荆江大堤

荆江大堤

图为荆江大堤保护下的荆州城，这里自古是兵家必争之地，从公元前689年楚文王定都郢（今荆州纪南故城）开始，到公元963年荆南国灭亡，先后有6个朝代34位帝王在此建都。西汉时，荆州城成为全国十大商业都会之一；三国时期，为魏、蜀、吴三国争夺的战场；元、明、清时为路、府治所的所在地，清代在此设立荆州驻防将军府。现在，这里是江汉平原最重要的中心城市之一。摄影/李风 东晋金堤位置示意图

可以说，荆江大堤的肇始就是源于护卫荆州古城和楚纪南故城。江陵城（今荆江古城）西、南、东三面均为长江主泓环护，魏晋时期，长江江水紧迫城南，直接威胁江陵城的安全。东晋永和元年（公元345年），荆州刺史桓温派陈遵主持筑堤治水。因大堤保一方百姓的富庶，便称之为“金堤”。绘图／孟凡萌 肆虐的荆江催生的大堤

正如长江流经四川盆地段称川江，流经三峡段称峡江一样，流经古荆州段的长江被称作荆江。长江携怒涛从两岸连山的三峡咆哮而下，在湖北省宜昌市附近穿过夹江对峙的荆门山，进入平坦的江汉平原之后，才放缓脚步。李白在《渡荆门送别》中写道：“渡远荆门外，来从楚国游。山随平野尽，江入大荒流。”荆门山外，长江进入了中国地形的第二阶梯，没了两山的夹峙，江水开始肆意流淌。荆江自湖北省枝江市至湖南省岳阳县城陵矶，全长约300多公里，以湖北省公安县藕池镇为界，以上称上荆江，以下称下荆江。荆江北邻汉江，南接洞庭湖，是古云梦大泽（湖北省江汉平原上古湖泊群的总称）的区域。在漫长的地质构造运动中，荆江北部的江汉坳陷和南部的洞庭断陷不断抬升，中部的云梦沉降区持续下沉，河流堆积的泥沙在云梦沉降区形成三角洲，荆江就是从堆积三角洲上的诸多汊流中逐渐发育出来的。知道黄河是悬河的人很多，知道荆江河段“船在屋顶走”的人却很少。由于泥沙的持续堆积，荆江河床不断被抬高，甚至连枯水季节也高于北岸地面，大水时在荆州的楼房上眺望江面的船舶，仿佛从屋顶上驶过一般。荆江河道蜿蜒曲折，下荆江尤为典型。绵延240公里的下荆江河道，直线长度仅有80公里，江流在这里绕了16个大弯，素有“九曲回肠”之称。每逢汛期，弯曲的河道导致洪水宣泄不畅，加之上游洪水又常与清江、沮漳河及洞庭湖相遇，极易溃堤成灾。因此民谚有云：“长江万里长，险段在荆江。”荆江从古至今都是长江洪涝最频发的河段。荆江地区虽然水患频繁，但这里土壤肥沃，资源丰富，自古就是人口密集的经济发达地区，华夏民族的一脉—楚人就曾在此繁衍生息，这里也成了楚文化的发祥地。魏晋时期，中原骚动，大量北方人口移居于此，尤其是西晋时期，约90万北方移民涌入长江流域，导致荆州地区人满为患。到了唐代，荆州地区的经济持续发展，成为对外交通运输的枢纽，人口更为繁盛。荆江两岸地势低洼，湖沼遍布，筑堤治水是这片土地发展的重要保障。因此修堤筑坝成了荆州地方官的一大政务，历朝历代都有在荆江北岸修筑维护大堤的水利工程。 绵延1600多年的修筑史

