弘扬历史文化

弘扬历史文化

弘扬历史文化 建设人文岐山

——兼谈岐山是黄河文化的丰厚源泉和产业高地

岐山县位于关中西部和黄河支流——渭水中游，介于西安市和宝鸡市中间偏西地段，南接秦岭，北枕千山，中为广阔平原，形成了“两山夹一川，两水（渭水、岐水）分三原”的南北狭长地理形态。其地貌特征包括南部秦岭高山区、北部低山丘陵区，渭河及其支流——岐水（后河）阶地和洪积扇组成的黄土原区。总面积856.45平方公里,坐标介于东径107°33′至104°55′和北纬34°37′.海拔最高2160米,最低1495米,属暖温带气候.其南有古代兵家必争之地五丈原,其北是渭水支流岐水区和渭河北塬二级台地,沟壑纵横,土层深厚,水源丰富,日照充足,最适宜于古代先民耕作和繁行。它曾是炎黄二帝始祖（炎黄二帝曾经历八代子孙）生息和周室发祥肇始之地，是我国首部医学经典《黄帝内经》和古代哲学巨著《周易》的诞生地，也是东汉明帝和北魏时佛教最早、最盛活动地和三国时诸葛亮五次北伐曹魏的古场所在地，地上地下文物遗存十分丰富。文物普查资料表明，全县共有新石器时代和商周、秦汉、三国等各代文物点817处，其中国家级4处（周原遗址、周公庙古建群、凤凰山遗址、太平塔）、省级10处，位居全省之冠。建国前后，这里曾出土过大量形体硕大，有长篇铭文的精美青铜器和2万多片雕刻精细的西周甲骨，世称“青铜之乡”的“乡中乡”和“西周甲骨文之最。”

1.“青铜器之乡”的“乡中乡”。

岐邑，曾是中国历史上先周的都邑所在。据《竹书征年》记载，商代武乙元年，周人先祖古公亶父率族人由彬迁岐，经王季、文王三代100多年的苦心经营，终于发展成一个可以足以灭商的小周国。文王晚年，为了东进灭商，又将都邑由岐迁于沣。武王灭商后，虽定京于镐，但岐邑仍为王室祖都之地，宗庙未曾废弃，周王每年还要回岐邑祭祖，在祖庙里搞重大的策封和庆典活动。朝庭的功臣显贵还要在这里营邑建居，死后还要按当时的礼制规定，将大批青铜器埋于墓葬中。周公制礼作乐，完善了国家各种典章制度，使青铜礼器铸造达到登峰造级之程度。所以，自汉代以来，岐山京当、北郭等地不断有青铜器出土，周原遗址及凤凰山高等级贵族墓葬群的出现，使岐山成为全国有名的文物大县之一。我县现有馆藏文物12000余件，据不完全统计，仅完整西周青铜器就有300余件。出土的青铜礼器、有食器、酒器、水器、乐器、车马器、生产工具等。如清道光末年，在京当乡的董家村，出土了有铭文597字的毛公鼎和天亡簋，在京当乡礼村沟岸出土了著名的大盂鼎、小盂鼎和虢季子白盘等，其中的毛公鼎、大盂鼎和虢季子白盘被列为“晚清出土四大国宝”。解放后，全县共出土青铜器七十多次（批）。如在贺家村出土了凤柱器、伯夏父鼎、伯觅父盨、丙卣、山簋、人面盾饰、史臣舌 簋、荣有司鼎、伯车父盨（两件）、史逨方鼎、（两件）牛尊、梁伯敔簋、云纹编钟（三件套）等，在凤雏村出土了伯尚鼎、伯觅父盨（两件）、六六一六六一，献师隻簋、丙父戊簋和六一七六一六方鼎等，在礼村出土了交宁（贾）父乙鼎、凡尊、弓鼎、父乙觚、贤父辛爵、父癸尊、壬侜鼎、王仲姬方鼎等，在王家咀出土了陆妇簋、饕餮纹鼎、乳钉纹鼎、夔纹鼎、息父乙鼎等，在京当村出土了云雷纹觚、饕餮纹爵和斝、虢仲鬲（两件）等，在流龙咀出土了齐生鲁方彝盖；在双庵村出土了膳夫吉父盂等；在青化镇的丁童村出土了外叔鼎和矢叔簋等；在北郭乡（今归凤鸣镇）的祝家巷出了新邑戈，亚中必其斝等，在杨村吴家庄出土了王伯姜鼎，在八亩沟村出土窃曲纹鼎三件；在曹家沟出土周舟阝 马京 鼎，在庙王村西出土弦纹鼎1件和高领乳状袋足鬲陶器六件；在周公庙东侧出土双耳铜鬲（又称弦纹鬲）一个。在北寨子有出土亚中薛父乙史鼎等，在杨家场出土父乙爵和蕉叶纹觚等；还在高店镇出土龚鼎、涡纹鼎各1件，在蔡家坡和永尧村出土中簋、直棱纹簋等11件，在马江的小营原出土旅簋1件。在麦禾营乡王家村出土铜鍑1件；益店镇收购站还检选祖乙觚1件。特别是1975年出土于董家村37件青铜器窖藏，对文物考古界的震动和影响最大。

