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仲淹与庆历新政

范仲淹与庆历新政

——兼谈以范仲淹为代表的士大夫精神

摘要：范仲淹以他《岳阳楼记》中“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句话而流芳百世，成为名垂青史的人物，这句话也标志着宋代士大夫忧患意识的时代特色。范仲淹在政治上最大的贡献在于主持了庆历新政，庆历新政其实是以范仲淹为代表的士大夫集团在仁宗统治时期，为了挽救岌岌可危的政治形势、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而进行的一次改革。改革派士大夫集团与保守派士大夫集团在新政施行过程中不断争斗，因为改革影响的是那些既得利益者，所以争斗围绕的就是利益是否重新分配，双方左右着政局的发展。庆历新政虽以失败告终，但作为改革家的范仲淹得到了后世的极大赞誉，最终范仲淹与庆历新政都被史家记载在史册之上，其实范仲淹身上闪光的是其所代表的士大夫精神。

关键词：范仲淹；庆历新政；士大夫集团；士大夫精神

Fan Zhongyan and the Qingli New Deal

——Discussion on Fan Zhongyan as the representative of the scholar-bureaucrat spirit

[Abstract] ：Fan Zhongyan in his" Yueyang Tower" in" the world's first and worry about, after tomorrow is happy and happy" this word of immortality, become a historic figure, it also marks the Song dynasty literati consciousness characteristics of the times. Fan Zhongyan politically biggest contribution is chaired the Qingli new deal, Qingli new deal is taking Fan Zhongyan as a representative group of scholar-officials during the reign of be placed in jeopardy, in order to save the political situation, to realize their political ideal and a reform. The reform faction literati group and the conservative gentry group in the new deal in the course of implementation of constant strife, because reform is affected by those vested interest, so the fight around is whether the benefits of redistribution, both about the political development. The Qingli new deal is to end in failure, but as a reformer Fan Zhongyan was later the great praise, Fan Zhongyan eventually and the Qingli new deal were historians recorded in history, in fact, Fan Zhongyan shine is the representative of the scholar-bureaucrat spirit.

[Key words] ：Fan Zhongyan; the Qingli new deal; The literati group;Literati Spirit

范仲淹与庆历新政

——兼谈以范仲淹为代表的士大夫精神

关于范仲淹和庆历新政的研究，已经有了不少的文章和著作了，据杭州大学宋史研究室和古籍研究所合编的《宋辽夏金史研究论著索引》统计，从1900年到1982年，全国共发表有关范仲淹和庆历新政的大小论文131篇，其中有关范仲淹的文学作品共58篇，综述范仲淹一生的共62篇，专论庆历新政的共11篇。上个世纪的70年代和80年代，有关范仲淹的研究著作，较有份量的有汤承业的《范仲淹研究》和《范仲淹的修养和作风》，程应繆的《范仲淹新传》，陈荣照的《范仲淹研究》，同时在一些地方，如苏州、洛阳、香港、台湾等地，还成立了范仲淹研究学会，其研究的领域，涉及政治、军事、经济、思想、文学等，在这些方面都有着辉煌的研究成果。历史学家在研究范仲淹的同时，不可避免地都会涉及范仲淹主持的庆历新政这个在历史上有着重大影响的事件，陈荣照博士的《范仲淹研究》，对范仲淹的经历，尤其是庆历新政推行的前因、后果、影响等问题，做出了深入的研究和分析。目前，许多相关文章研究的是庆历新政的背景原因、主要内容、失败原因，当代启示等方面，对庆历新政做出了透彻的分析。但是，分析原因主要是从政治、经济、思想、社会等角度出发，分析内容主要是解读《答手诏条陈十事》这个纲领性文件，这样，研究庆历新政就不自觉地产生了一种模式。本文有意突破这种模式，以范仲淹为中心人物展开，论述范仲淹前三次被贬出京事实上起到了为庆历新政蓄势的作用；以庆历新政时期不同士大夫集团中的人物之间的斗争为着眼点，试图再现变革的举步维艰及封建社会朝堂之上的明争暗斗；在范仲淹入朝为官的一生当中，发生在他身上的起起伏伏的事件都折射出宋代的士大夫所独有的精神，新政失败后的生活角落里是他“处江湖之远，忧其君”的缩影，《遗表》更是他毕生的写照，范仲淹也就成为了宋代士大夫的典范。

一

在宋代士大夫群体中，范仲淹“以天下为己任”的文化品格体现得尤为突出，是开创一代士风的代表人物，其人格所表现出来的“事君有犯无隐，有谏无讪，杀身而有益于君，则为之”的诤谏精神，更是令人称道。

