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精神

一． 什么是五四精神

1.五四运动

其实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不在对五四运动做阐述，现在无论从哪儿看到的，都会把这个定于爱国运动，其缘由以及目的也都很明确的指出是针对以日本为首的帝国侵略者们。现将百的定义做了引用，“五四运动是1919年5月4日在是一场发生于北京、以青年学生为主的学生运动，以及包括广大群众、市民、工商人士等中下阶层广泛参与的一次示威游行、请愿、罢课、罢工、暴力对抗政府等多形式的爱国运动。是中国人民彻底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爱国运动。五四运动是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的结束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五四运动是中国革命史上划时代的事件，是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到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转折点。五四运动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及其与工人运动相结合，从而在思想上和干部上为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准备了条件”。最有趣的是无论是百度还是维基百科都有这样的注明，“本条准确性有争议”。

五四运动与新文化运动之间关系的紧密是显而易见的，“领导阶层是知识分子，这是毫无疑问的”，周策纵这句话所说的“知识分子”就是在新文化运动下的追求自由、民主的知识分子们。五四运动产生在1919年，正是前期的新文化运动成果呈现的时候，前期的新文化运动提倡科学与民主，反对愚昧与专制；提倡新道德，反对旧道德；提倡新文学，反对旧文学。但我们要看到一个准确定位前期新文化运动时间，那便是1915-1917，中间两年的空白我觉得是新文化运动的典范，注重学术建设。

在此，我以为五四运动是一场以文化为基础的爱国主义运动。为什么说是以“文化为基础”？首先，五四之所以能展开是因为新文化运动的开展，各种各样的外国先进理论进入中国，各种各样的主义“侵入”大学，“侵入”文化机构，“侵入”宣传机构，使得人们能有自己的思想，意识到中华民族面临的巨大问题，而不是愚民一般地任由政府与列强把自己当玩具玩弄。其次，正如胡适在《再谈“五四”运动》所说，“‘五四’运动虽然是一个很纯粹的爱国运动，但当时的文艺思想运动却不是狭义的民族主义运动”，五四运动中的思想并不局限，可以有无政府主义，也可有共产主义，关键只要是爱国的。

2.“五四精神”与“五四人”

由五四运动产生了两个名词，一个是“五四精神”，另一个是“五四人”。

先说“五四精神”，按陈先生所说，是“民主”和“科学”。由于在上面说到过“五四运动是一场以文化为基础的爱国主义运动”，所以“五四精神”不仅是我党所推崇的精神，也是国民党所提倡的，我认为这种精神哪怕为日本、菲律宾、越南等国所提倡都是正确的，因为他的基础是文化，而且是一种有包容风度的文化，对于一个追求真理的国家“五四精神“没任何不好的，落后的内容。

“五四人”主要体现在意识形态上，我很赞同林毓生先生对五四人意识形态的解读：从形式层次上，五四人物喊出了如自由、民主、科学、理性、思想革命、文学革命等口号。

再返回来看“五四精神”，那便是建构在新文化基础上的先进精神。

3.精神的特点

可持久性，我认为“民主”、“科学”、“爱国”百年后再谈还是正确的，说明它可以说很多年，也可以用作标准很多年，而且可以现有理解上面进行扩充。

强烈的文化性，正如先前所说，“五四”是以文化为基础，其精神产生于文化也可产生新的文化，且文化优良。

政治无关性，这也是我认为的关键点，需要大家能看到，“五四运动”得到孙文先生的支持，得到陈独秀先生的领导，得到林长民的支持，还有广大的各种主义人士参加，都显示其政治目的不存在（保守地说不明显）。

二． 我所看的“五四”

1.“德先生”与“赛先生”