1975年2月2日（农历腊月二十二日）京当乡董家村农民董宏哲、董天有在村西平整土地时，发现了一个青铜器窖藏，他们保护好现场，由时任生产队副队长董宏哲报告给陕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岐（山）扶（风）考古工作站，及时进行了发掘清理。经勘察，这个窖藏位于董家村西的西周居住基址北边，略呈椭方形，此窖共出土青铜器37件，器物均按大小相互套置存放，计有鼎13件，簋14件，壶2件，鬲2件，豆2件，盘1件，盂1件，其中铸有铭文中30件，内容丰富，涉及西周中期的册命赏赐告诫，以物换田、林场易主等土地使用权转让、交换和法律判决等问题。器主约10余人，其中最重要的有四件，即裘卫盉、五祀卫鼎、九年卫鼎和 匜。前三件铭文是土地使用权有偿转让和使用的文书、档案，是我们研究西周中期土地国有制或王有制关系变化开始瓦解的重要资料，后一件铭文是管理祭祀用公牛的小官牧牛同他的上级师 为争夺五个奴隶打官司的审判实况记录，是我们研究西周法律和诉讼制度不可多得的历史文献。这四件青铜器又被称为解放后岐山出土的“新四大国宝”。有的专家学者据此说岐山是“青铜器之乡”的“乡中乡”。

2、凤雏遗址世罕见。

1976年2月，京当乡贺家行政村凤雏村民组在平整村东南的土地时，发现了大量红烧土块和墙皮等物。经当时陕西省文管会岐扶工作站同志勘察，认为是一处西周居住遗址。由省文管会和有关市、县文博单位组成原周考古队，结合北京大学、西北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教学实习，进行了一年多的发掘清理，证明这是一座大型宫室（宗庙）建筑遗址。这组大型建筑基址坐落于一个南北长42.5米，东西宽32.5米，高约1.3米，面积约1500平方米的夯土台基上。这个建筑遗址座北朝南，以门道、前堂、过廊、后室为中轴，东西配置厢房，形成一个前后两进、东西对称的封闭性院落。门道外有影壁。门道南北长6米，东西宽3米。门道两旁有东、西两个门房，东门房长8米，宽6米。西门房与东门房对称，大小高低相同。门内堂前为中庭，庭东西宽18.5米，南北深12米。前堂面阔六间，通长17.2米，进深三间，宽6.1米。由前堂经过廊通往后室，后室共五间，通长23米，进深3.1米。东西厢房各八间，东西厢的前檐各有走廊，走廊的最北头各有一个小门通往外面，相互对称。在凤雏这座建筑基址的中庭和后面东西小院中，我们还发现了两处用陶水管套接或用鹅卵石砌成的排水设施。地面和墙壁均用泥浆掺合细纱和石灰涂抹而成，表面光洁，质地坚硬。在房屋堆积物中还发现少量带瓦钉或瓦环的板瓦，推测屋顶上的某些部分如屋脊等是用瓦覆盖的，其余是用草泥覆盖的。在屋檐下的堆积物中，我们还发现了玉鸟、几何纹玉片，玉饰和金铂等物，说明这组建筑的屋檐装璜当时是非常富丽的。

