俾丘林译《三字经》述评及其对中国典籍外译的启示
发布时间：2023-03-17 21:22:41 来源：文档文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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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１８卷第４期 Ｖ０ｌ＿１８ ＮＯ．４ 潍坊学院学报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Ｗｅｉｆａｎｇ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２０１８年８月 Ａｕｇ．２０１８ 俾丘林译《三字经》述评及其对中国典籍外译的启示 武玉明 （潍坊学院，山东潍坊２６１０６１） 摘要：俾丘林译《三字经》的翻译出版是中俄文化交流史上的重要事件。特定的历史文化动 机令俾丘林采取了独特的翻译策略和文本结构。其译作促进了中国文化在俄国社会的传播，捍卫 了中国文化在国际社会的尊严。对俾译《三字经》的研究启示我们，中国典籍外译应以对文化经典 的民族性和世界性的辩证认识为前提，兼顾语言转换、审美再建和文化移植三个翻译层次，加强 与权威文化流通机构的深度合作。 关键词：俾丘林；《三字经》；典籍外译 中图分类号：Ｈ３５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６７１—４２８８（２０１８）０４—００３２—０４ 作为宋元以降家喻户晓的蒙学经典，《三字 经》堪称数百年来中外文化交流的桎辖之桎，一向 是海外学界了解中国的袖珍纲目。自马礼逊于 １８１２年发表首个英译版以来，《三字经》以不同语 言载体和文本形态在世界各地广为传播，裨治 文、翟理斯等一批西方译者因此成为饮誉世界的 汉学巨擘。其实早在ｌ８世纪，俄国驻北京布道团 的汉学者们就已经开始传译这本童蒙典籍。经过 罗索欣、列昂季耶夫、俾丘林等人的译介，《三字 经》所包孕的中国传统思想逐渐在俄罗斯文化肌 体上留下了自己的基因。在此过程中，俾丘林的 翻译活动殊为引人瞩目，被认为是俄国汉学史上 个划时代的历史现象。［１】梳析俾丘林翻译出版 《三字经》的史事，既可为全球化背景下的中俄文 化交流提供历史经验，亦可为“一带一路”构想下 的中国典籍外译提供理论参考。 俾丘林翻译出版《三字经》的历史背景与 一一、文化动机 在ｌ８世纪之前，俄国对中国的印象主要来自 欧洲传教士的转述。在彼时俄国文献中，中国往 往被描述为一个神秘而落后的形象。１７１５年之 后，虽然已有东正教布道团和俄国商队往来于华 俄之间，但由于种种原因，俄人对中国的印象仍 停留在粗浅的猎奇阶段。随着１９世纪俄国殖民 活动向中国边界的不断拓延，帝俄政府要求在地 缘政治和经济意义上再次“发现”中国，以利于帝 国的殖民扩张。同时，由于国内社会矛盾的不断 激化，俄国统治者出于维护封建统治、加强文化专 制的需要，也希望深入了解被欧陆启蒙主义奉为 经典的中国社会制度、封建伦理和道德教化体系。 在民间，正在形成中的俄国知识界受启蒙思想家 的开示，在探索国家社会问题的时候，时常诉诸中 国的历史文化，将中国思想特别是儒家的政治思 想与道德观念奉为俄国思想价值的重要来源。进 入１９世纪所谓的“黄金时代”之后，由于对欧洲民 主共和进程的失望，俄国知识阶层对中国的兴趣 骤升，全面深入地了解中国已成为当时俄国社会 的普遍呼声。 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俾丘林（亚金甫神 父，１７７７—１８５３）翻译出版了《三字经》。俾译《三字 经》的最初动机是纠偏欧洲关于中国的错误认知， 向俄人介绍真实的中国及其文化。在对早期的欧 洲汉学进行了一番考察之后，俾丘林认为欧洲传 教士们困于“索隐”思维模式，在欧洲中心主义的 观念视野中理解中国文献，以至于得出了中国文 明源于埃及或基督教的谬论。鉴于此，俾丘林主张 基于汉文原典进行翻译和研究，力求全面准确地 传达中国典籍所蕴含的语言文化和思想信息，向 公众呈现一个真实的中国形象。长达三十多年的 汉学研究历程中，俾丘林一直秉持这一原则，其学 术成果在相当程度上扭转了时人对中国的偏见， 同时也影响到国际汉学的后续发展。 俾丘林翻译《三字经》的另一个动机，是假借中 国的传统文化思想循化俄国的社会意识。俾丘林非 收稿日期：２０１８－０３—１５ 基金项目：山东省青年教师成长计划资助项目 作者简介：武玉明（１９７４－），男，山东沂水人，潍坊学院外国语学院副教授，文学博士。研究方向：俄罗斯文学与文化。 ·３２·