范仲淹，字希文，生于宋太宗端拱二年（公元989年），两岁丧父，母谢氏贫无所依，改嫁长山朱文翰，仲淹从姓朱，至29岁始复姓范，“既长，知其世家，乃感泣辞母”。范仲淹自幼家境清寒、寄人篱下，在青少年时期曾有一段艰难困苦和奋发读书的生活经历：

“修学时，最为贫寒，与刘某同学在长白山僧舍，日惟煮粟米二升作粥一器，经宿始凝，以刀为四块，早晚取二块，断韭十数茎，醋汁半盂，入少盐，暖而啖之，如此者三年”。

在南都学社学习时，其起居饮食，亦是“人所不堪”，“往往饘粥不充，日复始食”。他发奋苦读，潜心研读儒家经典，探讨儒家治国平天下的政治理论，立志“读天下书，穷天下事，以为天下之用”。幼时孤贫无依，固为人生一大不幸，但亦唯有在苦难中，始能充实自己，与磨炼自己，此亦正是祸福相倚之理，所以孟子曰：“天将降大任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依孟子此义，则苦、劳、饿、乏四者，为造就“大任”之人的先决条件和必要条件，而文正恰恰具备了此必先的基本条件。

范仲淹二十七岁进士及第，但他不图个人荣华富贵，只是忧国忧民，其《鄱阳酬泉州曹使君见寄》云：“身甘一枝巢，心苦千仞翔。志意苟天命，富贵非我愿。”出仕为官的范仲淹，一直到庆历三年（公元1043年），五十五岁才主持朝政变革，其间经历二十八年时间。在这漫长的官宦生涯中，范仲淹矢志不渝，积极进取，关心政治，每遇国家大事，总是慷慨直言，“言政教之渊流，议风俗之厚薄，陈圣贤之事业，论文武之得失”。由于他直言敢为，曾在入仕为官的八、九年时间里三次被贬，宦海沉浮。

仁宗一朝可大致分为三个时期：第一时期是天圣——明道时期（1023——1033），仁宗实际上只是傀儡皇帝，一切事情都是宋真宗的遗孀刘太后掌权。据《湘山野录》记载，刘太后“尊称山呼及舆服，皆王者制度”，其下达的制令格式，在称呼上和真正的皇帝没有什么不同。第二个时期是从明道二年到庆历三四年（1033——1044），以范仲淹发起新政开始到彻底失败，此期仁宗在政治上奋发作为，是士风大振、庆历精神得以发扬的时期；庆历五年以后到仁宗去世的嘉佑八年（1045——1063），是仁宗朝的第三个阶段，此时仁宗保守求稳，政治上无可称道。其中的第一、第二阶段就是范仲淹主要的政治活动时期。

明道二年(公元1033年)三月，垂帘听政十年之久的刘太后撒手西归，仁宗亲政，朝政一新。仁宗首先罢免为太后所重用的旧臣张耆、夏竦、陈光佐、范雍、赵稹、晏殊等人，这一方面出于朝廷的惯例，另一方面也反映了宋仁宗急于表现自己执政能力的迫切心情。就在这期间，一些在刘太后当政时鼓吹“还政”论调的人和刘氏政权的反对派大都得到了重用。宋仁宗在朝廷上进行的人事大调整，除显示出帝王对直言之士的欣赏外，也暗示对刘太后执政的否定。此后朝野上下纷纷要求清算刘太后执政时发生的种种政治事件，即说明了宋仁宗的做法，已经在那些善于观风使舵的士人中产生较为普遍的反响，但范仲淹显然不是那种见风使舵、小肚鸡肠之辈，范仲淹上书，言“太后受遗先帝，保佑圣躬十余年矣，宜掩其小故以全大德”，这才使仁宗感悟，调整了相关政策，本着“往者不谏，成事不说”的原则，下诏禁言垂帘时政。在哲宗朝，与刘太后惺惺相惜的宣仁高太后召见范纯仁时深有感慨的说：“卿父仲淹可谓忠臣，在彰显朝劝后进母道，在仁宗朝劝帝进子道，卿当似之。”范仲淹就是在这样一个人事变动和士风嬗变的大背景下，获得仁宗的赏识和提拔，重新进入京城，为进一步崛起蓄势。

