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小说中典型人物的特征

论小说中典型人物的特征

在小说作品中，人物和典型（亦称人物、典型形象、典型性格）这两个概念，虽然有些区别，但基本含义是一样的。小说中所有的典型形象（不论它是正面典型还是反面典型，也不论这个典型是主角还是陪衬），都是人物，而写的成功的人物又都有典型意义。两者的区别，只在于典型化的程度低一些。有人把典型这个概念弄得很神秘，认为一般读者无法读懂，将典型人物说的高不可攀，这是不正确的。

创造活生生的典型形象，是小说作者最重要的创作任务，也是伟大作家对人类、国家、民族、地区的重要贡献。在文学发展史上，中外的优秀作家们为我们创造了贾宝玉、诸葛亮、李逵、关羽、张飞、孙悟空、阿Q、吴荪甫、堂·吉诃德、保尔·柯察金等一系列不朽的活生生的典型人物。这些典型人物和作家的名字一起，活在广大读者的心里，对他们起着或正面或反面的思想启迪，给他们以无穷无尽的艺术感染和美学享受。

为了读懂典型人物，欣赏典型人物，从而理解小说反映的主题，就必须把握典型人物在艺术创造上的基本特征。

那么，什么是典型人物呢？典型人物有什么特征？这个问题是长期争论不休的理论问题之一，评论界一直存在着不同的看法和理解。但一般认为，典型是有代表性和普遍意义的有个性的人物，典型是个性和共性的高度统一。这可以从两个方面去理解，也可以说，典型有这样两个基本特征：

一、典型人物必须表现社会生活的本质和发展规律。这里所说的“社会生活的本质和发展规律”，就是人们常说的典型性格的共性（普遍性、代表性），它反映一定的阶级本质和一定社会力量的本质。例如，《水浒传》中晁盖、宋江、三阮（阮小二、阮小五、阮小七）、武松、李逵等典型人物，表现了中国封建社会起义农民的共性：“除暴安良”的革命性和“替天行道”（亦即维护最高统者的利益）的局限性，代表了那个时代的先进阶级的革命要求，也是一股推动历史前进的积极力量。

鲁迅小说《故乡》中的少年闰土是一个活波可爱的孩子，是一个富于表现力的少年。他的生命是有活力的，他的思想是自由的，他的心底是善良的。而成年闰土却成了一个神情麻木，寡言少语的人，“只是觉得苦，却又形容不出”。闰土的这一变化是封建礼法观念长期强制性的压力下逐渐形成的。社会压抑了一个人的人性，同时也压抑了他的自然的生命力，他习惯了消极的忍耐所有外界的压力，忍耐一切物质的精神的痛苦。“多子，饥荒，苛税，兵，匪，官，绅，哭得他像个木偶人了”。他已经没有反抗现实的不幸的精神力量，他把所有这一切都视为根本不能战胜的。他他的思想干瘪了，他的感受力萎缩了，他的表现力衰弱了，他的精神一天天地麻木下去，他已经成为一个没有感受力，没有思想能力和表现力的木偶人。只有宗教还能给他带来对未来的茫远的、朦胧的希望。成年润土体现的是当时社会中“辛苦麻木而生活”的一类人的共性特征。

巴金的《激流三部曲》之一《家》中的高觉新无疑是那个时代大部分人的影子，他是一种悲剧，因为他不能跟相爱的人在一起，而是听从父母之命跟别人结婚。她含泪忍受一切不义行为，不敢吭一声，他活着，只为敷衍，毫无主见，这也是就中国的悲哀。在那个时代的人没有权利主宰自己的命运，就连最基本的自由都没有，好像一切都是父母安排好了，只是为了他们而生活。