此二位先生在被认为是“五四”的旗帜。“这几条罪案，本社同人当然直认不讳。但是追本溯源，本志同人本来无罪，只因为拥护那德莫克拉西（Democracy）和赛因斯（Science）两位先生，才犯了这几条滔天的大罪。要拥护那德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孔教、礼法、贞节、旧伦理、旧政治。要拥护那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旧艺术、旧宗教。要拥护德先生又要拥护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国粹和旧文学。大家平心细想，本志除了拥护德、赛两先生之外，还有别项罪案没有呢？若是没有，请你们不用专门非难本志，要有气力、有胆量来反对德、赛两先生，才算是好汉，才算是根本的办法。”（陈独秀，1919，《本志罪案之答辩书》）

我在前面提到过，1917到1919年是学术发展高潮期，各种主义都涌了进来，众所周知，陈先生是搞共产主义的，是我党的先锋人物，所以他的这篇文章是受到共产主义熏陶的，但他对“科学”与“民主”的看法怎么，的却是稍微模糊的，“科学”是什么科学，陈先生在文章中提到“要拥护那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旧艺术、旧宗教”，这里的“旧”其实就是就是说封建以来的，无论是怎么看，大家一致看法就是这样很片面，首先就少了辩证法，1917年俄国风风火火地搞成了“十月革命”，这让陈先生意识到这是个很好的机会，这是第二个问题所在，陈先生“跳槽”了，后面会提到“搞革命？搞学术？”。“科学”在当时是什么样的，我很赞同林先生对五四中科学主义的见解，“五四时期，当文化危机到一定程度，在极度危机与真空中，全社会迫切需要抓住一个东西就信，那时对西方科学的理解极为粗鲁。”因此，林先生也说“当时的科学主义无非又是一个宗教信仰”这也是为什么我认为那时的“主义”泛滥，我记得我高中学过鲁迅先生的一篇文章，里面谈到“拿来主义”，这怕就是周先生的眼光所在，一眼看透了当时社会的文学或说是文艺的弊病，陈先生也一样，只道“科学”，他心中的科学大抵都是共产主义的哲学，而且是来自“老大哥”的共产主义，只是一味地吞下，之后犯的一个错误就可知，由于这种照搬的确酿下了一个大错，那就是不包容。

再谈“德先生”，这位先生得到的支持来自四面八方，中间有个人一定要注意，那便是孙中山，我认为民主讲得在理讲得深的还是他，孙先生其实已经把“民主”归到大同，可以说他的执政目的就是建立大同社会，放开了说，无关政党了，最是“五四人”的老同志我认为就是孙中山，宣传科学、民主的是他，“无论红白，只为救国，只为振兴中华，只为建立大同”这是我对孙先生的评价，将孙中山的像放在天安门广场这种行为怕是没人说错吧，民族、民权、民生，这三主义正是孙先生的思想体现。陈先生的“德先生”其实还是单单红色的，游说胡适在我看来就是一个错误，胡适在回国就说“打定不谈政治的决心，要想在思想文艺上替中国建筑一个革新的基础”，而陈先生其实当时已经准备好在政治上起来了，在此环境下，劝胡适可以看作是扩大政治依靠的行为，对于革命家不算对与错。

由此看，“德先生”和“赛先生”只是来了个影子，作为五四运动总指挥的陈独秀将这两个旗子竖得高高的，所以我认为这里的“科学”与“民主”是五四运动的旗子。而“五四精神”的旗子是在更广大的“五四人”手上，这里陈先生拿的只是一面而已，不过这一面旗子的确分量很重，最主要成果就是五四运动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及其与工人运动相结合，从而在思想上和干部上为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准备了条件。

所以，“五四精神”和“五四运动”，其核心思想、核心旗帜都是“科学”和“民主”，但一个面宽一个面窄。将五四精神比作一个大湖，那么五四运动就是气的波澜，在后越传越广。