仁宗的一系列政治举措，对士人传递出新的政治信号，这种信号对士人产生的影响，不久就在另一场政治风波——“废郭后事件”中得到较为集中的体现。明道二年（公元1033年）十二月，发生了闹得沸沸扬扬的郭皇后被废事件，皇帝离婚绝对是震撼性的大事件，在不少持儒家正统观念的文臣眼中，一国之君因为家庭琐事而轻言离婚会损害国家声誉，因此不少人不赞成仁宗离婚。以孔道辅、范仲淹等为主的“保婚派”认为不能以小过废后，为达到谏止的目的，他们甚至采取极端手段，这就是所谓的“伏閤请对”。“伏閤请对”就是大臣寒冬腊月跪在“閤”外，坚决请皇上出面表态，这在君主专制时代，是十分严重的政治事件，使刚亲政不到一年的仁宗陷入极其尴尬的境地。正是在这次“伏閤请对”事件中，吕夷简站到了士论的对立面，他不仅极力赞成宋仁宗离婚，而且还认为“伏閤请对，并非太平美事”，对参加这次“伏閤”事件的人员，给予严厉打击。因为“废郭后事件”，刚调回来没多久的范仲淹又被赶出了京城，这是他在仁宗朝第二次被贬。

吕夷简本来在士人心目中有着较高的声誉，但他之前所获得的“士风”资本，在经历这场风波几乎消耗殆尽。等到景佑二年（公元1035年）三月，仲淹第三次进京，被召为尚书礼部员外郎、天章阁待制，跻身侍从，与吕夷简的矛盾就公开化了。范仲淹向宋仁宗上了《百官图》，攻击吕夷简任人唯亲；吕夷简也不甘示弱，奋起反击。吕夷简称：“仲淹迂阔，务名无实”，贬斥仲淹为沽名钓誉、好大喜功，却无真才实学之徒。范仲淹上《帝王好尚》、《选贤任能》、《近名》、《推委》四论，对吕的攻讦做出回应，又以汉成帝宠信张禹“坏了天下”为历史教训，指斥吕夷简乃当今张禹，坏祖宗家法，“以大为小，以易为难，以未成为已成，以急务为闲务”。吕夷简气急败坏，反过来贬斥仲淹“越职言事，荐引朋党，离间君臣”。宠信吕夷简的仁宗下达了仲淹知饶州的贬谪决定。侍御史韩渎，阿附吕相之意，请以“仲淹朋党榜朝堂，戒百官越职言事”。这是范仲淹的第三次被贬。

就“朋党”概念的这一出现而言，“范、吕之争事实上反映了朝廷上两个士大夫集团的冲突”，以范仲淹为首的士大夫集团与以吕夷简为首的士大夫集团之间的较量，所以余英时先生分析说：“若论‘荐引朋党’，则双方均未能免。不过由于吕夷简是执政的宰相，直接控制了台谏的言路，因此他们才能将“朋党”的恶名片面地加于范仲淹一派人身上而已。”

正是在这次的事件中，欧阳修、尹洙、余靖等人坚决地站在范仲淹一边，或上书要求自贬，或写信怒骂台谏官员，一时间群情激昂，馆阁校勘蔡襄为此作《四贤一不肖诗》，以赞誉范、余、尹、欧阳，而斥责身为司谏而不能尽职的高若讷，朋党之争由此而起。

范仲淹这次上书《百官图》，再加上上次“伏閤”事件一起，成为影响庆历士风构建的两个重要事件。在这两个事件中，范仲淹都是重要的策动者，因此他对庆历士风的建设，可谓功不可没。再加上第一次因得罪刘太后被贬，范仲淹此时获得了北宋士人的人格认同。

范仲淹几次入朝为官，又几度因言被贬出京，可谓几起几落，但他始终没有因言被贬而有所悔恨，可以这样说，范仲淹的三次被贬，为他在政坛上的崛起奠定坚实的士论基础，丁传靖的《宋人轶事汇编》卷八记载，范仲淹三次被贬，每贬一次，时人称“光”一次，第一次称之为“极光”，第二次称之为“愈光”，第三次称之为“尤光”。

此后多年，虽不断有人建议，应广开言路，希望重新起用刚正不阿的范仲淹等人，但是在吕夷简左右下，宋仁宗仍不给范仲淹等人摘掉朋党的帽子。直到康定元年（公元1040年），富弼借日食之机进言，“应天变，莫若通下情，愿降诏，求直言书，除越职之禁”，宋仁宗才解除“越职言事”的禁令。再加上西北形势的复杂化，于是仁宗恢复了范仲淹原来的官职级别，并把他派到西北去和韩琦一起对付咄咄逼人的西夏枭雄元昊。

