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史》言士大夫忠义之气，至于五季变化殆尽。宋之初兴，范质、王溥犹有馀憾。艺祖首褒韩通，次表卫融，以示意向。真、仁之世，田锡、王禹 、范仲淹、欧阳修、唐介诸贤，以直言谠论倡于朝。于是中外荐绅知以名节为高，廉耻相尚，尽去五季之陋。故靖康之变，志士投袂起而勤王，临难不屈，所在有之。及宋之亡，忠节相望。呜呼！观哀、平之可以变而为东京，五代之可以变而为宋，则知天下无不可变之风俗也。《剥》上九之言硕果也，阳穷于上，则复生于下矣。
《宋史》上说，当官的忠诚和豪义的气概，到了五代的时候，都改变得差不多了;宋朝刚建立时,范质、王溥仍有遗憾。赵匡胤最褒奖韩通，挨下来就是卫融了，用来表达他的意愿。宋真宗、宋仁宗的时候，田锡、王禹偁、范仲淹、欧阳修、唐介众位贤能的人才，在朝廷倡导正直的言论，从此之后，朝廷内外的缙绅，知道用高尚的名节、正直而知耻崇尚对方，完全消除了五代的丑陋的风气。因此靖康之变时，有志之士奋发而起义为皇帝献身，面临危难也不屈服，所在的各地都有这样的人。等到宋朝灭亡，忠义有气节的人士互相指望扶持。啊！我看西汉哀帝和平帝可以被王莽所灭并定都东京，五代可以灭亡变为宋朝，就知道了世上没有不可以改变的风俗了。《周易》《剥》卦上多次说炼丹时，上面的火星灭了，那么又会在下面重燃。
人君御物之方，莫大乎抑浮止竟。宋自仁宗在位四十徐年。虽所用或非其人，而风俗醇厚，好尚端方，论世之士谓之君子道长。及神宗朝荆公秉政，骤奖趋媚之徒，深锄异己之辈。邓绾、李定、舒 、蹇序辰、王子韶诸奸，一时擢用，而士大夫有“十钻”之目。干进之流，乘机抵隙。驯至绍圣、崇宁，而党祸大起，国事日非，膏育之疾遂不可治。後之人但言其农田、水利、青苗、保甲诸法为百姓害，而不知其移人心、变士心为朝廷之害。其害于百姓者，可以一日而更，而其害于朝廷者历数十百年，滔滔之势一位而不可反矣。李应中谓：“自王安石用事，陷溺人心，至今不自知觉。人趋利而不知义，则主势日孤。”此可谓知言者也。《诗》曰：“毋教猱升木，如涂涂附。”夫使庆历之士风一变而为崇宁者，岂非荆公教揉之效哉。
君主治理国家的方法，最重要的是抑制浮华禁止攀比。宋代自仁宗即位，四十多年中，虽然所任用的官员有的不恰当，但风俗醇朴，祟尚正直。评论社会的学者称道君子之风正在逐步增长。到神宗在位，王安石主持朝政，奖赏阿谀奉承的小人，排斥与己政见不同的人。邓绾、李定、舒亶、蹇序辰、王子韶等奸邪小人同时得到重用，而士大夫有“十钻”说法。（钻，选取必定能够进入的含义。班固《答宾赋》：“商鞅用三方面主张游说秦孝公”。《邓绾传》：以称颂王安石得以做官，对自己的同乡说：“笑骂由你，好官必须我来做！”）谋求进身为官的人，乘机钻营．到绍圣、熙宁年间，党争激烈，国事日非，风俗败坏到无法挽救的地步。后代人只谈农田水利、青苗、保甲等项变法对于百姓的危害，却不知道这次变法动摇人心，使士大夫的习气变差成为了朝廷的危害。变法对于百姓的危害，可以在短时间内变更修正。但是它对于朝廷的危害，经过了几十年乃至几百年，犹如滔滔的江水流走了，（士人好的风气）一去不能复返了。李愿中说：“自从王安石执政变法以来，使人心沉沦陷溺，（士人）到现在还没有觉察的危害；（这样一来）人们趋向利益而不顾道义，就势必是的皇帝被孤立起来了。”这真的可以称得上是聪明人说的话了。《诗经》说：“不要叫猴子去爬树，（如果让猱爬树）则犹如在泥墙之上再涂上泥土一样”。那使得庆历醇厚的士风，一下子急转直下变为崇宁年间的士风，这难道不是王安石叫猴子爬树的功效吗？
