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原战役：“连日炮声如雷，震耳欲聋。弹飞似雨，骇魄惊心。屋外烟焰弥漫，一片火海；室内昏黑死寂，万念俱灰。大势已去，巷战不支。徐端赴难，敦厚殉城。军民千万，浴血街头。同仁五百，成仁火中。妹虽女流，死志已决。目睹玉碎，岂敢瓦全？生既未能挽国家狂澜于万一，死后当遵命尸首不与匪共见。临电依依，不尽所言！今生已矣，一别永诀。来生再见，愿非虚幻。妹今发电之刻尚在人间，大哥至阅电之时，已成隔世！前楼火起，后山崩颓。死在眉睫，心转平安。嗟乎，果上苍之有召耶？痛哉！抑列祖之矜悯耶？”
太原战役 （资料提供：深柳万卷堂） 来之不易的和平是如此的短暂，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胜利不到一年，内战的烽烟便全面燃起。 其实早在重庆谈判期间，***与阎锡山就为争夺长治地区打过一场“上党战役”，内战爆发仅仅一年，占据优势的阎锡山就在解放军的打击下丢失了山西大部分县区，其主力被迫退守晋中地区，而在晋南和晋北仅保有运城、临汾和大同几座孤城。1947年和1948年，浴血奋战的解放军在付出巨大的牺牲之后，先后取得运城攻坚战和临汾攻坚战的胜利，晋南全部解放。攻克临汾不到一个月，还没有得到充分休整的解放军出其不意，迅速北上，徐向前兵团以不足七万人的兵力在晋中战役中歼灭阎军十万人，其中俘虏多达八万人，双方的力量对比在此战之后发生逆转，阎锡山手中只剩下太原、大同两座孤城。如果单纯从军事角度来看，阎锡山军队在山西的这一系列失败使人难以致信，处于劣势的***军队在山西克敌制胜的法宝究竟是什么，阎锡山在他的“寅东”指示中曾有分析，总结为一句话，那就是：集中优势兵力大打运动战、歼灭战。 1948年的夏天，晋中战役结束后，徐向前率领华北军区野战军第一兵团完成了对孤城太原的包围，解放军兵临城下，太原战役的帷幕徐徐拉开。当时恐怕谁也不会想到，解放太原，成为全国解放战争城市攻坚战中历时最长、战斗最为激烈、付出代价最大的一场战役。 做为自古兵家必争之地，太原的地理位置极为险要，城东、城西均有高山做为屏障，登上山头，即可俯瞰全城。太原是阎锡山盘踞山西的统治中心，经过他三十年的苦心经营和日寇的八年统治，已经建成为全国主要的工业尤其是军事工业的基地。 为了防备***争夺太原，阎锡山在抗战胜利后回到太原的第二天就召开军事会议，研究太原防御计划。太原的城防工事，始建于军阀混战的二十年代，1948年秋天，阎锡山军队在太原环城周边开始大规模地修建防御工事。这个所谓的百里防御圈由前进阵地、外围要塞阵地、城垣主阵地及核心阵地四道阵地构成。罕山、武宿机场、石千峰和周家山构成外围的四大据点，牛驼寨、淖马、聂家山和松树坡又构成内部的四大据点。这些据点既能独立作战，又能在各据点之间相互机动兵力、火力，守军由这样的点连成线，由线构成面，使整个太原形成一个大纵深的环形防御体系。在太原城内，也修筑了大量的巷战工事，解放前太原市区内共有大小丁字街364条的数字就是这一时期统计出来的。 到1948年底，在百里防御圈内仅式样繁多的各类碉堡就建成五千六百多个，它们无一不是经过精心研究而成，在构筑和武器配置上都有巧妙的构思和实用价值。在这些碉堡的坚固巩卫之下，三十万人口的太原成为全国少有的坚固设防的城市。一个美国记者描述道：“任何人到了太原，都会为数不清的碉堡而吃惊：高的、低的、长的、圆的、三角形的，甚至藏在地下的，构成了不可思议的严密火网。”陈毅到太原前线查看过防御工事后也惊呼：“好厉害哟。”这座国民党竭力宣传的“反共模范堡垒”在阎锡山的吹嘘下更是号称“可抵一百五十万军队”。 与此同时，阎锡山大力加强了政治统治，发布《告全体同志书》，号召进行所谓“总体战”，提出建立“战斗城”的措施，制定和颁布了保卫太原的“十二条行动纲领”，并据此把太原居民编为各类战斗队服务于太原保卫战，除了将7万余名壮丁和学生编入参战队外，还组织了6000余人的老年助战队、5000余人的少年助战队、14000余人的儿童助战队、近6万人的妇女助战队为前线提供各种劳役。阎锡山也在接见外国记者的时候，展示了他为自己和五百基干配置的五百零一瓶毒药，表达了顽抗到底的决心。 当年进攻太原的日军从小东门也就是迎晖门攻入太原后，人们于是将迎晖门戏称为“迎日军门”，当解放军包围太原之后，又有人担心大南门也就是迎泽门会成为“迎毛泽东门”，阎军将领王靖国因此一度准备拆毁迎泽门城楼。 7月22，也就是晋中战役全部结束的第二天，冒着蒙蒙细雨，蒋介石乘坐专机携陆军大学校长徐永昌等人飞抵太原，与阎锡山商议保卫太原事宜。被东北、山东战场搞得焦头烂额的蒋介石在高级军事会议上许诺要尽最大力量援救太原，除了物资上的援助外，还将加紧从西安空运胡宗南部整编30师赴并。四个多小时后，蒋介石飞离太原，告别了这座曾经成为全国反蒋力量汇集中心的城市，带走了与阎锡山一样的沉重与无奈。 不久，整编30师一万余人陆续运抵太原，被迅速布署在了东山、河西阵地，加上后来从榆林空运的中央军第83旅4500余人和原有部队、抓丁补整以及被解放军释放的俘虏，阎锡山守卫太原的总兵力达到十万余人。 早在晋中战役结束前的7月16日，运筹于千里之外的中央军委致电徐向前，要求乘胜包围太原，在劝降无效的情况下，争取十天内夺取太原。当时阎军主力已被歼灭，驻守太原的仅有一个正规军，阎锡山统治集团和太原城在晋中失利的阴影中陷入一片惶恐与混乱，因而，此时一鼓作气乘胜进军的确存在速战速决的可能。但是，在夺取晋南重镇运城与临汾的战役中，第一次面临城市攻坚战的徐向前兵团付出了两万余人的伤亡，历时四十天的晋中战役结束后，一年来连续作战始终未得到及时休整的徐向前兵团已是疲惫至极，部队严重减员，基层军官短缺，有三个连只剩下六名步枪兵，而且，这支刚刚由地方武装升级为正规军的部队缺乏城市攻坚战所需的火力装备，在当时攻守双方兵力相当的情况下，深谙敌情的徐向前是断然不会轻易冒险。7月23日，中央军委回电，同意了徐向前关于暂停攻打太原的请示，“暂定休整一月，情况许可再延长之。”徐向前兵团随即转入休整补充。 为统一太原前线各部队的指挥，中央军委批准组成了太原前线委员会，徐向前与周士第分别担任正副书记，陈漫远担任参谋长，胡耀邦担任政治部主任。 太原前委首先补充兵员和健全基层指挥机构，新补充的大量“解放战士”也就是俘虏兵和新兵也就是“翻身农民”大多觉悟较低，加之新提拔起的基层军官缺乏管教经验，工作方法简单化，致使部队的逃亡现象一度相当严重。针对这种情况，部队大力加强政治工作，普遍开展形势教育和诉苦运动。你们村有没有被地主老财欺压的？有！你们村斗争了地主没有？斗争了！你家分到了地主的土地没有？分到了！害不害怕地主的还乡团报复？害怕！咋样才能不吃二遍苦？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通过这一系列政治工作，提高战土的阶级觉悟，树立为人民利益而战的观念，同时要求各级干部爱护和关心战士，改进管教方法，从而大大减少了逃亡现象，有力的巩固了部队，保证了整训工作的顺利进行。 至此，在太原前线集结的解放军共有下辖8纵、13纵、15纵的华北军区野战军第一兵团、西北野战军第7纵队、华北军区炮兵第一旅及地方部队各独立旅共八万余人。八月下旬，部队开始有针对性地进行军事练兵，结合实际敌情、地形，学习训练攻防战术、爆破和土木作业。攻打太原所需的400百万公斤弹药也及时调运到位，并为攻城准备了檩条30万根、门板32万块、麻袋30万条。 按照太原前委的作战方案，解放军预定在10月18日向太原发起攻击，但是，在9月底的济南战役中，华东野战军全歼10万守军，解放济南。受到强烈震憾的阎锡山以攻为守，以7个师的兵力主动出击，破坏解放军的攻城准备并伺机抢夺粮食。10月5日，面对脱离坚固防御工事的敌军，太原前委当机立断，提前13天发动太原战役。 一败再败的阎军在野战中已经远非解放军的对手，要不是解放军没有确实切断其后路而让部分阎军乘坐铁甲列车从环城铁路逃归太原，被歼灭的阎军将远远不止12000之数。 太原城周的险要地势和坚固工事也在此时表现出了它的威力，风格梁和李家山两个要塞就历经了得而复失、失而复得的反复争夺。风格梁位于太原东北20余里，由几乎清一色的盂县人组成的阎军保安第7团1大队驻守。担任进攻任务的陕甘宁边区警备2旅经过三天激战后才夺取风格梁，阵地移交给晋绥军区12旅三天之后，阎军组织黄樵松第30军一个团猛烈反扑，风格梁失守，这个号称太原北大门的阵地直到四大要塞争夺战结束后才最终由西北野战军7纵一部夺回。 在历时11天的太原战役初期作战中，解放军突破了太原城的第一道防线，向纵深推进六公里，冒雪占领城南武宿飞机场，在敌军东线防御体系中打开了缺口，解放军为此付出伤亡4300余人的代价。 南北宽15公里、东西长30公里的东山地区是太原的天然屏障，其主峰罗山高出太原城500米，可俯瞰整个市区。阎锡山深知东山对于太原的重要性，他曾经说过：“东山一失，太原即失。”阎军在东山防线内精心修筑了各类碉堡3000余座，坐落在东山西麓顶端的牛驼寨、小窑头、淖（nao 四声）马、山头是东山防线的四大要塞，长达8公里，距城3到5公里，高出太原城300米，可以俯瞰控制城垣、城北工业区和城北飞机场。四大要塞之间各自独立又相互连结，分别由3到15个小山头或村落构成集团阵地，数十个碉堡组成防御要塞，辅以野战工事、鹿砦、铁丝网、劈坡和坑道，附属防御物少则3层，多则13层。阎锡山因此而吹嘘说“城东四要点，是塞中塞，堡中堡，足抵精兵十万”，“***根本不敢打，也没有力量能把它打下来。” 历史上李自成农民军和日本侵略军攻打太原，都是先占领东山主峰，然后向西平推，直至突破太原城垣。太原前委总结历史经验与现实条件，放弃了以城东南为主攻方向的计划，知难而上，决定首先攻占东山，从东北、东南及正东方向逼近太原，相机攻城。在战术的制定上，则放弃平推，而决定南北穿插，不顾敌人东山主峰的干扰，直接插入东山四大要塞。 牛驼寨由三大集团阵地构成防御圈环，十个主碉为阵地支撑点，地形狭窄，山峰叠起，多劈坡绝壁，是阎军东山防线上的主要阵地，这里由西北野战军第7纵队负责攻取。10月17日夜，第7纵队主力在地下党员的带领下，行军20余里，从秘密小道深入敌人防御圈内，楔入牛驼寨发动突袭，在次日拂晓前攻占了除主阵地庙碉外的其它阵地。就在向后续的19团移交阵地的时候，双方接管不严，第21团过早撤离，致使部分阵地被敌人重占。从18日起，阎军在炮火和飞机的掩护下连续组织反扑，一天冲锋十几次之多，并发射了“联二苯”毒气弹。21日，阎军最精锐的30军一个团和以日本人为骨干的第10总队再次发起猛攻，连续反扑七次，四架敌机轮番扫射轰炸，集中炮火轰击三个多小时，阵地上落弹一万余发，山体为之变形，除了钢筋水泥堡垒外，所有地面工事全部被摧毁，焦土厚达两尺，遍地弹片碎屑，持行爆破任务的战士在匍伏前进的过程中，浮土中锋利的弹片划破棉衣在战士们身上留下了道道鲜血淋漓的伤口，一些陷入浮土的战士至死仍端枪挺立，死不瞑目，19团2营指挥所的坑道口被敌机炸塌，营部指挥员一度被困在地下坑道中。经过四天你死我活的残酷撕杀之后，敌我双方都伤亡惨重，当天下午，解放军放弃牛驼寨。 重新占领牛驼寨后，阎锡山在绥靖公署举行庆功酒会，并把从牛驼寨缴获的解放军苏制机枪做为苏联军援的证据向记者展示，其实，他们缴获的那种机枪样式比较陈旧，是苏联政府在抗日战争中援助给国民党政府后流入解放军的。 在牛驼寨弃守的同时，其它几个纵队在进攻中也都进展不大，太原前委决定各纵队重新组织，集中兵力与火力强攻四大要塞。10月26日，四大要塞同时燃起战火，敌我双方都将主力投入到这个长不过8公里的阵地上，双方动用火炮800余门，战斗之激烈，为太原战役所空前。 26、27日两次强攻失利之后，7纵以独3旅、独12旅再次向牛驼寨的十个主碉发起猛攻，到31日，7纵攻占6个主碉，迫降1个主碉守敌。11月1日，庙碉守军在持法队的督战下五次反扑，均被击退，7纵在这一天以警备2旅接替独3旅投入战斗，经过20多个小时的激战，终于夺取了除庙碉外的大部分阵地。双方相持对峙了十天之后，随着兄弟部队的推进，牛驼寨已经是三面受敌，成为一个孤岛，12日，7纵以独7旅接替独12旅，向庙碉发动了最后的猛攻。庙碉此时还有敌军精锐一千余人，其中包括一支由残留日军组成的部队，他们在信奉日莲宗的团长的指挥下，敲打着腰鼓，诵读着《南无妙法莲华经》负隅顽抗。庙碉是敌人的指挥碉，也是牛驼寨的核心工事，壁厚超过一米，榴弹炮在它的坚固外壁上也只能留下一个白色印迹。13日，独7旅先后九次爆破五次攻击，在耗用了两千余斤炸药之后终于炸开庙碉，全歼守军，夺取了牛驼寨。 历时20余日的牛驼寨争夺战可以说是太原战役中最为艰苦惨烈的恶战之一，7纵为此付出了巨大的牺牲，有的营最后只剩下50余名战士，徐向前对此给予了高度评价。解放以后，烈士陵园和解放太原纪念馆先后在这里落成，高大的解放太原纪念碑，外形就是一把竖立的钥匙，一把打开太原城的钥匙。 小窑头在太原小东门以东四公里处，该山主梁狭窄，支梁崎岖，共有大小13个山头15个阵地，阎军依山筑成交错连环阵地，凭借劈坡和高低碉堡防守，这里由第8纵队负责攻取。经过反复争夺与易手，8纵最终于31日夺取了小窑头。 淖马在城东三公里处，以淖马村为主阵地，劈坡有五层之多，周围山顶设有一至九号碉堡阵地，与主阵地相连接，这里由第15纵队负责攻取。10月27日，经过多次攻击反复突击，15纵仅用一天时间就夺取了淖马主阵地，弃守阵地的阎军营长姜啸林等20余人被持法队当场枪毙。阎军在此后两天之内连续反扑19次，均被解放军击退。在此期间，阎军的炮弹甚至打入了解放军火炮的炮管之中，有一支连队只剩下排长、战士、卫生员、司号员六人。11月10日，8纵向阎军四大炮兵阵地之一的淖马炮碉发起突袭，40余名工兵携带1600斤炸药在劈坡与峭壁上为突击部队爆破出通道，成功占领炮碉。11日，阎军组织5000余人的兵力反扑，先后攻击十余次，一度突入解放军阵地，弹尽粮绝的战士们以刺刀、铁锹、石头与敌人殊死格斗，在兄弟部队的炮火支援下再次将敌军击退。当天晚上，阎锡山迫令第8总队司令赵瑞率残部做孤注一掷的最后反扑，走投无路的赵瑞在政治争取下，率部下500人战场起义，淖马争夺战至此结束。 山头位于城东南五公里处，由主阵地山头及大脑山阵地构成，两大阵地之间，相距六百米，有工事连接，主阵地劈坡高达四至六米，少者二层，多者五六层，这里由第13纵队负责攻取。13纵38旅各团接受作战任务后，指挥员深入前沿阵地侦察地形，不幸触雷，113团副团长李兴汉当场牺牲。从10月26日到11月1日，38旅先后发起三次强攻，均被敌军打退。此后，蒋介石将整编10师83旅4500余人从榆林空运至太原，随即以该旅一部接守山头阵地。7日，38旅集中三个团的兵力第四次全力猛攻，只夺得部分阵地，而且很快就得而复失，总攻再次失败。10日，13纵以37旅接替38旅，成功实施突袭，终于在次日夺取山头阵地。 