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高考语文作文热点素材积累二
新时代传承弘扬革命文化的三重意涵 1
近视率纳入政绩考核，倒逼课程改革 3
近视防控纳入考核具有导向意义 4
多方相向而行，为近视防控保驾护航 5
为留守儿童铺好人生台阶 6
“手机带娃”：留守儿童将被带往何方 7
“全班只有儿子没出过国”，暑期游学彻底变味了 8
攀比之下的“游学热”该降温了 9
掏仨月工资送娃游学是种“亚健康” 10
不美颜，你还记得自己长啥样？ 11
有意义才有分量（人民论坛） 12
革命文化是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在血与火的革命岁月中创造出的文化形态，是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的重要源泉，优化与巩固党的执政基础的宝贵历史资源，为塑造新时代人民群众的精神家园提供着现实启示。新时代传承和弘扬革命文化，必须把握其三重意涵。
坚定文化自信的坚强基石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是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坚定文化自信，是事关国运兴衰、事关文化安全、事关民族精神独立性的大问题。”作为党和人民在抗击帝国主义侵略、反对封建势力压迫、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民主的伟大斗争中孕育的精神与传统，革命文化传承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基因，是激励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奋勇前进的强大精神力量，是坚定文化自信的坚强基石。
革命文化为文化自信提供丰厚精神养分。文化自信既是对中华民族创造出的优秀文化之敬意，也表现为文化赋予人的积极精神状态。革命文化蕴含和彰显的无数革命先辈坚定的理想信念、崇高的价值追求和巨大的人格魅力，共同凝聚成强大精神力量，在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中激励着广大民众勇往直前。邓小平同志曾指出：“为什么我们过去能在非常困难的情况下奋斗出来，战胜千难万险使革命胜利呢？就是因为我们有理想，有马克思主义信念，有共产主义信念。”当下，推动革命文化的传承就是要学习与弘扬共产党人和革命志士坚定的理想信念等伟大品质，充分发挥其对于培育和厚植文化自信的滋养价值。
革命文化为文化自信提供深厚理论底蕴。革命文化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成果。理解马克思主义对近百年中国奋斗史及革命文化的历史意义和作用，能够帮助我们树立真正的文化自信。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不仅推动了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产生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指导革命取得伟大胜利，而且还创造出承载革命历史和精神的革命文化。从这个意义上说，革命文化的形成离不开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其核心要素承继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必将为新时代坚定文化自信提供科学的理论底蕴。
巩固党的执政基础的重要历史资源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们党一定要有新气象新作为。”打铁必须自身硬。党在新时代带领人民进行伟大斗争、推进伟大事业、实现伟大梦想，一方面必须毫不动摇地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夯实和扩充党执政基础的现实资源；另一方面也要基于历史维度，寻找和挖掘巩固党执政基础的历史资源。
