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体制改革

党的十八大报告明确指出：“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必须更加尊重市场规律，更好发挥政府作用。”

　　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发展取得重大成就的主要经验之一。在改革开放进程中，我们既革除了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政府包揽一切的做法，又没有照搬西方国家所谓的自由市场制度，而是既不断扩大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扩大市场机制在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发展我国经济中的作用，又不断改进政府对经济发展的宏观指导。历史经验告诉我们，要落实好党的十八大提出的战略部署，抓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这条主线，仍然要依靠政府和市场作用的紧密结合。而且，在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在我国市场经济体制走向完善的过程中，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有不同的具体内容和具体要求，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应该是能够充分利用市场和政府两种力量的经济体制。所以，党的十八大特别强调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是核心问题。

　　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第一，必须强调政府和市场两种作用的紧密结合，统筹协调，不是简单的政府职能削弱、强化市场功能，或者相反。政府看得见的手和市场看不见的手，必须密切结合。市场机制能够调整的利益关系，市场能够保证资源配置效率的领域，市场微观主体能够发挥积极作用的领域，应该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市场机制不能发挥作用的领域，政府应该充分发挥调节、控制、引导和管理的作用。第二，必须更加尊重市场规律。一方面，要进一步明确界定政府和市场各自发挥作用的主要领域；另一方面，要确保市场和政府发挥作用的方向是一致的，努力提高共同发挥作用的协同程度，只有更加尊重市场规律才能做到这一点。第三，要通过法律和制度来规范政府与市场的关系。

　　之所以必须更加尊重市场规律，是因为市场经济体制和市场机制在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在调动微观市场主体的积极性方面能够发挥重要的功能，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经济运行过程中提高信息处理效率，通过公平竞争形成有效的动力机制，实现优胜劣汰等。所以，我们要进一步重视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比如，继续推进资源型产品定价体制的改革，推进企业管理体制的改革。当前，要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就必须进一步健全现代市场体系，一方面进一步优化和完善市场结构，另一方面建立健全市场监管和调控的体系。

　　同时又要看到，完善的宏观调控体系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内在要求。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就要继续推进政府职能的转变，确保政府在提供公共服务和公共产品，制定适合市场经济发展要求的经济政策，加强和改善市场管理，为市场经济发展创造公平竞争环境等方面发挥职能作用。要进一步摆脱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残余影响，避免对微观经济活动干预过多，继续不断提高宏观调控、管理和引导的规范性、科学性、有效性。尤其要进一步改革行政审批制度，特别是涉及微观经济发展方面要减少和规范行政审批，让微观经济主体根据市场需求自主决策。

　　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还必须充分利用好市场中介组织的作用。各级政府在职能转变过程中，正在试行把一部分应该由社会中介组织承担的职能，特别是行业管理和行业自律方面的职能转交市场中介组织来承担。由于我国市场中介组织发展相对滞后，所以更多地还要扶持社会中介组织的发展。

中国共产党新闻网北京11月15日电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全文今日发布。

《决定》指出，全面深化改革，必须立足于我国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最大实际，坚持发展仍是解决我国所有问题的关键这个重大战略判断，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发挥经济体制改革牵引作用，推动生产关系同生产力、上层建筑同经济基础相适应，推动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

经济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市场决定资源配置是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必须遵循这条规律，着力解决市场体系不完善、政府干预过多和监管不到位问题。

必须积极稳妥从广度和深度上推进市场化改革，大幅度减少政府对资源的直接配置，推动资源配置依据市场规则、市场价格、市场竞争实现效益最大化和效率最优化。政府的职责和作用主要是保持宏观经济稳定，加强和优化公共服务，保障公平竞争，加强市场监管，维护市场秩序，推动可持续发展，促进共同富裕，弥补市场失灵。

经济体制改革核心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

黄世贤

来源：《江西党校》报2014年第1期 发布时间：2014-1-13 16:38:12

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指出：经济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这一重要理论观点为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指明了方向。

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是我国30多年改革的主线

综观我国30多年来的改革，都是围绕着两个方面展开：一是建立以市场配置资源为主的管理体制，二是转变政府职能。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针对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弊端，我们开始重新认识计划与市场的关系，在计划管理中初步引入市场机制，在经济活动中开始重视市场调节。十二大把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的关系确定为“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并提出要正确划分指令性计划、指导性计划和市场调节各自的范围和界限。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了《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提出“计划经济即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破除了长期以来把计划经济与商品经济对立起来的传统观念。十三大对计划与市场关系的认识又有了进一步发展，指出“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的体制，应该是计划与市场内在统一的体制”，“计划和市场的作用范围都是覆盖全社会的，新的运行机制应该是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的机制”。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和党的十四大，确定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十四大指出，中国建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就是要使市场在社会主义国家的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对于市场调节本身存在的弱点和消极方面，社会主义国家可以通过加强和改善对经济的宏观调控来解决。之后，十四届三中全会规划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的宏伟蓝图与基本框架。十五大之后，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初步确立，政府机构改革与职能转换也取得了新的进展。特别是十六大以来，随着科学发展观的确立与和谐社会的建设，政府的经济职能正逐渐向“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转变。十七大提出要深化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规律的认识，从制度上更好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形成有利于科学发展的宏观调控体系。十八大第一次明确提出：“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必须更加尊重市场规律，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根据十八大提出的“五位一体”改革路线图，十八届三中全会强调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