东山四大要塞争夺战之激烈残酷，在整个解放战争中也是少有的，各主要阵地上平均每平方米都要落下数发炮弹，以至焦土三尺，难以成垒，战士们只能用尸体堆积防御工事。整个争夺战中，阎军损失在两万以上。由于对敌情侦察不够周详，对阎军的拼死顽抗的程度估计不足，部队中存在着急躁情绪，急于求胜，攻击受挫后又顾虑重重，因而增大了不必要的牺牲，解放军也付出了伤亡16500余人的代价，战前准备了13000具棺材竟然仍然不够用。 四大要塞激战期间，徐向前司令员抱病坐着担架来到前沿阵地指挥，号召部队“坚持最后五分钟，胜利属于我们”。兵团政治部胡耀邦主任，也在战斗最激烈的时候赶到前线做宣传鼓动工作。 按照原订计划，解放军将乘机攻克太原，但前线部队全部兵力中只有四个建制团未投入战斗，保持完好无损，其余参战部队都伤亡较大，疲劳至极，急待补充休整。而阎军得到了国民党军第83旅的增援，在汾河以西和城北一带抢修了五个机场，其外援通道一时难以断绝，迅速攻克太原已不可能。此时，全国解放战争已进入决战阶段，辽沈战役于11月2日胜利结束，东北全境解放，淮海战役于11月6日展开，中央军委决定东北野战军不做休整，出其不意，秘密入关发起平津战役，如果过早攻打太原，则有可能会使北平的傅作义集团感动孤立而弃城南逃，增加以后歼敌的难度。因此，中央军委在11月16日指示，停止攻击，进行政治攻势，部队固守已得阵地，就地休整，等平津战役结束后再攻打太原。 1948年11月，太原前线部队转入长达半年的围城休整阶段，以小部队在前沿阵地监视敌人活动，展开对壕战和坑道战，主力则集中于太原东山进行冬季战场大练兵。针对部队在四大要塞争夺战中暴露出的侦察不够周密、步炮协同不密切、连续攻击动作不够快、不善于插入守军纵深、切断守军退路、包围迂回等弱点，兵团提出了10个战术原则，要求各部队对照检查，总结经验，然后有针对性地展开军事练兵。前沿部队还结合射击训练展开“冷枪运动”、“神枪手运动”，不断零星射杀敌人。 在部队整训的同时，对阎军展开了大规模的政治攻势，各部队用话筒在前沿阵地对敌喊话，散发各种宣传品，尤其是利用新补充的晋中地区的新兵对阎军老乡喊话劝降，以瓦解敌军。一些部队还特制了“投诚通行证”，用大炮发射到阎军阵地。长达半年的政治攻势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先后有12000余名阎军士兵向解放军投诚。因为害怕被阎军军官射杀，投诚士兵经常一路猛跑冲向解放军阵地，奋力跃入战壕，以至压伤了解放军士兵，人们戏言，阎军士兵投诚比打仗还要勇敢。对于这部分士兵，年老体弱者发给路费遣返回乡，年轻力壮者则动员他们加入解放军，曾经有一名平遥籍的阎军机枪手，尚未换上解放军服装就在战斗中牺牲，此时距他投诚加入解放军仅仅一个小时。 阎军也展开了一系列备战行动，组织“评枪队”和特等射手向解放军阵地打冷枪，在挖掘战壕时也模仿解放军用门板加泥土掩盖隐蔽，附近村民因此成了名符其实的“夜不闭户”。在太原城内，阎军征用市民修筑城内巷战工事，连妇女们也同男人一起挖掘战壕。阎军还组织艺术慰问团到各阵地巡回演出，一位晋剧名伶在市内为阎军举行了两次演出。针对解放军的喊话运动，阎军组织了反喊话队，编写喊话材料，诬蔑***和解放军，但身陷重围的战场形势使得他们的宣传显得苍白无力，为了加强宣传效果，他们甚至组织女中学生到前沿阵地上进行喊话。战场上的枪炮声在寒冷的冬季逐渐平息下去，取而代之的是相互间的劝降和辩论，双方士兵甚至在喊话的时候攀上了老乡。 但是，战场终归是战场，流血与牺牲即使在攻心战中也不可避免，新华社随军记者萧逸，后来就是在向双塔寺守军喊话时头部中弹牺牲的。为了悼念这位年青的新闻战士，萧逸的岳父、我国著名文学家茅盾，在一封信中写道：“萧逸在前线牺牲，我的悲痛是双重的，为国家想，失一有为的青年，为他私人想，一番壮志，许多写作计划都没有实现。我已经多年以来，学会了把眼泪化为愤怒，但萧逸之死，却使我几次落泪。”萧逸的同行们与他一样，前赴后继，冒着生命危险忠于职守。另一位摄影干事李光耀，后来在攻占太原北门的激战中负伤后牺牲。此外，还有两位摄影干事也在前线光荣负伤。 阎锡山政权的新闻处也提出了以“纸弹作炮弹”的“新闻战斗”，组织太原市新闻记者前线采访团，报道前线战况。《阵中日报》记者张维在化客头阵地的采访途中，与带路的军官一起触雷身亡。阎锡山得知后抱怨说：谁让你们带记者上前线的，暴露了军事秘密，损失不是更大。阎军的新闻战斗随即停止。 在积级备战的同时，太原前委也没有放弃争取和平的最后希望。晋军名将赵承绶在晋中战役中被俘后，徐向前的夫人黄杰将赵承绶远在上海的女儿、女婿接到太原前线与其团聚，徐向前亲自劝说他这位五台老乡、旧日同学回太原与阎锡山商谈和平解放问题。但赵承绶害怕有去无回而顾虑重重，徐向前也没有再勉强，而是让他写信给阎锡山及阎军高级将领，这些信件后来对瓦解部分阎军军官起到了一定作用。太原前委后来又动员阎锡山的一位老师，一个年近八旬的老秀才携带徐向前的信件入城劝说阎锡山，却被这个不顾念师生情谊的极端顽固的反共分子枪杀。赵承绶后来利用他的关系，动员太谷绅士孔老七进城给阎锡山送信，孔老七是国民党政府原财政部长孔祥熙的七弟，阎锡山召集官员开会，拆阅了信件后当场将孔老七扣押。孔老七后来被取保释放，解放区政府为此免除了他家支援解放战争的各种差役。 1948年7月，在即将结束的晋中战役中，阎锡山损失了他几乎全部的精锐部队，一时之间，太原空虚，危在旦夕，蒋介石急令胡宗南派兵增援太原。此后，整编30师所部一万余人从西安分批空运至太原。随后增援的，还有驻守于榆林的中央军第83旅4500余人。 整编30师师长黄樵松飞抵太原后，阎锡山极为重视，设宴招待并亲自坐陪，还为黄樵松配备了专车。当时阎军遭受沉重打击，部队番号大但人数少，为了与阎军编制相协调，便于主客相处，同时也为了拢络黄樵松及其部下，阎锡山将整编30师恢复了整编前的番号，称为第30军，黄樵松为军长，黄樵松的部下戴炳南为27师师长，其它部下如仵德厚等人也都得到晋升。 太原被围后，军粮主要靠空运解决，阎军士兵吃的是陈年“红大米”，而30军则享受与残留日军同样的待遇，供应白面和大米。阎锡山还成立了针对30军的招待组，又安排善于交际应酬的建设厅厅长关民权作私人联络，解决不便在公事上解决的问题，梁化之为此专门向关民权拨付了一批烟土做联络消遣之用。黄樵松等中央军将领很快就和山西军政官员熟识，经常在正大饭店和关民权家中聚会饮宴，有时候还带上他们在太原结识的女招待和晋剧名伶。 虽然30军是以原冯玉祥的西北军为班底组成，并非蒋介石的嫡系部队，但毕竟是中央军，全部美式装备，战斗力极强。30军向太原空运期间，正值雨季，官兵们下飞机后，全部身穿油布雨披，令装备简陋的阎军官兵羡慕不已。当年临汾战役中，阎军两万余人被歼灭，30军参战的三千余名官兵中，有一个团硬是突出重围逃到了太原。在太原战役初期作战中，30军所部从解放军手中夺回了阎军丢失的风格梁、牛驼寨等要塞，阎锡山为此摆下庆功宴，称他们为狮子团、老虎团。 就在双方为争夺四大要塞而激战正酣之时，解放军积极展开了政治瓦解工作，不失时机地通过多种途径对包括黄樵松在内的守军将领进行策反劝降，并将黄樵松的老上级、在邯郸战役中起义的高树勋将军调到了太原前线。高树勋此前已经多次给黄樵松去信，但均如石沉大海，1948年10月29日，高树勋再次修书一封，分析了全国解放战争势如破竹和太原危如覆卵的形势，希望黄樵松在这千钧一发之际，“以弟等之智勇果敢，必能当机立断，毅然举起义旗，坚决回到革命方面。” 黄樵松原名黄德全，字道立，号怡墅，1901年出生于河南省尉氏县一个普通的农民家庭。黄樵松的父亲后来开了一家小店，以此供养黄樵松读书。1922年，立志报国的黄樵松投笔从戎，报考了冯玉祥的学兵团。1924年，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组建国民军，黄樵松被提拔担任冯玉祥卫队连连长，不久即升任营长。这一年，冯玉祥与李德全结婚，黄樵松随待左右，出于尊敬，将其原名德全改为樵松。1930年，冯玉祥在中原大战中失利后，残部被孙连仲收编，黄樵松在第二年出任孙连仲部第30军27师81旅2团团长，随即跟随孙连仲参加了对中央苏区的第二次围剿，当时担任27师师长的，正是高树勋。 抗日战争爆发后，已经担任79旅旅长的黄樵松率部北上参加抗战，转战河北，先后参加了娘子关战役、台儿庄战役、徐州会战和武汉会战，在此期间，黄樵松被提拔为27师师长。 台儿庄会战期间，著名诗人臧克家来到30军采访，写下了《津浦北线血战记》一书，其中就有黄樵松的事迹和照片。在武汉会战期间，黄樵松亲自指挥保卫鸦雀尖，臧克家在他的长诗《国旗飘在鸦雀尖》中，真实地记录了这次战况。诗中写道：“士兵死了，连排长上去。连长死了，拿营长去填。”“没有兵力给他增援，送去的是国旗一面。另外附了一个命令，那是悲痛的祭文一篇：‘有阵地，有你。阵地陷落，你要死。锦绣的国旗一面，这是军人最光荣的金棺’。”1940年春天，臧克家与田汉、碧野再次来到30军，在这五个多月里，臧克家经常到黄樵松师部作客，并应黄樵松之请，为其物色了一名秘书，两人分别后，还时常有书信来往。 1945年3月，日军集结七万多人，战车百余辆，于21日分路向南阳、老河口、襄樊进犯。黄樵松此时已调任第68军143师师长，受命固守南阳，他准备了一口上书“黄樵松灵柩”的棺材督战，坚守七日后突围。有人写过一部名叫《铁打宛城》的历史小说，描写了黄樵松坚守南阳的悲壮场面。 内战爆发后，黄樵松担任整编30师副师长，与友军一起参加了对晋冀鲁豫解放区的进犯，1945年10月24日，在邯郸以南被晋冀鲁豫军区主力部队包围，高树勋率部一万多人起义，其余各部南逃，途中遭到伏击，损失惨重，2万余人被俘。 在此期间，黄樵松的厌战情绪日益强烈，感慨“撕杀半生，如今还要打内战，国家何日得安定，人民何日得更生？”对老百姓在战争中遭受的苦难极为同情。黄樵松不久请了长假回开封闲住，特意书写了早年的一首诗作悬挂在自己的住处：“十年戎马久离家，踏遍关山与水涯。待到功成归故里，携儿月下种梅花。”这首强烈向往和平生活的诗作表达了他不愿参与内战的心情。但是，闲居年余之后，黄樵松还是被强令召回军中，当时整编30师驻扎于渭南，归一战区胡宗南指挥，师长鲁崇义调迁后，黄樵松升任30师师长。 1948年7月下旬，蒋介石让胡宗南派军增援太原，胡宗南将这一任务交给了非自己嫡系的整编30师，就在部队奉命集结在西安机场等待空运时，黄樵松称病住进渭南西关一家医院，以图躲避。胡宗南先后三次派人催促，老长官鲁崇义、孙连仲也多方劝告，胡宗南最后一次还派人带着他的手谕到渭南促黄北上，黄樵松只好应命，飞赴太原。 黄樵松朴素爽直，诚恳豁达，平易近人，普通农民家庭的出身使得他特别关心百姓疾苦、向往和平安定的生活，这一点，我们可以从后人的一些回忆文章与他的那首诗作中深切地感触到。当他率领同自己出生入死的将士们身陷四面楚歌的太原绝地之后，几番血战，军事形势始终没有好转，部队伤亡得不到补充，面对渺茫黯淡的前途，黄樵松的内心极其苦闷。 1948年中秋节，黄樵松在新城军部设宴联欢，席散后黄樵松拉起胡琴，自唱了一段“秦琼卖马”，关民权唱了一段“探阴山”，热闹一阵之后，有人问道：“老黄，你看太原这战事前途怎样？”黄樵松说：“孤城一座，四无依靠，若是再无援军，将来想再唱‘卖马’也不可得了。”又有一次，众人在西北实业公司的宴会上恭维黄樵松，黄樵松在事后对关民权说：“就凭我们这一灯油，能熬几天呢？” 当高树勋的信件通过30军一名被俘的排长秘密送达到黄樵松手中后，黄樵松为了给30军在黑暗之中寻求一条生路，为了使饥饿苦难之中的三十万太原百姓及早获得解脱，毅然决定阵前起义，反戈一击。 1948年10月31日，黄樵松派遣他的谍报队长王震宇和谍报队员王玉甲穿越火线，来到华北野战军第一兵团8纵阵地接洽起义事宜。徐向前接到由8纵转交的黄樵松的信件之后，回信一封，并派遣政治部主任胡耀邦和高树勋将军连夜与王震宇进行了会谈。会谈结束后，胡耀邦准备携带徐向前和高树勋的回信亲自随同王震宇进城与黄樵松面谈，出发时又改成了8纵参谋处长晋夫。 1985年7月14日，黄樵松将军的故乡，河南省尉氏县政协委托政协委员于兆福向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胡耀邦写信，请他对黄樵松起义中的几个史实问题进行回忆。9月6日，日里万机的胡耀邦在百忙之中亲笔回信，对有关史实作了三点答复，关于临时改由晋夫担任谈判代表进城这一问题，胡耀邦回忆说，当时他把亲自进城的想法向徐向前司令员在电话中汇报后，徐向前认为没有必要亲自去，因而改派晋夫以军团政治部宣传部长的身份，带侦察参谋翟许友以警卫员的身份进城。今天我们回忆起这段史实时，不能不感谢徐向前司令员的小心谨慎与深谋远虑，否则，新中国将失去一个勤勉开明的总书记。 11月2日，晋夫随同王震宇进城后，与黄樵松将军深谈一夜。黄樵松将军提出了四点要求，主要是：起义成功后，由他负责改组山西省政府，保留并扩充30军，30军在一年内整编训练，暂不他调。黄樵松拟订的起义计划是：以换防休整为名对30军进行调动，用一个团从东山前线到太原小东门开辟一条走廊，引导解放军进城；用一个团占领其它各个城门，断绝阎军内外联系；用一个团直扑太原绥靖公署，活捉阎锡山，胁迫他命令阎军放下武器，接受改编。 11月3日，黄樵松亲自将晋夫送出城外，并派遣王震宇跟随晋夫再次来到解放军阵地，与胡耀邦进行起义谈判。在与徐向前司令员研究之后，解放军基本同意了黄樵松的起义条件和起义计划，但只希望30军迎接解放军入城，入城后的战斗任务全部由解放军承担，另外，徐向前司令员在回信中提出，解放军步兵师均为三团制，没有旅级编制，请30军最好照此编制。 就在这一天，黄樵松向深受信任的第27师师长戴炳南宣布了他的起义计划并安排了任务。戴炳南1905年出生于山东即墨，父亲戴宪斌曾在段祺瑞、唐继尧、阎锡山等人部下当过参谋、副官等职，其弟戴炳麟在原30军军长鲁崇义手下担任营长。戴炳南自1932年起就开始跟随黄樵松，深得黄的信赖和重用，从营长、团长一手提拔到师长，十几年共事的情谊使得黄樵松对戴炳南深信不疑。早在1948年10月，黄樵松在与戴炳南讨论全国战局时，黄樵松说，东北失利，徐州也不妙，不如早作打算，戴炳南说，时机不到。此次黄樵松宣布全部起义计划后，戴炳南认为阎锡山手中还掌握有大量军队，弄不好会全军覆灭，请求黄樵松再认真考虑一下，黄樵松说没有再考虑的必要，并命令他向所属各团传令行动。 戴炳南虽然勉强同意了黄樵松的起义计划，但他对固守太原仍存有一线希望，对参加起义顾虑重重，苦思一天后仍然难以定夺。据戴炳南被俘后的供述，他不愿太原30万百姓被***统治，不愿对不起老长官孙连仲和鲁崇义，不愿在西安的家眷受到牵连，不愿背负叛变投敌的罪名，因而在这天下午六点多找来他的结拜兄弟、27师副师长仵德厚商议对策。参加起义，投奔解放军，仵德厚不愿参与，他更害怕30军一旦守不住城门而被阎军消灭；自杀，逃避艰难的决择，仵德厚说不值得；告密，仵德厚同意这最后一条出路。