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苏童小说《红粉》中的女性悲剧

发布时间：2013-11-06 21:44:17 来源：文档文库

小中大

字号：

手机查看

浅谈苏童小说《红粉》中的女性悲剧

[摘要]：苏童《红粉》从女性自身的问题中探索根源，揭示了另类女性生活的悲剧性命运。女性生存的悲歌萦绕在小说氛围中，她们对生活、爱情、命运、希望和理想的追求在镜中或明或暗的留下了遗痕。人身依附意识是女性悲剧命运根源的突出表现；自轻自贱是女性依附的主观潜意识表现；文化视野的局限也是女性走不出依附怪圈的重要因素。红粉不再是一个团体、一个宗族乃至一种文化的的象征，也可以是一种人格的化身。

[关键词]：女性悲剧；人身依附；女性形象；文化视野局限

《红粉》是苏童“先锋小说”后期的代表作，也是中国当代“新历史小说”中精致的作品之一。发表在《小说家》1991年第一期，是他以《妻妾成群》为开始的“妇女生活”系列小说的其中一篇。作品描绘的故事具有传奇色彩，选择了尘封的历史作为描写的背景，刻画出另类女性的生存境遇及悲剧命运。正如苏童自己所说的“也许是因为女性更令人关注，也许女性身上凝聚着更多的小说因素”，因此他通过各色女性形象，各式女性命运来结构故事情节，反映女性悲剧。苏童笔下的红粉不再是一个团体、一个宗族乃至一种文化的象征，也可以是一种人格的化身。王干认为：“综观苏童的小说，写得最好的，最富有典型意义的形象，是那些叽叽喳喳、聪明而又尖刻、美丽而又淫乱的女性形象。”[1]苏童以其优雅从容、纯净如水、细腻柔顺的笔调，为我们塑造了一个充斥着糜烂、腐朽、脂粉气，但又不失温情的世界。在这些美丽沉醉的女性外衣下，我们不难看出一种女性生存的悲歌。

一、《红粉》中生动鲜活的妓女形象

妓女是指“通过性去交换物质的生存条件”的女性，与其他处于家庭伦理结构中的女性——母亲/婆婆、妻子/儿媳、女儿相比，她们是一群被社会伦理道德所放逐的人，是一群活在社会为女性所制定的道德规范之外的人。[2]一直以来，妓女被社会所放逐，走在社会的边缘，甚至被社会所唾弃，就如苏童所说：“女性是美好的，哪怕是从事着最低职业的女性——妓女，她们也是美好的。她们的不幸是美所遭遇的不幸，因而其性质都是悲剧。”

苏童的《红粉》它以中国解放后妓女改造为背景，以写实的手法描写了两个风尘女子在新旧社会转型过程中的悲剧生活。秋仪和小萼的性格迥然不同，在历史变迁中经历和遭遇到各自的“爱恨情愁”，但最终却同样走向了似乎早已为她们安排好的悲剧结局。

秋仪，17岁进入翠云坊，成为喜红楼的头牌，她娇艳华美却又刚烈，历经了生活和岁月的磨砺，凝聚着狂傲不宁，具有男性阳刚之气的特别质感。面对改造，秋仪选择了逃离，她从开往劳动营的卡车上跳下，回到喜红楼放火烧窑子，抢回了卖身的积蓄，寄身于常客老浦身边寻找一个最后的归宿，却终忍受不了老浦太太的侮辱和老浦的软弱决意离开，独自飘零在一个孤独的世界，无依无靠，为寻一处安身之地于是她选择遁入佛门到玩月庵削发为尼，最后在面对好友小萼的残酷背叛及亲人的排挤，选择委身嫁给了鸡胸驼背的冯老五。她逃离了改造，但同时却被生活本身改造成了韧性十足，随遇而安的妇人，情为了之际随情，情了以后既可青灯黄卷寄身尼庵，也可嫁一残疾人安分过日。秋仪的性格是刚烈，尖锐的，但又不失温情，在她走投无路的时候，小萼与老浦的背叛，给她了一个无情的打击，她却只有独自暗思华年，吞食自己人生的苦果，却仍关切着老浦和小萼的境遇，在小萼独自一人带着悲夫困难的生活时，她还记得小萼是她的“姐妹”，“你不留我我也不走，我就是来陪你的，毕竟姐妹一场”。在小萼留下悲夫与他人远走他乡时，她毅然抚养了小萼和老浦的孩子。秋仪内在的温情，善良，大气与外在的风骚、刚烈同时会和在了一个“妓女”身份上，体现出“义气”和“不羁”的惊世骇俗，在这个潮湿，糜烂的氛围中散发出微弱的人性之光。