《东轩笔录》：“王荆公秉政，更新天下之务，而宿望旧人议论不协，荆公遂选用新进，侍以不次，故一时政事不日皆举，而两禁台阁内外要权莫非新进之士也。及出知江宁府，吕惠卿骤得政柄，有射羿之意。而一时之士见其得君，谓可以倾夺荆公，遂更朋附之，以兴大狱。寻荆公再召，邓绾反攻惠卿，惠卿自知不安，乃条列荆公兄弟之失数事面奏，上封惠卿所言以示荆公。故荆公表有云‘忠不足以取信，故事事欲其自明；义不足以胜奸，故人人与之立敌。’盖谓是也。既而惠卿出毫州，荆公复相，承党人之後，平日肘腋尽去，而在者已不可信，可信者又才不足以任事，当日唯与其子 机谋，而 又死，知道之难行也，于是慨然复求罢去，遂以使相再镇金陵，未期纳节。久之，得会灵观使。”其发明荆公情事，至为切当。子曰：“君子易事而难说也。”而《大戴礼》言：“有人焉，容色辞气其人人甚愉，进退周旋其与人甚巧，其就人甚速，其叛人甚易。”迹荆公昔日之所信用者，不惟变土习、蠢民生，而已亦不飨其利。《书》曰：“其後嗣王罔克有终，相亦罔终。”为大臣者，可不以人心风俗为重哉！
《东轩笔录》：王荆公安石执政，挑起变更革新天下的大任，但是有很高威望的人，商议讨论此事意见和王安石不同。王安石就只有选举任用刚刚参政的人，对待他们不以常规次序升迁，因此，一时之间，国家变革大政方针没多久就建立起来了。中书﹑门下及其它政府部门内廷外朝的机要之权，全都掌握在刚刚提拔的新士人手中。《石林燕语》：依据以前惯例，在京城担任官职，很少有人等待任命或者调遣候选官的。熙宁初年，（皇上）稍稍想去除凭资格任官的弊政，开始下发诏令通过调选察举到能够试用的人，并且让他在崇文院担任校书之职，准备用来做寻访或差遣。当时的尚书刑恕。等候二年去领圣旨，或者担任馆阁职务，或者升迁为与资历相当的职务，或者去做候补执事官。当时的尚书刑述，从河南府永安县主簿，起初升任为崇文院校书。右丞胡愈复查谏院，还认为这样升迁太快了，因此即使是通过选调上来的人而没有担任地方官和虽然在地方任职任期不满者，都不能担任京官。于是（皇帝）让刑恕在中书省的治下担任一个代理知县。近年来没有再用这个这个惯例，从此考中科举的人就可以直接在京城任职。等到王安石出任江宁知府，吕惠卿突然执政，便有射杀后羿之意，而当时的士人看到他得到皇帝的信任，这些人说能够打倒王安石，他们就网罗罪名来陷害王安石。不久王安石再被召回执政，邓绾（立即）反对并攻击吕惠卿。吕惠卿自知违背了王安石心里不安，就罗列王安石兄弟的许多过失直接面奏皇帝。皇帝密封了吕惠卿的弹劾词，（用来）交给王安石看。因此王安石上《乞解机务第三表》说：“忠诚不足以取得信任，因此事事都需要自己证明自己；正义不足以战胜奸邪，因此人人都和他为敌”大概说的就是这样吧。不久吕惠卿从京城到亳州任职，王荆公恢复了相位，承续新旧党人党争之后，先前的阻碍之力都去掉了，而对荆公自己的追随者已经不可信任，可以信任的人才能又不足以担当重任，先前只有与其子王雱商量机密谋略，但王雱又死去了。王安石明白大道难以实行，于是悲愤地要求罢官而去。皇帝就授以节度使并保持相位再去镇抚金陵，未满一年便辞去了节度使一职，过了很久就担任了会灵观使。这本小说公开揭示了王安石情形事迹，极为的贴切恰当。孔子说：“君子以做事为容易而以言论为难。”但《大戴礼记》说有的人，面容言辞一团和气，他和人交流容易使人愉快；在进与退的周旋之间，他和人交往十分乖巧他能很快与人处的融洽，他也十分容易背叛别人。”我们探究王安石昔日所信任的人，不只是使士风变坏，毁坏了民生，但他自己也没有得到好处。苏辙上书弹劾吕惠卿，把吕惠卿比作吕布﹑刘牢之。《尚书》说：“（成汤）的后代为王的，没有能有好下场的；丞相也没有有好下场的。作为执政大臣的人，能不把人心风俗作为重要的治理方面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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