根据此建筑西厢2号房间H11：1甲骨文有“彝文武帝乙”和H11：3有“依王田，至于帛”的记载，H11：84又有周人求佑于殷人先王太甲的卜辞看，这组建筑的始建年代应在武王灭商以前。从出土陶器可知，其使用下限应在西周晚期。经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实验室对基址中出土的木柱炭屑进行碳14放射鉴定，其结果为公元前1095±90年。

象凤雏甲组建筑群址这样大型保存完整的西周宫室（宗庙）建筑遗址，在我国还是第一次发现，基址位于周人迁丰以前的岐邑所在，这对我们研究西周的政治、经济、文化、礼仪、建筑艺术等有着非常重要的价值和历史意义。

《尔雅·释宫》曰：“室有东西厢曰庙，无东西厢有室曰寝”。《仪礼·土冠礼》中：“筮于庙门……筮与席所卦者，具馔于西垫。”此建筑群有东西厢房，每厢又有室八间，西厢2号房间的两个窖穴中又出土1.7万片卜骨，按周礼规定：只有周天子的宗庙才能保存和收藏占卜用的甲骨遗物。因此，凤雏建筑遗址的用途当是周王室宗庙。

1978年至1981年，周原考古队在贺家村清理商周墓葬和车马坑100多座。1982年周原遗址被国务院公布为第二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91年元旦节前，陕西省考古所又在凤雏村西发现了宽约10米，残高1.7米，长约400米西周城墙。经选择横断面试掘，此城墙在西周中期以前就已存在。

3、西周甲骨文之最。

在全国出土西周甲骨文的八个文物点中，周公庙首举一指，凤雏村名列第二。

一九七七年七月至八月，陕西周原考古队在发掘岐山凤雏村建筑基址西厢2号房间时，在编号为H11和H31的两个窖穴内共出土甲骨1.7万余片，其中，清洗出有字者293片，共有单字960多个，内容涉及卜祭、卜年、卜告、卜出入、卜田猎、卜征伐、卜卦和记载月象，时日，以及人名、官名、地名等卜辞，是我们研究西周政治、经济、军事和疆域、对外关系的重要资料。

凤雏出土的甲骨文有两个重要特点：一是龟甲背面的钻痕全部为方形，牛骨背面的钻痕全部为圆形。二是甲骨文的字迹很小，笔画细如头发丝，象H11：1号甲骨只有指甲盖那么大，上面就刻有30个文字，需用五倍放大镜才能看清。这些文字是在什么条件下，用什么东西刻成的，至今还是一个未知的历史之迷，需要我们今天的考古学家和自然科学家去认真研究和探索。

2003年12月14日，北大文博学院教授徐天进带领七名本科生在周公庙附近搞文物调查时，在祝家巷村北上世纪六十年代引周公庙润德泉水的废水渠旁捡到两片卜甲，一片18字，另一片37字，人称“西周甲骨之王”。这两片甲骨报道后，引起了学术界对此遗址的关注和重视。2004年3月，由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和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组成周公庙考古队进驻祝家巷村进行考古发掘。4月份，他们在庙王村北上世纪六十年代引周公庙润德泉水的另一条废水渠旁清理出卜甲700多片，其中有字80多片，记载有“周公贞，□叔卜”、“太保”、“周”、“新邑”、“马二百两”等。

2007年冬，他们在庙王村北一处灰坑中清理卜甲30多片，其中有字者10片。2008年冬，他们又在徐天进教授捡“西周甲骨之王”的大坑西边的一个西周倒建筑垃圾的壕沟中清理出卜甲7600余片，有字者680余片，记载的周王名有“王季”、“文王”、“王”等，大臣名有“周公”、“召公”、“毕公”、“叔郑”等，地名有“周”、“毕”、“宬”、“繁”等，总字数已超过2500多个，确属我国西周甲骨文之“最”。这些记载，对于我们研究先周和西周历史，以及周初的重要历史人物都有重要实证意义。因此，2009年3月，周公庙凤凰山西周遗址被评为2008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之一。