2.搞革命？搞学术？

按“五四精神”，也就是广大“五四人”的想法，搞学术是第一要义，正如我前文所述，“五四精神”是由“五四运动”产生的，但万万不可把五四精神混在五四运动成果中，这怕是百度、维基百科中对这条百科的可信度、中立度有保留的原因所在，“五四精神”和“五四人”很难提出，因为当时各派各主义谁也没能占据最高地位，谁也不能代表这个伟大时期，正如维多利亚时期，各种思想、技术都在发展，没哪个有绝对领导实力，所以借以维多利亚时代。这里借以“五四运动”的风潮拿出来的“五四精神”终究是体现更广大人的意识形态，而不是以共产主义为首的精神，这里其实还有个好名词，那便是“五四时期”，我认为应该定为从新文化运动到共产党成立这段时期，有了这个名词便可更方便讨论“五四精神”是搞革命的还是搞学术的。

“五四精神”是重学术的。北大在五四期间都在致力于宣传个性、理性、知识等，蔡元培校长纳才不是看派别，而是你有什么思想都可以来，我相信胡先生一直是为建立中国学术基础而努力的，也许在1919年5月4日之前，李大钊、陈独秀等等最后成为我党重要人物的学者们都是为科教兴国而奋斗的人，北大的这种风气是现在北大所没有的，北大那时可以说是中国现代文化传播的源头，这些学者从外国带来的各样的主义，各样的文化气息都是在日后中国可以看到的，胡适、徐志摩最爱看到这样的气候，现在列出当时最主要的几个：

`````````````````````````````````````````````````（五四时期传入中国的主义）

可以看到，“五四时期”可以说是百家争鸣，虽然都不是自己创造的，但共同点都是为中国的发展作贡献，有的讨论文学，有的讨论政治，有的讨论艺术，有的讨论宗教，究其性质仍是学术。而北大把这三个都包含了，但政治是个危险的东西，讨论着就想搞起来，学者搞起政治就更是简单的事情，只要不能保持其冷静搞学术的心就容易去搞政治，其实这大概是因为传统文化的影响，虽然这些人有些认为“儒家”为旧学，但儒家思想却深入他们的内心，儒家中有句话那便是“学而优则仕”，这大概就是文人很难一本心思搞学术的原因所在，范仲淹也说过“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五四精神”的爱国情怀很重，但我认为这种爱国情怀大多集中在文化救国，这帮青年拿着五四精神想干的是文艺复兴而不是十月革命。1918年，李大钊开始大力宣传共产主义，那时从“文”到“武”的转变已经开始了，以至于到1921年，中共成立，这里面的不少人都是五四人，也都是五四运动的领头人。

论“五四时期”的精神，毫无疑问是学术的精神，目的是为中国思想文艺上建筑一个革新的基础。所以在我认为真正的五四精神就是一个搞学术的精神。

但在此毫无政治不好的看法，只是客观地看“五四时期”人的精神面貌得到“五四人”是搞学术的知识分子，“五四精神”是以学术为主题的精神形态。

3.长？短？

对于五四精神内涵，我认为是很短的。

谈“五四运动”，可以说其影响十分得长，至少目前中国已存的社会形态都构建于五四运动，1924年4月19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局委员长陈独秀、秘书毛泽东联名发出通告，第一次要求各地党和团的组织开展“五一”、“五四”、“五五”、“五七”纪念和宣传活动，强调恢复国权运动、新文化运动，纪念五五（马克思诞辰），目的在于传播马克思主义。可见五四运动是一个政治运动，“爱国”大旗下的“民主”和“科学”都是红色的，五四运动的发展其实就是共产主义在中国扎根的历史。

《中共党史研究》89年03期中有一篇文章，题为《新时期五四运动史研究综述》中写道，

关于五四爱国运动、五四新文化运动和五四时期一种意见认为，“五四时期”这个概念，从文化角度要比政治角度考虑长好几年。