二

庆历三年（公元1043年）初，宋廷对夏战争惨败后，农民起义犹如山雨欲来，而宰相吕夷简对此束手无策。宋仁宗在改革呼声的推动下，“遂欲更天下弊事”。宋仁宗为了巩固其统治，经过几个月的调整，吕夷简罢去宰相职务，范仲淹被任命为参知政事，韩琦、富弼等为枢密副使，与宰相章得象等同时执政，欧阳修、蔡襄、王素、余靖等为谏官，积极支持范仲淹。这一班朝臣中，当时的名士居多，士大夫交口称誉，认为可以有所作为了，“制命一出，士大夫贺于朝，庶任喜于路，至有饮酒叫号以为乐者，谓陛下去邪任忠。可刻日以观太平矣”。

宋仁宗在召对中，对范仲淹、富弼特别礼遇，并曾多次催促，要求执政大臣马上拿出一个使天下太平的方案来，“上既擢范仲淹、韩琦、富弼等，每进见必以太平责之，数令条奏当世务……既又开天章阁，召对赐坐，给笔札使疏于前，其急迫心情，溢于言表。就这样，在庆历三年（公元1043年）九月，范仲淹等人经过深思熟虑，向仁宗上疏，详细而又系统地阐述了改革派的意见和主张，这就是著名的《答手诏条陈十事》。范仲淹在《答手诏条陈十事》中首先对北宋王朝当时面临的严峻形势作了精确分析：“历代之政，久皆有弊，弊而不救，祸乱必生。”他说：“我国家革五代之乱，富有四海，垂八十年，纲纪法度，日削月侵。官壅于下，民困于外，夷狄骄盛，寇盗横炽，不可不更张以救之。”并提出了改革的指导思想：“欲正其末，必端其本，欲清其流，必澄其源。”他引《易经》上“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的教导，强调指出，要使国家“思变通之道，既能变通，则成长久之业”，进行改革。

《答手诏条陈十事》是庆历新政改革的纲领性文件，范仲淹于其中所提出的十事就是庆历新政的纲领和具体变革措施。其要旨如下：

一曰“明黜陟”：改变文武百官不分政绩好坏循例升迁是局面，严于考绩，抵制滥进。

二曰“抑侥幸”：改变“恩荫”之滥，限制大官僚的恩荫特权，以省冗官。

三曰“精贡举”：改变科举的内容和形式，主张取士先取其德行，次取其功业。

四曰“择长官”：加强各级长官的保举和选派，奖励能人，罢免庸才。

五曰“均公田”：调整多寡悬殊的外官职田，防止贪污，督其善政。

六曰“厚农桑”：兴修水利，劝课农桑，发展生产，增强国力。

七曰“修武备”：召募民兵，辅助正兵，兵农结合，增强军队的战斗力。

八曰“减徭役”：裁并天下州县建置，以减少徭役，减轻百姓负担。

九曰“覃恩信”：督责地方执行朝廷敕令等恩政，以使人民感恩戴德。

十曰“重命令”：严肃仲淹政令，颁行后必须坚决贯彻执行，以取信于民。

可以看出，范仲淹的十事中，前五项属于整顿吏治，后三项属于富强国家的问题，最后两项是为了保证政策能够顺利的实施。钱穆先生在《国史大纲》中总结道：“仲淹的意见，大致是欲求对外，先整理内部。欲求强兵，先务富民。而欲行富民之政，则先从澄清吏治下手。”就这样，范仲淹选派了一批精明干练的转运使，到地方上去澄清吏治，自己坐镇京城里，根据各方面的报告，翻开花名册，对不称职者，“每见一人姓名，一笔勾之，以次更易”。在严格考察下，一大批尸位素餐的寄生虫被除了名，一批有才干的人被提拔到了重要位置。

这些改革措施，一开始就遭到既得利益者的坚决反对，“按察使多所举劾，人心不自安；任子恩薄，磨勘法密，侥幸者不便”，庆历四年（公元1044年）四月，仁宗谓辅臣曰：“自昔小人多为朋党，亦有君子之党乎？”范仲淹对仁宗说：“惟圣心所察耳，苟朋为善于国家，何害也！”接着欧阳修作《朋党论》上奏，阐明“君子、小人之朋”在于道与利的分别，“君子但当退小人之伪朋，用君子之真朋，则天下天平矣”。

