛教的感化事业，并且培养出了大批高僧、学者。高宗继位后，在帝都和各州设官寺，祈愿国家安泰和人民安康；武则天更令各州设大云寺。但是，到了会昌五年（845），由于社会、经济等各方面的原因，发生了大规模的禁佛事件。武宗下令没收寺院土地财产，毁坏佛寺，佛像，淘汰沙门，勒令僧尼还俗，佛教受到极大的打击。隋唐佛教义学蓬勃发展，促成大乘各宗派的建立。重要的有智顗创立的天台宗；吉藏创立的三论宗；玄奘和窥基创立的法相宗；道宣、法砺和怀素分别创立的律宗；由北魏昙鸾开创，隋代道绰相继，而由唐代善导集成的净土宗；的弟子神秀和分别创立的禅宗北宗和南宗；法藏创立的华严宗；由印度僧人善无畏、金刚智、不空和惠果所奠定的密宗。这些宗派创立后，随着隋唐中国对外交通的开拓，不久即传播海外。终唐之世，佛教僧人备受礼遇，赏赐有加。唐朝时期中国名僧辈出，对佛学义理上的阐发无论在深度和广度上都超过前代，因此为建立具有民族特点的很多宗派奠定了理论基础，而且佛教信仰深入民间，创造了通俗的俗讲、变文等等文艺形式。在建筑、雕刻、绘画、音乐等方面，建树很大，丰富了中国民族文化艺术的宝库。在唐时有大批外国僧侣、学者来我国从事传教和译经事业，中国也有不少僧人（如玄奘、义净）不辞艰辛去印度游学。中国佛教宗派开始传入朝鲜、日本、越南和印度尼西亚，加强了中国与亚洲其他国家的宗教、文化和商业的关系。寺院经济的高度发达，一方面使皇室与僧侣地主之间的矛盾加剧，导致了部分僧侣生活奢侈，结交权贵，甚至干预政事，从而引发了国家政权对佛教的打击；另一方面，也为中国佛教宗派的创立提供了强大稳固的物质基础。
宋明理学借助佛教发达的本体论学说，对儒家思想重新诠释，建构了影响深远的新理学体系，这无疑是这段历史时期最有色彩的思想。宋朝初期，朝廷对佛教采取保护政策，恢复了中断达170年之久的佛经翻译工作。同时，西域、古印度僧人携带经文赴华者络绎不绝，翻译经书的规模超过唐代，但是成就稍逊。宗派以特别是临济、云门两派最盛，天台、华严、律宗、净土诸宗稍次。由于各宗互相融合，提供“教（天台、华严）禅一致”、“净禅一致”，因而广为流行华严禅、念佛禅等等。天禧五年，天下僧尼近46万人，寺院近4万所，成为北宋佛教发展的高峰。宋儒理学一方面汲取佛教华严、禅宗的思想，从而丰富了经文的内容，另一方面又批判和排斥佛教。徽宗时（1101～1125），由于朝廷笃信道教，曾一度下令佛道合流，改寺院为道观，佛教一度受到打击。面对这样的排佛浪潮，佛教内部采用了一贯的调和态度，倡导三教融合，儒释一致。

南宋政府偏安长江以南一带，江南佛教虽仍保持一定盛况，但由于官方限制佛教的发展，除禅、净两宗以外，其他各宗已日益衰微远非昔比。禅宗不立文字，不重经论，因而在会昌禁佛和五代兵乱时所受影响较小。净土宗强调称名念佛，一心专念阿弥陀佛名号，简单易行，而且北宁以后禅教僧人又多归宿净土，故能绵延相续，一直到近世，仍然盛行。元代的统治者崇尚藏传佛教，但对汉地佛教也采取保护政策。佛教中的禅、律宗等继续流传、发展，寺院林立，中央和地方设有严密的僧官制度，加以监督，使佛教的组织和活动更加规范化。因西藏密宗势力随元朝军事统治力量的推展，普遍渗入全国各地，具有宗教的特权，喇嘛们幻想政教合一的局面，全国各宗派的佛法，元气大伤，几至一蹶不振，只有禅宗在丛林制度的庇翼下，尚能存其微弱的传统命脉。净土宗因其平易近人，而为民间普遍的信仰，因而始终还能存在。元朝的统治者之所以给予喇嘛僧如此的厚遇，除了信仰本身的原因外，更重要的是试图利用喇嘛教稳定西藏和中央政府的关系、加强对汉民族的精神钳制。元代诸帝虽崇奉喇嘛教，但对其他宗教也一并提倡，并不排斥。元代佛教有了自宋以来最大规模的发展，据宣政院至元二十八年统计，全国寺院有二万四千余所，僧尼合计约二万一千三百人，加上私度僧尼，至元代中叶时，僧尼总人数约超过百万。