革命文化蕴含了中国共产党在艰苦革命岁月里、在不断赢得革命胜利进程中开展群众工作的丰富思想和实践经验，为新时代巩固党的执政基础提供了深厚的历史营养。在革命年代，我们党之所以能够取得一个又一个胜利，根本原因就是始终依靠群众，真心实意为群众谋利益。井冈山斗争时期，党提出“三大纪律、六项注意”（后发展为“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其中“不拿老百姓一个红薯”等细微规定深刻体现了我们党当年是如何维护群众利益的。在《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的讲话中，毛泽东同志曾说：“要得到群众的拥护吗？要群众拿出他们的全力放到战线上去吗？那末，就得和群众在一起，就得去发动群众的积极性，就得关心群众的痛痒，就得真心实意地为群众谋利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对我们共产党人来说，中国革命历史是最好的营养剂。多重温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革命的伟大历史，心中就会增添很多正能量。”毫无疑问，革命文化所承载的为民情怀和工作方法，为我们理解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理解“民心是最大的政治”的重要论断，保持党同人民群众血肉联系，夯实党的执政基础，具有十分重要的借鉴价值。
为塑造人民群众精神家园提供现实启示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使人民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美好生活”既强调丰足的物质文化生活，又重视健康向上的精神生活世界。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飞速发展，人民群众的物质生活得到极大改善，精神生活也日益丰富。但同时不容忽视的是，很多人不同程度地出现了信仰缺失、精神懈怠、道德滑坡等问题。面对这些精神困局，作为现实的人，要有责任伦理的价值立场，不断汲取积极的精神资源，为自己的生活赋予信仰和意义。
革命年代创造出的革命文化反映了人民群众在当时经济社会发展环境比较恶劣的条件下，一种有信念、有追求、有精神的生活风貌。申言之，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尽管中国人民遭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压迫，但广大中华儿女承继了中华民族伟大的气魄和坚毅的精神，为争取民族独立和解放不懈奋斗，呈现出积极向上的精神气质，取得了革命的伟大胜利。作为这一段伟大历史的精神沉淀和表达，革命文化兼具一般文化价值原则和特别的道德法则，为当代人消解精神世界的困局和建设精神家园提供了现实启示。
此番两部委征求意见稿直面近视问题，没有止步于“倡导”，而是作为一个“必选项”，纳入政府绩效考核。这不失为一种切实有效的治理举措。
教育部网站昨日发布公告，教育部、国家卫健委近日共同起草《综合防控儿童青少年近视实施方案(征求意见稿)》，并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征求意见稿将儿童青少年近视防控工作、总体近视率和体质健康状况纳入政府绩效考核指标，严禁地方政府单纯以学生考试成绩和学校升学率考核教育行政部门和学校。
征求意见稿也提出了未来的目标，到2023年，力争实现全国儿童青少年总体近视率在2018年基础上每年降低0.5个百分点以上。到2030年，实现全国儿童青少年新发近视率明显下降，6岁儿童近视率控制在3%左右，小学生近视率下降到38%以下，初中生近视率下降到60%以下，高中生近视率下降到70%以下。
据我国近日发布的首份《义务教育质量监测报告》披露，目前，学生视力不良问题突出，四年级、八年级学生视力不良检出率分别为36.5%和65.3%。我国初高中生和大学生的近视率均已超过七成，而且这个数据还在逐年攀升，我国青少年近视率已经高居世界第一。相比之下，一些欧美国家青少年的近视率反而较低，有些约为25%，有些仅为1.3%。
此番两部委征求意见稿直面近视问题，没有与以往一样止步于“倡导”，而是将近视乃至青少年健康问题作为一个“必选项”，纳入政府绩效考核。在政绩考核具有刚性约束的现实语境下，这不失为一种切实有效的治理举措，从而倒逼义务教育阶段课程改革提速。
举措有了，目标也有了，接下来关键是如何实现目标。其实，过去也有过类似的机制，但在一些地方实行之后，效果并不理想，有些地方孩子的近视率没有降低，反而上升了。
这是因为，在基础教育“军备竞赛”愈演愈烈的情况下，如何让青少年不要用眼时间过长，确实需要有整体治理思维。要降低孩子的近视率，背后涉及一系列的问题。比如，孩子学习时间调整、课程体系的改革，乃至于教育资源的均衡配置等。
前段时间，就有一些地方规定，孩子超过9点可不写作业。但从舆论中一些家长的反馈来看，许多人对此规定并不抱信心，原因在于一些地方应试教育机制中，孩子分数依然是主要的考核升学依据。一些地方，校内减负，校外增负，也不是新鲜的事情。