其实，在这之前，就已经发生了一件与“朋党”有关的事情。庆历三年，范仲淹、韩琦、富弼先后被任命为执政，欧阳修、余靖、蔡襄等人为谏官，过去所谓的范党士大夫集团皆在朝廷。而范党的政敌吕夷简、夏竦则被先后罢免宰相、枢密使。这时，积极支持范仲淹的狂士石介忘乎所以，作了一首《庆历圣德颂》，其中有“惟仲淹、弼，一夔一契”，并再度斥责夏竦，认为夏竦是“邪孽”、“妖魃”、“大奸”，有“众贤之进，如茅斯拔；大奸之去，如距斯脱”之类的语句。

作为君主，最忌讳的就是大臣结为朋党，危及其统治。几年前，蔡襄以《四贤一不肖》一诗明确划分的朋党之争，本来已经为宋仁宗所淡忘，朝臣中对此耿耿于怀之人，因没有口实而无法重提。但石介这首同样是传播朝野的诗，却再度激起了朝廷中党派的对立情绪。公然授人以柄，何其愚也！

关于宋代的“朋党”现象，余英时先生一方面强调其既不同于汉唐，又不同于明清那样往往作为皇权的附属物或皇宫斗争的自然延伸，宋代的“朋党”纯粹是士大夫阶层成为社会主体之后在政治生活中分裂的结果；另一方面，余英时也点出这种分裂的本质，实际上，这也等于揭示出政治生活中“朋党”现象得以形成的社会基础。

为此，范仲淹等人对石介很恼火。《范文正公言行拾遗事录》卷一这样记载：

公与韩琦自陕而来朝，石守道作《庆历圣德诗》，忠邪太明白。道中得之，公抚股谓韩公曰：“为此怪鬼辈坏之也。”韩公曰：“天下事不可如此，必坏。”

其后果然。这件事情值得我们思量一番，南宋的吕中在《大事记讲义》中针对这一情况说：“君子小人之实不可以不辨，而君子小人之名不可以太分。有用君子之名，则小人者岂甘小人之名哉！正人既争小人为邪，则小人亦指正人为邪”。这实在是非常准确、精辟的分析。范仲淹和韩琦以其丰富的政治经验，已经预感到了石介的此诗适得其反的结果。

庆历四年（公元1044年）六月，正当范仲淹、富弼日夜谋虑，推行庆历新政的关键时刻，被罢黜枢密使职务的夏竦，用极其阴险卑劣的手段制造了一起耸人听闻的案件，把石介给富弼信中“行伊周之事”，篡改为“伊霍之事”，且临摹石介笔迹，伪撰废立诏书，诬陷他们要政变，废皇帝。原来他早就掌握了石介给富弼的信，“乃使女奴阴习介书，久之，习成”，经过长期临摹，终于制造了这起“政变”案，“帝虽不信，而仲淹、弼始恐惧，不敢自安与于朝”。

他们迫于政治压力，自请出为外官。六月，适有边奏，以防秋为名，范仲淹宣抚陕西、河东，八月，富弼宣抚河北。同年，欧阳修被派到河北任都转运按察使。就这样，刚刚开始不久的改革，陷入了僵局。

蔡襄上奏留欧阳修说：“修好切直，不容于时，臣等非私于身，实为朝廷借任人之体。”又进一疏：“方今天下多事……规补阙失，必借贤才，臣等识虑，下修远甚，若修必行，臣等实不堪谏诤之职。”最终，还是没有被采纳。仁宗提拔了多次战败的陈执中入朝任参知政事，在这种情况下，蔡襄便“以亲老乞乡郡”。到十月，与西夏和议成，外部的危险解除了，仁宗对内部改革也动摇起来。

至庆历五年（公元1045年）正月，杜衍、韩琦、余靖亦被贬逐。对国家大事，一向“必尽言”，连仁宗皇帝亦称赞“性直”的韩琦，此时并没有考虑到个人安危得失而沉默不言。三月初，他上书仁宗皇帝，为富弼辩解“事有干国家之大计，惑天下之耳目，岂可偷安固禄，隐而不言”。他又说：“臣恐自此天下忠臣义士指弼为诫，孰肯为国家之用？”同时指出，一些官僚“攻击忠良，取快私忿，非是国家之福也”，韩琦不避朋党之疑，敢于为被贬人员辩解，并公开声称：“琦惟义之从，不知有党也，”希望仁宗皇帝能明察慎断，不为朋党之论所惑。仁宗仍旧没有理会，韩琦见此无效，乃“恳求补外”，结果罢枢密院副使，以资政殿学士知扬州。至此，主持庆历新政的代表人物，全部被贬出朝。

