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史中的“进化论”作者：杨伯来源：《关东学刊》2016年第03期
[摘 要]本文的任务，是讨论“进化论”信念在现代早期文学史研究中的展开方式、途径、形态。讨论的方式，是分析比较20世纪上半叶三部影响较大的文学史著作，以期揭示作为公共信念的“进化论”如何与不同的价值默认、写作意图、分析框架相结合，从而形成差异极大的文学史叙述。“进化论”信念影响了20世纪文学研究，这是个简单的判断。“进化论”信念如何渗透到文学研究话语当中，则是一个复杂的故事。
[关键词]进化论；文学史；胡适；郑振铎；刘大杰
[作者简介]杨伯（1978-），男，文学博士，天津师范大学文学院讲师（天津 300384）
一
意欲理解“进化论”与“文学研究”的关系，必须首先将视野从“文学研究”拓展开去。这是20世纪中国学术发展的特质使然。
“20世纪文学研究”并非一个封闭自足的体系。尤其是在20世纪前三、四十年，“文学研究”的身份，亦即作为一门学科的主体性，尚不明确。一方面，传统的词章之学已然式微。另一方面，作为舶来概念的“文学”，在大学的课堂上，在报刊杂志的讨论中，在教材的编写里，都要经历一段时间的水土不服。此际兴起的各种学术新潮里，“文学研究”的身份，主要是“史学”“国学”的子项，而无论“史学”与“国学”，在其主事者心目中，又都是“赛先生”的试验田。
20世纪初期，学术转型的中心，是史学。史学的转变，也非内在理路使然，更多的动力，来自对国族处境与异质文明的因应。梁启超以史学为强国之具，胡适以史学操演“科学方法”，陈垣、傅斯年等人则有在史学上与东、西洋同行较量高下之意。
进化论为国人提供了新的国族叙事和国族想象。进化论这一据信是科学的人类社会公理、公例，不但可以解释中国的过去，还向人们昭示着中国的未来。既然中国的过去皆与公理、公例若合符契，那么中国的未来，也必不在公理、公例之外。对渴求强国的知识精英而言，进化论既是认识过去的理论工具，也是指导当下和未来的道德律令。政治层面上，最大的道德，就是不得阻碍本已迟滞的国族的进化，相反，要认清方向，推动它，促成它。这样一套有关国族的进化话语，实际上包含了两个层次：一是指向过去，帮人们重新解释历史的“实然”；一是指向未来，使人们确认行动的“应然”。对于以强国为第一要务的国人而言，后者的分量恐怕远高于前者。这种进化思潮，在20世纪初影响极大。从严复翻译《天演论》算起，它只用了很短的时间，便从一种舶来的知识，沉淀为普遍的国人信念。除章太炎等少数人对之有所质疑和反思，大多数人对其信而不疑，甚至习焉不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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