再说课程体系改革，2016年国务院就曾经出台过相关“意见”，严禁消减、挤占体育课时间，切实保证学生每天锻炼一小时。对学生体质健康水平持续三年下降的地区和学校，教育工作评估中实行“一票否决”。
应该说，规定不可谓不严厉。只要认真执行，孩子们的身体素质就会获得提升，近视率也能下降。但其间的关键问题依然在于，我们是否能改变过去那种“唯分数论”的单一考核体系。而着眼未来，我们不仅仅是保障体育课的时间问题，而是要在课程设置体系中进一步增加体育、实践等户外的内容。相比发达国家，我们这方面的教育课程和内容明显不够。
所以，对于这次教育部、国家卫健委共同起草的方案，关键也依然在于后面的一整套教育、考核体系是否能够得到改善。这背后，需要各地教育机构的配合，需要包括课程改革在内的各项教育改革落到实处，同样也需要那些深陷竞争焦虑中的家长尽快摆脱出来，以更豁达、科学、健康的方式看待孩子的成长。
爱他，就给他一双明目。与分数相比，一双明亮的眼睛，一副健全的体魄，显然能够使孩子们看得更远、走得更稳。
近视率纳入政绩考核,也能给社会和家庭传递信号,引导广大家长深刻反思,端正家教理念,与政府部门形成合力
8月2日,教育部、卫健委共同起草《综合防控儿童青少年近视实施方案(征求意见稿)》,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根据意见稿,到2023年,力争实现儿童青少年总体近视率每年降低0.5个百分点以上；将儿童青少年近视防控工作、总体近视率和体质健康状况纳入政府绩效考核指标(8月2日《新京报》)。
近年来,我国儿童青少年近视率居高不下,近视低龄化、重度化日益严重,备受社会关注。世界卫生组织最新研究报告显示,目前中国近视患者人数多达6亿,几乎占全国总人口的一半。其中,高中生和大学生的近视率均已超过七成,并逐年增加,青少年近视率高居世界第一。
早在2007年,《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加强青少年体育 增强青少年体质的意见》,提出“通过5年左右的时间,使我国青少年普遍达到国家体质健康的基本要求,营养不良、肥胖和近视的发生率明显下降”。但如今十多年时间过去了,相关监测显示,我国青少年体质健康持续下滑的状况并未得到根本扭转,学生的肥胖率、近视率等指标仍在上升。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在于,此前的相关意见规定比较笼统,多限于一般性要求和口号,措施不够具体,内容不够完善,一些地方政府对于青少年近视防控工作的态度依然是“讲起来重要,做起来次要,忙起来不要”。
造成青少年近视率居高不下的原因,主要有两点:其一,中小学生课内外负担过重。尽管素质教育喊了这么多年,在现行教育评价机制中,学生成绩和升学率仍是评价的主要指标,学校体育工作、学生体质健康等并未纳入进去。为此,学校往往重视文化课,轻视体育课,一方面大搞题海战术,布置大量作业,严重影响学生的睡眠时间,同时,学校体育课被边缘化,“每天一小时体育锻炼”很难保障。此外,许多家长也向孩子施压,逼迫他们加大学习强度和频率,假期奔波于各种补习班,很少有时间通过户外活动放松身心。
其二,电子产品的过度使用。现在,已经很少有老师上课在黑板上写板书,大都直接使用平板电脑、投影仪等电子产品。这种做法虽然能够减轻教师负担,提高教学效率,但也不可避免地带来负面影响。儿童青少年的视觉神经还没有发育完善,长时间注视电子屏幕,导致其用眼强度增大,眨眼频率降低,很容易造成视力减退。放学回到家中本该放松放松,但一些家长没有时间或是不愿陪伴孩子玩耍、游戏,索性让孩子看电视、玩手机,使孩子继续沉迷于各种电子产品。
俗话说:“老大难、老大难,老大重视就不难”。此次征求意见稿的最突出亮点,就是将儿童青少年近视率纳入政府考核指标,对相关部门、学校、卫生机构厘清职责,儿童青少年体质健康水平连续三年下降的地方政府和学校将依法依规予以问责。儿童青少年近视防控不再是一句空洞的口号,而成为实实在在的政绩,势必引起各地政府、各级部门的重视,像过去抓GDP一样抓近视防控,切实改革教学评价机制,改变教学管理方式,为学生参加户外锻炼提供有力保障。近视率纳入政绩考核,也能给社会和家庭传递信号,引导广大家长深刻反思,端正家教理念,与政府部门形成合力。
要加强考核
其实,近视率纳入政府考核只是手段,最终目的是为了降低近视率,逐步提高儿童青少年视力健康的整体水平。但落实这项利国利民的举措,一定要避免走过场,应严格按照指标进行考核,对执行不力和考核未达标的政府部门及相关负责人,必须严肃问责才有效果。同时,也要防止一部分地方政府、教育行政部门或学校为应付考核,在考核材料和统计数据上做手脚造假,如果不加强监管、不实地核查,就有可能让其蒙混过关,考核虽然达标了,但当地儿童青少年的视力健康依然没有改观。因此,重落实、严考核,并公布考核指标和考核结果接受社会监督,才能彻底杜绝一些弄虚作假的行为。