三

作为社会精英的士大夫阶层，在当朝“与士大夫治天下”的治国方针影响下，其现实境遇、社会地位都得到了空前的提高，这就是使得他们大都有自信的心态而“以天下为己任”，表现出一种“自任以天下之重”的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在此之前的朝代是很难想象的。

士大夫在宋代备受重视，大批“寒族”士人进入仕途，这些文人士大夫大多出身寒微，没有世家豪族势力作为社会背景，也没有深厚的社会根基和实力，其荣辱盛衰皆掌握在帝王手中，即使位极人臣，也不会对赵宋王朝构成潜在的威胁。布衣卿相的仕宦经历决定了他们对赵宋王朝的耿耿忠心、尽职尽责，他们对皇室的依附性极强。然而，宋代士大夫之忠，不只是忠于君主、忠于天子，而是突破了君主和王朝的局限，注入了忠于国家、忠于社稷的成分，开始摒弃了汉以来之强调臣忠于君的愚忠观念。进一步讲，尽管在宋代士大夫们的思想意识中还保留了绝对忠于君主的概念，但他们并不是一味地顺从君主，而是强调以君行君道作为臣子忠于君的前提条件。如果君“使臣以礼”，那么臣就可“事君以忠”，否则，臣民就可不忠与其君。南宋时代的吕祖谦则尖锐地指出，如果为人臣者不分是非曲直地一味顺从于君，那么君主的过失就得不到及时的纠正，其结果将是“杀数百万生灵，亡数百年社稷”。他要求为人臣者应将国家之利放在首位，“冒万死而欲夺其君之所嗜”。

宋代士大夫这种“事君不以私”的精神，在苏轼的《和陶诗〈咏三良〉》诗中更是得到了极好的表达：“君为社稷死，我则同其归。顾命有治乱，臣子得从违。”

作为文吏与儒生的复合体，他们有着独具特色的精神面貌，由于宋代帝王重视士大夫群体，愿意与之“共定国是”，这样士大夫的荣辱皆掌握于帝王之手，再加上士大夫本身的生活相对于贵族阶层更接近于劳动人民，进入仕途也付出了很大的艰辛。因之，宋代士大夫有一种很强烈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责任意识。

尽管宋代文人士大夫的忧患意识也因其经历、际遇的不同而表现出比较广泛的层面，但其基本层面、核心内容则是为天下的安危有所忧的忧患意识。这种进退皆忧、先天下之忧而忧的社会忧患感和使命感，已得到宋代士大夫的普遍认同，是浮现于宋代儒家社群之中的一种崭新的精神面貌。这种精神面貌，已与我国古代文人士大夫常常表现出来的“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二重人格有所不同，而是扬弃了其中的“独善其身”的处世准则。他们在仕途亨达时，是社会价值的积极建构者，在仕途挫不得志时，也未变得消极悲观，沉湎于对一己命运悲愁的怅悯，相反，仍以心怀天下的精神境界，“进亦忧，退亦忧”，无论是“达”还是“穷”，都没有放弃以天下为己任的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庆历新政失败后的范仲淹，就是最好的一个例子。

范仲淹壮志未酬，新政中途夭折，但他在那个时代能“以天下为己任，裁削幸滥，考覆官吏，日夜谋虑兴致太平”的精神，却是难能可贵的。范仲淹一生“信圣人之书，师古人之行”。虽然庆历新政时期的政治风尚是“事久弊，则人惮于更张；功未验，则俗称于迂阔”，但范仲淹并没有因此“惜身而少避”，而是一如既往，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地上书皇帝，日益谋虑，兴致太平。就是在他病危之际，念念不忘的还是祈望君主“上承天心，下循人欲，明慎刑赏，纳民于大忠”。范仲淹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中，能洁身自好，卓然独立，守节不阿，坚持兼济天下，爱国忧民的忧乐观，其情操、其胸怀、其思想境界、人格魅力，与“富贵优游五十年，始终明哲保身全”的晏殊有天壤之别。

皇佑三年（公元1051年）三月，范仲淹以户部侍郎知青州，并充青、淄等州军安抚使，此时他已是疾病缠身的垂暮老人，“年高气衰，日增疾恙，去冬以来，顿成羸老，精神减耗，形体尫弱，事多遗忘，力不支持”，但他仍抱忠持节，扶病尽责，“逾励夙夜，虔分旰昃，体九重之深造，安千里之含生，上副圣求，少图忠效”。皇佑三年（公元1051年）年底，范仲淹知青州还不到一年，深感体力不支，不愿有误朝廷重托，耽误州军公事，于是向朝廷提出到比较清闲的颍州或亳州任职，他上疏道：“自臣抱病，勾管不前，上无以分宵旰之忧，下无以逃尸素志诮。惟是奏报文字，臣则竭心勉率，亦多稽缓，揣己量力，实不自安。伏望圣慈与颍、亳二州，就差臣一处所，贵闲慢少事，可以养疾，庶安朽质，少保残年。”