相对于秋仪来说，小萼没有秋仪的娇艳和刚烈，但年轻是她的资本。她追求享受、好逸恶劳，在面对改造时她没有像秋仪一样逃离，她接受了“改造”，在改造营里，她无时无刻不在怀念从前的日子，改造完后很快和老浦混到一起，并怀上了老浦的孩子，背叛了自己的姐妹，为了享受，她彻底忘记了秋仪过去对自己的情谊，理所当然的当上了浦太太，自私性冲破了她的一切。小萼用老浦太太的六根金条把婚礼操办得极其奢华，在尽情享受奢华的过程中幸福无比，婚后在困顿的生活面前，她对物质享受的追求和欲望更加强烈，最终逼迫老浦走上死亡之路，在老浦被枪毙后依然用她的“聪明”和房东张先生勾搭上，最后把自己的亲身儿子交给秋仪和北方男人远走他乡，就算她和北方男人走了，也不难想象她的未来！经过劳动改造的小萼积习难除，终难改变她依靠男人，追求享受的本性，对于她而言什么尊严、情谊、原则都可以抛弃，成为最典型的被物欲占据一生的女人。

这两个女性的形象，展现了男权制社会下，女性生活的不同形态和彼此之间不可分割的命运，她们几乎都是美丽聪敏，并且带着点尖酸刻薄，甚至是被世俗唾弃的淫乱女性，但令人折服的是，苏童并没有花大量的笔墨去描写女性的外貌、神态、生活。而是通过她们的内心和外在的环境的变化来渲染女性的形象，达到刻画，演绎人物性格的目的。

二、人身依附成为女性悲剧的重要因素

正如林翠萍在评论苏童的小说说过：“正因为女性在历史上扮演的角色是从客体身份被动参与社会生活，她们作为男性的附属品总是自觉，不自觉的认同主题身份的男性的意志，这种服从意识久而久之便积淀成为一种惰性的文化品格：即对男性的依附意识。”[3]在人类文明史上，自进入父系氏族社会之后，女性边缘化和依附性的角色地位就开始被男权传统所认定和控制。经历几千年父权思想的影响和男权社会的压制，在潜意识里给处在弱势地位的女性心理造成了一种认同感，留下了深刻印痕。女性被男权社会“形成”结果，甚至使许多女性自觉被奴化、物化，甚至以此为满足，因为其男权越是温柔和驯服，就越容易受到美化和赞颂。而被吞噬和破坏的女性自我特征却遭到男权社会的丑化和贬斥。在男权社会中，女性始终还是无法获得思想上的完全独立，她们虽然叛逆过，抗争过，但她们最后还是不能不依附男人的需要，这就注定了她们的悲剧命运。鲁迅先生说过：“悲剧就是把人生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这一个个惊心动魄的悲剧带给我们的灵魂上的震撼是不言而喻的。小说中，秋仪和小萼她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欲望，都热切地渴盼幸福和爱情，渴盼人间真情和温暖，可是她们这些欲望不是“独立、平等、自由”的，她们不择手段来满足自身的欲望，尽管如此，她们还是一次又一次地被抛弃，被置于绝望和毁灭的境地，都身不由己的不同程度的扮演了悲剧角色，而这一切的根源是人身依附。