“将儿童青少年近视防控工作、总体近视率和体质健康状况纳入政府绩效考核指标，严禁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单纯以学生考试成绩和学校升学率考核教育行政部门和学校。”日前，教育部、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共同起草了《综合防控儿童青少年近视实施方案（征求意见稿）》，并现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
《意见》从政府、学校、医疗卫生机构、家庭、学生方面提出了具体的要求，并提出了到2023年，力争实现全国儿童青少年总体近视率在2018年的基础上每年降低0.5个百分点以上，近视高发省份每年降低1个百分点以上等具体目标。
不久前发布的《义务教育质量监测报告》披露，目前，我国初高中生和大学生的近视率均已超过七成，青少年近视率高居世界第一，而且学生近视低龄化趋势明显。对近视防控工作，过去教育部也出台过不少政策文件，比如《义务教育学校管理标准（试行）》中，明确将“增强学生身体素质，降低学生近视率”作为学生管理和教育教学的重要内容。
不同的是，过去政策对象主要为学校，而造成近视的原因，不仅包括由学业负担造成的用眼过度，还包括过长时间使用电子产品、不注意用眼卫生、缺乏体育锻炼等多重因素。近视问题，不仅是一个简单的教育问题，还是一个复杂的社会问题。教育部此次联合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就近视防控问题，要求家庭、学校、医疗机构、学生以及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财政部等部门共同参与到青少年近视的防范过程，是一种全方位防控，而将总体近视率纳入到政府绩效考核指标则更具刚性约束力。
应该看到，近视问题是青少年学业负担过重、升学竞争压力大以及由此诱发的一系列问题的结果。防控青少年近视率，还是要回到减轻青少年学业负担、治理幼儿园“小学化”、保障青少年睡眠时间、体育锻炼时间等一个个具体的问题上来。这些问题其实也是目前正在着力解决，且解决难度较大的问题。
比如，此次《意见》提出增加户外活动和锻炼，保障孩子睡眠时间，确保小学生每天睡眠10个小时、初中生9个小时、高中生8个小时，并要求禁止幼儿园“小学化”，而不久前，教育部已经启动了针对幼儿园“小学化”的整治行动。
而问题的关键，仍然是如何落实这一个个目标。
就体育锻炼时间来说，在升学压力之下，教师仍然有挤占体育锻炼时间的行为，尤其是在中高考备考后期。于家长而言，如果优质教育资源供给不均衡，升学竞争依然激烈，为了让孩子获得更好的成绩、升入更好的学校，则会不断给孩子增负，孩子的睡眠时间和户外锻炼时间仍然是牺牲品。即便校内着力减负，其效果也会被家长的自主增负行动消解于无形。尽管可以将近视防控工作作为政府绩效考核指标，但若家长给孩子盲目报培训班，责任却难以落实。
此外，《意见》要求，有意识地控制孩子，特别是学龄前儿童使用电子产品，单次不宜超过15分钟，每天累计不宜超过1小时。这一要求既需要家长主观意愿上配合，更需要家长有控制孩子使用电子产品的能力。这就对现实生活中，不少家长对限制孩子使用电子产品往往有心而无力的情况提出了考验，需要家长们落实该有的责任。
近视防控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整体思维，而核心仍在于教育资源配置、课堂改革、考试评价制度改革等一系列措施的综合推进效果。只有切实减轻中小学生课内课外负担、抒解家长焦虑，让学校、家长、学生等相向而行，才能为青少年健康用眼，为青少年健康、快乐成长创造良好环境。
“学会用赞美的语言与世界沟通”“要培养自己的‘爱商’”“设定触手可及的小目标，才能实现大目标”……近日，在北京举行的“阳光少年成长营”活动上，一堂心理辅导课让全国7省区1000名农民工子女受益匪浅。
对留守儿童心理问题的关注，对应着这一群体新的特征、新的需求。在“阳光少年成长营”举行的一场座谈会上，一位来自基层的工会干部讲了这样一个故事：一对在外地打工的夫妇，专门嘱咐在家照看孩子的老人每天给孩子买牛奶喝。过年期间返乡，发现老人给孩子每天喝的不是牛奶，而是乳酸菌饮料。原来在老人眼里，两种饮品并没有差别。从想要“吃得饱”到追求“吃得好”，从关注身体健康到强调心理健康，新的情况促使我们思考：如何为留守儿童创造不只是“平安长大”的生活环境？