随后，戴炳南又叫来下属团长欧耐农，欧也同意告密，戴炳南最终下定决心，背叛将他一手提拔起来、同生共死十几年、把他视为可以托付大事的生死之交的军长黄樵松。另外，据戴炳南自己宣扬，他的祖父和父亲都曾在山西任职，为阎锡山的旧部属，所以他本人与阎锡山早有渊源。阎锡山也常对他的左右说，他和戴炳南是父一辈子一辈的关系。 另一种说法是，戴炳南之所以告密，是受到他的山东老乡、30军参谋长仝学曾的劝说。 11月3日晚上11点，戴炳南赶到绥靖公署找到参谋长赵世铃，唤醒已经入睡的阎锡山，跪陈了黄樵松的起义计划并表示自己要坚决效忠党国。阎锡山听完之后，呆坐半晌无言，只是苦笑。随后，阎锡山根据戴炳南汇报的情况与赵世铃、孙楚、王靖国商讨对策，重新布防阵地，监视30军防区，诱捕黄樵松。 12点左右，黄樵松接到电话，让他到绥靖公署参加军事会议，黄樵松推脱未去，赵世铃随即第二次打来电话，仍未去，阎锡山于是亲自出马，一面打电话邀请，一面派汽车到北门外新城30军军部迎接。 黄樵松为人过于简单，处处警惕不够。就在这一天的中午，他和戴炳南、仝学曾等人在关民权家中参加午宴时，关民权对解放军连日来对东山的猛攻极为担忧，问道：“老黄，***打进来怎么办？”，黄樵松说：“打进来，你还做你的厅长。”不知就里的关民权说：“恐怕脑袋也保不住了，还做什么厅长。”黄樵松冲口而出：“我保你！”随即又自觉失口，掩饰说：“说笑话吧。”从这一点上，我们也可以看出黄樵松性格上的弱点，这也正是他的悲剧所在。 在如此微妙的时刻，黄樵松却未能警觉出接二连三的邀请后的反常，乘车来到了绥靖公署，一进副官处即被拘捕，并从身上搜出徐向前、高树勋写给他的信件。第二天早晨，随同王震宇再次入城的晋夫刚刚进入阎军阵地，就被恭候多时的宪兵逮捕。 阎锡山逮捕黄樵松、晋夫之后，立即向蒋介石报告，11月6日，阎锡山按照蒋介石的电令，将黄樵松、晋夫等人经北平飞解南京。此时，黄樵松的老长官孙连仲正担任南京卫戍司令，蒋介石首先将黄樵松交给孙连仲的卫戍总部接收。在初审时，国民党官员一度怀疑晋夫同志就是华北野战军第一兵团政治部主任胡耀邦。孙连仲或派人或亲自与黄樵松约谈几次之后，向蒋介石做了当面回复。不久，蒋介石即指令组织国民党国防部特别法庭进行了两次会审，以“率部投降共军”的罪名，判处黄樵松、王震宇死刑，以“煽惑军人逃叛既遂罪”，判处晋夫死刑，三人均拒绝在判决书上签字。翟许友因为没有暴露自己的真实身份，而被判处无期徒刑。翟许友建国后被打成“叛徒”，送入安徽“五七”干校学习。 黄樵松被捕后，第30军参谋长仝学曾飞回西安向胡宗南做了汇报，黄樵松在西安的住宅被查抄。黄樵松的妻子王怡芳当时正在产褥期中，立即抛下婴儿赶往南京营救，但她从到达南京直至黄樵松被害的半个多月中，虽多方奔走，想尽办法，也始终未能与丈夫会面。黄樵松在太原被捕后，曾在一张名片上写下了“怡芳，今后仰事俯畜全靠你了，来生再见”的托付请求阎军将领转交王怡芳。此后，他又在狱中写下了《卧室颂》、《骊歌》、《黑暗的早晨》和《铁窗晚眺》等诗作，借以发泄愤懑的心情，抒发对亲人的深切思念。他在《述怀》一诗中写道：“戎马仍书生，何处掏虎子？不愿蝇营活，但愿艺术死。”就在开庭宣判前一天，黄樵松给妻子写好了《遗书》，书中回忆了他们夫妻间十几年的恩爱生活，谈到了年迈双亲和七个幼年儿女的生计，嘱托身后之事要从简料理，并表达了自己“平生酷爱艺术，今为艺术而死，夙愿得偿”的心情。 11月27日，黄樵松、晋夫、王震宇三人被枪杀于南京江东门外中央军人监狱刑室。其后，王怡芳出重金买通狱卒运出三人遗体，置棺立碑安葬于莫愁湖畔。 牺牲时年仅31岁的晋夫同志原名吕晋印，河南洛阳人，抗日战争爆发后参加了***的抗日武装。1947年8月1日，第8纵队成立，晋夫担任参谋处长。就在这一年年底，正在休假的晋夫与新婚五天的妻子告别，回到部队参加运城攻坚战，这次分别竟成为他与妻子的决别。 出卖黄樵松之后，戴炳南很快就被提升为第30军军长，阎锡山不仅称赞他是“大义灭亲，难能可贵”，更将他美化成“有识有胆，忠孝两全的完人”，春节期间，一次就送给戴炳南三万元现金。 1949年1月3日，由太原绥靖公署秘书长吴绍之和建设厅长关民权为介绍人，戴炳南与据说“行为浪漫”的潘德荣结婚。潘德荣姐妹四人，她排行最末，又叫潘四姑娘。当时哈德门香烟的广告中有“还是她好”一语，吴绍之即借用这句广告词，称年轻貌美的潘德荣为“哈德门”，一时间传遍人口。结婚之后，潘家的亲戚们不断托戴炳南为他们办事，戴炳南虽然煊赫一时，但终究不是地方官员，有些事情也不便开口，潘德荣于是撒娇哭闹，气得戴炳南准备与她离婚，直到介绍人关民权出面调解。 戴炳南在关键时刻的告密，不仅延长了阎锡山的顽固统治，而且加深了太原百姓的痛苦，加剧了太原古城的破坏程度，加重了解放军的伤亡，所以，太原解放前夕，他被太原前线司令部宣布为五名战犯之一。戴炳南自知罪行深重，难逃制裁，4月22日下午，派部下谎称他在从公馆到前线指挥作战的途中，被解放军炮火打死在街上，并让潘德荣为他准备丧礼，对此，就连许多阎军军官也深表怀疑。 太原解放之后，戴炳南成为新成立的太原市公安局重点缉拿的目标。五月初，戴炳南的卫士李士杰在榆次俘虏营被人检举出来，经过突审，李士杰交待，戴炳南让他布置宣扬戴阵亡的假象，然后逃到了开化市阴阳巷二号院潘德荣的姐夫高尊愈的家中。阴阳巷是一个死胡同，也是太原市最小的巷子之一，只有两三个院几户人家，许多太原人都不知道它的位置。5月2日，太原市公安局人员赶赴高尊愈家中，将在壁柜下暗藏了八九天的戴炳南逮捕，王怡芳闻讯后，曾发来信件要求严惩戴炳南。7月8日，太原市军事管制委员会特别法庭判处戴炳南死刑，仵德厚有期徒刑十年。戴炳南随即被押往首义门外刑场持行枪决，据说，这个顽固分子临死前还要求佩戴国民党发给他的勋章。持行枪决时，持行任务的战士对戴炳南头部开了一枪，但戴炳南被脚镣卡位，竟然没有倒地，持行战士和监刑军官又连开数枪，戴炳南才最终倒地，老百姓后来传说戴炳南是被机关枪打死的。 根据关民权的记载，戴炳南曾计划在解放军总攻时，率领一个团往外硬冲，突围到西安去。根据被俘的太原绥靖公署侍从参谋室中校侍从参谋岳寿椿的记叙，太原战役并非全歼守军，当时解放军在西城的进攻部队数量较少，防守力量相对薄弱，30军一部从这里突围逃走。如果真的确有其事的话，那么，这从军事角度来看绝对是一个奇迹。岳寿椿的这篇文章在完成后经过多位太原战役亲身经历者的审阅，《山西文史资料》在发表前也不会不做核实，所以，他的记叙应该是可信的，但遗憾的是，岳寿椿的记叙极为简单，我几乎翻遍了有关太原战役的各种资料，却再也找不到关于此事的只言片语。这支残部究竟是如何从25万大军的包围之中插翅而逃的，他们突围后的命运又是如何，那就不得而知了。 南京解放后，黄樵松、晋夫、王震宇三位烈士的遗骸由莫愁湖畔迁葬至雨花台烈士陵园。太原地方政府后来在牛驼寨烈士陵园内，树立了黄樵松和晋夫烈士的遗像与纪念碑。黄樵松的女儿黄蔚君曾前往山西省公安厅档案馆，查找抄录了徐向前司令员和高树勋将军写给黄樵松将军的四封信件。建国后，徐向前元帅路经南京，曾来到雨花台烈士陵园黄樵松和晋夫烈士的遗像前默哀致敬。1979年11月，山西省委又将黄樵松烈士的骨灰由南京迁至太原双塔寺烈士陵园，并举行了隆重的骨灰安放仪式，薄一波、程子华等领导人送了花圈和挽联。在山西省委的悼词中，称赞“黄樵松烈士是一位有正义感、有民族气节的军人，是一位爱祖国、爱人民、爱和平的爱国人士，他为解放太原献出了宝贵的生命，虽死犹生。” 人们常说，自古英雄出少年，胡耀邦15岁时就已经投身革命，成为中央苏区的一名红小鬼。仅仅九年之后，23岁的胡耀邦被毛泽东亲自选定为中央军委总政治部组织部长，陈赓、徐海东、王树声等一些身经百战的大将都曾被肩负人事任免重任的胡耀邦叫去谈话，甚至受到这个年青小伙子的严厉批评。 太原战役期间，胡耀邦主要负责政治与统一战线工作。在太原战役发起前，他就与徐向前、周士第一起签发了《攻取太原紧急动员令》，鼓舞全军将士攻取太原的士气与信心。在东山四大要塞争夺最激烈的时候，胡耀邦冒着敌人的炮火来到最前线，把《人民子弟兵》报送到战士手里，在前线做宣传鼓动工作。太原战役后期，胡耀邦又参与了策动阎军71师起义的工作，使该师在总攻开始前夕将他们驻守的太原北城外围阵地拱手让给了解放军。在黄樵松酝酿起义期间，也是由胡耀邦出面与黄樵松的代表王震宇谈判，胡耀邦一度准备亲自进城与黄樵松面谈起义事宜。 1982年，胡耀邦出任中共中央总书记，为人民留下了勤勉开明的印象。1989年春天，太原解放40周年来临之际，太原电视台拍摄的电视连续剧《攻克太原》在中央电视台播映，然而，鞠躬尽萃的胡耀邦却在太原解放纪念日前九天与世长辞。 1949年3月，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在西柏坡召开，徐向前因病未能参加。当时负责西北作战任务的第一野战军仅有11万人，要完成消灭胡宗南部和马家军、进军新疆的艰巨任务存在很大困难，因此，毛泽东向解放军副总司令员、第一野战军司令员彭德怀许诺，太原战役结束之后，不仅将参加太原战役的一野第7军等部队归还一野建制，而且，原华北野战军的三个兵团也将最少抽调两个兵团18万人归一野指挥，毛泽东还计划任命徐向前为一野副司令员。 3月28日，参加完七届二中全会的彭德怀在返回西北部队途中来到太原前线，前往峪壁村看望徐向前。徐向前说，我的肋膜两次出水，胸背疼痛，身体虚弱得很，没法到前边去，你就留下来指挥攻城吧，等拿下太原再走。彭德怀慨然允诺，报请中央军委批准之后，彭总便正式留在了太原前线。 4月5日，彭德怀主持召开太原总前委扩大会议，会议一开始，热情直爽毫不见外的彭总就开门见山地说：“我这次来太原前线办两件事，一是总攻太原。太原敌人城防坚固，我参加此役，主要是学习攻坚战的经验。二是来带兵的。打下太原以后，18兵团和19兵团将调西北战场参加对胡、马军的决战。争取在一年左右的时间里，解放大西北。” 随后，彭德怀同总前委的几位负责人一起，指挥了太原战役的后期战斗。为了避免影响军心，当时下命令、写报告仍用徐向前的名义签署，彭总身挑重担却甘当幕后英雄。20年后，身陷囹圄的彭总写下了一系列材料，对强加给他的罪名进行申诉，在这部后来被汇编为《彭德怀自述》的书中，彭总对他指挥的太原战役后期作战仅仅是一笔带过。 解放军第19兵团司令员杨得志，1911年出生于湖南醴陵，17岁即投身革命，抗日战争中参加了平型关大捷，他在开赴前线途中曾在太原停留。1949年2月初，杨得志率19兵团胜利开进北平，指挥机关驻扎于颐和园后的大有庄。一个月后，第四次来到山西的杨得志率19兵团参加太原战役，与晋中等军区三个独立旅一起负责从城南、城西发起进攻。由于19兵团炮兵力量薄弱，他们在总攻阶段打得非常艰苦，同时也涌现了攻取双塔寺的“攻克要塞开路先锋连”、登上首义门的两个“猛虎连”、突破水西门北的某部排长彭彦雪和战斗到最后全排最后一人的18岁小战士陈昌翰等一批战斗集体和战斗英雄。 解放军第20兵团司令员杨成武，1914年出生于福建长汀，15岁参加红军，抗日战争初期任八路军115师独立团团长。平津战役结束后，20兵团千里行军，经大同抵达太原前线，与第7军的19师一起负责从北面发起进攻。太原城北一带是工业密集区，阎军依靠大量坚固的建筑物做为依托工事，杨成武为此制定了穿插分割、各个击破的战术。总攻太原前夕，杨成武带领20兵团军师两级指挥员登上太原城北的一座古塔观察地形，为攻城做最后布署。观察完毕后，杨成武一行刚刚下到第五层，古塔即遭到卧虎山要塞阎军炮兵的袭击，一枚炮弹打入塔身，在第六层爆炸，杨成武下塔之后举头回望，不由得心有余悸，如果再晚下塔半分钟，全兵团师以上指挥员恐怕就基本报销了。总攻时刻，20兵团率先从小北门东部的突破口将红旗插上太原城头，据说，小北门之所以成为战后唯一被保存下来的城门，正是因为这个原因。 太原解放三天后，解放军正式举行入城仪式，彭德怀在原太原绥靖公署门前检阅了入城军队。五月初，彭德怀对18、19兵团的部署加以确定之后回到陕北。徐向前因为身体的缘故最终未能跟随彭总并肩解放大西北。1949年夏天，第20兵团做为战略部队，被布署到京津附近保卫党中央的安全，第18、19兵团正式划归第一野战军建制，跟随彭总挺进大西北，与胡宗南、马家军决战。这年冬天，第18兵团又被划归刘邓的第二野战军建制进军大西南。18兵团60军180师在这一过程中更是立下汗马功劳，堪称雄师，他们曾以四个班击溃国民党一个军，生俘2200余人，他们也曾以一个团迫降胡宗南的精锐部队第38军。朝鲜战争爆发后，原华北军区野战军的三个兵团先后参战，都有过出色的表现，最著名的莫过于《奇袭白虎团》，但是，曾经创造辉煌战绩的180师被敌军包围，全军覆灭，成为解放军对外作战中成建制损失最大的一次。随着战争的结束和百万大裁军，一支支英雄的部队令人惋惜地从解放军的序列中消失，参加太原战役的10个军，原华北军区野战军的第60、61、62、66、68军和原一野第7军的番号被撤销，第63、64、65、67军继续保留在新时期解放军24个集团军的行列里。在中苏对抗时期，隶属于北京军区的第63军重新回到太原，派驻山西在太行山构筑华北的第二道防线，保卫我国部署在山西的军工厂和战略导弹基地，后来的山西省武警总队就是由该军第189师改制而成。有消息说，第63、64、67军将在新一轮的裁军整编中成为第一批裁减的三个集团军，昔日为解放太原而浴血奋战的胜利之师，终于即将完成他们的历史始命，无论他们的最后归宿如何，龙城太原，将永远铭记那段血与火写成的历史篇章，永远铭记他们抛洒在这片土地上的热血。 除了征战于第一线的将士们，广大支前群众和隐蔽战线上的同志们也是这支胜利之师不可或缺的重要成员。 晋中战役刚刚结束，太原战役前委就组建了太原战役联勤指挥部，由裴丽生担任司令员，负责指挥太行、太岳、晋中、晋察冀、冀鲁豫各解放区有关支持太原战役的后勤工作。整个战役期间，直接参加支前工作的第一线和第二线民工多达25万人，民兵5万人，参加运输的牲畜2万余头。民兵主要负责看管粮食仓库和军用物资，并按部队的作战需要，担任必要的看管俘虏、运送弹药工作，有时还直接参战。民工主要负责运输工作。寿阳、阳曲等距太原百里以内地区的群众全体动员，无论青壮年男女、老人、少年，几乎全部参加了支前运输工作。有的民工一夜之间在七里长的运输线上往返九次，去时扛器材，返回时抬伤员，行程一百余里。四大要塞争夺战期间，民工们不仅运送物资，还需要开山辟路、就地开采煤碳，关键时刻就留在阵地上参加战斗。 太原战役期间，支前民工共运送弹药400万公斤，各解放区支援的粮食16453万斤。支前民兵与民工共有203人牺牲，746人负伤。就象“人民群众用小轮车推出了淮海战役的胜利”一样，太原战役的胜利同样离不开普通民众的汗水与牺牲。 早在抗日战争胜利后，解放区就不断向太原派遣地下党员和地下工作者，以各种职业作掩护，甚至打进入敌人要害部门，搜集情报、策反敌军。太原战役前夕，阎锡山甚至认为***在太原的地下工作者和伪装分子多达数万。而事实上，到1948年冬，太原城内的地下党员共有488人，还有内线关系859人。 