4、西周大墓群惊现凤凰山。

周公庙周围的凤凰山遗址是1981年发现的，主要有两大发现：一是空心砖，当时正值全国第二次文物普查时期，宝鸡市普查队和县图博馆于三月五日在周公庙附近董家台村的一个断崖上发现了空心砖，在周公庙东侧的东一爪下发现了一处新石器时代的仰韶文化、龙山文化和商文化、西周文化相叠压的居住遗址。其空心砖尚属全国首次发现。砖面上多饰粗疏的绳纹，陶色有红灰之别，但以红陶为主，火候也不高，这跟汉代的廻然不同。二是在祝家巷东北沟地出土了两件周代铜戈，其中一件铸铭“新邑”二字。所谓“新邑”就是一个新的都邑或城市出现。它给我们一个重要信号，就是这里的新都邑不是陪都就是主都，或者先是陪都后来又转化为主都。

2004年5月7日，当北大文博学院教授雷兴山等清理完庙王村北出土甲骨去周公庙后凤凰山放松休息时，在凤凰山东一爪山梁上发现了一处残存有三米多高的西周城墙，凭着经验和感觉，他们再往山下去，又发现了一座大墓和该大墓的南墓道。后经两个多月的探测，发现凤凰山东一爪有22座高等级的西周墓葬和残高2.5米、宽约10米，长1700米的西周绕墓城墙，其中带四条墓道的10座，带三条、二条、一条墓道的各4座。2004年8月，他们又在东三爪（白草坡）发现中型墓葬192座，其中带两条墓道的一座，带一条的4座。其他均没有墓道。并在东一爪和东三爪之南的平地上发现建筑基址40余座，清理铸铜、制陶作坊各一处。全国文物考古界学术泰斗邹衡、李学勤、李伯谦等也来工地进行了考察和指导。他们认为：该墓地属西周无疑，其中带四条墓道的墓最多，带三条墓道的墓其他地方均没有。它不是西周王陵就是周公家族墓，是我国解放以后最重大的考古发现，可以和河南安阳的殷墟相比肩。有的学者就干脆说“周公庙是西周的殷墟！”2006年第一个全国“文化遗产日”时，凤凰山遗址和周公庙古建群被国务院分别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5、孔头沟两岸遗珍多。

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全国文物大普查时，赵家台出了“中华第一空心砖”后，引起了学术界重视。人们先后在孔头沟两岸的张家村、宋家、画东、沟底、前庄和独山等处发现了六七个遗址，其时代可分先周晚期、西周初期、西周中期和西周晚期，文化内容比较丰富。可合称之为孔头沟遗址。

①制砖作坊：位于赵家台村西北部，其西紧邻孔头沟，与制陶作坊南北相距约300米。在调查中发现多座集中分布的陶窑。这些陶窑的形制结构与制陶作坊显然不同。园形窑室，无窑箅，同1989年发掘的赵家台陶窑完全相似，这种窑应是专门用来烧砖的。这种集中分布的陶窑区域应是制砖作坊，其时代当在商周之际。

②制陶作坊：位于赵家台村西南的关中环线及其两侧。所见数座陶窑并不紧邻，但分布相对集中。其窑均由火堂、窑室、窑箅、操作坑等部分组成。据以往研究可知这种窑是用来烧制生活用陶的陶窑。从发掘所见窑内废弃堆积物看，其年代为西周初期。

③制铜作坊：位于画图寺村南，估计作坊的面积可能有5000余平方米。2006年春周公庙考古队发掘近300平方米，清理出灰坑、陶窑等遗迹，还发现了熔铜炉壁，砾石，伞状管等与铸铜有关的遗物。出土的陶范有鼎、簋、钟等礼乐器陶范，马镳、车辖等车马器范和刀等兵器范，种类比较齐全。从出土陶器和陶范看，作坊的年代应为西周中期和晚期。