从更大背景看，留守儿童问题与我国快速的城镇化过程息息相关。改革开放40年，城镇化成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引擎之一。从农村到城市，农民获得了更高的收入，也推动了经济发展，与之相伴的是“留守儿童”“空心村”等问题的出现。对每一位农民工父母来说，一边要肩负起家庭的责任，一边要面对孩子期盼的眼神，现实中很难兼顾；对于国家来讲，一边是高效率的城镇化，一边是城乡协调发展，向前走也时常面临两难。无论对家庭还是社会整体而言，很多时候要做的不是一道简单的判断题，而需要在发展的天平上用好轻与重、缓与急的辩证法。
今天的中国，来到了解决发展质量问题的关口。无论是留守儿童，还是“老漂一族”，今天再谈起城镇化，已经不仅仅是从劳动力流动、生产要素价格的角度切入，而是面临子女教育、医疗保障、乡村振兴等一系列发展议程。农民工也不仅是“劳动力”“人力资源”，他们的家庭幸福也被纳入政策的视野。目前，有些城市放宽了随迁子女的入学条件，简化了异地医保报销流程，让从农村到城市的路更通畅。乡村振兴战略彰显出绿水青山的价值、激发出林田湖海的潜力，让从城市回到农村的路越走越宽。近些年来出现的“返乡”现象、“绿领”潮流，为我们呈现出一个更高质量、更立体的城乡中国。
放眼更远的将来，解决留守儿童问题不仅意味着更高质量的城镇化，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创新驱动发展、实现转型升级的未来。有研究显示，在高收入国家，每4人中就有3人高中毕业；而在发展中国家，这个比例要低得多。农村地区的教育水平，在更广泛的意义上影响着我国的人才基础，决定了我们能否为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提供同样的劳动力“升级”。而无论是因为缺乏父母陪伴造成的情感缺失，还是因为基础教育落后导致的升学“断档”，都可能会成为制约我们实现“关键一跃”的因素。
最近，中国精准扶贫项目“一村一园计划”荣获有“教育界诺奖”之称的WISE世界教育创新项目奖。该计划旨在为中国每一个村建设一座幼儿园，以保障偏远落后地区的学前教育。不要小看在幼儿阶段播下的种子，它往往会影响一个孩子一生的走向。从人生的第一级台阶开始，为孩子的成长铺平道路，他们的美好明天，关系到中国更加光明的未来。
对很多留守儿童来说，手机不仅是他们的电子玩具，更像是某种特殊的“安慰剂”，刷视频、打游戏、网聊，构成了部分农村孩子生活的极大一部分。
日前，针对留守儿童手机使用状况，扬州大学志愿者团队奔赴贵州、安徽、江苏北部等地展开调研，走访了近400户农村家庭，结果发现，长时间玩手机已经成为乡村少年的“流行病”，“手机带娃”在山区，尤其是留守儿童家庭中愈发普遍，甚至有些孩子“吃饭、走路、上厕所，甚至睡觉，手里也紧握着手机”。据了解，留守儿童的手机一般都是在外务工的父母买给孩子的，为的是方便通话交流和远程监管，“手机带娃”是许多留守家庭的无奈选择。
“手机带娃”成留守儿童新痛点，这一调研结果令人始料未及。传统印象中，农村地区尤其是山区，一直是移动网络、智能终端普及的短板，但客观的数据却揭示了“另一种现实”。据统计，在12～16周岁的留守儿童中，有接近42.7%的孩子拥有自己的手机，其中，超过77.3%的孩子经常手机上网。此外，不少乡村地区儿童的上网时间已高于城市儿童……留守儿童对手机的高度依赖，及其所引发的一系列负面后果，远超人们的想象。
对很多留守儿童来说，手机不仅是他们的电子玩具，更像是某种特殊的“安慰剂”，刷视频、打游戏、网聊，构成了部分农村孩子生活的极大一部分。通过手机所建构的虚拟世界，他们逃避着现实的焦虑，也不可避免地造成了接触不良信息、注意力不集中、影响性格发育、感官退化等不良的后果。
相比于城市孩子，农村儿童特别是留守儿童，受到手机消极影响程度可谓深远得多。这显然是因为，农村留守儿童缺少替代性的“消遣手段”和“生活方式”，更缺少父母在身边进行及时的矫正与引导。“手机带娃”虽是无可奈何，但若自此就放任自流，那必然会让全社会都付出无法承受的沉重代价。
在酿成更严重的苦果之前，各方必须马上行动起来。重建乡土世界的文化生活和重教传统，创造更多本地就业机会来避免亲子分离，或者采取更为积极的公共干预来给孩子们以正确示范——凡此种种，都是必须要有的努力。说到底，当我们试图寻找解决“手机带娃”的可行方案，我们其实最需要回答的，还是如何破解留守儿童困境这一根本性问题。
支付得起出国游学，不但是爱孩子的表现，也是自己经济实力的体现。一些出国游学机构更是趁机“带节奏”，人为制造教育焦虑。
趁着暑假，让孩子出国游学，正成为不少城市父母的选择。据媒体报道，一位叫李红的郑州全职妈妈，让儿子参加了暑假留学交换项目，去英国十几天，费用4万元。虽然舍不得钱，但是也没有别的办法，“一半同学都报了。”
杭州媒体也报道过同样的事情。一名六年级小学生参加了学校组织的英国游学活动，在英国呆两周，费用3万元，抵得上孩子母亲三个月的工资，但父母还是咬牙报名，因为他们发现，“全班就他一人还没出过国。”