昔日的妓女秋仪和小萼在妓院被取缔后，拒绝改造，她们不相信男人不喜欢逛窑子。妓院是男性中心文化视女性为玩物的一个标志性场所，男人在妓院中花钱买女人的肉体寻欢作乐，妓女们则靠嫖客的金钱来维持自己的生存。即便社会变革可以废除妓院于一旦，却无法铲除妓院的那种文化背景在人们心理深处遗留的文化积淀，小萼、秋仪拒绝改造，迷恋烟柳生涯正是一种对男性依附意识的病态表现。她们作为女人的心灵都带着强烈的人身依附意识，在男性中心文化为她们布置的狭窄通道上艰难地蠕动着，进行她们那可悲的人生搏斗。

秋仪逃跑后“不管怎么样，老浦应该是她投靠的一个人选”，这是她的第一个想法，她第一个想到的不是自我独立，自食其力，而是男人、对男人的依附放到了第一位。她离开老浦，遁入佛门，遭亲人排挤，终因生计困顿嫁给了冯驼子，最后她还是选择了男人成为她的依附对象。秋仪父亲的死也突出了她生活的无助感产生的衣服意识，强化了潜意识中由恋父情节转化生成的依附意思。

小萼在十六岁死了父亲而不得不去妓院谋生，在妓院这个男性中心文化的标志性场所中出卖自己的身体以求得生存。即使有机会获得成为独立的人的人体的机会时，她也会拒绝改造并依然留恋曾经的烟柳生涯。她虽然没有逃掉改造，改造时她在麻场干活产生男人的手的幻象。在改造欺瞒后，她竟然“手足无措，瘦削的脸一下子又无比苍白”，她竟然“不知道出去后该怎么办”，而且“有点害怕”，最后选择了最轻的工作——玻璃厂洗瓶子，出来后几天，就依赖老浦享受生活——跳舞、吃西餐乃至放纵性欲。和老浦结婚时那六根金条下奢阔的婚礼，逼迫老浦贪污公款满足她享受的欲望，在老浦死后抛弃儿子跟男人走了。对金钱、物质、欲望的追求，男人是她生存的希望、寄托和依附。正如文中所说“女人一旦没有钱财，就只能依靠男人，但男人又靠不住”。她们只男人是靠不住的，但又要靠男人，依赖男人，希望男人给她们带来自己想要的一切，缺乏坚强的独立精神，将自己的幸福和未来全部压在男人身上，就也决定了她们的这一次博弈，最后的结局只有惨败，而且劫数难逃。女性在男权社会中都处于边缘地位，她们被作为男性的附庸物而存在。即使经济独立，由于传统文化的根深缔造，她们在精神和情感上也始终摆脱不了依附意识。当外界的桎梏消失后，她们仍然无法摆脱悲凉、沉沦的厄运，因为她们无法打破内心的枷锁，缺乏独立自新的坚强品格。这一思考应该说是深邃的。这些个被拒绝被启蒙，被拯救的妓女形象，真实地传达在贫困落后，以男权文化为中心的社会里，反映中国女性的生存处境。

三、本然的人性弱点加大了女性的悲剧性

苏童在思考女性的历史命运和社会地位时，运用了独特的思考方式。他说：“如果要问，到底是什么损害她们，就可以说是男权社会、国家机器或者传统文化。然而大家在谈论这个问题时，常常忽略了女性对自身的损害，在很多时候她们会有作茧自缚的选择”[4]。这种女性观在苏童的《红粉》中也得以体现。

我们从文中不难看到其实在造成女性悲剧命运的因素不仅只是传统封建文化中女性对男性的人身依附，女性身上所体现出来的某中本然人性弱点也是一个重要因素，更加加大了女性的悲剧性。

《红粉》中秋仪和小萼，这一对红尘姐妹之间相依又妒忌的关系也让苏童写的跃然纸上，她们回想倾轧的人生景象及与之相应的生存原则，更深刻刻画出女性生存的悲剧。文中小萼对秋仪的无情背叛和秋仪对小萼冷酷犀利的鄙视，在她俩姐妹般的情感中投下沉重的阴影，在秋仪步入空门时，小萼没有找寻秋仪而是投入老浦的怀抱背叛秋仪，在与老浦结婚时也没有秋仪的参与，在面对欲望与享受时她是自私的、无情的；秋仪在小萼结婚那天没有受任何邀请，秋仪送给小萼一把伞，她已万念俱灰，咒他们早离早散！最后那把伞葬送在车轮下，发出尖锐刺耳的劈啪声，宛如谶语。