太原战役期间，太原隐蔽战线最出色的行动莫过于绘制太原城防图。地下党员张全禧以谦益信自行车行为掩护，结交了刚刚受到降职处分的阎锡山长官部侍从参谋张光曙，并成功将其策反。张光曙利用视察城防工事的机会，绘制出50多幅太原城防设施图，并在图上标注了大量参考资料。张全禧将这些图纸暗藏在自行车内胎和大梁的管子里，在张光曙的护送下穿越封锁线，将这些在太原战役期间起到重要作用的城防图送到了情报站。 阎锡山建立了一套完整严密的特工系统，使得隐蔽战线充满了难以预料的风险和突如其来的牺牲。1949年3月，另一条获取太原城防工事图的秘密战线在组织向外输送情报和安排撤退的过程中被阎锡山特工系统查获，八名地下工作者集体就义于大东门外。与中央有直接联系的地下党员赵宗复也在不久第二次被捕。 赵宗复是原“山西省政府主席”赵戴文的儿子，做为追随阎锡山三十余年的忠臣和功臣，赵戴文在去世前向阎锡山亲口嘱托：“宗复年轻，做事不稳当，希望好好教育他。”阎锡山表示：“你的儿子和我的儿子一样，我一定要教育他，你可放心。” 赵宗复在燕京大学学习时加入中国***，解放战争时期，以而立之年出任阎锡山政权的教育厅长。赵宗复被捕后，阎锡山的高干会议在讨论到如何处置赵宗复这一问题时，众人都缄默不语，只有警宪指挥处代处长徐端主张将赵处决。正在阎锡山迟疑间，太原绥署秘书长吴绍之提醒说：“请会长回忆副会长临终托言。”阎锡山于是说：“将宗复交我处理吧。”但终究没有下达任何处置命令。阎锡山飞赴南京后，梁化之一度准备处决赵宗复，五妹子阎慧卿说：“老汉在的时候都没有处理．你为啥要处理他？老先生就这么个苗苗，还能这么做？老先生怎样对待你来？”结果，杀害赵宗复的事便搁置下来。 解放以后，赵宗复历任山西省教育厅厅长、山西大学副校长、太原工学院院长等职。1966年6月21日，赵宗复在文革中被迫害致死，终年51岁。 在风云变幻的民国历史中，阎锡山绝对是最值得研究与回味的人物之一，他复杂的个人奋斗史和自成一体的思想历来就褒贬不一，他的联共与反共更是饱受各方争议。尽管在抗战初期曾经有过短暂的合作，但阎锡山是一个极端顽固的反共分子，他对中国***仇恨之深，手段之阴险毒辣，比之同期任何一个反共先锋都有过之而无不及。最富有讽刺意味的是在他生前与死后却因为与***的合作历史而倍受国民党方面的批评。 太原战役开始后，阎锡山可谓事无具细事必躬亲，亲自制定颁布保卫太原的“十二条行动纲领”和“十二种方向”，指导编写碉堡战法，要以所谓强大火力的火海压制***的“人海战术”。太原防御体系所有的碉堡位置，阎锡山均要一一过目，亲自研究决定，旧式射口目标太大，他亲自同工人研究了一种隐蔽性较好的圆球射口。阎锡山还曾请人“扶乩”、“打卦”，寄希望用迷信手段来为他指点迷津。 1948年底，阎锡山派遣杨爱源、王怀明到北平请求增援。北平一些有故旧关系的山西籍军政人员劝阎锡山离开太原或走政治解决的道路，均遭拒绝，阎锡山表示自己“要做历史上的人物”。阎锡山还让北平办事处为他空运棺材板，表达以身殉城的决心，并把继母送出太原，说是怕继母在最艰难的时候出来动摇他，影响他固守的决心。 解放军发动平津战役之后，阎锡山昼夜不安，密切关注局势发展。举棋不定的傅作义打来电报寻求对策，阎锡山回电说：“我们今日只有谋重事之所当为，尽重力之所能为”。阎锡山还吹嘘说，只要他到北平向围城的解放军讲一席话，解放军就都是他的人了。解放军攻克天津，活捉陈长捷后，阎锡山让他在北平的代表转告傅作义，“事到危难宜坚决，遗憾全由俯就成”。 1949年1月22日，傅作义接受和平改编，他在第二天拍电报向阎锡山表白自己的苦衷和矛盾心情。阎锡山一方面召集高干和基干开会，要他们“成功成仁”，“不走北平道路”，并骂傅作义“毫无人格”，“出卖了北平人民”，一方面又在回电中建议傅作义牢牢控制军队，如若不能就设法逃到太原。阎锡山在北平的一些旧部也在电报希望求得他的同情，阎锡山回电报说：“到你们知道是受骗的时候，你们还要来找我。” 北平的和平解放对阎锡山是一个沉重打击，他从此失去了一个重要的物资补给基地，驻北平山西兵站办事处的军需用品全部失陷。山西不少军政人员的家属也都在北平，军心、人心为之动摇，在阎锡山的上层干部中引起震动。籍贯定襄的阎锡山亲信吴绍之，是绥靖公署的秘书长，他私下和同僚们议论时，并不掩饰自己的和平论点，他说先生在1927年能看见国民革命军是刚升起的太阳，毅然换上青天白日旗，今天看见***这个刚升起的太阳，为什么就不能和平地换上红旗呢。一此同僚鼓动吴绍之向阎锡山进言，吴绍之摇头叹息，悲观地说：“日本人吃高梁面——没有法子。” 北平解放不久，蒋介石让贾景德拍来电报，表示太原从大局上看绝难长久支持，建议他和军政干部们乘飞机撤往西安，军队由胡宗南派兵接应突围西渡，但这一建议被阎锡山拒绝，他仍然坚持固守孤城。 面对渺茫的前途，阎锡山政权的山西省新闻处处长杨怀丰对阎锡山说：“现在不是钱的问题，而是人的问题，南京对挽救大局，是没有办法的。”刚愎自用的阎锡山说：“南京没办法咱有办法，一线光明在太原。”阎锡山还提出所谓的“以城复省，以省复国”，命令歌剧队大演战国时田单指挥火牛阵以城复国的故事来振作士气。 在日益孤立的情况下，阎锡山的一些部下和朋友都劝他离开太原，阎锡山均表示自己要杀身成仁，舍身取义，誓死不离太原。他在对邱仰睿的回电中说：“不死太原，等于形骸，有何用处！”在对祁志厚的回电中说：“山自以为老而无用，任一事结一局以了此生。”在对徐永昌的回电中说：“我决死战太原”。阎锡山还在他的办公室里贴了一幅横披，上写：“知其不可为而为之才是真正的革命。” 阎锡山还说：“昔日田横五百壮士，壮烈牺牲，我们有五百基干，要誓死保卫太原。不成功，便成仁。”他向一名德国医生咨询时，听说纳粹军官在牙齿中暗藏氰化钾毒丸，咬破后可以当即毙命，于是让川至制药厂试制。由于技术问题难以解决，最后配制出五百瓶毒药，阎锡山将它们摆到自己面前让美国记者拍照，并把照片送给司徒雷登和陈纳德等人。阎锡山还叫来几名士兵，对美国记者吹嘘说：“这是标准的武士道精神的日本士兵，我让他们跟随我的左右，以便在危急的时候，将我打死。这个任务，非日本人不能完成。” 阎锡山身上有着浓厚的商人气息，山西的土财主舍命不舍财，阎锡山与他苦心经营三十余年的根据地太原共存亡的决心绝对是他的真情表露，为了保卫太原，一向精打细算的他可以不惜血本，即使付出生命也在所不惜。 当然，他的属下却并非人人愿意为他陪葬，虽然同志会的基干纪律规定，不得“诋毁会长”、“诬蔑会长”，但背地里议论阎锡山的不乏其人，他们甚至认为阎锡山和亡国之君崇祯是一模一样。阎锡山在一次高级会议上，要求大家在城破之时服毒自杀，军务中将处长朱崇廉听后用肘部碰了碰他身边的吴绍之，看他有什么表示，吴绍之用手在桌子下面做了个泼酒的动作，再端起来作了个喝酒的表示，两人相视而笑。 在此期间，阎锡山曾两次飞赴南京。1948年12月28日，阎锡山飞赴南京向蒋介石述职，四天后回到太原。1949年2月14日，阎锡山经青岛再赴南京请求援助，途中先到青岛拜会了美军舰队司令白吉尔，与他就美军出兵的可能性与国际形势进行探讨。阎锡山在南京处理完公务后，又飞赴奉化去看望一个月前下野的蒋介石。阎锡山回到太原后，在所谓半日会议上向部下解释了新闻记者所说的他在南京大闹总统府的事情，当时阎锡山要求代总统李宗仁解决太原守军的武器粮食，否则自己回去也没有用，在总统府自杀就是了。阎锡山的坚持终于促使李宗仁答应给予太原以支援，从湖南、四川空运大米。阎锡山还说，傅作义投降后，***把他放在内蒙的一个枯井里，坐井观天，解放军叫投降纯粹是骗人，投降了就会象傅作义一样。 3月28日，国民党谋求“划江而治”的和平谈判即将开始，有关山西的条件需要阎锡山前往南京商定，李宗仁致电阎锡山：“和平使节将于31日飞平。关于和谈大计，深欲事先与兄奉商，敬祈即日命驾入京藉聆教益。”次日下午二时，阎锡山召开要员会议，宣布了李宗仁的电文，表示“也许三天五天，也许十天八天，等和平商谈有了结果，我就回来。”随后，阎锡山乘车从河西红沟机场飞往南京，与他在山西的统治中心太原古城最后决别，赴机场送行的只有梁化之和五妹子阎慧卿。 阎锡山到南京后，与李宗仁商讨国共和谈问题。4月11日，阎锡山飞赴奉化面见蒋介石，二人长谈一夜。阎锡山表示太原战事紧急，拟速返并，蒋介石劝他说：太原虽重要，乃国家之一隅，有国家始能有太原，应以国家为重，留在南京参加主持大计。第二天，阎锡山又匆匆飞回南京参加李宗仁主持的“和战会谈”。 声言很快就要回来的阎锡山再也没有回到太原，大陆的有关著作普遍认为，他的离开是蓄谋已久的临阵脱逃，他所有死守太原的誓言与决心只不过是愚弄部属为他卖命的手段。民间过去有“十三个高干哄一个老汉”的戏言，如今变成了“一个老汉哄了十三个高干”。阎锡山离去时没有带走他的堂妹阎慧卿，人们认为这是阎锡山玩弄的又一欺骗手段，以造成他还要回到太原的假象来稳定军心。 关于阎锡山与他的堂妹阎慧卿的关系，民间有许多猜测和传说，大陆许多著作和电视剧都暗示了这种关系的存在，有的更是言之凿凿地予以确定。小名“五妹子”的阎慧卿基本是个家庭妇女，相貌也极为普通，而且上牙外凸。但阎慧卿工于心计，善于察颜观色，又粗通文墨，因而在阎妻负气出走，阎妾徐兰森病故前后，长年负责照顾阎锡山的生活起居。近年来看到一些文章和王振华先生的《阎锡山传》，也听到一些五台籍朋友的议论，他们认为阎锡山与阎慧卿之间是正常的堂兄妹关系，阎慧卿也基本没有干预过山西政事。 4月22日，阎锡山在南京解放前夕逃到上海，在那里以无言的沉默接受了太原解放的现实。不久，阎锡山在广州出任行政院长，为扶大厦于将倾而奔走努力，但最终难以抗拒时势，败走台湾。1950年3月，蒋介石在台湾宣布复职，苦心撑持危局九个月的阎锡山递交辞呈，迁往阳明山的菁山草芦居住，开始了他“十年隐居，十年著作”的晚年生活。1960年5月22日，阎锡山在不能追随蒋介石重回大陆的遗憾中去世，终年78岁。 早在1948年8月23日，阎锡山发出未梗手令，战场倡议投降者杀，无命令后退者杀，主动放弃阵地者杀。阎锡山的未梗手令和他精心培养的数万名铁军基干将阎锡山政权的所有军政人员绑上了战争列车，共同驶向失败的终结。 失败早已注定，但这些败军之将的结局则不尽相同。除了战死和自杀的一部分外，阎锡山的大部分军政干部没有勇气服下那为五百基干准备的氢化钾，而是同七万七千余名官兵一起做了解放军的俘虏。 渺茫的前途与严酷的军纪促使阎军将领做出决择，在关键时刻临阵起义是他们唯一的光明出路。晋中战役后，解放军不断把被俘的阎军官兵放回，这些官兵经过反省甄别之后，全部编入雪耻奋斗团。阎锡曾在一次高级军事会议上说：“延安真把事情做绝了，放回被俘军官，使你用不能用，杀不能杀，又不能不管。”他又解释说：“被俘过的人，象失过节的女人，到困难的时候，又容易失节。”不幸被阎锡山言中，阎军最起战场起义的，正是雪奋八团团长李佩膺和他的部下。阎军第8总队司令赵瑞、第71师参谋长孟壁也先后率部起义。赵瑞起义后，阎军中曾流传过“包文正用的是王朝、马汉，杨六郎用的是孟良、焦赞，赵承绶用的是杨诚、赵瑞。”的说法，杨诚是赵承绶的部下，他在晋中战役中被俘后与赵承绶一起投降了解放军。 败军之将中，结局最为悲惨的是死在阎军军法之下的官兵们。为了杀一儆百，稳定残局，阎锡山先后以盗卖武器的罪名枪决了上校侍从参谋解兆义，以战场上倡议投降的罪名枪决了被俘后又逃归的步重炮团长肖利锋，以放弃聂家山阵地的为罪名枪决了中校守碉司令郝志中等人，军务处副处长雷良如因为将阎军编制机密泄露给国民党军统系统的绥署二处，被借口私通***送交梁化之审讯暗杀。此外，还有多名团营级军官因作战不力而被持法队就地枪决，仅东山淖马争夺战中，就有弃守阵地的阎军营长姜啸林等20余人被枪决。 阎锡山离开太原后，将军政大权交给由梁化之、王靖国、孙楚、赵世铃、吴绍之组成的五人小组，而实权则集中在前三人手中，王靖国与孙楚执掌实际兵权，梁化之负责与阎锡山联系，所有请示报告与阎锡山的机密指示都必须先通过梁化之之手。 1893年，在父亲死后的百天忌日，王靖国出生于五台新河村一个世代务农的家庭。在保定军官学校学习期间，他与傅作义、李生达等有“十三太保”之称。王靖国带兵极重风纪，关怀下属，有过人的组织能力，善于揣摸阎锡山的意向，同时也较为恭谦，因而在得到阎锡山器重的同时，与其它晋军将领得以相安无事。 1933年，蒋介石在庐山成立军官训练团，分期调训全国高级军官，王靖国在学习期间深得蒋介石青睐。1936年蒋介石来太原会晤阎锡山时，下榻王宅，对王母行鞠躬礼并亲笔题词，盛赞王母懿德。后来，蒋介石曾通过胡宗南调王靖国至河南负一方重任，誓死效忠阎锡山的王靖国却不为所动。 抗日战争爆发后，王靖国率部参加山西抗战，奉令固守崞县为忻口布防争取时间，在日军飞机与大炮的轮番轰炸下，守城工事几乎全部被毁，两位团长阵亡，王靖国几欲自尽。次年二月，王靖国在担任晋西阻击作战任务时，因为所部在忻口战役中伤亡过半，实际战斗力相当薄弱，阵地先后被突破。援军陈长捷部与敌激战数日，也因伤亡过重撤退。张培梅要求将王、陈处以军法，阎锡山说：“咱们就这几个人，把他们都杀了，还靠得上谁？”张培梅愤而服毒自杀，王靖国因此深受舆论遣责。 晋中战役后，阎锡山将部队整编为两个兵团，孙楚担任第15兵团司令，王靖国担任第10兵团司令兼太原守备司令。阎军将领商得功病逝后，前往吊唁的王靖国触目感怀，哀叹道：“我继得功之后，大去之期，亦将不远矣。”这是王靖国对坚守太原缺乏信心的真情流露，但是，对阎锡山的绝对效忠却促使他冥顽不化地顽抗到底。 1949年3月，王靖国在北平上学的四女儿王瑞书受***派遣，带着徐向前的亲笔信通过两军前沿阵地回到太原，劝王靖国走傅作义的道路，和平解放太原。王靖国对女儿说：“太原已成为一座孤城，外无救援，实难确保，但我是军人，军人以服从为天职。如果阎有命令叫我投降，我就投降，阎没有命令，我只有战斗到底。傅作义够个俊杰，但我不那样做。你可革你的命，我要尽我的忠。”并把女儿回来的事报告阎锡山。3月29日，阎锡山飞往南京，行前让他将女儿带来，由阎锡山携往南京转送台湾，但王瑞书坚决要走革命道路，最终设法回到北平。 总攻前夕，王靖国素为亲信的文职人员婉言劝他应变形势，均遭严厉痛斥，王靖国还经常荒谬地说：“我们能就守一天，就能守三天，守三天就能守三个月，守三个月就能守三年。”原阎军野战军总司令赵承绶受徐向前派遣，进入阎军61军阵地，要求入城谈判和平解放太原，王靖国在电话中答复了三点，一、中央有命令，被俘人员不准进城；二、老头不在，无人作主；三、从什么地方进来，还从什么地方出去。 王靖国在城破前两天还亲自前往城外阵地巡视，将作战不力和丢失要地的两个团长就地正法。总攻太原前一天，为了对城内守军作最后争取，赵承绶再次携带徐向前的信件，到达阎军前沿的一个团部，打电话给王靖国，劝其为全城军民的生命财产和个人前途着想，依傅作义的先例，和平起义，仍遭坚决拒绝，王靖国同时劝赵承绶不要入城，免遭梁化之杀害。 城破之日，解放军攻入绥署，署内侍卫部队仍在负隅顽抗，侍卫队长刘有泰眼见无法支持，派遣下属进入地下室报告王靖国，跪倒在地恳求说：“顶不住了，该做决定的时候了。”