郑州和杭州的情况是这样，北上广深一线城市就更不用说了。我有一位朋友，刚刚接待了一位北京的家长，他的孩子，已经去过四十多个国家。据说，同学们平常都在比拼护照上的签证次数，老师不得不想办法禁止这种行为。
这种现象不是今年才有，前两年就流行过爆款文章《月薪三万，还是撑不起孩子一个暑假》。现在，学校都禁止补课，强调减负，结果就是激烈的竞争延伸到教室外，延伸到暑假中。暑假本来是孩子休息放松的时候，却变成了更激烈的拼杀场所。由于缺乏规范，家长在暑假上的投入进入赤裸裸的“拼刺刀”状态。
出国游学热就是在这种背景下产生的。至少在10年以前，北京、上海精英阶层的子女，就开始参加这种交流游学。2002年，我在北京读书的时候，一位老师的孩子在隔壁重点高中读书，“班里同学全部出过国。”他们的英语普遍较好，让正在读研究生的我感到深深的自卑。
但是，十几年前的交流游学，规模相当有限，通常仅限于那些大城市最好的中学，游学也有真正的交流成分，外国学校的同龄孩子，也会到中国交流。这是属于真正精英家庭的行为，即便是北京和上海的普通家庭，也难有这样的机会。
随着中国经济的迅速发展，尤其是家庭财富的增长，寒暑假游学终于实现大规模商业化。如今的很多游学项目，并不是什么“交流活动”，而是旅行社开发的旅游项目，看一下英国的剑桥、牛津，逛一下美国的耶鲁、哈佛，确实也算开拓了眼界，但是从根本上来说，仍然是“游”大于“学”。
依照本文开头的案例，英国游十几天，四万块，对中小县城来说，可能意味着一个中低收入者一年的工资；但对大城市家庭来说，尽管也是一笔不小的款项，但是并非高不可攀。省会城市一套房的租金，或者夫妻双方的年终奖，都可以支付这笔费用。
因此，出国游学，就具备了区分阶层的意义。尽管出国游的收益难以具体量化，但是对很多父母来说，它首先是证明自己的手段。支付得起出国游学，不但是爱孩子的表现，也是自己经济实力的体现。一些出国游学机构更是趁机“带节奏”，人为制造教育焦虑。
这样就可以理解，为什么很多家长会热衷于“集邮式”出国游学。从“出国游是好的”，最终发展为“去的国家越多越好”，家长并没有仔细观察孩子出国游学到底有什么收获，这是一场战争，一旦进入，就要不断投入。最终，护照上的签证，就会被视为一种荣耀。把护照填满，不仅意味着出国的次数更多，也意味着投入了更多的金钱和精力，它本身就成为一个“标签”。
到这时，出国游学就彻底变味了，它成为一种盲目的攀比。这种攀比心理首先存在于父母心中，给他们以阶层攀升的错觉——隔壁家孩子才出过一次国，而我们是五次。最终，这种攀比心理也会影响到孩子。现在的孩子，从攀比衣服，到攀比父母所开的车，再到攀比出国次数，不仅是一种“消费升级”，也是在不断更新自己的身份认同。
这种攀比心，让出国游学彻底背离了教育的本质。最高兴的当然是旅行社，对教育本质上是一窍不通的他们，组织旅游项目却是得心应手。他们可以根据导航找到哈佛、耶鲁，但是却无法把哈佛真正的精神传递给孩子，他们本应该心里发虚，但是想到家长们在乎的只是出国本身，也就释然了。
对大城市的中产家庭来说，要摆脱这样的恶性竞争是很难的。这就和奥数或各种补习班一样，当你知道别人家孩子在学的时候，你也就必须跟进。只要教育竞争的格局不变，这样的攀比就不会结束。
一些家长希望通过游学，激发他们的上进心，为以后出国留学做准备。显然，这当中折射出的不过是不切实际的望子成龙。没有一个家长甘愿让自己的孩子“输在起跑线上”，而这也正是不少挂羊头卖狗肉的“游学团”商机之所在。
小学6年，全班只有儿子一个人没出过国。杭州的孙女士被逼急了，只能花费三个月的工资，将儿子送进学校暑假组织的英国游学团。她的经历在钱报教育微信公众号“升学宝”上推送后，立刻上了新浪热搜第二位，引发了大家热议。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和高收入家庭的增多，许多家长越来越看重海外教育资源。在长长短短的各个假期里，家长们不再只局限于“清一色”地给孩子报各种兴趣班、补习班，而是鼓励孩子走出去，海外游学由此兴起。但不可否认，游学热不断升温，很大程度上是出于“被逼急了”之下的无奈，许多家长送孩子游学，其实是一种攀比。
专家表示，参加游学团一般花费较高，对大多数家庭来说，参加游学是一项发展型消费而非必须消费，应根据经济情况适当选择，没有必要为此盲目攀比。于中小学生，所谓的“海外游学”，其实是形式大于内容。“国外很多人在孩子年幼时就带孩子周游世界，让孩子开阔视野，感受、体验不同的事物、环境、文化等，开展这样的活动将有利于小孩子的多元发展，”“这是一个潜移默化的过程。”这听起来确实很美，但一当来去匆匆，如有家长所说，也不过是“一直在赶路，什么都没学”。
当然，漂洋过海，小眼睛里总能看到点新鲜的东西，问题是，以不菲的费用，去换来这点“收获”，值吗？实际上，于不少家长，对此未尝不知，但看见其他孩子报了名，自己的孩子不去，只能看着人家的孩子开心出游，势必给孩子幼小的心灵蒙上自卑的阴影。于大多数家庭，即使是一笔沉重的负担，也只得承受。况且，现在的孩子都是家庭的重心，孩子提出的要求，一般也总会得到满足。