④墓地：位于宋家村以北，北岭村以西。根据钻探得知，墓地长约300米，东西宽约200米，共有大小墓葬900多座。2007年春，周公庙考古队在占地不到600平方米，就有甲字形、中字形大墓和不带墓道的中小型墓葬13座，还有两个陪葬的马坑。这些墓葬的特点是大墓较大，小墓不小，等级很高，至少是诸侯一级的墓，且墓葬全为东西向，面朝东，无腰坑，无殉人、殉牲现象。据有关专家推断，此墓群同周公庙凤凰山墓群一样，纯属周人墓葬，只是墓向呈东西向。经几个月的发掘清理，这13座墓虽遇严重盗扰，但还出土了100多件兵器和车马器以及精美的象牙器等，车马器的器形较大，花纹很精致。在中字形大墓的墓半中腰还发现了七八辆战车。有些专家据此认为该墓墓主可能就是太王古公亶父墓（因王季是被商王文丁骗到殷都杀害的，不可能在周原建墓），属先周早期王陵或西周王室祖坟。这是我国西周考古史上的又一重大发现和重要成果。

从发掘所见器物看，该墓地从商周之际延至西周晚期。20世纪70年代中期，在宋家村墓地曾出土了一件方格乳钉纹铜簋，其年代为先周晚期，从而表明该墓地的起始年代可早至先周。

6、第二佛祖圣地

岐山的佛文化历史特别悠久，且历史上有名的寺院特别多。从东往西数，有后秦弘治三年（公元401年）西域高僧鸠摩罗什曾经隐居多年译经的崛山寺、白雀寺、太平寺（宋塔还在）、凤鸣寺，再往南有蔡家坡的龙泉寺、白云寺、丈八寺和岐星村的双福寺等，举不胜举。（与西崛山和白雀寺有关的秦腔戏有《香山还愿》和《火化白雀寺》。）

龙泉寺在蔡家坡镇令狐村西北的引渭渠边。据当地有关碑石记载，此寺建于东汉，兴于随唐，与法门寺、青峰寺、卧龙寺一起，为唐代关中四大佛寺。现存的古树名木繁多，其中最为珍贵的是两棵传为汉明帝亲植的汉王槐，至今根深叶茂，天然生成龙身、龙首、龙爪，活龙活现，距今已近2000年。

从蔡家坡北原边现存大量汉代遗址和汉代墓葬群来看，龙泉寺始建于东汉是没有什么问题的。从佛教传入中国的历史来看，释迦牟尼与我国孔子生活的时代相当，即春秋后期人。阿育王造塔之时正值战国末期，约秦昭襄王（公元前306年至前251年）至秦始皇（前246年至前221年）时期。此时佛教还没有传入中国。随着中外经济文化的交流，佛教从印度向西北邻国传播，并越过葱岭传入中国的西北地区。我们最早知道“有毒国，一名天竺，始闻有浮屠之教”，是在西汉张骞通西域（公元前138年至119年）以后，佛教才通过西域的佛国大月氏等顺着丝绸之路渐向东传，直到汉明帝永平七年（公元64年）“遣使使于天竺，迎沙门僧侣还洛阳，以白马负经而至”。为此，在永平十年（公元67年）修建了我国第一座佛教寺院白马寺。这也说明东汉明帝在其西汉老祖宗居住过的长安之西的龙泉寺栽植汉王槐是完全有可能的。

如果说汉明帝栽植龙泉寺汉王槐有传说性，臆断性，不足信的话，我们就去西北机厂看一下2007年12月于安君先生发现的原蔡家坡丈八寺北魏佛像窟龛群。

丈八寺窟龛位于西北机厂东门内北坡延伸出来的石壁断崖之上，崖上有个黑风洞，当地人叫黑风岭或黑风山。西游记中有黑风洞的记载和故事，传说唐僧取经路遇黑风大王就在这里。这些石窟一米见方，有的呈现正方形，有的则是上园下方，现存四个石窟内各有佛像一座和七八个不等的陪侍人物雕像，石窟门边左右两壁各有供养人或石狮。其中最大的一个石窟是上园下方，高近5米，宽约1.5米，佛像高4.1米，在大佛两侧东西窟壁上另有两个雕像，因风化严重，部分纹理难识。从整体看，明显源于一佛二菩萨的造像风格。另有一个石窟被沙土和柴草掩埋了将近一半，经挖掘，得知窟内从上到下排列着五层佛像，每个小佛像高15厘米，其数目至少在100个以上，当地人称它为“百佛洞”或“千佛洞”。