王靖国起身说：“走，我出去。”孙楚阻止他说：“完了，你出去顶什么事。”正迟疑间，解放军已攻至地下室门口，阎军高级军政人员全体被俘。此后，王靖国被单独关押，三年后病死于战犯管理所，时年59岁。 孙楚是山西解县人，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毕业，1914年从阎军的见习排长一直提升到1928年时的33师师长。北伐战争期间，孙楚率领第三方面军率先进入北京，出任北京市警备司令。中原大战中，率军奔赴邢台、郑州一线作战，中原大战结束后，出任正太护路军司令。孙楚是第一个与***军队交手的阎军将领，在临县黄河一线阻击红军东征。抗日战争爆发后，孙楚升任第六集团军总司令，抗战胜利后，担任第八集团军总司令，兼任太原绥靖公署副主任。太原战役中，孙楚倾向于投降，但从不公开表达自己的意见。阎锡山离开太原后，一名已经投降解放军的阎军军官穿越封锁线，入城劝降，王靖国准备将其处决，孙楚以“两国交兵，不斩来使”为由阻止，将其释放。孙楚后来在战犯管理所渡过了12个春秋，1961年冬天获特赦，几个月后因病去世，时年72岁。 阎锡山为了巩固他在山西的统治，从1938年12月，先后建立起政卫处、特警处和谍训处三个各有侧重的特工组织。太原绥靖公署特种警宪指挥处是阎锡山特工系统中最庞大、最反动、最残酷的一个组织，它对中共隐蔽战线造成了极端严重的破坏和危害，特警处的主要首脑，就是梁化之。 梁化之，名敦厚，字化之，1905年生于山西定襄。梁化之是阎锡山的姨表侄，因为这层特殊的姻亲关系，在大学毕业不久就开始担任阎锡山的机要秘书，为他以后的飞黄腾达奠定了基础，逐步成为山西政坛上新兴的活跃人物。 阎锡山离开太原前夕，正式任命梁化之代理山西省政府主席。在付以守城重任的五人小组中，梁化之是最为顽固、对阎锡山最为愚忠的一个。孙楚、吴绍之等许多阎锡山政权的高级军政人员之所以不敢表达和平解决太原战事的意见，很大程度是畏惧于梁化之的权势，而阎锡山政权另一个炙手可热的实权派人物王靖国，也不得不让他三分。解放军总攻前夕，赵承绶想进城劝降，王靖国在拒绝投降的同时也劝说赵承绶不要进城，以免被梁化之杀害。 1949年4月24日，解放军对太原发起总攻，梁化之在隆隆的炮声中彻底绝望，与五妹子阎慧卿在太原绥靖公署的地下室里服毒自尽，死前命令卫士将他们的尸体浇上汽油焚尸灭迹。太原解放后，梁化之、戴炳南和被捕的***员赵宗复是解放军重点查找的三个人。根据梁化之卫士的交待，解放军找到了梁化之与阎慧卿的尸体残骸，经医学专家检验无误后方才向党中央确认梁化之已经自杀。梁化之与阎慧卿的尸体残骸后来被合葬在太原东门外的荒地中，经历过两次不幸婚姻的五妹子最后同梁化之死而同穴，这是她悲剧人生在死后的延续。改革开放以后，梁化之的儿女从美国归来为父亲扫墓，但因为城市建设的扩展和地形的变化，当年负责埋葬的人员终究未能找到梁化之与阎慧卿的墓地。 就在阎慧卿自尽前夕，由梁化之代笔写下了《阎慧卿至阎锡山的绝命电》，经吴绍之润色后交机要处拍发给阎锡山。绝命电全文如下：“连日炮声如雷，震耳欲聋。弹飞似雨，骇魄惊心。屋外烟焰弥漫，一片火海；室内昏黑死寂，万念俱灰。大势已去，巷战不支。徐端赴难，敦厚殉城。军民千万，浴血街头。同仁五百，成仁火中。妹虽女流，死志已决。目睹玉碎，岂敢瓦全？生既未能挽国家狂澜于万一，死后当遵命尸首不与匪共见。临电依依，不尽所言！今生已矣，一别永诀。来生再见，愿非虚幻。妹今发电之刻尚在人间，大哥至阅电之时，已成隔世！前楼火起，后山崩颓。死在眉睫，心转平安。嗟乎，果上苍之有召耶？痛哉！抑列祖之矜悯耶？”据说，阎锡山在上海读过这份绝命电后，泪流满面，悲痛莫名。 绝命电中提到的“同仁五百，成仁火中”即是阎锡山所谓的“太原五百完人”。当时特警处代处长是梁化之的结拜兄弟徐端，在疯狂屠杀被捕地下党员和进步人士的同时，他按照阎锡山“不做俘虏，尸体不与共党相见”的指示，在太原解放前夕命令特警处特工人员集中于精营西边街45号特种警宪指挥处集体居住。4月24日，解放军攻入太原后，这些特工人员或服毒、或相互枪击，并引燃早已准备好的汽油自焚，其中包括刘建德等一些20岁上下的特警处女职员。在他们的胁迫下一同殉难的，还有部分特工人员的妻子和年仅18岁的晋剧演员王桂燕等无辜妇女。此外，特警处秘书主任范养德等十余人在东辑虎营自杀，太原特警队主任王九如等十余人在后坝陵桥18号队部小楼上自杀，山西省会警察局局长师则程开枪打死自己的姨太太后在柳巷派出所自杀。 太原解放后，阎锡山不甘心自己的彻底失败，为了安慰自己和进一步欺骗世人，大肆宣传以梁化之为首的“太原五百完人”殉城神话。阎锡山逃到台湾后，通过行政院拔款新台币20万元在台北园山建立“太原五百完人成仁招魂冢”，蒋介石赠“民族正气”、蒋经国赠“齐烈流芳”匾额，阎锡山题“先我而死”的冢匾并撰写碑文和祭文。阎锡山在祭文中写道：梁化之等人“杀身以成仁也”，其“誓生不与之（***）两立，死不与之觌面，战至由巷而院，力尽物竭，集体自杀而焚其体，……此生可谓得其结果而无憾矣！”。阎锡山还撰写了“太原五百完人歌”，全文如下：“民族有正气，太原出完人；海天万里招忠魂，歌声悲壮动三晋。何以为完人？生而能杀贼，死而不留身，大节凛然表群伦。谁能为完人？男学梁敦厚，女学阎慧卿，死事壮烈泣鬼神。赴汤蹈火全忠贞，救国救民重死生；五百完人齐尽节，太原今日有田横。民族有正气，太原出完人；日月光华耀国门，万古留芳美名存。”阎锡山亲手将他的部下送上了不归之路，此时又为他们唱上一曲挽歌来安慰他们的灵魂，这完全是其政治权术的应用。台湾一些文人也著文说“太原无降者”、“满城文武在城陷之际集体自杀”等等。台湾著名学者李敖童年时代曾在太原度过一年时光，他在日后的回忆录中曾写道：“……阎锡山的许多干部纷纷自杀于此。阎锡山到台湾后，写‘先我而死’四个字追念他们，这四个字，倒写得颇能传情。国民党把这些死难者当做‘太原五百完人’来纪念，但他们是阎锡山的人，不是国民党嫡系。国民党嫡系精于逃难，死难非其所长，所以烈士缺货，很没面子。” 由于海峡两岸的人为阻隔，尽管“太原五百完人”在台湾影响极大，甚至曾被台湾方面编入小学课本，但大陆方面的文史研究人员直到1983年，看到台北山西文献社编印于1979年的《太原五百完人成仁三十周年纪念》一书后，才全面了解此事。山西文史研究人员通过对台湾方面罗列的“太原五百完人”详细名单调查后认定，这份名单中有些确有其人，但并非城破时自杀而死，有的死于战场，有的死于疾病，有的是被阎锡山军政机关处死，另有一些人则至今还活在世上或根本没有其人。太原解放后，经刚刚成立的太原市公安局清理辩认，能够确认自杀的，只有46人。另据一些学者估计，自杀者最多不过一二百人。 吴绍之是太原绥靖公署秘书长，定襄人，毕业于阎锡山的川至中学，从督军公署的练习员一直做到阎锡山的“高干”。从前面的介绍可以知道，吴绍之是“主和派”的主要代表人物，太原解放后，他积极配合人民政府接收太原，检举继续顽抗的反动分子，后来历任太原工商联主任、市民革社联部主任等职，1960年因病去世。 五人小组中的赵世铃，出任太原绥靖公署参谋长之前，曾因私藏武器等过失受到撤职处分，在阎锡山的关照下得以复出，赵世铃因此为保卫太原显得格外卖力。阎军全部撤入城内前夕，为了扫清城头视线，不被解放军在攻城时用以隐蔽，赵世铃下令将城门外的所有民房全部烧毁，数千市民在刺刀的驱赶下痛失家园。目睹这映红天空的烈焰，残留的日本军官城野宏也因此感受到战争的冷酷无情和悲惨。太原解放以后，赵世铃因为这一罪状而被判处死刑，阎锡山同志会宣传组长孟际丰也因为同样的罪名被枪决。 除了赵世铃、孟际丰、戴炳南和解放军的叛徒张士英四人外，被太原市军管会特别法庭判处死刑的阎锡山政权高级军政官员，还有阎锡山政卫系统特工头子杨贞吉、阎锡山政权太原市市长白志沂、“三自传训”的积极推行者续如辑、“兵农合一”政策的首倡者薄毓相、阎锡山军队的兵役头子孙凤翔五人。被枪决的薄毓相事实上曾经掩护过一名***地下党员，当时如果审查得细致一些，完全可以将功折罪，免除死刑。总攻太原前夕，解放军宣布梁化之、孙楚、王靖国、戴炳南和日本顾问岩田五人为战犯，杨贞吉和白志沂两人还为此相互安慰：战犯名单上没有我们！然而，不曾料到的是，列入战犯名单的阎军将领孙楚、王靖国被送进战犯管理所并最终获得特赦，而他们却被押上了刑场。 在太原战役中，出现了一批分别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犯下战争罪行的绝无仅有的双料战犯，这就是阎锡山军队中的“残留日军”。日本投降后，阎锡山希望利用日本军队维护他的统治，对抗***，一批日本军官则希望利用阎锡山的保护残留于中国，保存实力，等待时机以图卷土重来。经过阎日双方策划，投降日军共有五千余人残留于山西，编入阎军建制，所有残留日军一律官升三级，兵发双饷。此外，还有数百名日本工程技术人员和医务人员以及他们的家属也留在了山西。在此期间，一些日本少女嫁给了中国人，而太原女师的一些女学生也嫁给了残留日军。 山西的残留日军先后参加了阎锡山与解放军的历次重要战役，他们明显高出一筹的战斗素养和顽强作风赢得了阎军官兵的钦佩和阎锡山的倚重。在日常训练与生活中，残留日军也表现出他们特有的风格和个性，他们遥望着东山的硝烟在城内举行棒球比赛，他们赤裸上身在零下十几度的严寒中出操，引得太原市民驻足围观。1948年夏天，残留日军在晋中战役中遭到解放军的沉重打击，残留日军司令元全福负伤后自杀。太原战役前夕，阎锡山曾与日本军官城野宏计划从日本招募10万人的雇佣军来太原参战，因时间仓促而未能实施。此后，残留日军将非战斗人员和家属全部送回日本，剩余3000余名日军被整编为四个团，今村担任司令，岩田担任炮兵总指挥。牛驼寨争夺战之后，残留日军主力被歼灭，余部被编为500人的炮兵大队。太原解放后，今村自杀，岩田、城野宏、曾参与策划“九一八事变”的河本大作等人被俘，送入战犯管理所，五六十年代先后被遣返回国。 1949年3月，中国***七届二中全会结束后，解放军副总司令员兼第一野战军司令员彭德怀，在西返途中于3月28日来到太原前线，中央军委同意他与抱病工作的徐向前一起指挥太原战役，总前委决心以插入分割战法，首先扫清外围，然后在4月15日总攻破城。 就在彭德怀抵达太原的当天，南京政府代总统李宗仁电邀阎锡山赴南京商讨国共和谈中的山西问题，阎锡山于次日飞离太原。 4月1日，国共和谈正式开始。4月5日，中央军委致电太原前线：“阎锡山已离开太原，李宗仁愿意出面交涉和平解决太原问题，我们已告李的代表（本日由平去宁），允许和平解放，重要反动分子许其乘飞机出走，其余照北平方式解决，部队出城两星期至三星期后开始改编等语。你们应即派人进城，试行接洽，求得十五日前谈妥。进行情形望告。” 据此，太原前线司令部决定派遣原阎军野战军总司令赵承绶等人入城试谈。临行前，彭总与他们谈话，要他们转达解放军的攻城力量和决心，阎军寄希望美援和坚固工事是靠不住的，如愿意和平解决太原问题，采取长春或北平方式都可以。8日，赵承绶等三人携带信件进入阎军61军阵地，要求入城谈判和平解放太原，王靖国在电话中以“会长不在，无人负责”，拒赵入城，令其原路退回。 11日，中央军委又根据国共谈判的进展情况致电太原前线，要求将攻击太原的时间推迟至22日，等待谈判结果再行决定。是时，太原守军封锁更加严密，我方在太原城外挖成的六条坑道中有一条被阎军发现并挖通破坏，我方再次送信人员已很难进入阎军阵地。太原守军一方面宣扬北平国共和谈已经取得协议，另一方面又发表社论，宣传其坚强意志，表示要奋斗到底，并调整部队，加强战备。太原前线司令部因此于14日致电中央军委，请示如果16日谈判没有结果，是否可以提前攻击太原。次日，中共代表在北平提出《国内和平协定（最后修正案）》，并宣布4月20日为最后签字日。17日，中央军委复电太原前线：“你们觉得何时发起打太原有利，即可动手打太原，不受任何约束。”据此，太原前线司令部将攻击太原的时间确定为4月20日。 4月20日凌晨，解放军十几路部队向阎军太原外围阵地发起攻击，先后突破守军前沿，继以猛烈攻势向纵深发展，阎军城外防御体系顿时土崩瓦解。 就在这一天，南京政府拒绝在和平协定上签字，中央军委主席毛泽东、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朱德在次日发布《向全国进军的命令》，要求解放军奋勇前进，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歼灭一切敢于抵抗的国民党反动派。而太原前线在这个命令发布前一天就已经提前行动了。 双塔寺位于太原城东四华里的向山脚畔，阎军以此为中心精心构筑了被称为固若金汤的“生命要塞”，这个太原城的东南屏障驻扎守军4000余人，并有强大的炮火。双塔寺内建有两座十三层高约五十余米的古塔，登塔了望，太原尽收眼底，阎军炮群的观察所就设在塔上。为了夺取双塔寺要塞，解放军一名侦察兵在战前利用与该寺僧人的故旧关系，在他们的帮助下化妆成和尚潜入寺内进行了侦察。4月20日，63军完成对双塔寺的合围，在攻打双塔寺东南的12号碉时，连续牺牲了11名前赴后继的爆破手，直到第12名勇士义无反顾地冲上去后才将其成功爆破。艰苦激战两天之后，解放军在22日清晨发起总攻，夺取了双塔寺要塞。由于通讯不畅，解放军炮兵曾炮击了已被兄弟部队占领的一处阵地，而阎军飞机则在解放军完全占领双塔寺后仍大方地空投食品。在这次战斗中，双塔寺中的西塔也就是文宣佛塔被炮火击伤，佛塔二到八层被炸飞半边。37年后，当年指挥作战的原63军军长郑维山重游双塔寺，不无惋惜地说：“当时不打就好了。”解说员回答说：“当时打是需要的，现在修也是应该的，人民是理解的。” 标高二百余米的卧虎山要塞是太原城东北的主要屏障，驻扎有“铁血师”等部5000余人，配备火炮170多门，被阎军吹嘘为“共军三个军一个月也攻不下的要塞”。正是考虑到卧虎山的险要地势和坚固设防，太原前线司令部在67军完成对卧虎山要塞的包围之后，决定攻克太原之后再回师解决，持行监视任务的199师根据实际情况果断决策，于21日夜晚发动突袭，在200师的协助下猛攻10小时，击溃由城关及城内青壮年为主组成的“铁血师”，一举攻克卧虎山。建国以后，这里成为园林化的奶牛场，后来在陈毅元帅的建议下，扩建为卧虎山公园。 与此同时，解放军迅速消灭了太原城北工业区和汾河以西的阎军，并夺取了汾河洋灰桥，从四面逼近太原城垣。“太原城头见！”，这是68军某连连长邢多玉在行军途中向他担任军医的老乡于勤恺挥手作别时的最后一句话，仅仅一个月后，当于勤恺在设于太原城北***堂的战地救护所里再一次见到邢多玉时，这个朝气蓬勃的22岁年青人已经在攻打城北工业区的战斗中牺牲了。就在邢多玉手下的战士们高喊“为连长报仇”的时候，阎军阵地竖起了白旗，该连三排的战士们在指导员的带领下跃出掩体发起冲锋，当他们在泥泞过膝的护城河中艰难前行之时，阎军一齐开火，近一个排的战士在毫无掩蔽的情况下壮烈牺牲。 