第４期 武玉明：俾丘林译《三字经》述评及其对中国典籍外译的启示 常崇尚中国文化，在与欧洲学者论战的过程中，他 始终坚持中华文明的自主性和优越性，甚至时常表 现出理想化中国典章制度的倾向，因此曾招致别林 斯基等人的批评。在俾丘林看来，中国社会的繁荣 稳定首先应归功于其传统教育思想，而《三字经》就 是“全面认识中国教育的一把钥匙”１２］。通过译介 《三字经》，俾丘林试图把中国的传统价值观念移 植到俄国，使之代行教化之职，维持俄国社会的稳 定发展。尽管俾丘林的社会乌托邦未能实现，但事 实证明，他的这一思想意图得到了当时社会各界 的积极响应，对后继俄国社会思想的发展也产生 了一定的影响。 由于历史意识的局限和自身的职责所限，俾 丘林译介中国典籍也有为俄国殖民行为和传教事 务服务的意图。［３】但客观地讲，他的著译活动主要 还是出于本人的学术兴趣，同时也满足了时人了 解中国的愿望。这种“无目的的合目的性”，使俾丘 林在官方和学术界都赢得了极高的声誉。 二、俾译《三字经》的文本特征与译学得失 在俾译本之前，《三字经》已经有过三个俄译 本，译者分别是布道团第二期学生伊·罗索欣、第 三期学生阿·列昂季耶夫和第七期学生安·弗拉德 金。罗译本主要用作彼得堡皇家科学院满汉语班 的教材【翎，未正式出版，其影响范围比较有限。列译 本于１７７９年出版，成为《三字经》在俄国和欧洲的 第一个公开发行版本，但列氏重译不重注，许多历 史文化词汇未得到阐释，这自然影响到《三字经》 的文化接受效果。第三个译本是译者弗拉德金在 外务院下设的翻译学校任教时所使用的参考书， 也未刊行。弗译本只译不注，这应当是出于教学的 便利，但对于普通读者来说，原典的思想意旨因此 而无从索骥。综上可见，俾丘林之前的三个译本成 就不一，但均未能形成事实上的文化传播。 １８２９年，经俾丘林译注的《三字经》在圣彼得 堡以《三字经或三字圣书，附石印汉文本》之名出 版，１９０８年在北京重印。与列昂季耶夫的版本不 同，俾译本采用了中俄双语并排版式，译文前附有 长篇导言，译文后附有大量译注。书中译注约占全 部篇幅的三分之二，其中既有对王相训诂全文的 翻译，也包含俾丘林自己的一些理解与引申。无论 从语义和文体等翻译学视角，还是从译本影响的 传播学角度来考量，俾译本都堪称典范之作。 面对《三字经》这样一部“文体简短而意义饱 满，语句简洁而思想深刻”（俾丘林语）圈的浓缩型 百科全书，译者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是如何再现其 全部文化内涵。俾丘林采用了“以注释译”的翻译 策略，即通过译注方式来保证翻译达旨。对含有中 国文化和哲学意蕴的字词，译者采用了注音、释字 和释文的形式，在语文、语篇和语境三个层面做出 了相对完整的阐发。为了使俄国读者明白“苟不 教，性乃迁。教之道，贵以专”这两句话，俾丘林除 了分别注音并传译其基本语义之外，还在注释中 交代了“教”与前文的“性”及后文的“养”之间的语 篇关联，详细描述了中国人的教育理念和教育模 式等社会语境元素，从而保证了接受过程中的信 息增量。在许多注释中，俾丘林不惮于繁琐的考 据，对儒家经典和注疏文献旁征博引，力求尽掘蕴 含其中的中国传统思想。譬如，为了解释“性本 善”，译者给出了如下注释：“此乃学说确立之基 础，行为之开端。……故孟子日：‘孩提之童，无不 知爱其亲也；及其长也，无不知敬其兄也。’朱熹也 认为人性本善良。”【ｑ通过对孟子和朱子的引用，俾 丘林概述了中国思想中“性善论”的儒学基础和历 史脉络，使不谙中国文化的读者也能够体系性地 把握这一重要立论。就译文的语义结构而言，这样 的译注方式显然已非对原文的简单转码，它实际 上是以《三字经》为核心建构起来的一套中国历史 文化谱系。在这个意义上说，俾丘林自诩其《三字 经》译本是“阅读汉语译著的参考手册”［７１，似乎不 算过誉。 俾译《三字经》不仅相对完整地再现了经文的 表意体系，满足了“信”的基本要求，在“雅”的方面 也有不俗表现。众所周知，《三字经》原文采用韵体 三字格，这种体式既便于记诵，也营造了箴言体的 和谐美感。俾丘林在翻译时显然注意到了这一审 美特性，他在追求语义达旨的同时，力求再现形式 的整饬美。为此，俾丘林仿照汉文原典的三字格， 自创了一种俄国文学中不存在的诗体——“三词 体”（Ｔｐｏｅ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