鲁迅的《阿Q正传》，所表现出来的就是辛亥革命前后中国民的劣根性。阿Q是愚弱国民奴性人格的典型，他所折射出来的正是当时社会的人性的扭曲和国民的愚昧无知。在那个时代，有多少像阿Q这样的人受到毒害，他们的客观现实处境是十分悲惨的，无产无业，处处失败，常常受人欺侮，但在精神上却时时感到胜利和得意。他们不正视现实，妄自尊大，自欺欺人，自轻自贱，对屈辱非常健忘。作品以辛亥革命时期的中国农村未庄为背景，通过阿Q的悲惨遭遇，准确而深刻地反映了这一历史阶段农村尖锐的社会矛盾和等级分明的阶级地位，表现了农民强烈的革命愿望和自身弱点。而阿Q所表现的就是数千年封建文化窒息下形成的中国国民性的弱点，他是国民性弱点的集中体现者。我们可以透过阿Q这个典型人物形象的描写，看到当时的国民是多么麻木无知，阿Q身上体现出来的精神胜利法和麻木健忘，是那个历史阶段多少人的精神弱点。阿Q精神胜利法的实质，是生活在封建社会最底层的广大众奴性人格的集中表现。鲁迅正是看到了当时社会的强大弱点，他明确地指出他创作这部小说的目的是：“要画出这样沉默的国民灵魂来”，意在“暴露国民的弱点”。所以主人公阿Q是从作者的生活原型中演化而来的，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和象征性。

再如，鲁迅小说《孔乙己》中塑造了孔乙己这位被残酷地抛弃于社会最底层，生活穷困潦倒，最终被强大的黑暗势力所吞没的读书人形象。从小说中我们看到，孔乙己完全生活在一个敌对的异己环境中。不仅社会权贵与统治阶层专以弱肉强食、欺压百姓为能事，即使是同属被压皮阶级的不同成员之间，也是那么寡情与淡漠。当我们把这篇小说放在中国特定的社会环境中来解释其意义，孔乙己是典型的旧知识分子的代表，是封建社会的牺牲品。当我们不把这篇小说局限于中国封建社会中来解释时，它就是描写一般社会对于苦人的凉薄。这种苦人在世界各地都可以找到。这个凉薄的社会，全世界都一样，古代和现代，今天和明天都不会消失。鲁迅表面上写发生在中国清朝末年的社会与中国人，实际他也同时在表现人类及其社会中永恒的一个悲剧。表面上孔乙己是一个受了封建科举制度毒害的人，“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但他也是普遍性的代表了个人与社会之冲突的多种意义的象征。在任何国家人和社会中，多少人就像孔乙己那样，不为社会所接纳，被群众嘲笑、欺凌和侮辱，只是原因不同而已。从东方到西方，多少人是根据自己的思想、理想、幻想和价值观而生活，而自己又不了解和醒悟他是生活在梦幻中，他生活着的社会根本不能容纳像他那样的人。离开科举的框框读《孔乙己》，我们更能感到这篇小说的意义丰富，而且具有普遍的世界性的意义。孔乙己和卡缪的《异乡人》中的罗梭同样是属于具有全人类意义的代表人物。

应该一提的是，在小说创作中，典型形象反映出来的具体情况是比较复杂的。有些典型人物确实明显地代表了他所属阶级的本质特征，读者闻其言，听其声便知它代表什么阶级或社会集团，如《水浒传》中的李逵，《红楼梦》中的贾政，前者具有封建时代农民阶级的本质特征，后者具有封建社会当权阶级的本质特征；这些人物体现了他们所属阶级的本质特点，即使他们有鲜明独特的个性，也是和本阶级的阶级本质高度统一的。但是，小说作品中还有与此不同的典型人物，他们身上的共性并不完全体现他们所属阶级的本质的主要特征。如《阿Q》中的阿Q，他的性格特征显然没有反映、至少没有完全反映当时中国农民的主要本质，也就是说，这类典型人物的共性并不完全是阶级性，起码是不等于阶级性；虽然这类人物身上也有出身阶级的某些烙印，但它的共性却不仅仅是阶级性，而大大超出了他所属阶级的阶级性；从艺术上说，作家概括了的更大范围的某一类人的共同特征。这类典型人物的性格也就不再是其所在时代、所属阶级所独有。产生这种情况，主要是由社会生所决定的。因为现实生活的人物，本身是复杂的、多样的，而从实际生活概括和创造出来的小说中的典型人物也就多种多样；加上作家生活感受的独特性，他所接触的人物的特殊情况，以及他掌握的艺术手法的多样等等，也造成他小说中的典型人物不可能时间淡化、单一化，而必然是丰富多彩的。因此，对各式各样的典型人物必须具体分析，不能一概而论：有的典型人物身上的共性，阶级本身占主导地位，有的典型人物身上的共性，阶级本身占主导地位，有的典型人物则不是这样。鲁迅先生说得好：“一定都带着阶级性。但是‘都带’而非‘只有’”（《鲁迅全集·文学阶级性》）。在小说的人物创作中，必须抛弃“一个阶级一个典型”的错误公式，只有这样，才能创造出真实生动、多姿多彩的典型人物来。分析小说中典型人物的特征，必须了解小说创作中的这个特点。