1989年对于中国来说也是动荡的一年，特别是89学潮对于当时中国的政治界是一个巨大的冲击，这是回顾五四运动是个很好的机会，因为这时候的学生已经变了很多。这篇文章所写的是从五四运动起因角度谈的，但假如我们从整个五四运动前前后后谈，从文化角度讲比政治角度要短得多。

先谈政治角度所看到的五四运动，在《纪念“五四”的历史回顾和当代意义》，龚育之从政治角度详细的阐述，这是作为中央党校干部所说的，详细地介绍五四运动对共产党成立，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的影响，作为理工科学生对其理解不是很深，但可以看见五四运动在政治角度占据的地位很高，其影响也很深远。

假如从文化角度讲，那么五四文化已经基本消失了，正如胡适所写，

　五月五日《大公报》的《星期论文》是张熙若先生的《国民人格之修养》。这篇文字也是纪念"五四"的，我读了很受感动，所以转载在这一期。我读了张先生的文章，也有一些有感想，写在这里作今年五四纪念的尾声。

这年头是"五四运动"最不时髦的年头。前天五四，除了北京大学依惯例还承认这个北大纠集日之外，全国的人都不注意这个日子了。张熙若先生"雪中送炭"的文章使人颇吃一惊。他是政治哲学的教授，说话不离本行，他指出五四运动的意义是思想解放，思想解放使得个人解放，个人解放产出的政治哲学是所谓个人主义的政治哲学。

——《再谈“五四”运动》

其实胡适先生所说的“五四运动”就是我这里所说的具有五四精神的运动，里面还有这么一句，“他把"五四运动"一个名词包括"五四"（民国八年）前后的机关报思潮运动，所以他的文章里有"民国六七年的五四运动"一句话。这是五四运动的广义，我们也不妨沿用这个广义的说法。”，其实还是有些片面，但我觉得在这里处理这个问题，这个概念也就够了，他可以很好的说明五四精神在文化角度已经消失了，因为“五四人”似乎已经成了一个名牌，可以穿上，但谁也不知道他到底怎么做出来的，或者说活出个“五四人”的表象是当时“先进学生”的最高风格，其实当时也就那样，有些底子的都去搞革命去了，肩负着振兴中华的重任，在学术与革命之间奋斗着，这时十分可贵的精神，之前我说的搞革命，搞学术，没好坏之分，只是私认为搞学术是关键，但的却在后来变成了革命，但无论如何，真正的“五四人”无论是搞政治革命还是搞文艺革命都是真的斗士。胡先生在那时就觉得五四精神已经缺乏了，或者说是没有构建好那个底子。

没有良好的思想文化基础，这种现象是肯定存在的，整个新文化运动搞得最成功的才5年，这五年给学生打得底子如何，那是可以想到的，没了学术型思想文化氛围，结果如此，无需多怪。但我们确确实实要有反思，这么多年来，也有不少人用这个来骂共产党，但我们只是因为活在这个历史中，经历了才会骂，说话反正又不腰疼，有些话说出来有人反对，那就骂有反对意见的人，这就是当今学术的论战，而有些人说出来的话有人赞同，也就算他有支持了，这种人也常常说出自己的“五四风范”，但究其根本还是没有多少，我在之前说过五四精神的三个特点可持久性、强烈的文化性和政治无关性，这些人也大都犯了第三个特点，执政党最难当也就在此，好坏都讨骂，历史遗留问题也都必然甩给执政党，这些论说人并没有站在文化者角度上，更别说在哲学角度上去说话。

现在再对我说的“五四精神”的持久性做些说明，这里我说短，但之前说他长，也许觉得这是矛盾，所以还是说说。持久性得出是我根据计算机编程的角度得出的，一个软件能用得久，一个基础就是可拓展性好，这里的“五四精神”就是如此，他的拓展性很好，从一开始就是如此，无政府主义、自由主义等等主义没有区别，胡适等人也都志在创造一个“百家争鸣”的社会风气，可以说五四精神是个大熔炉，可以把中国思想文化的底子打得广，这样就更好地来建筑中国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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