失去所有外围要塞之后，阎军开始向城内收缩，没有来得及逃回城内的阎军在这一天被全部消灭，阎军至此在外围作战中损失了12个师40000多人。一名阎军军官在城墙根下亲眼看到解放军的炮火在他的士兵身边爆炸，脆弱的血肉之躯立即被撕成碎片，鲜血淋漓的人体碎肉被爆炸冲击波牢牢沾在了城墙上，这一场景在几十年后依然历历在目，成为他生命中永远的恶梦。 4月22日夜，在下达最后通谍的同时，赵承绶再次携带徐向前的信件，到达阎军前沿的一个团部，亲自打电话给王靖国，对城内守军作最后的争取，劝其为全城军民的生命财产和个人前途着想，依傅作义的先例和平起义，但仍被王靖国坚决拒绝。不久，太原前线司令部宣布梁化之、孙楚、王靖国、戴炳南、日本顾问岩田为战犯，通令攻城部队缉拿。 城墙是冷兵器时代保卫城市的坚固防线，明初大规模的修造为我们留下了大量古城，它们在民国军阀混战、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现代化战争中依然起到了极为重要的防御作用，我们在前几章中介绍过的天镇保卫战、涿州保卫战、亳州保卫战以及“二虎守长安”等等名垂战史的城市保卫战，无一不是在四面楚歌的情况下充分利用了古代城墙而孤军长期坚守达数月之久的经典战例。 民国时期的太原城垣由名将潘美始建于宋朝初年的公元 982年，明朝建立之后，第一代晋藩朱 派遣他的岳父谢成对宋代太原城向南、北、东三个方向扩展，这也就是民国时期周长24里的太原城垣。太原城墙高12余米，上宽6到10米，底宽15米，砖厚2米，每隔百余米还有一个突出部位，全城共有32个突出点，在全国也属于较为坚固的城墙。早在抗战初期的太原保卫战时，傅作义将军就将太原城墙改造成防御工事，抗战胜利之后，阎锡山为保卫太原，又在太原城墙上新建了环绕全城的碉堡和防御工事，将部分区段的城墙掏空辟建出大量的炮兵射口和机枪射口，防御最严密的地段，整个城墙从城根到城头从下至上共有七道火力网。但是，进攻与防御总是难以统一，如同毁于蚁穴的千里江堤，在火力空前加强的同时，被掏得千疮百孔的太原城墙也在解放军强大的炮火面前也失去了原有的厚重与坚固。 4月21、22日凌晨，在长江千里战线上，百万雄师风雨下钟山，4月23日夜，第35军在中共南京地下市委的接应下，突入南京市区，24日凌晨，解放军进占国民党政府总统府，南京宣告解放。 4月23日，解放军炮兵部队开始总攻前的试射，攻城部队将战壕延伸到了太原城下，并用门板加盖泥土加以隐蔽。这一天的黄昏，太原前线的解放军部队进入太原城下的进攻阵地，解放军的1300门大炮也同时到位，在紧靠步兵突击营地的外壕外沿布设轻重迫击炮，为第一线；距目标三百米处是山炮和部分野炮，为第二线；野炮和榴弹炮距目标一千米左右，为第三线。太原前线司令部在太原城墙上选择了18个突出部做为突破口，计划以数十门甚至一百门大炮集中轰击一个突破口，用直射火炮一层层地掀、用曲射火炮一个个地钻，打开城垣，为步兵登城扫清障碍，然后，18兵团及一野7军由东、19兵团及晋中军区部队由南、20兵团由北，兵分12路发起总攻。 4月24日5时30分，就在南京解放五个小时之后，随着一颗颗红色信号弹撕裂拂晓前的夜空，解放军攻城部队1300余门大炮齐声怒吼，向太原城墙猛烈轰击。 十几分钟天崩地裂般的急袭过后，烟尘四起，五十米之内不见城头，而北侧突破口上的滚滚硝烟和尘土又随着突起的西北风将南侧城垣笼罩，使得炮兵部队难以准确地继续实施射击，再加上地形、战前侦察与准备等具体情况上的差别，炮兵部队对四面城墙的破坏程度不尽相同。在大部分突破口上，坚固的城墙被提前炸开宽达二、三十余米的大缺口，炸塌的碎砖、夯土在城墙外侧形成了六十度的斜坡。大东门南侧烟尘弥漫的突破口上，炮兵无法瞄准，61军步兵一度准备以两个营的兵力背负炸药包直接炸城，四野炮一师的指战员们人拉肩推，将大炮推进到步兵离城墙不足百米的进攻阵地直射城墙，以被形象地称为“大炮上刺刀”的近战，冒着从城头倾泻而下的弹雨轰开了突破口。 近两个小时的猛烈轰击之后，城墙被炸出十几个突破口，到七点左右，炮火开始向城内延伸，攻城部队陆续发起了冲锋，而在一些破坏得较为理想的突破口上，攻城部队为预防阎军在炮火间竭期间反扑已经提前发起总攻。城北小北门、城东小东门、大东门和城南首义门的登城部队进展较为顺利，突击队沿着突破口外的斜坡冲上城头，打退阎军反扑，扩展城头阵地，掩护后继部队登城。 大北门附近的突破口未能炸开，68军突击队在阎军上、中、下三层火力网的阻击下冲锋到城下，架设云梯强行登城，由于步炮协同不当，云梯被自己的炮火炸断，已经爬到梯子中部的战士们被打落城下，突击队组织剩余兵力搭起人梯登城也因为城墙太高而没有成功。到上午八点晨雾消散之后，炮兵再次集中火力轰击，终于炸开十几米宽的一条缺口，在八点三十分将红旗插上城头，他们是最后一支登上太原城头的攻击部队。 登城战斗进行得最为艰苦的是攻击迎泽门一线的65军，22、23日两天，该军进攻大南关的战斗就打得极为惨烈，为夺取这个迎泽门外的防御屏障，几个主要进攻连队在战斗结束后均只剩下十几名战士。23日夜，65军突击部队隐蔽在了距迎泽门五百米处，子夜未过，就因为阎军炮火的轰击而出现伤亡，579团1连的支援组伤亡13人，几乎被打光。24日清晨，迎泽门一带的突破口未能在预定时间内炸开，准备强行登城的突击队接近迎泽门后才发现城门外仍有未被炸毁的阎军碉堡，前进的道路被火力封锁，突击队被迫放弃原订突破口，抬着笨重的云梯涉水穿越城墙外的海子也就是后来的迎泽湖，绕到城门东面的第一个城墙突出部强行登城。由于行动的隐蔽和出其不意，突击队成功登上城头，但阎军很快反扑，密集的炮弹和子弹向城下拥挤的登城部队射来，毫无遮蔽的战士们暴露在清晨的光天化日之下伤亡惨重，到处是横躺竖卧的尸体和痛苦挣扎的伤员。云梯被阎军炸断后，登城一度中断，已经登上城头的50余名官兵孤军奋战。就在这个时候，65军另一支连队用1250斤炸药炸塌了大南门，阎军迎泽门一线的防御体系随即崩溃。在进攻迎泽门的战斗中，荣获“登城先锋”和“军政全胜”两面锦旗的579团1连，100多名战士只剩下30多人，城下断梯叠尸的情景、竖梯处被鲜血拌合的泥浆和被染成红色的海子水，该连副指导员刘子威在四十年后一回想起这些令他记忆犹新的壮烈景象，这位担任武警部队技术学院副政委的老军人的心仍不免为之颤动。 各攻城部队登上城头后，立即下城向市内纵深发展，有些突破口的城墙内壁依然没有炸塌，云梯一时之间又运不上来，战士们纵身从近十米高的突破口上跳下，向城内冲去。阎军在太原城内也修建有大量碉堡和防御工事，部署了巷战部队，但解放军突击部队同敌人不纠缠，不恋战，猛打猛插，直奔绥靖公署，遇有顽强抵抗，即破院开路，绕到敌人后面。63军突击部队在进攻途中，俘获三辆坦克，立即插上红旗调转车头向绥靖公署进军。 8点50分，东路62军突击部队攻占鼓楼，用一条红色被面代替胜利的红旗插到了这个太原城内的最高点上。9点15分，62军的另一支突击部队冲入阎锡山的统治核心绥靖公署，与负隅顽抗的侍卫部队展开激战。 与此同时，城内的阎军陷入一片恐慌和混乱之中，阎锡山的特工人员在精营西街的特种警宪指挥部等处集体自杀，梁化之与阎慧卿在绥靖公署钟楼地下避弹室内服毒自杀。绥靖公署地下室内，聚集着阎军主要军政人员和他们的家属，电力供应已经中断，仅凭几支忽明忽暗的蜡烛照明，地下室里所有人员的命运也就如同这风中之烛，随时将融入一片黑暗。 听着越来越近的枪炮声，在极度绝望之中，终于有人在黑暗中大声倡议投降，众高干见王靖国对此话毫无反应，便以为默许，开始商量投降，起草了洽降信，抄写四份后派人送出，其中两人负伤被迫退回，另外两人杳无音信，于是又有人提议把孟际丰的白褥单扯开当做白旗悬挂出去，孟际丰推辞说：“副官处有的是，到副官处去领吧。”两个多月后，当阎军战俘在公安厅三科拘押时，杨贞吉的部下齐天授就此事询问孟际丰，孟际丰回答说：“那是随便答应的事？！将来历史记载，说太原投降时挂的白旗，是我孟某的褥单，这会遗臭万年，我孟某不干。” 就在这个时候，侍卫队长刘有泰派遣下属军官进入地下室，跪倒在王靖国面前恳求说：“顶不住了，该做决定的时候了。”王靖国立即起身说：“走，我出去。”孙楚阻止他说：“完了，你出去顶什么事。”正迟疑间，两名解放军战士已经攻到地下室入口处，向里面喊话，要他们出来缴械投降，地下室内慌作一团，隐隐传来一些家属们的哭泣声。这时，解放军战士向地下室里扔下一颗手榴弹，地下室里的几支蜡烛全部被震灭。阎军派遣军官走出地下室接洽投降，随后，赵世铃打着白旗，全体人员排队走出，集中在绥靖公署院中。阎锡山政权的军政首脑投降后，侍卫队的残部仍在绥靖公署的梅山上抵抗，解放军从俘虏中找出侍卫队长刘有泰，让他向梅山喊话，侍卫队士兵们不仅不听，反而向他射击，解放军调来山炮，将他们全部消灭。 至此，从清晨五点半到上午十点，经过四个半小时的激烈战斗，太原宣告解放，盘踞山西达38年之久的阎锡山政权从此灭亡。 太原解放六天之后，大同守军放下武器，接受和平改编，山西全境宣告解放。 太原战役从1948年10月5日发起，到1949年4月24日结束，历时六个余月，共计歼灭敌军135000余人，其中俘虏77000余名，包括师级以上军官40余人。解放军为攻取这座坚固设防的城市也付出了巨大牺牲，共计伤亡45000余人，远远超过了同期在千里战线上突破长江天堑的渡江战役。太原战役，成为国共内战期间，历时最长、参战人员最多、战斗最激烈、伤亡最惨重的城市攻坚战。 1950年3月25日，山西省政府在太原海子边人民公园，为牺牲在解放山西和太原战场上的烈士树立纪念碑并塑像纪念。徐向前在纪念碑东侧题词：“浩壮高恒吕，泽惠过汾漳”。1989年，太原解放纪念馆在牛驼寨正式开放，徐向前元帅的铜像也同时落成。历史将永远铭记这场国共内战中的持续了六个多月近百万人被无情卷入的残酷战役，这片热土将永远铭记发生在那场战役中每一个荡气回肠令后人感动的故事，愿所有在这场战役中殉难的将士和百姓从此安息，愿和平的阳光从此永远普照历经沧桑与苦难的龙城太原。 太原战役离我们远去已经半个多世纪，七十年代末还残留在东山上的废毁碉堡在进入新世纪时大多已经荡然无存，改革开放年代里成长起来的年青一代恐怕没有几个人了解发生他们脚下这片土地上的那场战役，中小学里组织到牛驼寨的参观祭奠更象是一场春游。由于条件的限制，本人在编写这段历史时，也完全是从故纸堆中寻找史料和线索，文中涉及的细节及当事人的言论，主要出自《山西文史资料》和《太原文史资料》。遗憾的是，由于年代的久远、回忆中的遗漏和错误，这些资料中出现了许多自相矛盾和模糊不清的记载，本人根据自己的理解和判断对这些史料进行了取舍，出现错误在所难免，相信读者在阅读时也会有自己的判断。
太原战役，成为国共内战期间，历时最长、参战人员最多、战斗最激烈、伤亡最惨重的城市攻坚战。 阎军在东山防线内精心修筑了各类碉堡3000余座，坐落在东山西麓顶端的牛驼寨、小窑头、淖（nao 四声）马、山头是东山防线的四大要塞，长达8公里，距城3到5公里，高出太原城300米，可以俯瞰控制城垣、城北工业区和城北飞机场。四大要塞之间各自独立又相互连结，分别由3到15个小山头或村落构成集团阵地，数十个碉堡组成防御要塞，辅以野战工事、鹿砦、铁丝网、劈坡和坑道，附属防御物少则3层，多则13层。阎锡山因此说“城东四要点，是塞中塞，堡中堡，足抵精兵十万”，“***根本不敢打，也没有力量能把它打下来。” 历史上李自成农民军和日本侵略军攻打太原，都是先占领东山主峰，然后向西平推，直至突破太原城垣。太原前委总结历史经验与现实条件，放弃了以城东南为主攻方向的计划，知难而上，决定首先攻占东山，从东北、东南及正东方向逼近太原 阎军也展开了一系列备战行动，组织“评枪队”和特等射手向解放军阵地打冷枪，在挖掘战壕时也模仿解放军用门板加泥土掩盖隐蔽，附近村民因此成了名符其实的“夜不闭户”。在太原城内，阎军征用市民修筑城内巷战工事，连妇女们也同男人一起挖掘战壕。阎军还组织艺术慰问团到各阵地巡回演出，一位晋剧名伶在市内为阎军举行了两次演出。针对解放军的喊话运动，阎军组织了反喊话队，编写喊话材料，诬蔑***和解放军，但身陷重围的战场形势使得他们的宣传显得苍白无力，为了加强宣传效果，他们甚至组织女中学生到前沿阵地上进行喊话。战场上的枪炮声在寒冷的冬季逐渐平息下去，取而代之的是相互间的劝降和辩论，双方士兵甚至在喊话的时候攀上了老乡。太原，由于它易守难攻的特殊地理位置，使得历来以夺取太原为目的的战争，大多为经年累月的围困战和消耗战。春秋时期智、韩、魏三家联军水灌晋阳，围城一年，百姓易子而食；赵匡胤、赵光义兄弟三下河东，火烧水灌太原城，千年古都毁于一旦；宋代靖康保卫战，金兵围城九个月，城内人相食，陷落后惨遭屠城；抗战中，曾在日本担任阎锡山教官的坂垣征四郎，靠的是飞机坦克，才占领了他学生的统治中心……
「五百完人」典出《史记》，秦末汉初，刘邦的大将韩信带兵攻打齐国，杀死齐王田广。当时任齐国宰相的田横，率领500名誓死不降的将士退守到黄海中的一个荒岛上，以备东山再起。 西元前202年，刘邦称帝后恐田横作乱，派遣使臣召田横入京。为了保全部属，田横毅然应诏。途中，田横因羞于向刘邦称臣而自刎。噩耗传来，部属500人集体挥刀殉节，称为「田横五百义士」。当代画家徐悲鸿的《五百义士画卷》，让这个故事更深入人心。 太原五百完人” “五妹子”绝命电中提到的“同仁五百,成仁火中”就是阎锡山的 “太原五百完人”。 当时“成仁”的阎锡山部下,一是在地下室避弹室内自杀的梁化之、阎慧卿;二是特警处本部地下室内发生的特务群死的事件。特警处的代处长是梁化之的结拜兄弟徐端,这是一个原来共产党出身 ,他按照阎锡山“不做俘虏,尸体不与共党相见”的临别指示,在太原解放前夕命令特警处特工人员集中于太原精营西边街45号特种警宪指挥处实行集体居住, 。4 月24日,解放军攻入太原后,在徐端、兰凤等授意下,这些特工人员或服毒、或相互枪击,并引燃早已准备好的汽油自焚,其中包括刘建德等一些20岁上下的特警处女职员。一同殉难的,还有部分特工人员的妻子和年仅18岁的晋剧演员王桂燕。此外,特警处秘书主任范养德等四人在东辑虎营2号自杀,太原特警队主任王九如等十余人在后坝陵桥18号队部小楼上自杀,山西省会警察局局长师则程开枪打死自己的姨太太后在柳巷派出所自杀。这就是“太原五百完人”的全部内容。 “太原五百完人”的神话很快传播出来,在国民党军心涣散如鸟兽散的非常时刻,是十分需要这样的“精神资源”的。于是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委会首先通过对梁化之褒扬并优予抚恤的决议,继之国民政府监察院又致电阎锡山及“集体殉国烈士”家属表示慰问。1949年10月,又有一个立法委员吴延环出面,提议建立“招魂冢”。及至阎锡山到了台湾之后,1950年通过行政院拨款新台币20万元,在台北圆山建立了“太原五百完人成仁招魂冢”,蒋介石和蒋经国曾分别赠有“民族正气”、“齐烈流芳”的匾额,阎锡山也题写了“先我而死”的冢匾并撰写了碑文和祭文。阎锡山还撰写了“太原五百完人歌”,其曰:“民族有正气,太原出完人;海天万里招忠魂,歌声悲壮动三晋。何以为完人?生而能杀贼,死而不留身,大节凛然表群伦。谁能为完人?男学梁敦厚,女学阎慧卿,死事壮烈泣鬼神。赴汤蹈火全忠贞,救国救民重死生;五百完人齐尽节,太原今日有田横。民族有正气,太原出完人;日月光华耀国门,万古流芳美名存。”台湾的一些御用文人也纷纷撰文加以鼓噪,说“太原无降者”、“满城文武在城陷之际集体自杀”等等。 至于大陆方面,由于海峡两岸的人为阻隔,尽管“太原五百完人”的神话在台湾影响极大,甚至曾被台湾方面编入小学课本,但大陆方面的文史研究人员直到1983年才看到台北山西文献社编印于1979年的《太原五百完人成仁三十周年纪念》,通过这本书才了解到此事。 「民族有正气，太原出完人；海天万里招忠魂，歌声悲壮动三晋。