二、典型人物具有独特而鲜明的个性。所谓个性，就是一个人不同于他人的性格特征。人在社会中生活，在他与周围的人发生关系的过程中，由于个人具体的生活条件、生活道路、社会阅历、文化教养以及生理状态等等的不同，不可避免地形成了独具的思想感情，兴趣爱好、生活习惯，以及体态风度等等。这就是人物的个性特征。所以，小说创作中，塑造人物典型必须使人物具有独特而鲜明的个性。小说的重要特点是通过个性表现一般，通过具体可感的形象来反映事物的本质。所以作为反映社会生活的一种特殊形式的典型人物，就必须是独特的生动的个性，而不可能是抽象的、概念化的。革命导师恩格斯阐述他对小说人物塑造的见解时，特别强调典型人物的个性特点。他说：“每个人都是典型，但同时又是一个单个的人，正如老黑格尔所说的，是一个‘这个’，而且应当如此。”恩格斯非常反对将“个性”消溶到原则里去。可以说，小说中的典型人物，必须有个性，没有个性就不成其为典型人物。小说创作中所表现的这种个性，是人物身上独有的、具体的，不同于他人的种种个性特点。这种个性特点是通过人物独特的语言、行动、心理、气质、习惯、动作、作风、气派、爱好、外表、服饰等来显现的。

个性是独特的，不可能重复。当然，现实生活中，人物那么多，又常常被划分为一定的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人物个性的某一点或某一些有相似或相近之处是存在的；但认真分析起来，个性完全相同的人则是不可能有的。生活里，有多少人就有多少个个性，正如同自然界那么多树木，其叶子没有完全相同的一样。既然生活中人们的个性千差万别，复杂多样，那么小说创作必须把这客观存在真实地表现出来。不但要写出不同时代、不同地域、不同民族、不同阶级的不同个性，还要写出同一时代、同一地域、同一民族、同一阶级的不同个性。事实说明，小说中凡是成功的艺术典型，其个性都是独特的，不可重复。

鲁迅笔下的阿Q是个伟大的艺术典型，其个性就很独特，他的外表，他的语言，他的行动，他的经历，他的心里状态，他的思维方式，都是他独有的。他无家无地无固定职业，以出卖劳力为生，备受残酷的剥削和压迫。但他不能正视自己的悲惨境地，却以“精神胜利法”自我陶醉。他自欺欺人，自轻自贱。面对一次次的屈辱和失败，阿Q别无选择，只能靠一种自譬自解的方式进行解脱，得以在想象中获得精神上的满足和胜利。他麻木健忘，保守愚昧。阿Q面对残酷屈辱的现实，往往表现出惊人的麻木。在遭受外界一次又一次的打击以后，借助自欺欺人的精神胜利法，他总能够神速而完全的忘却过去的种种不幸，心安理得地照常生活下去，麻木和健忘成了他生活中积久难改的痼疾。当革命的消息传到未庄，他觉得“革命党便是造反，造反便是与他为难”，因此“深恶而痛绝之”。他妄自尊大，畏强凌弱。虽然不名一钱，但他并不佩服有钱有势的赵太爷和钱太爷，还敢于对假洋鬼子采取“怒目主义”。他对强者怯懦卑怯，骂不还口，打不还手；对比自己弱的，却蛮横霸道。