把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作为我国改革的主线，抓住了矛盾的主要方面，体现出我们党认识和把握市场经济规律的理论智慧。经济体制要解决的根本问题就是如何有效配置和利用资源。资源是重要的，也是稀缺的，正因为重要和稀缺，优化配置才成为必要，这就涉及到资源配置的主体问题。经济活动有市场和政府两大主体，是市场起决定作用还是政府起决定作用便成为经济体制改革必须解决的核心问题。

市场经济本质上是市场决定资源配置的经济

经济学最核心的理论，就是市场的竞争机制导致社会效益的最大化。

自亚当·斯密创立现代经济学以来，虽然产生了很多流派，但所有的流派都是围绕着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来展开。一个问题是：市场与政府的关系，就是市场与政府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和地位。两个方面：一是市场经济应达到什么程度，二是政府应该在经济活动中扮演怎样的角色。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核心在于在资源配置中是市场起决定性作用还是政府起决定性作用。市场具有自我矫正功能，作用于供求机制、竞争机制、利益机制和价格机制。正是让市场力量这只“看不见的手”发挥作用，“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反之，如果在资源配置中政府起决定性作用，则无法达到社会效益的最大化。因为政府决策乃非市场决策，政府只是作为公共权力的代表行使政治义务。政府活动的支出源于公共资金，而这种资金缺乏明确的利益主体，没有产权约束，具有非价格来源的特征，政府对它的配置缺乏成本——收入机制。由于政府干预经济对经济活动的正误没有切实的利益关系，这使得政府在对经济进行干预与调节中难以做到尽心尽力。另外，依靠政府建立起来的经济秩序，并不具有充分的信息基础。尤其是在法律和制度缺位的背景下，一些行政长官很难有科学的论证。政府所处的特殊地位使其在宏观经济信息方面可能具有相对优势，但就微观经济信息而言，政府并不具有相对优势，在信息敏感度、信息传递速度以及对信息的关切度等方面甚至还不如微观经济主体。在简单生产条件下，政府还有可能搜集到较为完整的信息资料，根据经济运行状况作出正确的决策。然而，在以社会化大生产为基础的现代经济中，社会经济运行状况复杂多变，需要考虑的因素众多，政府要全部占有并准确而迅速处理所有的经济信息是不可能的。在不完全的信息条件下作出的行为不可能形成降低成本增加收益的激励机制，这就必然干扰和破坏自由竞争。

理论模型和实践成果都证明，市场配置资源是最有效率的形式，市场决定资源配置是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市场经济本质上就是市场决定资源配置的经济。《决定》把“基础”改为“决定”，两个字的改变，让表述更明确更到位。“基础性”讲的是本体的东西，重点在起始；而“决定性”讲的是本质的东西，重点在过程和结果。基础性力量不是决定性力量。这两个字的转变意味着凡是市场能做的事情，都交给市场，政府不要插手，要砍断“基础”之上乱摸的手，改变行政审批的“终极”决定作用。

市场作用的发挥必须借助政府职能的发挥

《决定》提出“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这里用的是“和”字，说明市场和政府这两者是相辅相成的。马克思认为，人有两种属性，一是自然属性，二是社会属性。人之所以为人，关键不在于人的自然性，而在于人的社会性。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

“看不见的手”是建立在理性经济人的假设之上的。假设条件就包括人们在逐利活动中具有一定的机会主义行为倾向。它是指人们具有一些借助于不正当手段谋取自身利益的行为倾向。例如，在交易双方信息不对称条件下的欺诈行为、在法治不健全条件下的假冒伪劣行为、在“内部人控制”下代理人侵犯委托人(所有者)权益的行为、在走私交易中的行贿受贿行为、经营者的偷税逃税行为等等。尤其是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市场规模的扩大，虽说市场具有配置资源、优胜劣汰、价值分配、经济评估等项功能，但这些市场功能的有效发挥是有条件的，市场机制“有所不能”的方面必然导致“市场失灵”。也就是说，市场经济不是灵丹妙药，它能解决效率，但无法解决公平；能解决惰性，但不能解决诚信。因此，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并不是起全部作用。正因为市场会失灵，才需要政府的干预或调节。现代主流经济学的代表人物萨缪尔森说：“对现代化经济没有两手（市场和政府）使之运转，这就像孤掌难鸣一样。”我们在遵循市场决定资源配置规律的同时，也要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只有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才能真正使市场的决定性作用得以充分发挥。那么，什么是“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就是要做到既不越位，也不缺位和错位。为此，《决定》规范了政府的五项职能：宏观调控、市场监管、公共服务、社会管理、环境保护。

制度的制定其实是为发挥市场作用提供保障机制。制度是行为的规则，决定着一切经济发展活动和各种经济关系展开的框架。一个繁荣的市场经济是不会自动产生的，而必须有制度来支撑。有效率的制度又是从哪里来的呢？政府是制度界定的主体，是最基本的公共物品，是整个经济领域最基础性的结构。十八届三中全会作出的《决定》就是制度的顶层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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