透过《红粉》，我们可以看到女性之间互为对象的生存搏斗。她们为了能让自己得到无论是在感情、生活、物质等各方面欲望的满足和实现，取得优于同类的生存条件和地位，而不择手段，背叛、践踏。这使得讲述这群另类女性的故事，揭示这群悲剧人物命运的必然途径，变成了描绘一场把自己一样与生俱来地被置于一个女性生存的必然悲剧环境中的难友当成攻击、背叛的目标，带有传统的、陈旧意味的女性争夺生存权的悄悄的、可悲的战争。

妓女秋仪在适逢社会主义新生活的选择良机时，感到的不是跳出火坑的喜悦，而是一种面临“新生”的惊悸与敌意。因此她放弃了良机，选择跳车逃路，秋仪毫不忧郁地拒绝了政府提供的善意帮助，暗示出她对妓女生活现状的满足和依赖；当她在老浦家混日子时，通过把玩自己的细软来感受幸福，虽然那些东西是她用身子换来的，但她依然感到幸福。她“坐在床上，那些戒指和镯子之类的东西摆满了一床，她估量着它们各自的价值，这些金属就足够养她五六年了，秋仪对此感到满足。”她没有感到那些物质的代价，却觉得那是一种幸福；老浦太太侮辱秋仪时，她明知是说给自己听的，但“她不在乎，她从小就是这样，不在乎别人怎么说她，说了也是白说”。

小萼虽然“被迫”接受了社会主义改造，但结果也并未能就此脱胎换骨，在劳动营的女干部面前坦言承认自身到妓院是自愿的，她说：“我十六岁时爹死了，娘改嫁了，我只好离开家乡到这儿找事干”。当劳动营女干部问她以后想干什么时，她非常利索地回答：“干什么都行，只要不要太累人”；问她为什么不到丝厂去做工，她的回答是：“你们不怕吃苦，可我怕吃苦”。“你们是良家妇女，可我天生是个贱货，我没办法，谁让我天生就是贱货”。改造期满后，虽然她穿这蓝卡列宁装，黑圆口步鞋，但也遮掩不住她的妓女本性。

她们注定自己有限的意识范围内体现出自身的人性弱点，自轻自贱、自茧做缚在她们身上，人们不难看出，丧失自我的可悲的妓女人格，她们失去了自我，女人只不过是男人身上的一根肋骨。

四、文化视野的局限让妓女人格在社会的边缘游走

《红粉》中的主任公逃离了革新鼎新的生存境遇，正如雅斯贝尔斯说的：“生活方式的取代并非突然发生的，当新的生活方式逐渐形成时，旧的生活方式的巨大突破最初必然无力反对旧势力，因为旧的生活方式的内聚力尚未枯竭，过度时期是悲剧地带”。[5]小说的历史背景正处于这样一个时期——新旧社会的过度时期。“每一种社会阶级与社会性别的组合看待娼妓问题都有不同的参照点；由于各自处于不同的位置，娼妓问题对于不同的阶级和性别组合也呈现不同的意义”。[6]

社会在要求它么改造，但社会文化视野的局限却支持了她们继续堕落，成为女性生存悲剧命运的一重要因素。社会要求她们改造，但社会又不接受她们，她们依然在社会的边缘游走。

那些革命军人和干部形象让人忍俊不禁。他们各个和蔼可亲，各个虚情假意，在他们眼里，秋仪、小萼这些女性似乎不属于被欺凌被侮辱的阶层，因为他们不但不给予应有的阶级同情，甚至公开表示鄙弃。秋仪从车上逃跑时，年轻军官用山东话骂出的那句不堪入耳的脏话：操不死的婊子。劳动营的干部和小萼谈话是用“阶级姐妹”来定位并帮教，干部的帮教不地是从阶级的角度出发的，从心底她们是看不起这群劳动改造中的妓女的；当小萼收到秋仪带给她的“太妃夹心糖”时，小萼剥了一块糖笑着让长官吃糖时，士兵皱着眉扭转脸去，“谁吃你的糖？也不嫌恶心。”事实上，来自于帮教组织的此种歧视，也在某种程度上加剧了她们的疏离感，从另一个角度支持了她们的继续堕落。