范仲淹的《遗表》共计六百字，自叙平生经历，诉说忠心赤胆，虽屡遭贬谪，但尽忠为国为民之心不泯。他在遗表中写道：

“生而遂孤，少乃从学。游心儒术，决知圣道之可行。结绶仕途，不信贱官之能屈。才脱中铨之冗，遽参丽正之荣。耻为幸人，窃论国体”，“首承德音，占预谏列。”“况今得君，安敢惜身而少避。间斥江湖之远，旋尘侍从之班，大忤权贵，几成废放”。

后来对西夏用兵，被委副帅重任，“誓复横山之嚷，亟逼讲和。虽微必取之功，多弭未然之患”。他还提到，后来任参知政事，参预大政，主持改革，更是竭忠尽力，奋不顾身。然而宋朝冗官佞臣盘根错节，积重难返，“事久弊，则人惮于更张，功未验，则俗称于迂阔，以进贤授能为树党，以敦本抑末为近名。洎忝二华之行，愈增百种之谤”，谗言谤语使他不能有一日清心执政，毁誉攻讦使他不能正常履职，他只能“避于均衡”、“五易名城”。然而，“息鞍东徐，益觉灵医之不效。唯积疴之见困，非晚岁之能支。神不在形，气将去干。冥冥幽壤，倏为长往之期；穆穆清光，永绝再瞻之望”，时至此时，范仲淹无一丝一毫考虑个人身家后事，念念不忘的还是希望仁宗皇帝能够“调和六气，会聚百祥，上承天心，下徇人欲。明慎刑赏，而使之必当；精审号令，而期于必行。尊崇贤良，裁抑侥幸，制治于未乱，纳民于大中”。

这篇《遗表》，字字血，声声泪，披肝沥胆，锥心断肠，这是一个行将就木之人对自己一生作为的判断和定位，是一个以国事民情为己任的封建官吏赤胆忠心的无声倾诉，是范仲淹恳望皇帝明辨是非、察纳雅言的最后劝谏，是“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思想的最后表白。然而，范仲淹在《遗表》中，未有一字一言涉及家事，一丝一毫“不干私泽”，直至临终，他考虑的仍然是大宋基业和天下人民。

皇佑四年（公元1052年）五月二十日，范仲淹在徐州——他的出生地——走完了他一生六十四年坎坷又光辉的路程，他是坦坦荡荡地离去的，因为他的内心自知他是无愧于国家和人民的，他也无愧于整个世人，包括朋友和敌人。就在他去世的那天，“四方闻者，皆为叹息”，西北“羌酋数百人，为举哀于佛寺，号之如父，斋三日而去”。韩琦得知范仲淹的死讯，十分惊恸，好多日子不思饮食，在祭文中称他“高文奇谋，大忠伟节，充塞宇宙，照耀日月。前不愧于古人，后可师于来者”，惋惜他的“太平之策，噤而不得施，委经纶于一梦”。就连与范仲淹在诗词上颇有分歧的梅尧臣得知后，亦“有涕向风挥”，“泣与众人俱”。宋仁宗得知范仲淹病亡的消息后，嗟叹久之，下诏辍朝一日以示哀悼，并亲自写褒贤碑，以示表彰，并命欧阳修撰写碑文。范仲淹一生厉节厉行，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为后世树立了千古赞颂的道德风范。

《宋史·范仲淹传》这样记载：

宋有仲淹诸贤，无愧乎此。仲淹初在制中遗宰相书，极论天下事，他日为政，尽行其言。诸葛孔明草庐始见昭烈数语，生平事业备见于是。豪杰自知之审，类如是乎！考其当朝，虽不能久，然“先忧后乐”之志，海内固已信其有弘毅之器，足任斯责，使究竟所欲为，岂让古人哉！

我们可以看到，范仲淹正直无私的个性，为君尽忠、为国尽力、为民谋利的热情，才使他不趋利避害，傲然朝野，独立不羁，知正道而持行不殆，厉百劫而初衷不改；清心洁行，见于大节而不惑于名利；刚正清明，不以保身而求安偷生。