这或许正在旅行社的意料之中。也因此，“跟普通旅游团的行程差不多，但游学团的价格要高出一两倍”，其实，以赢利为目的的旅行社组织的“游学团”，可想而知也不可能有真正的“游学”。而于年龄相去甚多的“团友”，比如，“走访名校”之类，也只能是个噱头，实际上，更多的不过是“到处一游”，如有报道，所谓“美国游学团”不过是“校外拍照团”。
如此的海外“游学团”近年来方兴未艾。参加海外游学的人群呈现低龄化趋势，中、小学生正逐渐成为出境游学市场的主要受众群体。一些家长希望通过游学，激发他们的上进心，为以后出国留学做准备。显然，这当中折射出的不过是不切实际的望子成龙。没有一个家长甘愿让自己的孩子“输在起跑线上”，而这也正是不少挂羊头卖狗肉的“游学团”商机之所在。显然，攀比之下的“游学热”该降温了。
背景：据媒体报道，孙女士的儿子在某民办小学读六年级，最近她发现“全班竟然只有他一个人没出过国”，于是，她安排儿子参加学校组织的游学活动。孩子此次海外游学起码3万元，抵得上孙女士的三个月工资。
新京报发表从易的观点：：如今孩子们的竞争，已经不仅仅是学习成绩的竞争，还包括个人才艺、视野、文化积累等方面的竞争。孩子英语熟练吗？有什么才能？去过几个国家？一旦孩子与他人拉开了明显的“文化差距”，他很可能会在优质资源的竞争中落后。这个时候，孙女士送孩子游学，并不见得是孩子需要、孩子适合，或者游学项目本身足够好，而是因为其他孩子都游学过了，自己的孩子却没有。换句话说，这是焦虑和攀比心理下的“病急乱投医”。家长的这种心理我们见多了，多少家长一到暑假就给孩子报了夏令营、游学营、培训班、兴趣班，因为其他家长给报了这些班，仿佛自己不给孩子报，孩子就吃亏了。相当一部分的游学产品价格不菲，却名不副实，带着孩子到海外，走马观花地参观下高校博物馆、介绍点名人事迹、跟当地的家庭交流几句英语就完事，并没有提供比旅游更高的附加值。很多家长花费更高的价钱，孩子也只是“游而不学”。个别游学机构缺乏资质就贸然开展游学项目，存在较大安全隐患。花了三个月工资的冤枉钱还只是小事，时时刻刻陷入“囚徒困境”，将孩子的教育带入“军备竞赛”的焦虑中，反倒可能给孩子造成真正的伤害。
小蒋随想：每逢暑期，在北京的清华、北大门口，你常会看到许多外地来京的游客带着孩子在排大队，为的就是进这两所著名高校参观。这样的场景在其他地区的名校也有。由于游客太多，一些著名高校不得不像景区一样规定每日游客上限。家长们的想法是，带孩子感受名校氛围，激发孩子对名校的向往，努力学习，从小立志。家长用心良苦，效果如何？烈日炎炎，排着大队，人群拥挤，汗味四溢，进了校园走马观花，进不了教学楼、自习室、图书馆、食堂，甚至会因为喧哗引来大学生的侧目，感觉真好吗？很多人不过是犹如“打卡”般遛一圈，又奔赴下一个景点。爱玩好动喜欢新奇刺激的孩子，对历史底蕴、文化积淀、旧楼遗址的领悟能力，不好说。对旅游团而言，带游客参观高校不会增加任何成本（连门票都不要），何乐而不为？按照上面的路数与经验，再看许多海外游学项目，会不会感觉半斤对八两？许多家长也曾出国旅游，是看到了异域景色，但要说通过十天半月，学到了多少先进知识，提高了多少外语水平，说出来自己信吗？当然，游学项目会进行更多“包装”，比如与国外师生联谊。但问问去过的孩子，联谊有多长时间，是不是只到外国中小学“停”一下，你就会发现犹如“淘宝P图与买家秀”的差距……其实，很多家长也知道海外游学的实质。但许多家长宁可自己苦点，也要让孩子吃好、玩好、不落人后，面对孩子闹着“世界那么大，我要去看看”，舍不得说不。花仨月工资送孩子出国游学，大致就是这么个意思。它是一种风气，一种攀比，一种“亚健康”。说得再直白一点，孩子是父母教育的，钱在父母兜里，父母要为自己的选择担责。
拍照用美颜，秒变“大长腿”。智能手机时代，摄像头成为手机硬件标配，拍照性能越来越强。很多人不满足于镜头里朴素的自我，带有美颜滤镜功能的APP应运而生，它们时常登上手机应用排行榜前列。
“美颜”成为习惯，究竟是好是坏？显示屏中的那个人还是真实的自己吗？新华社的报道引用波士顿大学医学院研究人员的文章称，随着手机美颜工具的普及，美颜照充斥社交媒体，这会诱发一类被称为“体象障碍”的心理问题。一些人主观想象自己外表丑陋，并过分纠结，最终出现病态行为。
爱美之心，人皆有之。美颜滤镜满足了用户的需求，算得上是互联网产品的成功创新。但是，在“用户思维”大行其道的时代，埋藏在人性深处的欲望被充分释放，人们有理由对互联网“黑镜”开展清醒的反思。就算没有因为频繁使用美颜滤镜患上心理疾病，“美颜”所展示的那个虚拟世界，也时常幻化着人们的社会关系。
一位知名“网红”，在直播镜头中面容姣好、形象靓丽，“不小心”在外出时被路人拍下照片传到网上，人们才发现她也不过是一副“邻家脸”。显然，带有美颜功能的直播软件给这位网红姑娘的“颜值”加了不少分。这当然无须苛责，直播本来就是一种公开表演，适当美化一下自己的形象，观众爱看，自己又增加了流量和收入，何乐而不为？