荆江大堤所保护的地区，自古就是一块河网交汊、湖泊众多的冲积平原。这块土地上的楚国是春秋时期最会治水的一个国家，在荆江尚未形成明显河床形态时，楚国就用零星分散的堤垸挡水。根据史料记载，春秋时代楚庄王推行“耕战政策”，令尹（楚国的最高官衔）孙叔敖曾提倡“宣导川谷，陂障源泉，灌溉沃泽，堤防湖浦以为池沼”。堤防湖浦就是指沿湖修筑挡水堤垸，这可能算是荆江大堤的雏形。秦汉时期，长江所挟带的泥沙在云梦泽长期沉积，逐渐淤积出洲滩，形成以江陵为起点的荆江三角洲。荆江河床形成后，由于水流归槽，水位抬高，低矮堤垸已不能抵御洪水。到魏晋时期，长江的江水紧逼江陵城南（今荆州古城），直接威胁江陵城的安全。东晋荆州刺史桓温命陈遵在荆江北岸，绕江陵城修筑护城堤坝，取名金堤。据《水经注》记载：“江陵地东南倾，故缘以金堤，自灵溪始。桓温令陈遵监造。”这是关于荆江大堤修筑的最早记载。五代时，后梁将军倪可福在东晋金堤的下游，荆州古城的西门外又修筑了江陵寸金堤。北宋时，荆州太守修筑沙市堤；南宋时，筑黄潭堤，并加筑寸金堤，经过两宋的扩建和修护，荆江大堤已初具雏形。明朝时，大堤上段修筑至堆金台，下段至拖茅埠。清顺治七年（1650年），堤防最终形成整体，长约124公里。新中国成立，荆江大堤的上段增筑至枣林岗，下段延至监利县城南50公里，自此，全长182.35公里的荆江大堤修建完成。荆江大堤在未连成整体前，各段堤防的叫法均不一致。清代因“陈遵金堤”地属万城，故称万城堤，又因大堤属荆州府管理，称荆州万城堤。民国初年，以堤身全在江陵且费用全由江陵负担，称江陵万城大堤。1918年因堤居荆江北岸，改称荆江大堤，沿用至今。人们将荆江大堤的修筑史简单概括为：始于东晋，拓于两宋，分段筑于明，合于清，加固于新中国。这就是荆江大堤形成的年轮，它是一部水利工程史，也是一部人与水的抗争史。从东晋到民国的一千多年里，按荆江大堤留存堤身的段面计算，整个工程共完成土方2900万立方米，石方23万立方米，这些土和石头全部是由人工搬运垒筑完成。荆江大堤的修筑时间之长，耗费的人力、物力、财力之多，在中国水利史上也是少有的。它的每一寸延伸，每一寸增高，都是江汉平原的百姓与洪水不屈抗争的记载。

1998年长江突发百年一遇的特大洪水，中央军委先后调集32万官兵投入抗洪抢险。这是自解放战争渡江战役以来最大一次的兵力集结，共出动飞机2200多架次，车辆12500台，舟艇1170多艘。共有112位将军亲率部队参战，3000多名师团干部在一线抗洪抢险。图为1998年6月解放军战士在荆江大堤上抢运沙包，围堵大堤管涌。

摄影／蔡路辉 系万千生命于一堤的命堤

荆江地区自古是兵家必争之地，历来兵连祸结、战乱频繁，但这里却流传着这样的民谣：“不惧荆州干戈起，只怕荆堤一梦终。”可见洪水之祸远胜于兵革之祸。荆江大堤位于荆江北岸，保护着江汉平原1100万亩的耕地和1000多万人口，涉及荆州、武汉等重要城市。180多公里的荆江大堤不仅是中国粮仓—江汉平原的安全屏障，它更是关乎沿江百姓生死的命堤。又一个细雨绵绵的春日，我和李风再次来到荆州市沙市区采访。荆堤上行人寥寥，江面雨雾茫茫，远远有几个头戴斗笠的人在江边捞鱼。对于生活在荆江边的人来说，抗洪是他们出生时便携带的记忆。 邓俊