明太祖朱元璋早年曾出家为僧，后跟随白莲教徒郭子兴，加入了农民起义的行列。这种经历使朱元璋认识到宗教对政治的巨大影响力，因此对佛教采取了既利用又限制的政策。对于喇嘛僧，明太祖和明成祖的态度都十分明确，一方面废除了喇嘛僧在内地的特权，另一方面又不断地封王赏赐。
明代承元朝，到永乐年间，虽然放逐密宗，但因两宋以后，理学家的思想，已深入知识分子的阶层，又因朱明政权提倡儒学与朱注经疏，将它们定为士大夫进身的范本，在明代三百年间，作为佛教唯一权威的禅宗，也难与理学相抗衡。晚明垂末，理学家的王学大行其道，佛教人才衰落，僧众良莠不齐，难以重振唐、宋时代的声威。到万历时期，先后产生佛教四位名僧，憨山（德清）、紫柏（真可）、莲池（袾宏）、蕅益（智旭），佛教界称之谓“明末四大老”。他们都是深习儒家学说，后来宣扬佛教的思想，也都是佛儒同参，互为依傍。他们进一步发展了对内融会禅、教、律等宗学说，对外融通儒、释、道三家的风气，所以深受士大夫的欢迎和一般平民的信仰，并使佛教更加具有中国的特色。明朝末年佛教的命运，也随帝室的衰弱而日趋没落。在明清交接之间，还有一位有名的诗僧苍雪大师，为明末志士遗老们的方外密友，以阴助他们匡复明室的活动。
清初皇室崇奉藏传佛教，对汉地佛教采取限制的政策。康熙时禁令稍微松弛一些，迎明末隐居山林的高僧重返京师，使已经衰微的佛教一时又出现活跃的气象。雍正虽重视藏传佛教，但主张儒佛道异用而同体，并行不悖，提倡佛教各派融合。乾隆时刊行《龙藏》，并编辑《汉满蒙藏四体合譬大藏全咒》，对佛教的发展起了一定推动作用。清代佛教中，居士弘扬佛法成为当时的一大特色。清代入关之初，西藏密宗黄教的祖师，第五代达赖，已经在明末时期，潜与满人有了默契，同时满人为了牵掣蒙占，联合满蒙的力量，也极力崇敬章嘉呼图克图。所以满人入关之初，便册封达赖、班禅，又尊奉章嘉十四世为国师。自顺治至康熙，都与蒙藏两地的密教，有息息相关之妙。顺治虽然也从玉琳国师学过禅宗，但并不因此而改变其羁縻喇嘛，推崇密教的政策。无论为政治的需要，或宗教的信仰，初期的满清，是偏向佛教的密教的。到了雍正年间，因他本人在藩邸期间，曾经与逝陵性音禅师等相往还，有过一段不算短的时间，专志参究禅宗，自己以为已经大彻大悟，认为迦陵性音的禅是不够的，倒是推崇章嘉十四世国师，说他是一位真知灼见的见道者。等到他就职登位的时候，以一代帝王之尊，在深宫内院领导和尚道士参禅，自称为“圆明居士”，也是一代禅宗的大宗师。并且屡下诏书，大弘禅宗的临济宗派，废除明末以来密云圆悟禅师旁门的汉月法藏禅师法统。命令天下禅师，可以随便找他谈禅论遭，决不以帝王的尊贵自恃。同时又下诏书，训诫和尚

们不可学作文章诗词，要以专心修道为务。据传，中国佛教徒的出家僧众，受戒时在头顶上灼烧戒疤，便是他的杰作。因为他信仰佛教，大发慈悲，准许天下士庶，自由出家。但又恐明末的志士遗老，混迹其间，难免掀起匡复的工作，便在出家人的头上烧疤，以资辨认，同时也是防止乱源的办法。是有意或无意的作为，一时还难考证，但是佛教徒出家的滥觞，确从清初开启厉禁，为始阶，可谓“爱之适以害之”了。乾隆一代，承皇室传统习惯，也笃信佛教，他是专修密宗法术的专家，到了他退位为太上皇时，更加虔诚，临死前还口念咒语不绝。乾隆时期，正式废止度牒制度。这样，实行了近千年的度牒制度终于退出了历史舞台。嘉庆以后，因欧风的东渐，西洋文化思想，随之教会以俱来，佛教的命运，也随时势的推移，而大有转变了。