问题在于，当滤镜审美成为习惯，社交传播中的“颜值”越来越多地由计算机算法主宰，社会对美的认识可能走向片面。网上流行着“网红脸”的说法，说的是一些艺人、主播通过整容、美颜满足某种共同的审美标准，看起来长得都差不多。美则美矣，却少了点个性与真诚。
现代人的社交，七分在线上，三分在线下。大家都爱看社交软件上的美食、美景，爱看美化以后的自拍，这本来也没什么。然而，一些人过度美颜以后，照片成了“照骗”，难免遭遇尴尬的“见光死”。久而久之，人们沉浸在线上那个美化的社交场域中，却对线下真实而不乏缺憾的社交充满忌惮——说实话的，一些人多少有点“见网友”的社交障碍。
波士顿大学医学院的研究还引用了这样的数据：55%的整容医生接待过为让自拍更漂亮而做手术的患者。滤镜里的社交加剧了一些人的自卑，变得不愿意正视自我。
看到新闻报道时常出现的极端案例：一对年轻男女通过同事介绍相识，两人一直通过微信联系，终于约见面了，男方却惊讶“这还是同一个人吗”，原来女方一直使用美肤、亮眼、削脸的美颜功能发布朋友圈自拍，结果，两人闹了个互相拉黑、不欢而散。
当然，也别光顾着嘲笑女性，网上同样存在为数不少的“人造帅哥”。长得胖了点？加个滤镜，一秒钟变成瘦削小生。
多数人从小接受的传统教育，都说审美要看内涵。不过，进入社交传播的读图时代，外在的形象美始终是无法绕开的话题。有一点是肯定的，现代社会的审美标准应当趋于多元化，环肥燕瘦的刻板标准恐怕是落后了。更值得注意的是，审美从来不仅是美学话题，它始终牵涉到个体权利公平问题。过度推崇滤镜中的审美，容易形成某种“看脸”的思维惯性。
自拍美一点，心情好很多，不必否认滤镜在缓解压力、情绪疏导的正面作用。但也不该遗忘，美显露在外表，同样体现在人心。由算法主宰的颜值，终究是借来的美丽，每个人都需要维持正视真实自我形象的能力。
作家为了一篇文章认真构思、持续修改，画家为了一幅作品精心打磨、不弃微末，歌唱家为了一首歌曲倾注情感、反复练习……为什么一定要这样不辞劳苦、精益求精？很多人也许会给出相同的回答：“有意义”。其实，意义意味着价值，有意义的人生才是值得过的人生。人们愿意在有意义的事情上投入精力，正因为这样的过程能够体现人生意义。
“人最终关切的，是自己的存在及意义”。曾经，路遥凭借小说《人生》收获巨大成功，很快便被鲜花和掌声包围，但他对功成名就、轻松安逸的生活始终保持着警惕。在给亲人的信中，他如此写道：只有在无比沉重的劳动中，人才会活得更为充实。常思生命意义，常怀忧惧之心，路遥得以远离名利的羁绊，最终创作出《平凡的世界》等佳作。事实证明，那些不畏劳苦艰辛、积极求解人生真谛的人，不仅能赋予自己前行的力量，也能为他人点燃一盏明灯，照亮生活的道路。
然而，追寻意义的旅程，不可能是一帆风顺的。现实中，有的人在浮华中迷失自我，被事物外在的表象遮挡了视线；有的人紧盯着物质财富，房子、车子、票子样样不缺，精神世界却一贫如洗；有的人贪恋职位官帽，除此之外心无所寄、情无所托，只能在患得患失的焦虑中艰难度日。一个人如果缺少对意义的追问和思考，就容易被各种诱惑所扰。长此以往，个人难免会失去干事创业的激情与斗志，进而陷入空虚无聊的境地。
鲁迅先生说过，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们，都和我有关。的确，人生的意义难以在一己之私中生根发芽、成长壮大。23岁的马克思曾在博士论文中留下了一个判断：“知识不是来自经验，也不是来自理性，因为知识，就来自凝视他人的目光，倾听他人的呼吁，并立志为他人做些什么。”从这个意义出发，一个人只有让自己的生命走出自我狭隘的小圈子，与更远的远方和更多的他人相联系，才能走上通向意义世界的坦途。
找寻到人生意义并执着前进，就能在平凡中书写出伟大。塞罕坝林场夫妻11年坚守望火楼，用无声的奉献，见证了一片林海的诞生；王泽山院士本已功成名就，却又历时二十载攻克火炸药世界性难题，第三次走上国家科技奖领奖台……为什么他们的内心如此安静恬淡，他们的步伐如此坚定从容？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因为他们一以贯之地肩负着自己的人生意义，守望着造福百姓的淳朴初心。
对于“知易行难”的传统认识，有人曾提出“知难行易”的观点：如果在“不知”的基础上“行”，必定会走许多“之”字路，容易犯错误、做无用功。对个人来说，很多时候，正是由于没有看清人生的意义，人生停滞不前，生活暗淡无光。勇于扛起意义的重量，才能让生命绽放，真正铸就人生的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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