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词鉴赏：欧阳修《丰乐亭记》

诗词鉴赏：欧阳修《丰乐亭记》

文中写景的地方有两处。开头介绍清泉附近的环境，作者用了简练的语言概括出“其上则丰山，耸然而特立；下则幽谷，窈然而深藏”。在第三段中，作者描绘游客们在一年四季中的不同感受时，只用了“掇幽芳而荫乔木，风霜冰雪，刻露清秀”寥寥十五个字，其用字之节省真令人拍案叫绝。对于这一点，我们可参看后面的《醉翁亭记》，便可悟出其中的奥妙。

此外，本文充分反映了作者真挚而深厚的感情。他身为地方长官，能在百忙中“与滁人往游其间”，“日与滁人仰而望山，俯而听泉”，正体现了他“与民同乐”的爱民思想。其主要政治思想体现在“而与滁人往游其间”“乐其地僻而事简，又爱其俗之安闲“”又幸其民乐其岁物之丰成，而喜与予游也”“使民知所以安此丰年之乐者，幸生无事之时也”中。

创作背景

欧阳修三次遭贬使他对当时冷酷的社会现实有了比较清醒的认识；他向往恬静的归隐生活。滁州在长江与淮河之间，山高水清，风景宜人。他几乎陶醉于山水美景之中。作者这时的人生观比较旷达的。《丰乐亭记》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写成的。

名句

在这篇散文中，最有深意、最能引起时人和后人共鸣的句子就是：“使民知所以安此丰年之乐者，幸生无事之时也。”也就是说，百姓必须明白，自己之所以能够在丰年过上幸福快乐的生活，是因为天下和平安定，没有战事，因此应该倍加珍惜。无论哪朝哪代，老百姓最盼望的就是没有战争，国家和平安定，因为这是幸福生活的根源。所以，一定要珍惜这种生活，消除不利于和平安定的负面因素。

赏析

全文可分三段。首段简介建亭的缘起。文章一开始就特意点明时间，即在他到滁的第二年，也就是初具政绩之时，其中已含乐意。滁地“山州穷绝，比乏水泉”。而当炎炎夏日，竟“偶得一泉于城之西南丰山之谷中，水味甘冷”（欧阳修《与韩忠献王书》），作者喜出望外，亲临考查：“俯仰左右，顾而乐之。”文章至此，正面点明“乐”字。于是喜悦之情，一气流注：“疏泉凿石，辟地以为亭。”而筑亭的目的，又是欲“与滁人往游其间”。由自我庆幸到与民同乐，在一片欢乐意绪中莫定题旨。

第二段通过对滁州历史的回顾和地理位置的介绍，歌颂了宋王朝结束战乱，使人民安居乐业的功德。为了突出主题，作者只写了宋朝以前故乱的历史。并通过今昔对比的手法来表现主题的。“滁于五代干戈之际，用武之地也。昔太祖皇帝尝以周师破李景兵十五万于清流山下，生擒其将皇甫晖、姚凤于滁东门之外，遂以平滁”这一段是写历史。表现了滁州过去的战事和宋太祖赵匡撤的勇武，赞扬了宋朝开国皇帝的武功。“修尝考其山川、按其图记，升高以望清流之关，欲求晖、凤就擒之所，而故老皆无在者。盖天下之平久矣”这一段是写当代。昔日的战场，如今已经难于考察其具体地点了。因为“故老”都已不在了，天下太平日子已经很久了，这是第一层对比。

从“自唐失其政”到“涵煦百年之深也”是第二层对比。这一段通过对人间沧桑的感慨，又一次颂扬了宋王朝统一国家、让人民休养生息的功德。作者俯仰今昔。反复抒发感叹，使文章充满了感情，这两层对比，也都是与文章题目和主题相照应的。写“滁于五代干戈之际，用武之地也”，又写“自唐失其政。海内*，豪杰并起而争”，都是为了说明当时的百姓不能“丰乐”。而“圣人出而四海一”以后，百姓能够丰足安乐，则是“上之功德”。进一步证明四海安乐的局而来之不易，弥足珍贵。

最后一段段回应开端，具体写出“与滁人往游其间”之乐，归结主题。文中写作者“与滁人仰而望山，俯而听泉”的四时之景，凝炼而生动；道滁地风俗之美，淳厚而安闲。段中，交错用了四个“乐”字，琳漓酣畅地抒写了欧公此时的愉悦情怀。首先作者庆幸自己远脱风波而“乐其地僻而事简，又爱其俗之安闲”，一乐也；滁人“乐其岁物之丰成，而喜与予游”，二乐也；作者纵谈古今，意在让人民了解“安此丰年之乐者，幸生无李之时也”，三乐也；凡此种种，皆因“宣上恩德，以与民共乐”，是地方官应做之事，四乐也。这就将首段“疏泉凿石，辟地以为亭”而“与滁人往游其间”之事，说得端庄入理。

这篇文章的特点是借写景而抒情，情景交融。文章用了大量笔墨写滁州的山水景色，从中流淌出作者丰富的情感。战乱之时，好山好水不过是为了割据称王的“凭侍险阻”；在世事变迁的过程中，也只是“漠然徒见山高而水清”；而在百姓安居乐业的当时，则“四时之景，无不可爱”。欧阳修写景有很深的功力。文中仅用“掇幽芳而萌乔木，风霜冰雪，刻露清秀”这十五个字就把一年四季四时之景的特点表现出来了。“掇幽芳而荫乔木”是通过人的动作来写春夏之景；“风霜冰雪，刻露清秀”则是用人的感受来写秋冬之色。文短情深，不仅反映出当时作者的心境。而且反映出作者高度的概括能力和精确的表达能力。

延伸

稍后于欧阳修的文学家苏轼，在他的《教战守策》一文中写到了人民的安乐生活，但他有自己的忧虑：“天下既定，则卷甲而藏之。数十年之后，甲兵顿弊，而人民日以安于佚乐；卒有盗贼之警，则相与恐惧讹言，不战而走。”苏轼居安思危，在和平安定的年代，想到国家和人民所存在的不利因素，这当然与他生活的社会背景有关，但也表现了他的远见卓识。清朝乾嘉年间学者洪亮吉，在他的一篇题为《治平篇》的文章中，也写到了处于安定时代人民的快乐，但同时他又发现了新的问题：“人未有不乐为治平之民者也，人未有不乐为治平既久之民者也。治平至百余年，可谓久矣。然言其户口，则视三十年以前增五倍焉，视六十年以前增十倍焉，视百年、百数十年以前不啻增二十倍焉。”国家安定，人民安居乐业，是人心所向，但人口却会因此增加，给社会带来不安定因素，这种见解独到而可贵。其实，不论是苏轼，还是洪亮吉，他们和欧阳修的观点从根本上讲是一致的，也就是要珍惜和平安定的生活，想方设法使其保持久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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