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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谈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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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谈起
◎田中禾
【期刊名称】躬耕
【年(卷,期】2013(000001【总页数】2

今天回到故乡，与来自各家乡的文友和文学爱好者见面，我感到非常高兴。在座的有不少是多年的朋友，有一些是这两年新结识的文友，看到家乡文学人才济济，文风昌盛，我感到很欣慰。前不久莫言获了诺贝尔文学奖，这是中国文学界的大事，我就从这个话题来谈对当前文学的认识。我讲的是个人观点，不勉强诸位认同，回到老家，我希望还像过去一样，咱们能够各抒己见，充分交流。
大家也许早就知道，在莫言获得诺奖前，有一位中国作家高行健在2000年获得诺奖，可他当时已经加入了法国籍，他与莫言相比较，意义完全不同。高行健是学法语的，他的创作基本上是以西方文明的视角，西方认同的价值观和形式来进行创作，而莫言却是深深扎根在中国的乡土历史，在中国民间文化的滋养下，以中国的历史与现实来构建自己的幻想世界，莫言才是诺贝尔文学奖设奖以来第一位获奖的中国籍作家。他的获奖，对中国文学，对中国文化，乃至中国的文明进程，都有重要意义。
首先，我认为，莫言获诺奖，是东方文化对西方文化壁垒的突破，是世界对中国文学的民族性和历史性的肯定和关注。在很长的历史时期里，西方对中国文学尤其是当代文学和当代作家缺乏了解，缺乏关注，因而存在着某种偏见，从这次诺贝尔文学奖颁奖词里可以看到，通过莫言，他们了解了中国的传统文化

和当代文学，对中国文化给予了肯定和认同。其次，莫言获奖，会极大的改善中国作家的创作环境，鼓励中国作家创作的热情，启迪一代文学作者的创作方向；再次，这个事件证明了中国的经济发展一定会带来文化的繁荣，这是对中国改革开放、社会进步的肯定。
我想先来谈谈莫言的创作。我认为莫言获奖是当之无愧的。在中国作家里，莫言是最优秀的一位，我对他有一种偏好，这与我的文学观有关。我的文学观在座一些老朋友都知道，我把它归结为这样几点：1文学必须站在人性的立场，站在个体的、民间的立场；2文学必须坚持批判精神、忧患意识，坚持人道主义的人本关怀；3作家要有自觉的创新意识，注重语言的艺术性和形式的创新。这本来是文学创作的基本常识，但中国大多数作家在上述问题上并没有解决，因为，要做到这几点，就必须坚持边沿写作，坚持民间写作立场，中国作家很难超越主流，置身于体制之外。在创作理念上，他们仍然自觉、不自觉地站在意识形态的立场，站在社会公众的、道德评判、历史评判的立场，忽视个人价值，背离“文学是人学”的本质。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文学艺术商业化、娱乐化，相当多的作者很容易迷失方向，向着低俗、庸俗靠拢。在主流媒体的炒作、主流意识形态的引导下，二十一世纪的中国文坛出现两大倾向：要么媚上，要么媚俗。媚上获取现实的利益，媚俗可以赚钱、走红。在这样的时代潮流里，莫言的创作就显得难能可贵。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莫言初入文坛刚刚开始发表作品，在文坛引起关注。那时我在唐河县文化馆，读到他的《红高粱》、《透明的红萝卜》、《狗道》等，就感到这个作家不同凡响，语言姿肆汪洋，想像力丰富，更可贵的是，他有自己的追求，有自己的写作方向，他的写作是以人性为出发点，他超越了政治，超越了意识形态。他写抗日战争，没有像过去作家

那样去塑造英雄人物，写战争的可歌可泣。他写的“我爷爷”是个土匪，“我奶奶”是个风流女人。《狗道》的主场景是村庄被敌人残杀后，引来群狗争吃死尸，踏出了一条狗道。此后他的作品虽然引起文坛广泛关注，自己却一直坚持边沿写作。二十多年间，他写了十几部长篇小说，由于没写主旋律，题材、故事的民间性、传奇性，他一直处于中国文坛的边沿，处于非主流的状态。他的创作使那些以意识形态和社会学价值为话语体系的评论家们失语。这使他没获过国内的各种奖项，他本人也没在专业创作机构里担任过什么职务，从部队复员后，在《检察日报》待了很长时间，一直处于作协体制之外。直到去年，他在海外已经有很大影响，《蛙》才获得了茅盾文学奖，他被选为中国作协副主席，得到体制的承认。
莫言获奖，使这种超越意识形态的创作观、边沿写作的立场受到关注，对中国作家是个很好的提醒，对中国大众阅读的审美趣味也是个很好的引导，有助于遏制垃圾文化的泛滥。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开始，我们的社会观念发生了很大变化，犬儒主义、享乐主义、拜金主义逐渐成为社会的主流，吃喝玩乐，今天多快活，艺术的庸俗大众化使小品文化走红，赵本山这样的笑星成为这一时期中国流行文化的代表，每年春晚，没有赵本山，没有小品，人们就没法过年。这造就了一批文化垃圾名人，使他们成为大款、大腕，可以操控媒体和娱乐界。赵本山的功能就是消解思想，消解文化，消解艺术的神圣性，降低我们民族的素质和精神境界。二十世纪马克思主义的重要学派法兰克福学派的著名学者马尔库塞对这种商业时代的文化现象有精辟的论述。他认为庸俗大众化的艺术是一种愚民手段，它们是“与现存秩序同流合污的操纵意识，是一种麻醉剂。”它们“用幸福意识取代了忧患意识，用麻木和屈从取代了觉醒和反抗。”（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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