我们可以看到，范仲淹是坚毅的，他两岁丧父，生活贫困，食不果腹，却十年如一日昼夜诵读，从不言苦；为官之后，屡遭贬谪，历尽艰险，却终生不忘国事，了无颓丧；范仲淹是耿直的，无论在朝在外，从未停止过和奸佞之辈的斗争，每每犯颜上书，直言国事，奋不顾身；范仲淹是勤俭的，他青年贫苦，尝尽艰辛，显贵之后终身坚持朴素的生活，食补重肉，妻子衣食自足而已。

古人评价历史人物，有“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之说，三者居其一，足以名垂后世，从前面之论述，可以看出，范仲淹在三个方面皆有卓越成绩，当之无愧，留名青史。

王安石评价他：“一世之师，由初起终，名节无疵”。

苏轼赞颂到：“出为名相，处为名贤。乐在人后，忧在人先。”

南宋吕中说：“先儒论本朝人物，以仲淹为第一。观其所学必忠孝为本，其所志则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其所为必尽其力”。

金末元好问称：“文正范公在布衣为名士，在州县为能吏，在边界为名将。其才其量其忠，一身而备数器。在朝廷则又孔子所谓‘大臣者求之千百年间盖不为一二见’，非但为一代宗臣而已”。

清大学士纪昀评范仲淹：“行求无愧于圣贤，学求有济于天下，古之所谓大儒者，有体有用，不过如此。”

参考文献：

（一）专著

【1】范仲淹研究会，《范仲淹研究论集》【M】，苏州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

【2】汤承业，《范仲淹研究》【M】，台北国立编译馆中华丛书编审委员会，1977年版

【3】钱穆，《国史大纲》【M】，商务印书馆，1996年6月修订第3版

【4】余英时，《朱熹的历史世界》【M】，三联书店，2004年版

【5】方建，《范仲淹评传》【M】，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12月第1版

【6】诸葛忆兵，《范仲淹研究》【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10月第1版

【7】邓广铭，《宋史十讲》【M】，中华书局，2008年12月第1版

【8】邓小南，《祖宗之法》【M】，三联书店，2006年9月第1版

（二）古籍

【9】《宋史·范仲淹传》，卷三百一十五、卷三百一十四，清乾隆武英殿刻本

【10】《安阳集·祭文正范公文》，卷四十三，明正德九年张士隆刻本

【11】《续资治通鉴长编·仁宗》，卷一百七十二、卷一百五十五、卷一百五十、卷一百五、卷一百四十三、卷一百四十、卷一百十八、卷一百十三，清文渊阁四库全书

【12】《范文正公集》，卷十八、卷十九、卷十七、卷十六、卷八、卷七、卷二，四部丛刊景明翻元刊本

【13】《五朝名臣言行録·叅政范文正公》，卷七，四部丛刊景宋本

【14】《范文正公年谱》，明正德十二年叶士美欧阳席刻本

【15】《端明集》，莆阳居士蔡公文集卷二十九、卷十八，宋刻本

【16】《宋九朝编年备要·皇帝编年备要》，卷十二、卷十一，宋绍定刻本

【17】《三朝名臣言行録》，卷十一、卷一，四部丛刊景宋本

【18】《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富范以朋党见馋》，卷三十八仁宗皇帝，清嘉庆宛委别藏本

【19】《遗山先生文集·范文正公真赞》，卷三十八，四部丛刊景明弘治本

【20】《范文正公政府奏议·答手诏条陈十事》，四部丛刊景明翻元刊本

【21】《临川先生文集·祭范颍州文仲淹》，卷八十四，四部丛刊景明嘉靖本

【22】《大事记讲义·仁宗皇帝》，卷十，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23】《欧阳文忠公集·朋党论》，居士集卷十七，四部丛刊景元本

【24】《四库全书总目》，卷一百五十二集部五，清乾隆武英殿刻本

（三）报刊文章

【25】丁为祥，《儒者与政：“国是”、“朋党”、“伪道学”——以余英时《朱熹的历史世界为例，《陕西师范大学学报》【J】，2008年第1期

【26】李存山，《范仲淹与宋代新儒学》【J】，《湖南大学学报》，2008年第1期

致谢：

我的学年论文在包诗卿老师的亲切关怀和精心指导下完成了。文章从选题、立论到撰写的整个过程，得到了包老师悉心指导，并提出了宝贵的修改意见。老师渊博的知识、敏锐的思想、创新的精神、严谨的作风和高尚的品德感染着我、启迪着我，鼓舞着我，使我终身受益不尽。在此，我对包老师表示由衷的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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