2008年2月5日，著名佛教文化专家，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副院长张建林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兴奋地说：“这不叫佛龛，而是极少见的窟龛，从窟内雕像身躯修长，脸庞清瘦，裹衣博带等特点来看，至少是距今1600多年前的北魏到西魏年间雕造，它无疑是关中平原首次发现的佛教石窟，对于研究当地以长安为中心的佛教艺术和文化等有重要价值，可以说，它填补了关中地区没有窟龛的空白”。长期致力于田野考古的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研究员张在明说：“西安的古代寺院毁坏严重，周围地区主要是一些造像碑，关中平原除北周时期的佛教造像外，佛教石窟十分罕见。尤其令人惊奇的是这处窟龛的地貌很特殊，窟体是上覆黄土层的钙质熔浆岩，它不仅是关中平原首次发现的佛教石窟，而且这种窟体在全国石窟中也是唯一的”。

今法门寺有一记载其第一次扩建的石碑叫《大唐无忧王寺真身宝塔铭并序》说：“元魏二年，岐州牧小冢宰拓跋育以□□□古名同于□，削旧规，形新意，广以台殿，高以□闳，度僧以资之，刻石以纪之”北魏是鲜卑族拓跋氏建立起来的一个封建王朝。这一时期，民族矛盾十分尖锐，封建割据战争连绵不断，黄河流域充满了灾害、死亡与毁灭，人间变成了现实的地狱。社会的黑暗，使各阶层人都寻找自己的救星。佛教宣扬神不灭论和因果报应论，给人们送来了一个精神寄托体，尤其是鲜卑族拓跋氏统治者企图用佛这种外来之神，作为劝导汉族人修来世，求福祐的一种麻醉剂或精神统治工具。于是，提倡尊佛信佛，不惜耗费巨资开凿石窟，雕造佛像，广修塔寺，形成了一个佛教极盛期。法门寺《大唐无忧王寺真身宝塔铭并序》所谓“元魏二年”，即公元472年，大将军淮安王拓跋育在担任岐州牧时，不仅开启法门寺塔基，广其殿宇，供奉佛指舍利，也极有可能在其不远处的岐山蔡家坡等地找些石崖断壁，开凿丈八寺这样的佛窟供人敬奉，以求国家长治久安。由此看来，岐山的佛教活动在我国也是最早的，属第二佛祖圣地。

“周原膴膴，堇荼如饴”的岐山大地，不仅出土了敕以万计的珍贵历史文物，还有很多生动神奇的传说和历史典故。如“太王迁岐”、“太王怀邠”、“太伯奔吴，三让天下”、 “凤鸣岐山”，“龙腾周原”、“文王访贤”、“文王回西岐”、“甘棠遗爱”、“周公金縢藏册”、“周公东征”、“周公吐哺，天心归心”、“周公隐居卷阿，撰写礼经和八卦爻词”，以及“润德灵泉”“五丈伙风”、“岐阜同名”等。周公庙有“叔郑”记载的甲骨文出土后，有学者说：“毛叔郑当为毛泽东始祖”、“毛公鼎铭文是毛氏家族的祖训”。所有这些文物和历史典故，充分说明岐周大地物华天宝，人杰地灵，人才辈出。它们自始至终都贯穿着从尧、舜、禹、汤、文、武、周公以来形成的“革故鼎新、敬德保民、宽容礼让、尊长爱贤、孝亲友弟、开放进取、和善共处、自强不息、精忠保国，造福人类”的优良传统和民族精神。”