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水利史研究所生态景观与遗产保护室主任，主要研究水利史领域 发源于青藏高原唐古拉山的长江，携怒涛从崇山峻岭中穿山而过，在湖北进入平坦低洼的江汉平原之后，才放缓脚步。由于海拔的急剧下降，江水的比降变低，流速变慢，泥沙开始不断堆积，催生荆江段不断抬高的河床。 1998年长江突发洪水时，荆江的最高洪水位高达45.22米(吴淞高程，以上海吴淞口验潮站1871—1900年实测的最低潮位时的海面作为基准面所建立的高程系统)，而江汉平原的一般地面高程约为32米，最低处只有大约20米。大水时，在荆州的楼房上眺望江面的船舶，仿佛从屋顶上驶过一般。 杨剑是荆州市公安县人，从小在荆江边长大。1998年长江特大洪水时，他家处在荆江分洪区内。他说当时为了保障江汉平原和武汉的安全，公安县的33万人要在46小时内全部转移。那年杨剑刚刚18岁，他背着书包，提着衣裳，从镇上赶到县里就走了5个多小时。当时任国家防汛抗旱总指挥的国务院副总理温家宝，后来在听取了长江水利委员会专家的汇报后，改变了抗洪方案，埋在公安县段大堤里的炸药被取出。尽管当时并未爆破，但被转移的杨剑一家，还是等形势明朗后才回到“阔别”了18天的家。在这18天里，有33万人和1.8万头耕牛在外漂泊，其间共计798家工厂停工，大量商店停业、农田失管，付出60多亿元的经济代价，这在中国抗洪历史上是少有的。历史上有关荆江大堤决溢的记录更是触目惊心。据史料记载，从公元1380年到1949年的569年间，荆江大堤共倒堤58次，平均不到10年就有一次水灾。每逢水灾，荆江两岸顿成泽国，给百姓带来沉重的灾难。清代荆州知府倪文蔚编纂的《荆州万城堤志》中记载：“乾隆五十三年（1788年），堤自万城至御路口决口二十二处，官廨民房倾圮殆尽，仓库积贮漂流一空，水渍丈余，两月方退，兵民淹毙万余……下乡一带，田庐尽被淹没，诚千古奇灾也。”昔日的荆州人每到汛期几乎是夜不能寐。“穷窝子，水袋子，栽架子屋，绑架子床，水一来就去逃荒”，这句民谣就是荆江百姓生活的真实写照。如今，水患的记忆已经逐渐在人们的脑海中退去，经过不断的修筑，荆江大堤犹如荆江边的一道巍巍“长城”保护着江汉平原百姓的安宁。 绵延千年的民间祭祀

自古以来，荆州一带水患频仍，跟龙王爷搞好关系是关系到一方百姓性命和生计的头等大事。农历三月初三是传说中龙王爷的生日，每年这时当地的百姓都要在江陵县的铁牛矶祭祀龙王。铁牛矶是荆江大堤最著名的险工险段之一，历史上曾多次出现险情，因此这里民间祭祀活动不断。从荆州段开始，道观寺庙高密度地散布在老城鳞次栉比的小巷间和田野里。有史可查的著名道观寺庙就有太晖观、铁女寺、开元观、玄妙观、章华寺，没有记载的庙宇更是不胜枚举。有的庙宇小到只有一间屋，即便如此也有守庙人，而且香火不断。摄影/李风

图是观音矶上的明代万寿宝塔，由于长江河床逐年增高，荆州大堤随河床逐年高筑，致使宝塔逐年“下沉”，现在塔基已经低于堤面7.23米。无论是万寿塔，还是镇江铁牛都是荆江大堤历史变迁的见证。摄影/李风 沿堤之旅是触碰历史之旅

摄影师李风拍摄荆江大堤两年多，他已经把荆江大堤从头到尾细细地走过很多遍。在采访回来的路上他告诉我，荆江大堤虽然只有180多公里长，但这条修筑于1600多年前的大堤其实是一部活的历史，两岸密集分布着众多文物古迹，沿堤之旅是触碰历史之旅。4月的江汉平原到处是绿油油的一片，我们从宜昌出发去往历史悠久的荆江古城。汽车在高出地面十几米的荆江大堤上奔驰，江汉平原的春日景色尽收眼底。大堤两侧斜坡上的绿草犹如地毯般铺向天际线，堤边的速生林掩映着远处的农田，一大片嫩黄的油菜花和规整的池塘次第出现在视野里。荆州古城又名江陵城，明代始称荆州城。早在公元前7世纪，楚国在郢（今荆州古城北5公里的纪南城）建都后，这里就是楚国的官船码头，楚成王还曾在此修筑了渚宫。自明末清初最后一次修复以来，荆州古城已有350多年历史，是我国保存最为完好的古城垣之一。从荆州到江陵，大堤保护了大量楚国文化遗存，如纪南城、熊家冢墓、江陵楚墓和汉墓群。其中位于荆州区川店镇西山岗上的熊家冢墓，是目前已知的规模最大、规格最高、布局最完整的楚国高级贵族墓地。这个区域文物古迹众多，大量的墓葬还埋在地下保存，尚未出土。从靠近古城的堤段往下走，不到1公里就到了观音矶。矶是指水边突出的岩石或石滩，是大堤的第一道防线。观音矶始建于南宋，因周围没有护坡，矶头直接伸进江中，是荆江大堤最著名的险段之一。观音矶上有一座宝塔，塔高7层，底层塔门的石匾上写着“万寿宝塔”。当我们站在平台上时，这4字却在我们脚下。这种独特的景象是源于淤泥堆积作用，将荆江的河床不断抬高，大堤也随之加筑，致使宝塔逐年“下沉”，现在塔基已经低于堤面7.23米。我们走进塔中，迎面一尊跏趺而坐的接引佛像，慈悲宁静的脸庞在佛座前的烛火中晃动。我抚摸着两壁上的佛像，历史仿佛在手中复活。数百年来，万寿宝塔既是荆江两岸饱经水患的历史见证，又承载了人们制服水患的美好愿望。 历史被尘封的千年古堤