何以为完人？生而能杀贼，死而不留身，大节凛然表群伦。 谁能为完人？男学梁敦厚，女学阎慧卿，死事壮烈泣鬼神。 赴汤蹈火全忠贞，救国救民重死生；五百完人齐尽节，太原今日有田横。 民族有正气，太原出完人；日月光华耀国门，万古留芳美名存。」 太原五百完人」是台湾人耳熟能详的故事。小学国语课本第八册第九课<太原五百完人>说过一次，中学历史课本第三册90页里再次提到： 「四月，太原失守，山西省代主席梁敦厚等文武官员五百余人集体自杀殉国，是为太原五百完人，写下戡乱战史中最悲壮的一页。」 1950年3月，行政院拨款新台币20万元，在圆山的日本神社原址，设立「太原五百完人成仁招魂冢」，8月1日动工，至11月15日落成。 「太原五百完人成仁招魂冢」不只是一座冢，还包括牌坊、碑坛、祭堂等建筑。1951年2月19日全部建筑完工后，才举行落成典礼。先总统蒋公亲率五院院长及军政首长前往致祭，还颁赠「民族正气」匾额，经国先生则颁赠「齐烈流芳」匾额，而以阎锡山题「先我而死」的冢匾最感人，他还撰写碑文和祭文。 凡是到过台北的人，大概没有不知道圆山饭店的。正如同从前到过上海，就知道国际饭店一样。圆山饭店飞檐画栋、如宫似殿，号称世界十大旅馆之一。可是现在即使住进圆山饭店的人，也很少知道，在它大门外不远的树丛中有座五百完人冢。 最初注意到这地方，是在去忠烈祠的路上。途径圆山脚下，我坐在车上到处张望，偶见树丛中闪现一石牌坊，上书“天地正气”，右边“成仁”，左侧“取义”。牌坊后有石阶往高处去。便寻思，必定是个什么所在，日后有机会必来探个究竟。 那天从圆山饭店出来，不乘车，顺步道拾阶而下，按照想象中的方位寻去，不多几步眼前就呈现一片院落，古色如殿。原来是座纪念碑园，纪念的是“太原五百完人”。
声言很快就要回来的阎锡山再也没有回到太原，关于阎锡山没有回到太原的原因，也有着不同的说法。太原东山争夺战结束之后，共产党的炮火已经能够控制太原的各个机场，飞机从此很少降落，运送物资主要依靠空投。四野炮一师抵达太原后，从四月初开始用高射炮封锁太原上空，飞机无法降落，空投时也不敢低空飞行。残留日军军官城野宏后来在他的回忆录中提到，阎锡山曾在四月初飞回太原并在上空盘旋了一个小时，但因为炮火封锁无法着陆而返回南京。《山西文史资料》第60辑《阎锡山离晋始末》一文中说，当时各航空公司均不愿冒着炮火在太原着陆，阎锡山希望好友博瑞智想办法帮助他回到太原，博瑞智以民航队不愿牺牲一架飞机为辞婉拒，阎锡山提出购买一架飞机，博瑞智又说不愿因降落而牺牲一位飞行员，时年65岁的阎锡山于是又提出以降落伞空降太原。不久，太原阎军拍来电报说，机场全部被毁，飞机已无法降落，阎锡山于是放弃了回太原的计划。阎锡山后来在回电中说：因事被阻，不能与大家共同保卫太原，是此生最大的遗憾。 由于两军前沿阵地的严密封锁，太原前线的共产党是在得到中央军委的通报之后，才知道阎锡山已经逃离太原。据城野宏记述，毛泽东曾经指示，阎锡山在南京期间，不要夺取飞机场，阎在太原，还有和平解决的希望，若阎不在太原，负责留守的孙楚等人恐怕直到最后也不会投降，那只有增加牺牲。 把正义与非正义这个由历史学家们来确定的问题放在一边不说，身陷绝境的孤军究竟是应该坚持自己的政治信仰、保持军人的气节而宁为玉碎不为瓦全，还是应该以普通士兵与无辜百姓的宝贵生命为重而寻求和平，古往今来一直是人们争论不休的问题，长春的郑洞国和北平的傅作义，他们的故事为后人留下了多少话题。 远在上海遥控的阎锡山最终向太原守军下达了投降的指示，时间是共产党总攻前夕的4月23日。但目前从一些亲身经历者撰写的文史资料来看，关于投降的电报出现了一些不同的说法。 一种说法是，阎锡山在4月23日中午拍来电报说：“五人小组：太原守城事，如果军事没有把握，可以政治解决。”这也就是说，允许投降。当时阎锡山的电报均由梁化之亲译，24日上午九时许，梁化之自杀之后，这封电报才由梁化之副官的妻子赵佩兰发现并交给吴绍之，吴绍之为此慨叹道：“就因拖延了这么几个钟头，竟把和平解放变成了血战。” 另一种说法是，阎锡山在4月23日午夜，以留沪基干会的名义发来电报：“万一不能支持，可降；唯靖国、化之两人生命难保。”高干们传阅电报后，无人表示意见，梁化之看后，面色惨白，两手冰冷，薄毓相握住他的手说：“你太累了，休息一会吧”，梁化之惨笑无语。谁都知道，太原的守或降，主要取决于梁化之与王靖国，孙楚私下里说，老汉表面说是可以投降，但其实还是想让我们死守到底。 平津战役后，人民解放军第18兵团（原华北军区第1兵团）、第19兵团（原华北军区第2兵团）、第20兵团（原华北军区第3兵团）和第四野战军炮兵第1师共32万人，参加太原战役。1949年4月20日，各部队向太原城发起总攻。24日解放太原。 碑碣名稱 太原五百完人成仁招魂塚題辭 碑碣類別 年代 中曆 民國四十年二月十九日 日曆 西曆 1951 地點 國家 臺灣 城市 臺北市中山區 地名 臺北市中山區中山北路四段圓山 太原五百完人祠 位置 祠前左側山坡 資料格式 數量 1 尺寸：縱；橫 172公分：63公分 材質 花崗岩 形式 二石合刻 原件典藏單位 國立中央圖書館臺灣分館 備註 本批碑碣拓片由國立中央圖書館臺灣分館提供 系統號 0000000397 參考資料 碑碣原文 田橫五百士丈夫，殉意氣也；睢陽之守，寧武之抗，城破而義不屈也。所存者小，所注者亦僅士大夫。 徇人之忠愛，求其明民族之深仇、奮孝子忠臣之大義，從容就命、視死如歸，足以鼓舞萬類、屹立百代者，其惟三十八年太原五百完人殉城之壯舉乎！舉一城抗賊圍百萬，擲一死伸中華民族正氣於晦明絕續之交。 當夫毒燄逋天、神州陸沈，而五百完人者方譚笑喋血、手褫賊魄，生不與賊共日月、死不以骨骸留賊土，彪然一炬還諸太空，此真所謂窮天地、亘萬古，孤行冥往而不悔者也。共產之禍，為生民以來之所無，五百完人之大節亦生民以來所未有。 國之魂，軍之神，磅礡上下於兩間；太行之巔、南海之濱，雲旗風馬，靈爽昭臨。而三軍之後死者，方將秉領袖之廟謨、承五百完人之遺志，奮義師以清六合、蕩腥穢以奠神州。懸太白之旗、磔蚩尤之肉，此即所以報五百完人與我義軒以來列祖列宗之靈於地下也。 皇天后土，實式憑之。五百完人者，故山西省政府委員代理山西主席梁敦厚先生以次守太原之文武烈士，其姓名、列行已具於紀念碑，不復贅云。 中華民國四十年二月十九日，陸軍總司令孫立人敬撰。碑碣說明 本件碑記係民國四十年（西元一九五一年）陸軍總司令孫立人所撰，歌頌太原五百完人忠義精神，並以此勉勵來者，「承五百完人之遺志，奮義師以清六合、蕩腥穢以奠神州」，得見當代反共復國的背景。 太原五百完人”的故事在台湾影响极大，曾被编入台湾的小学课本，称之为“戡乱战史上最悲壮的一页”。台湾一些文人也著文说“太原无降者”、“满城文武在城陷之际集体自杀”等等。台湾著名学者李敖童年时代曾在太原度过一年时光，他在日后的回忆录中曾写道：“……阎锡山的许多干部纷纷自杀于此。阎锡山到台湾后，写‘先我而死’四个字追念他们，这四个字，倒写得颇能传情。国民党把这些死难者当做‘太原五百完人’来纪念，但他们是阎锡山的人，不是国民党嫡系。国民党嫡系精于逃难，死难非其所长，所以烈士缺货，很没面子。”一些台湾人不了解大陆的省市地名却对太原印象深刻，不止一次看到太原人的记述，在海外偶遇台湾同胞，自报家门之后发现他们居然知道太原这个连很多大陆人都没有听说过的城市，而原因只有一个，那就是五百完人的故事。 五千年的中国文明史，其实也是一部鲜血写就的历史，兄弟阋于墙的争斗从来没有中断过，每一次的王朝更迭都会出现一些义无反顾的殉难者。做为兵争要地的太原，总有人在战争的烽烟中与这座城市同生共死，完成他们心目中的涅磐，远的不说，三百年前李自成攻取太原时，几十名地方官员除一人投降外，其余全部殉城。在传统文化和儒家思想占据绝对主导地位的年代，这种惨烈的行为尚可理解，但进入二十世纪的近代社会，仍然出现如此大规模的集体殉城事件，这让很多人觉得不可思议，在他们看来，这个故事更象是一个虚构的神话，因而对它的真实性提出了怀疑，最强烈的质疑主要来自于两个方面，一是大陆的文史研究者，二是台湾绿营的某些人士。 由于海峡两岸的人为阻隔，大陆方面直到1983年，看到台北山西文献社编印于1979年的《太原五百完人成仁三十周年纪念》一书后，才全面了解此事。山西文史研究人员对台湾方面罗列的“太原五百完人”详细名单进行了调查，并在1988年11月出版的《山西文史资料》第60辑刊登的《太原五百完人调查报告》中认定：五百人的数字是不准确的，这份名单中有些确有其人，但并非城破时自杀而死，有的死于战场，有的死于疾病，有的新政府枪决，有的甚至是被阎锡山军政机关处死，另有一些人则仍然健在或根本没有其人。 太原解放后，刚刚成立的太原市公安局曾对部分自杀现场进行过清理辩认，在他们出具的《特种警宪指挥处首要特务分子集体自杀报告》中，确认有46人自杀。当然，这46人并非自杀的全部人数，而只是能够辨认的梁化之及特警处首要人员的自杀数字。太原解放时，解放军重点缉查的目标是包括梁化之、戴炳南在内的几名战犯和对共产党负有血债的特工人员，在此范围之外的自杀者尤其是中低级行政人员如流亡的县长、行政机关的秘书和职员等等，还进入不了解放军和太原市公安局的缉查视线。而且，阎锡山曾有过“不做俘虏，尸体不与共党相见”的指示，部分自杀者因此****而死或死前安排他人焚尸灭迹，这更增加了清查的难度。据一些学者估计，加上特警处以外的自杀人员，自杀者可能有一二百人。 在汉语中，许多整数并非实指一个具体的数目，例如“十三太保”、“八百罗汉”、“三千弟子”等等。“田横五百壮士”中的“五百”，也是一个虚数，没有人会去深究它的真实数目。在最初看到“太原五百完人”这个名称的时候，我也曾经这样认为。六十年前的内战几乎席卷全国，在数百万人鏖战的一片混乱之中，个人的命运在时代洪流的大背景下渺小而卑微，几百人的生死存亡微不足道，大军过后，没有人有精力和兴趣去清查他们的死因和踪迹。即使是胜利者，在恢复全国秩序之后的优抚工作中，也经常无法弄清自己的某些官兵是阵亡还是失踪这样一个看似简单的问题，以至于出现84份未发出的太原战役阵亡通知书摆上收藏市场地摊的事情，而这些阵亡者的亲人，五十余年间既不知道他们的去向，更不知道他们的生死。1949年4月24日的那个清晨，太原城的防线瞬间崩溃，在混乱的巷战中，这几百人是自杀？是阵亡？还是突围隐藏？准确的自杀人数即使是在当时也无法真正查明。所以，出台一份姓名、籍贯、职务一应俱全的五百人详细名单，即使不是刻意造假凑数，至少也是不够严谨。而事实上，无论是五百人还是五十人，在这个故事里都已经褪化为没有太大意思的数字，不论数字的大小与否，都无法改变鲜血背后的惨烈与唏嘘。 很多人提出过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偏偏是五百完人，而不是其它数字？对此，解释有三，一是五百人 的数字是根据突围人员的记述和其它消息整理出来的；二是为了附会“田横五百壮士”的故事；三是阎锡山曾有“五百基干”。阎锡山曾说过：“我们有五百基干，要誓死保卫太原”，然而，自古艰难唯一死，官做得越大似乎就越缺乏成仁的勇气，阎锡山的大部分基干在城破时刻并没有勇气服下早已准备好的毒药，而是做为解放军的俘虏。这其中，包括阎军的高级军政人员王靖国、孙楚、赵世钤、温怀光、高倬之、韩步洲、白志沂、杨贞吉、薄毓相、续如辑、孟际丰、孙凤翔等人。在由“行政督查专员”缪玉青领衔撰写的《太原突围干部报告函》中，第一句话就是“我等未能遵照钧座指示杀身成仁，以全我们的历史，实深惭愧”。这种惭愧未必发自肺腑，但是，阎锡山并没有任何理由和权力责怪他的部下，毕竟，求生是人的本能，尽管很多 军政官员被俘后仍然没有逃脱被枪决的命运。诚然，覆巢之下，安有完卵？败军之将们并没有太多的选择。相对于屈辱的活着或是卑微的死去，自杀，以这种最强烈的方式来完成心中的涅磐无疑是足够震撼人心，但是，无论生与死，每一个战至最后时刻的军人都有权利根据自己的意愿决定个人的结局。 近些年来，台湾的一些绿营人士也对“太原五百完人”的故事提出了质疑，他们热衷于考证国民党的“党国伪史”，进而以此攻吁政治对手。这些绿营人士的论据全部来源于大陆方面的《太原五百完人调查报告》，但却将“确认特警处首要特务分子有46人自杀”刻意曲解为“太原五百完人”中“自杀的只有46人”。中国传统道德一向以“死者为大”，“无不是的冤魂”，但这些绿营人士在“考证”之中不仅咒骂台湾的统派，对死去半个多世纪的人也充满了鄙夷与嘲弄。60年前的烽烟早已散尽，国共两党的领袖跨越海峡实现了历史性的握手，对于死在那场战争中的同胞，不论国共双方对他们如何评价，台独分子对死者的不敬言论，只能招至海峡两岸的共同反感。一位台湾人在他的相关文章中感叹道：“中国人呐，我们的夜路，到底还有多长，多长！”而我，对此也只能发出同样的感叹：中国人呐，我们的夜路，到底还有多长，多长！ 牛驼寨由三大集团阵地构成防御圈环，十个主碉为阵地支撑点，地形狭窄，山峰叠起，多劈坡绝壁，是阎军东山防线上的主要阵地，这里由西北野战军第7纵队负责攻取。10月17日夜，第7纵队主力在地下党员的带领下，行军20余里，从秘密小道深入敌人防御圈内，楔入牛驼寨发动突袭，在次日拂晓前攻占了除主阵地庙碉外的其它阵地。就在向后续的19团移交阵地的时候，双方接管不严，第21团过早撤离，致使部分阵地被敌人重占。从18日起，阎军在炮火和飞机的掩护下连续组织反扑，一天冲锋十几次之多，并发射了“联二苯”毒气弹。21日，阎军最精锐的30军一个团和以日本人为骨干的第10总队再次发起猛攻，连续反扑七次，四架敌机轮番扫射轰炸，集中炮火轰击三个多小时，阵地上落弹一万余发，山体为之变形，除了钢筋水泥堡垒外，所有地面工事全部被摧毁，焦土厚达两尺，遍地弹片碎屑，持行爆破任务的战士在匍伏前进的过程中，浮土中锋利的弹片划破棉衣在战士们身上留下了道道鲜血淋漓的伤口，一些陷入浮土的战士至死仍端枪挺立，死不瞑目，19团2营指挥所的坑道口被敌机炸塌，营部指挥员一度被困在地下坑道中。经过四天你死我活的残酷撕杀之后，敌我双方都伤亡惨重，当天下午，解放军放弃牛驼寨。 风格梁位于太原东北20余里，由几乎清一色的盂县人组成的阎军保安第7团1大队驻守。