一个地区（或民族）的历史文化和文物遗存，是人民群众赖以生存和发展的思想根基，也是该地区发展现代旅游业的文化基础和活的灵魂。从历史文化和开发利用旅游资源的角度来看，岐山地区可分为三大板块和四项基本内容。第一是北部沿山一带的周文化旅游区，包括周原遣址、孔头沟遗址（含赵家台和宋家墓地）、周公庙和凤凰山遗址。第二是南部五丈原一带的三国古战场遗址、包括“鞠恭尽萃、死而后矣”的诸葛亮庙，诸葛泉，十三盘道，高店的魏延城，三刀岭的拜将台和庙后诸葛亮设中军帐的豁落城、棋盘山、九龙山等。第三是在周文化和三国文化的中间，还斜插着一个抑恶扬善的佛文化带，从东北往西南数，有蒲村镇西域天竺国高僧鸠罗摩什曾经译经的崛山名刹和白雀寺，凤鸣镇的太平寺和凤鸣寺（原称凤脉寺），蔡家坡镇的永乐庵、桃花庵、龙泉寺、白云寺、丈八寺和双福寺等。第四项内容就在北部的周文化带内有一条古岐水（即今之后河）或姬水，其下游古称姜水。在这条河的大小支流上还有不少炎黄文化遗迹。如凤鸣镇神农山有炎帝点精成石，为民除害的神农炎帝庙和神农洞②。天柱山下有黄帝岐下访岐伯，产生《黄帝内经》的传说；在苍颉庙村有黄帝史官苍颉在此造字整十年，死后葬于该地的苍颉墓和苍颉庙；④在索王村北还有大禹治水，导汧及岐，拯救渚村先民脱离水泽滩涂的禹王庙⑤等。沿北部岐山和南部秦岭一带还有不少同《封神演义》和《三国演义》地理条件，相似的地形与传说故事；在佛指沟（即今佛儿沟）东北部还有当年唐僧取经回来时的晒经台和晒经石，在蔡家坡丈八寺山坡上，还有《西游记》中的“黑风洞”等。这些都是我们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宝贵旅游资源，等待着人们去开发利用。

中国是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一，中华传统文化是世界东方文化一个重要根脉。中国传统文化从本质上来讲就是黄河文化，但黄河文化的发源地却没有在黄河流域，而是在它的重要支流——渭水流域。国务院关于关中至天水经济开发带的规划颁布后，为我们开发利用渭水流域的文物旅游事业和传统文化产业创造了新的机遇和条件。

关中至天水经济区所在的关中和陇右（甘肃东部）历史上合称关陇。今虽属不同省份，但历史文化发展的基础却完全相同。它是黄河文化的母体，东方文化的源头，其历史文化、宗教文化、农业文化和民俗文化底蕴深厚，从羲皇故里、炎黄始祖到周秦汉唐，有14个王朝曾在此建都，是中华文明绵延不断的中轴，而作为轴心和整合点的周文化，即礼乐文明和儒学，创立了中国传统文化和二千多年封建社会的基本思想和社会制度，奠定了华夏文明形态的基础。

岐山是西周的延安。周人曾在这里以农为本，雄居100余年，积蓄了足以灭商的武装力量和经济实力。武王灭纣建周后，其宗庙未废，曾是西周的祖都（西周实行的是三都制，即主都丰镐，祖都岐邑，陪都洛邑），有十个周王死后葬于今周公庙后凤凰山东一爪。因此。岐山是周文化的摇篮和故乡，是中华文明的轴心和原生点，发展文物旅游事业和传统文化产业有着得天独厚的条件。当前，我们要以贯彻国务院关天经济开发规划和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关于推动社会主义大发展、大繁荣的决议为契机，在县委、县政府的坚强领导下，坚持“三个一体化”，即文化建设和经济建设一体化，农村建设和城镇建设一体化，岐山县城建设和蔡家坡建设一体化，统筹兼顾，全面规划，分期分批实施，加强以历史文物和文化为重点的软实力建设，实施文化兴县、经济强县的双轮驱动战略，努力把岐山建成以炎黄文化、周文化，三国文化、现代农业文化、汽车工业文化和臊子面领衔的传统民俗文化为主要特色的东方旅游窗口和产业高地，以实现富裕岐山、人文岐山、生态岐山、和谐岐山的奋斗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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