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汪曾祺小说的“返回”倾向作者：徐慧来源：《文学教育》2012年第05期
内容摘要：汪曾祺“复出”后的小说表现出明显的“返回”倾向：返回的基础是作家“自我”意识的回归，返回的路向是传统和民间，返回的归宿是人性的自由。
关键词：汪曾祺 返回
文革结束后，汪曾祺“复出”，以其“异质性”的写作方式引起评论界注意。他小说中流露的传统审美趣味和“士大夫”气质，与80年代初兴起的一股“返回”思潮不谋而合，形成一种“前浪漫”的趋势。但在返回路向和返回的归宿上，汪曾祺的“返回”不同于寻根作家和知青作家的返回，他是当代文学史上的一个“异类”。
一.返回的可能：作家“自我”的回归
汪曾祺的创作历程可以大概分为三个阶段：40年代、“十七年”时期、新时期。40年代的汪曾祺，求学于西南联大，受到西方现代派文学影响，《邂逅集》里的部分小说采用了意识流手法，表达了个体的生命体验，现代色彩颇浓。建国后，汪曾祺试图融入新的文化氛围和生活方式，《羊舍的夜晚》中的三篇小说从主题上上来看，都属于成长型叙事：主人公或经受了考验，或经历了转变，最后都在思想上成长和成熟。此时的汪曾祺试图放弃40年代的个体意识，融入集体，用大我的视角建构情节。“复出”后的汪曾祺对政治保持相对疏离的态度，用个人化的视角来观照现实生活，不去附着政治内涵，只是对童年生活的美好回忆，对残酷现实也是除净了“火气”的静观，甚至还带有温馨的色彩。《受戒》里一对小儿女的朦胧爱情，为深处政治斗争漩涡中人们开辟了一个“世外桃源”，处处洋溢着儿童的天真与欢乐；《天鹅之死》不是对“文革”罪恶声嘶力竭的控诉，而是在平淡冷静的叙述里透出悲悯的余味。这些作品是个人化的，与主流保持距离的，标志着作家“自我”精神的回归。正是“自我”意识的再次苏醒，才使汪曾祺的“晚翠”有了可能。
二.返回的路向：传统和民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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