现在荆江的防洪任务不像从前那么紧张，大堤上的草长得茂盛，出现了很多放羊的人，他们以前是附近的渔民。郁郁葱葱的草地和成群的牛羊让大堤呈现出草原风光，当水患的记忆逐渐在人们的脑海中退去时，这座千年古堤的历史也被尘封。摄影/李风

荆江大堤的民间祭祀

2013年4月12日是农历三月三，传说中龙王爷的生日，这对生活在荆江边的人来说可是件大事。每年这时人们都要祭祀龙王，祈求风调雨顺。听说江陵县的铁牛矶有祭江的活动，我们一大早便驱车前往。铁牛矶位于江陵县郝穴镇，因该段堤坝的外平台上铸有一尊铁牛，故取名铁牛矶。这一带江面是荆江段最狭窄处，历史上曾多次出现险情。我们驶上荆江大堤时已近10点，远远就望见堤下的铁牛披红戴花，不断有人在铁牛座前烧香礼拜。我们走下大堤，跟着一队抬着纸扎彩船的人走下通往江边的斜坡时，才发现主祭场原来在这里。在靠近江边的一柄黄罗伞下，一位道士身着道袍，手里拿着祭文，虔诚诵完后，向着江上拜三拜，然后点燃祭文抛向江中。他身旁那些来自四乡八邻的百姓，赶紧把准备好的一筐鳝鱼泥鳅抛入江中放生，还有人将衣物也抛入江中。我来到一群老妈妈身边跟她们聊起家常。这群老妈妈大概有40多人，是距离这几十公里的江陵县沙岗镇人，前一天就包车来到附近的普福寺做法事。问起为什么要往江中抛掷衣物，老妈妈告诉我，那多是家中小孩子不穿了的衣服。抛入江中是为了告诉龙王爷，穿这衣服的孩子就当您已经收了，以后他们再到江边玩水，就请保佑孩子平安。近中午时，人群渐渐散了，只有江边一块沙地上还有人围着两位道士。其中一个身着玄色道袍的道士，一边摇着彩扎纸船一边唱和着，唱罢又念了段祭文，然后到江边燃了纸船，法事才算结束。念祭文的道士名叫彭于财，今年31岁，做道士已经15年了。他父亲也是道士，乡里人家红白喜事少不了要请道士来主持，做道士也是一种营生。彭于财从13岁开始，每天放学回家就跟着父亲学习各类祭文的写法、各种诵念的腔调以及各类法事的仪式，3年后便外出做法事了。彭于财说这些年乡亲们逐渐富裕了，政府也不再干预这些民间活动，他们的“生意”也越来越好，每天的日程都很满，足迹已经遍布江汉平原。春日的阳光照在葱郁的大地上，荆江大堤像绿野中一条银色的绸带飘向远方。堤外，密密的防护林郁葱挺拔。千百年来，世代相传的古老祭祀活动在荆江大堤边不断上演。在风调雨顺的年景里，这里的百姓因土地肥沃、五谷丰登而感谢神灵的庇佑；在灾害频发的年景里，他们因洪水肆虐而祈求神灵镇锁江流、降伏洪魔。荆江大堤这条千年古堤已不只是一项水利工程，更是江边百姓的精神依托，诉说着他们对美好生活的祈望。文章出自：中国国家地理 作者： 胡彦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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