秋仪在老浦家，老浦太太的侮辱及它遁入佛门后，老浦想“秋仪不过是翠云坊的一个妓女罢了”；无路可归，姑妈的犹豫轻声说：“回去也好，你做了姑子，街坊邻居都没有闲话可说了”；以及姑妈一家对秋仪明显的冷淡。这样一个社会文化人文背景下，即使她们都想改造，也将脱离改造的轨迹，社会没有给她们机会，她们始终没有将政府当作自己的拯救者，也始终没有把自身过去的妓女生涯视为旧社会的受害经历。在她们那里，革命所换取的崭新时代，仿佛是搅扰了她们原本做妓女的宁静生活秩序，在小萼远行前，还渴望看一眼自己昔日生活过的妓院“翠云坊”，让她们悲剧的命运持续下去。

在苏童的文本世界里我们看到了红粉女子在男权中心文化的压抑与迫害下飘零如风中的落叶，她们在绝望中挣扎，在欲望中沉沦，在堕落中绚烂。作者苏童能够关照女性的生命弱点，通过人性中难以避免的陋习来反映常态下的隐蔽欲望，具有真实感。真实的再现了女性性格残缺导致的命运悲剧，用自己独特的视觉丰富了女性的历史想象，精辟的描述了浊世红颜的形象，用女性视角下的叙述话语和情调、情节并重的叙述结构为女性生存世界的勘探和裸露提供了“有意味的形式”，谱写出一曲女性生存的悲歌，它以和谐饱满的艺术表现撞击我们的心灵，引领我们穿透女性生存的表象而探究其文化意义的潜流，呼唤男性中心文化下的女性的自省，从而达到对这一文化的更为有力的批判。故事中的女性虽然身份低微、遭际各异，但因为作者通过叙事深入的是她们文化心理结构的深浅状态，因为具有了作为女人的人在一定文化背景下的普范性。[7] 苏童用极其准确细腻的刻画手法将书中的人物形象刻画地既鲜明形象，又富有内涵。并以此为基础，将很多显示社会阴暗及丑恶的东西充分的揭示，从而极大地丰富了文学作品的内涵，反映出女性生存悲剧的根源及自身的潜意识表现和文化视野下的女性，也让我们重新审视女性生活的意义和价值所在，赢得更多和更广泛读者的认同和喜爱，使其成为中国当代“新历史小说”精致的代表作品之一。

注释：

[1] 《苏童意象》，《花城》，王干， 1992年6期，第15页

[2][6] 《被建构的女性中国现代文学社会性别研究》，刘传霞，齐鲁书社出版，2007年10月第一版，第158页，第159页

[3] 《苏童小说中畸形男女关系导致的死亡意识》，王林华， http://bbs.mingshilu.com/space/html/97/26097-17326.html

[4] 《论苏童小说的女性叙述之演变》刘军，http://qkzz.net/magazizne/1006-0820/2007/04/1014517.htm

[7] 《苏童研究资料》汪政何平，天津人民出版社，2007年7月第一版，第358页

参考文献：

1、《红粉》，苏童，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2008年1月第一版

2、《被建构的女性中国现代文学社会性别研究》，刘传霞，齐鲁书社出版，2007年10月第一版

3、《苏童研究资料》汪政何平，天津人民出版社，2007年7月第一版

4、《世界华文文学研究》，朱文斌，新星出版社，2005年12月第一版

5、《新时期文学》，王万森熊忠武，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年6月第一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