担任进攻任务的陕甘宁边区警备2旅经过三天激战后才夺取风格梁，阵地移交给晋绥军区12旅三天之后，阎军组织黄樵松第30军一个团猛烈反扑，风格梁失守，这个号称太原北大门的阵地直到四大要塞争夺战结束后才最终由西北野战军7纵一部夺回。 「太原五百完人」是台湾人耳熟能详的故事。小学国语课本第八册第九课<太原五百完人>这样说的： 民国三十八年四月二十四日，是我们中国人难忘的一个日子，因为在这一天，山西省的太原市，发生了一件壮烈的大事。 那时候，共匪背叛国家，到处攻击政府的军队。山西省的省会太原市，受到共匪六十万人的围攻。省政府代理主席梁敦厚先生，亲自率领官兵守城。共匪知道城里军队很少，仗著自己人多，对守军发动猛攻。炮声隆隆，喊声震天。守城的士兵，在枪林弹雨中奋勇作战，虽然伤亡很多，还是不肯退出太原市。后来，子弹没有了，粮食吃完了，再也没有力量守下去了。 梁代主席早已决心为国牺牲。他不怕死，但是更希望以他的死来唤醒全国同胞，使大家能够坚定意志，永远不向邪恶的共匪屈服。他和几百名忠贞的同志，齐集省府大楼，全体自尽。部下遵照他留下的命令，放火烧楼，不让共匪侮辱他们的遗体。 还有警察局局长师则程，率领部下和共匪进行巷战，直到最后一刻。他的全家，以及七八十名部下，也都同时自尽。 这件事情，立刻震惊全国。人人都为他们忠贞完美的人格所感动，同时也认识了共匪的邪恶。当日为国牺牲的壮士一共有五百人，所以大家尊称他们为「太原五百完人」。现在位於台北市圆山的「五百完人冢」，就是为了纪念他们而建立的。」 到了中学历史课本第三册，90页里再次提到： 「四月，太原失守，山西省代主席梁敦厚等文武官员五百余人集体自杀殉国，是为太原五百完人，写下戡乱战史中最悲壮的一页。」 「五百完人」典出《史记》，秦末汉初，刘邦的大将韩信带兵攻打齐国，杀死齐王田广。当时任齐国宰相的田横，率领500名誓死不降的将士退守到黄海中的一个荒岛上，以备东山再起。 西元前202年，刘邦称帝后恐田横作乱，派遣使臣召田横入京。为了保全部属，田横毅然应诏。途中，田横因羞於向刘邦称臣而自刎。噩耗传来，部属500人集体挥刀殉节，称为「田横五百义士」。当代画家徐悲鸿的《五百义士画卷》，让这个故事更深入人心。 1949年初，国民党在内战中已败象明显。1月22日，傅作义接受和平改编，山西省也只能控制太原、大同二城，但省主席阎锡山坚持反共立场，不断训示部属：「昔日田横五百壮士，壮烈牺牲，我们有五百基干，要誓死保卫太原。不成功，便成仁。」 在局势不利的情况下，阎锡山的部下和朋友纷纷劝他离开太原，阎锡山却在对邱仰睿的回电中说：「不死太原，等於形骸，有何用处！」在对祁志厚的回电中则说：「山自以为老而无用，任一事结一局以了此生。」在对徐永昌的回电中更说：「我决死战太原」。 阎锡山在自己的办公室里贴了一幅横披：「知其不可为而为之才是真正的革命。」他听说二次大战时，纳粹军官在牙齿中暗藏氰化钾毒丸，咬破后可以立刻毙命，於是让川至制药厂试制。但由於技术问题难以解决，最后只配制出五百瓶毒药。 阎锡山将五百瓶毒药摆在自己面前，供美国记者拍照，并把照片送给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和飞虎队的陈纳德等人。另外还叫来几名士兵，对美国记者吹嘘说：「这是标准的武士道精神的日本士兵，我让他们跟随我的左右，以便在危急的时候，将我打死。这个任务，非日本人不能完成。」 1949年3月29日，阎锡山应李宗仁之邀，飞往南京商谈「党国大事」，由梁敦厚代理主席职务。4月24日，共军政陷太原，梁敦厚与部属多人自杀，战事结束后太原公安局清理绥靖公署，撰写「特种警宪指挥处首要特务分子集体自杀报告」。确定自杀人数为46人，包括梁敦厚、阎慧卿（阎锡山的五堂妹）以及特警处的主要成员。 但正如敖之老师的《李敖回忆录》所说：「阎锡山的许多干部纷纷自杀於此。阎锡山到台湾后，写『先我而死』四个字追念他们，这四个字，倒写得颇能传情。国民党把这些死难者当做『太原五百完人』来纪念，但他们是阎锡山的人，不是国民党嫡系。国民党嫡系精於逃难，死难非其所长，所以烈士缺货，很没面子。」 国民党丢了大陆，嫡系无人殉节，拉杂牌的阎锡山部属来充数，已经够丢脸了。但何以太原城陷时自杀的46人，会扩大10倍，还成了整数的五百人，显然是为了牵强附会「田横五百壮士」，藉以吹嘘反共士气。 1949年10月30日，国民政府的立法委员吴廷环等36人，在立法院院会提议，建立「太原五百完人成仁招魂冢」。因为当时国府政权在大陆已如日薄西山，他认为在士气低落到极点时，若不大加表扬，不能振聋发瞶，此案获得通过。 然而国民党败得太快，招魂冢还没动土，大陆就完全败光。12月8日国府宣布迁来台北，1950年3月，行政院拨款新台币20万元，在圆山的日本神社原址，设立「太原五百完人成仁招魂冢」，8月1日动工，至11月15日落成。 「太原五百完人成仁招魂冢」不只是一座冢，还包括牌坊、碑坛、祭堂等建筑。1951年2月19日全部建筑完工后，才举行落成典礼。老蒋亲率五院院长及军政首长前往致祭，还颁赠「民族正气」匾额，小蒋则颁赠「齐烈流芳」匾额，而以阎锡山题「先我而死」的冢匾最感人，他还撰写碑文和祭文。 阎锡山在祭文中写道：梁化之等人「杀身以成仁也」，其「誓生不与之（共产党）两立，死不与之觌面，战至由巷而院，力尽物竭，集体自杀而焚其体，此生可谓得其结果而无憾矣！」。他还撰写了＜太原五百完人歌＞： 「民族有正气，太原出完人；海天万里招忠魂，歌声悲壮动三晋。 何以为完人？生而能杀贼，死而不留身，大节凛然表群伦。 谁能为完人？男学梁敦厚，女学阎慧卿，死事壮烈泣鬼神。 赴汤蹈火全忠贞，救国救民重死生；五百完人齐尽节，太原今日有田横。 民族有正气，太原出完人；日月光华耀国门，万古留芳美名存。」 阎锡山另外还撰写「太原五百完人成仁纪念碑」碑文，所有党政要员也都写匾题词。最有趣的是当时陆军总司令孙立人，也在纪念碑上题了名。但1954年发生疑似兵变后，他被情治机关软禁，碑上的名字也被凿除。一直到四十年后平反了，才又重新修补镌刻。 国民党搞个烈士的坟冢，烈士可以作假，连题名纪念者也反覆无定，中国近代史随政治而更动的荒谬由此可见。而台湾中小学教科书，当时也完全是定於一尊的官定本，教材的选择与编写，受政治力量的操纵而偏颇虚构，「太原五百完人」的神话就是最明显的例子。 「太原五百完人成仁招魂冢」落成之后，国民党除了将这段「神话」编入中小学教科书，作为灌输学生仇匪恨匪的范例。1979年台北的山西文献社，还特别编印《太原五百完人成仁三十周年纪念》一书，重新创作这件故事与建招魂冢的过程，书中将这五百人的头衔、姓名、籍贯全都编排入位，「神话」越来越完整，也越来越感人。 尽管「太原五百完人」的招魂冢在台湾人尽皆知，故事也成了小学、中学教科书里的课文，但大陆人对这「五百完人」似乎一无所知，就像台湾人不认识刘胡兰、潘冬子那样。 大陆的文史研究工作者，直到1983年才看到《太原五百完人成仁三十周年纪念》一书后，两岸开始交流后不久，1988年11月出版的《山西文史资料》第六○辑，刊载了一篇＜太原五百完人调查报告＞。针对纪念册中的五百人题名录进行查证，发现了「完人」原来并不很完，我依报告结果，将国民党虚构「完人」的手法分为九类： （1）「音容仍在」的完人：（至1987年仍健在者） 有任丽君、王子高、张生兰、孙宽荣、程敬棠、李武、任永昌等人。 （2）「早已战死」的完人：（太原失守前已在别处战死者） 有赵恭、陈子文、赵翰珍、范融、冯效义、卢晏儒、郭长兴、关其华、何昆、孙子麒、杨向三、韩玉成、杨振旅、刘云程、贾召棠、武鸿英、白文耀、杨毅克、尚日超等人。 （3）「死在刑场」的完人：（被中共人民法庭处决者） 有王存旺、游大成、游九贵、张国桢、杨明经、张宝寅、陈凤歧、解正旺等人。 （4）「匪谍充数」的完人：（被阎惜山特务机关处死者） 有孟华、唐守亭、刘永旺等人。 （5）「寿终正寝」的完人：（「解放」之后才病故者） 有张文玉、王敬中、魏日公、任永庆、宋子征、陈子华、强林瑞等人。 （6）「五鬼搬运」的完人：（不是在太原绥靖署自杀者） 有杨茂、杜锦生、程登献、张仲平、樊润德、王德明、孟杰亭等人。 （7）「一人两名」的完人：（将本名、别号视为两人以凑数者） 有许子久（许有恒）、张凤鸣（张剑）。 （8）「失踪待查」的完人：（确有其人，但下落未查清者） 有宋移凤、宋子珍、袁楹、王嘉深、盖海、李玉书、张善斋、赵振亚、何成家、张子骞、夏九成、李思远、刘怀德、葛吉寿、张永年、姜传忠等人。 （9）「查无此人」的完人：（透过题名录籍贯查寻各县不得者） 有永和县（四人）、吉县（十人）、乡宁县（五人）、大宁县（五人）、石楼县（二人）合计二十六人。另外，警察局（三十三人）、消防队（十四人），均不属於这三个单位。 1949年5月18日，章士钊和邵力子在写给李宗仁的一封长信中，曾对阎锡山守太原有过这样的评价： 「夫阎君不惜其乡人子弟，以万无可守之太原，已遁去，而责若辈死绥，以致城破之日，尸与沟平，屋无完瓦，晋人莫不恨焉。」 阎锡山在1949年4月22日南京沦陷前夕逃到上海，不久在广州出任行政院长，但最终难以抗拒时势，败走台湾。 1950年3月，老蒋在台湾宣布「复行视事」，苦心撑持危局九个月的阎锡山递交辞呈，迁往阳明山的菁山草芦居住，开始了他「十年隐居，十年著作」的晚年生活。 1960年5月22日，阎锡山去世，享年78岁。据说他的遗嘱是将所有带来的黄金，依照「山西在台同乡会」的名册，分发每个大人一两、妇女小孩半两。 究竟这传言是不是真的，一来那时我还没出生，二来我是山东人，也不关心这些。然而每次经过这「虚拟实境」的「太原五百完人成仁招魂冢」，就不禁感叹： 中国人呐，我们的夜路，到底还有多长，多长！ 据一些学者估计，加上特警处以外的自杀人员，自杀者可能有一二百人。 在汉语中，许多整数并非实指一个具体的数目，例如“十三太保”、“八百罗汉”、“三千弟子”等等。“田横五百壮士”中的“五百”，也是一个虚数，没有人会去深究它的真实数目。在最初看到“太原五百完人”这个名称的时候，我也曾经这样认为。六十年前的内战几乎席卷全国，在数百万人鏖战的一片混乱之中，个人的命运在时代洪流的大背景下渺小而卑微，几百人的生死存亡微不足道，大军过后，没有人有精力和兴趣去清查他们的死因和踪迹。即使是胜利者，在恢复全国秩序之后的优抚工作中，也经常无法弄清自己的某些官兵是阵亡还是失踪这样一个看似简单的问题，以至于出现84份未发出的太原战役阵亡通知书摆上收藏市场地摊的事情，而这些阵亡者的亲人，五十余年间既不知道他们的去向，更不知道他们的生死。1949年4月24日的那个清晨，太原城的防线瞬间崩溃，在混乱的巷战中，这几百人是自杀？是阵亡？还是突围隐藏？准确的自杀人数即使是在当时也无法真正查明。所以，出台一份姓名、籍贯、职务一应俱全的五百人详细名单，即使不是刻意造假凑数，至少也是不够严谨。而事实上，无论是五百人还是五十人，在这个故事里都已经褪化为没有太大意思的数字，不论数字的大小与否，都无法改变鲜血背后的惨烈与唏嘘。 很多人提出过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偏偏是五百完人，而不是其它数字？对此，解释有三，一是五百人的数字是根据突围人员的记述和其它消息整理出来的；二是为了附会“田横五百壮士”的故事；三是阎锡山曾有“五百基干”。阎锡山曾说过：“我们有五百基干，要誓死保卫太原”，然而，自古艰难唯一死，官做得越大似乎就越缺乏成仁的勇气，阎锡山的大部分基干在城破时刻并没有勇气服下早已准备好的毒药，而是做为解放军的俘虏。这其中，包括阎军的高级军政人员王靖国、孙楚、赵世钤、温怀光、高倬之、韩步洲、白志沂、杨贞吉、薄毓相、续如辑、孟际丰、孙凤翔等人。在由“行政督查专员”缪玉青领衔撰写的《太原突围干部报告函》中，第一句话就是“我等未能遵照钧座指示杀身成仁，以全我们的历史，实深惭愧”。这种惭愧未必发自肺腑，但是，阎锡山并没有任何理由和权力责怪他的部下，毕竟，求生是人的本能，尽管很多 军政官员被俘后仍然没有逃脱被枪决的命运。诚然，覆巢之下，安有完卵？败军之将们并没有太多的选择。相对于屈辱的活着或是卑微的死去，自杀，以这种最强烈的方式来完成心中的涅磐无疑是足够震撼人心，但是，无论生与死，每一个战至最后时刻的军人都有权利根据自己的意愿决定个人的结局。 近些年来，台湾的一些绿营人士也对“太原五百完人”的故事提出了质疑，他们热衷于考证国民党的“党国伪史”，进而以此攻吁政治对手。这些绿营人士的论据全部来源于大陆方面的《太原五百完人调查报告》，但却将“确认特警处首要特务分子有46人自杀”刻意曲解为“太原五百完人”中“自杀的只有46人”。中国传统道德一向以“死者为大”，“无不是的冤魂”，但这些绿营人士在“考证”之中不仅咒骂台湾的统派，对死去半个多世纪的人也充满了鄙夷与嘲弄。60年前的烽烟早已散尽，国共两党的领袖跨越海峡实现了历史性的握手，对于死在那场战争中的同胞，不论国共双方对他们如何评价，台独分子对死者的不敬言论，只能招至海峡两岸的共同反感。一位台湾人在他的相关文章中感叹道：“中国人呐，我们的夜路，到底还有多长，多长！”而我，对此也只能发出同样的感叹：中国人呐，我们的夜路，到底还有多长，多长！ 争议 1988年11月出版的《山西文史资料》第六○辑“太原五百完人调查报告”，认为事件有误，对纪念册中的五百人题名录进行调查。据其所谓的报告指出，中共观点的“太原五百完人”认定的自杀者最多不过百余人，大多是太原绥靖公署特种宪警指挥处的成员，可能害怕中共报复而集体自杀。 其余为九大类： 至1987年仍健在者：任丽君、王子高、张生兰、孙宽荣、程敬棠、李武、任永昌等人 太原失守前已在别处战死者：赵恭、陈子文、赵翰珍、范融、冯效义、卢晏儒、郭长兴、关其华、何昆、孙子麒、杨向三、韩玉成、杨振旅、刘云程、贾召棠、武鸿英、白文耀、杨毅克、尚日超等人。 被中共法庭处决者：王存旺、游大成、游九贵、张国桢、杨明经、张宝寅、陈凤歧、解正旺等人。 被有关部门处死者：孟华、唐守亭、刘永旺等人。 因病去世者：张文玉、王敬中、魏日公、任永庆、宋子征、陈子华、强林瑞等人。 其他原因死亡者（非当时自杀者）：有杨茂、杜锦生、程登献、张仲平、樊润德、王德明、孟杰亭等人。 名字重复者（本名、字号同指一人）：有许子久（许有恒）、张凤鸣（张剑）。 确有其人但是下落待查者：有宋移凤、宋子珍、袁楹、王嘉深、盖海、李玉书、张善斋、赵振亚、何成家、张子骞、夏九成、李思远、刘怀德、葛吉寿、张永年、姜传忠等人。 查无其人者（透过题名录、籍贯查寻各县而不可得者）：有永和县（四人）、吉县（十人）、乡宁县（五人）、大宁县（五人）、石楼县（二人）合计二十六人。另外，警察局（三十三人）、消防队（十四人），均不属于这三个单位。 不论数字的大小与否，都无法改变鲜血背后的惨烈与唏嘘。
设置查看最近位访客↓收起↑
本文来源：https://www.2haoxitong.net/k/doc/539ddcb9960590c69ec376b1.html
文档为doc格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