阿Q这一人物不仅和鲁迅其他小说作品中的典型人物不同，就是和《阿Q正传》中同一阶级或同一类型的人物如王胡、小D等也不同。关于阿Q这一形象的塑造，鲁迅先生是有他独出新裁的设计的。他说：“我的意见，以为阿Q该是三十岁左右，样子平常常，有农民式的质朴、愚蠢，但也沾了些游手之徒的狡猾。在上海，从洋车夫和小车夫里面，恐怕可以找出他的影子来的，不过没有流氓样，也不像瘪三样。只要在头上戴上一顶瓜皮小帽，就失去了阿Q，我记得我给他戴的是毡帽。这是一种黑色的，半圆的东西，将那帽边翻起一寸多，戴在头上的……”。（《鲁迅全集》第六卷117页）由于作家紧紧抓住并赋予阿Q这个典型人物的独特个性，所以阿Q这个人物，也就给读者以独特而深刻的印象，成为小说中创作上不朽的典型。

孔乙己是鲁迅小说《孔乙己》中的又一典型人物，他自命清高而又可怜可笑，他“站着喝酒”已说明自己根本就没有资格像那些身穿长衫的阔绰者一样，踱进酒店去慢慢地“坐喝”，只能以“短衣帮”为伍；但他却始终不肯脱下那件又脏又破的“似乎十多年没有补，也没有洗”的长衫，说明他是多么迷恋于自己头脑中虚幻的“高人一等”的身份。他那“满口之乎者也”的说话方式，那“窃书不能算偷”的歪理谬论，那见缝插针地向“我”卖弄学识的沉醉神态，都足以显示出他对自己读书人“身份”近乎疯狂般的固守和痴迷。但他读了一辈子圣贤书连个秀才都没有考中，这就决定了他只能在社会的底层挣扎，就连加入“短衣帮”的资格都已失去，成为人人轻视与耻笑的对象。

同孔乙己自明清高的特点不同，《范进中举》中的典型人物范进面对周围人的侮辱、轻蔑和嘲笑，则表现得低三下四，默默地接受，不敢有丝毫的反抗。例如，在他中了秀才之后，胡屠户依旧说他是“现世宝”，他居然拿“唯唯连声”，不做辩解；为参加乡试去借盘缠，又被胡屠户“一口啐在脸上，骂了个狗血喷头”，他听着那些不堪入耳的话，又仅止于“摸门不着”而已，如此低三下四，简直到了麻木的地步！可谓卑怯之至，屈辱之至。

同为读书人，同样在考取功名的道路上历经“磨难”，但由于各自的个性不同，所以，孔乙己自是孔乙己，范进也自是范进，他们在读者心目中的印象自然是分明而深刻的。

在小说创作中，典型人物不但应该有独特的个性，而且，这个个性还应该突出鲜明。还以阿Q为例，如前所述，他的个性是丰富多彩的。但其中又以他的精神胜利法为主要特点。“精神胜利法”在阿Q这个任务和其他典型人物相比较，这个“精神胜利法”又是阿Q所独有，因而也就构成了他和其他典型人物不同的个性了。由于有了“精神胜利法”，使得阿Q这个典型人物的个性非常鲜明而突出。同样，《水浒传》中的李逵，其个性特征也表现在多方面，如性格火爆，在战场上杀起人来不分良莠，性格率直等等，但其中革命坚决、心地善良、知错就改又是他个性的主要方面，给读者以突出鲜明的印象。

值得注意的是，探讨小说中典型人物的共性和个性，将两者分别加以论述，是为了更方便的说明问题，主要是为了更好地领会人物的共性和个性的实质。并不是说，典型人物的共性和个性是有机的高度统一在一起的，是不可能割裂开来的。小说中完美的成功的艺术典型，其共性和个性往往辩证地胶合在一起，水乳交融，浑然一体，密不可分。个性是共性的存在形式，共性又寓于个性之中，共性只有通过个性才能表现；反之，如果个性不表现共性，小说中的典型也就不存在了。总之，小说作品中的典型是小说家从生活实际出发，运用艺术典型化手法塑造出来的个性与共性相统一的人物形象，它既有独特鲜明的个性，又概括了某一类的共同特征，从而反映出一定的社会力量的本质，以及生活的发展规律。只有具备这些条件，小说中的人物形象，才称得上是艺术典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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