清末以来，杨文会、欧阳竞无等在日本和西欧佛学研究的推动下，创办刻经处、佛学院、佛学会等，为佛教义学的研究开辟了一个新的时期。中国近代思想家如康有为、谭嗣同、章太炎、梁启超等都受过佛学的影响。佛学思想曾是谭嗣同所建立的《仁学》体系的思想渊源之一。此外，一批名僧如月霞、谛闲、圆瑛、太虚、弘一等也都奋起从事振兴、弘扬佛教的工作，使佛教产生了新的气象。清代佛教宗派主要有禅宗、净土、天台、华严、律宗、法相等。其中禅宗最为兴盛，净土为各宗共同信仰，其他则相对微弱。
佛教是世界上不参与政治、军事的宗教，是世界上不与其他宗教信仰的地区和国家发生冲突和争端及战争的宗教。佛教是主张平等慈悲和最早提出报应的宗教。佛教是主张一切众生皆有佛性、皆可以修行成佛的宗教。佛教在历史上曾对世界文化传播做出了很多巨大的贡献，至今依然深深的影响着世界各地的很多人。同时，佛教对人文社会也有着一定的优良的影响。
佛教没有排他性。世界上大部分的宗教，都只承认他们自己所信的宗教教义才是唯一的“真理”，而排斥他教教理为“邪说”。而佛教认为一切宗教，只有教义深浅的区分，很少有好坏邪正的差别的。任何一种能够存在世上千年以上的宗教，一定对世道人心有着或多或少的裨益的，否则这个宗教早就被人类的“智慧”所唾弃，同时也被时间的浪涛所冲失了。在佛法传世的近二千五百年中，佛教一直与其他宗教和平共处，历史上为了传教而与其他宗教发生流血冲突的事，在佛教历史上从来没有过。印度遵照释迦牟尼的宽大慈悲、兼容并蓄的遗教，有一段至今原文尚存，被雕刻在岩石上的诰文：“不可只尊重自己的宗教而菲薄他人的宗教。应如理尊重他教。这样做，不但能帮助自己宗教的成长，而且也对别的宗教尽了义务。反过来做，则不但替自己的宗教掘了，也伤害了别的宗教。”“因此，讲和谐才是最好的。大家都应该谛听，而且心甘情愿地谛听其他宗教的教义。”从这一段文字看来，这种宽容和诚意，正是中最珍贵的遗产之一。“真理”在佛教看来是没有国界的，它不须任何宗教的“商标”，它也不属于任何一个宗教，或属于任何时代中的任何一个人。因此佛教认为一切合理的、具有永恒不变的道理的都是“佛法”。所以佛经上说：“一切法皆是佛法”！回首过去，历史上佛教曾对中国社会各方面都做出了巨大贡献。从哲学思想方面来说，佛教思想蕴藏着极深的智慧，它对宇宙人生的洞察，对伦理道德的规范，对心理活动的分析，形成了深刻独到的见解和完整严密的体系。在教化社会方面，佛教传入中国，潜移默化地融入日常生活，并改善着社会的风俗习惯，表现在对人生观的改善，和对孝道的扩展上。佛教创造了丰富多彩的佛教文化，在中国历史上孕育了许多伟大的思想家、文艺家、教育家、旅行家等，西行取经的玄奘、为中日文化交流做出巨大贡献的鉴真等名人，就是其中杰出的代表。从文学方面来说，佛典的翻译，实为开中国翻译史之先河，翻译过来的经典本身，就是典雅瑰丽的文学作品。从艺术方面来说，现存佛教寺塔有许多是中国古代建筑艺术的精华，一些宏伟的佛教建筑已成为各地风景轮廓的标志。敦煌，龙门、云冈、大足等地的石刻成为人类艺术宝藏的一部分。佛教的四个特点“远、虚、淡、静”，已达到了很高的意境。至于

它的流弊所及，有许多地方可以被社会所指谪，都是积非成是的佛教末流，对于真正佛教的教义，和它的伟大精神，并不相涉。
参考书目：
《中国佛教发展史略》作者：南怀瑾
《中国佛教简史》主编：方立天宗教文化出版2001年7月第1版；2004年5月第2次印刷

本文来源：https://www.2haoxitong.net/k/doc/6875d95985868762caaedd3383c4bb4cf7ecb78f.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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