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大名著的思想意义及艺术特色

四大名著的思想意义及艺术特色

《三国演塑义》的思想意义:

《三国演义》的思想内容基本上是通过曹魏和蜀汉两个集团的斗争而展开的。它对刘备、诸葛亮等的歌颂和对曹操等人谴责，表达了作者在“拥刘反曹”的封建正统思想外衣下，蕴含的崇尚“忠”“义” ，主张用“主道”“仁政”治理天下的政治思想以及这种思想未能完全得以实现的悲哀。作为一部直接描写统治阶级内部各集团间的政治，军事斗争的小说，它用艺术手段展示的斗争经验，具有较高的认识价值。

《三国演义》的艺术特色:

    首先，《三国演义》虽然在创作很大程度地依据了有关三国的历史文献，但却能不受史实的限制，根据表现人物和设计情节的需要，发挥想象加以艺术虚构，从而使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得到了有机的统一。其次，《三国演义》刻划人物，选取许多典型的事件，将人物置于现实矛盾的尖锐冲突中，通过他们的言行来展示性格，并注意细节描写，运用夸张，对比等艺术手段来突出人物的不同特征。再次，小说采用了多头绪，多层次的网状结构形成，把纷繁复杂的历史事件，特别是战争，写得条理清楚，主次分别，有声有色。此外，《三国演义》在吸引史传语言高度成就的基础上又适当加以通俗化，形成一种“文不甚深，言不甚俗”的语言风格，叙述描写，简洁明快，雅俗共赏。

《水浒传》的思想意义:

   《水浒传》的伟大意义在于，它是从封建社会中诞生出来的一部反抗封建统治的小说巨著，这不啻是中国古代文坛中的一个奇迹。小说通过生动的艺术描写，反映了封建社会农民起义由发生、发展到失败的全过程。它深刻地挖掘了起义的社会根源，揭示了“官逼民反”的事实，成功地塑造了起义英雄的群像。并通过他们各自不同的反抗道路，展现了起义如何由零散的星星之火，最终发展为潦原之势的。小说还描绘了起义失败的悲惨结局，客观上总结了农民起义失败的历史教训。鼓荡于作品之中的反抗精神，给历代读者以极大鼓舞，产生极深远的影响。

《水浒传》的艺术成就:

     首先，《水浒传》最被人称道的是人物塑造的成功。书中的主要人物形象都具有鲜明的个性，成为高度典型化了的英雄形象。（1）作者在塑造这些形象时，一方面将想象中的英雄所应具有的勇和力、传奇式的本领凸现出来，另一方面，又精细地描写了他们的性格与周围环境的关系，使英雄具有鲜明的个性，真实可亲。（2）作者塑造英雄形象的成功之处，还在于既以高度夸张的情节来充分展示英雄的本色，好汉的豪气，使读者产生对英雄的仰慕；同时又以逼真的细节刻画，个性化的语言。人物本身的行动以及人物间的映衬。对比来表现人物性格，使读者感到英雄的形象真实可信。其次，《水浒传》的语言也富有特色，作为我国最早的一部杰出的长篇白话小说，《水浒传》创造地继承和发展了宋元以来“说话”的语言艺术，在运用当时口语的基础上，加以进一步锤炼，使语言具有了非常准确、生动、通俗而又洗炼的特色。最后，《水浒传》的结构也很有特点，是以单线发展的方式来构架情节的。

《西游记》的思想意义:

    《西游记》通过描写孙悟空大闹天宫和保护唐僧去西天取经沿途降妖伏魔的故事，充分赞扬了反抗传统秩序、坚决向一切邪恶势力作斗争的精神，表达了征服自然战胜困难的伟大理想和信心；并以神魔世界观照现实人生，对当时的社会进行了广泛的揭露和讽刺。

《西游记》的艺术成就:

   （1）《西游记》所描写的幻想世界和神话人物，大都有现实人生活作基础，这就使神话人物，神话环境和各种神奇的魔法都是显得和谐自然，从而构成了《西游记》浪漫主义的基本艺术特征。（2）小说的另一个艺术特点，是塑造了一群人、神、兽三位一体的形象（3）小说还有一种积极向上的乐观基调，富于喜剧色彩（4）书中语言活泼跳跃，诙谐幽默妙趣横生，并以方言俗谚。人物语言也富于个性化，较好地烘托了每个人的性格特点。（5）小说的结构，以取经人物的活动为中心，逐次展开情节。

《红楼梦》的思想意义:

通过宝黛的爱情悲剧，展示了一个贵族大家庭的盛衰。显现了封建社会没落时期多种多样的生活画面和复杂的矛盾冲突，在深刻、典型地反映了封建社会的丑恶的同时，强烈地表现了被压迫者，被损害者的同情；反映了一代青年、尤其是广大青年妇女的不幸命运；讴歌和赞美了叛逆者被压迫都的反抗斗争精神；也表现了朦胧的对个性自由理想的追求。

《红楼梦》的艺术特色:

首先，《红楼梦》从生活的情理出发，用多种化统一的原则，塑造了许多性格复杂和生活中的一样丰富多彩的真的艺术生命。其次，《红楼梦》在总体结构，具体情节展开，人物塑造等方面广泛地应用了对此手法，并将它上升为一种深刻地反映思想内容的艺术手段。再次，《红楼梦》尽管是叙事艺术的集大成之作，但它的艺术独创却并非叙事艺术手段所能涵盖。它是我国抒情传统与叙事的完美结合，在叙事中显示浓烈的诗化倾向。它的诗化倾向，主要体现在叙事的抒情基调，人物形象的塑造以及意境的营造，象征手法的运用上。

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分析

——以《红楼梦》中的林黛玉为例

吕荣洁

摘要：文学典型除具有一般文学形象得特性之外，还比一般文学形象更富于艺术魅力，表现出更鲜明得特征性。本文首先从封建社会的叛逆者、秉具诗人气质的孤傲少女、多愁善感的性格这三个方面来分析《红楼梦》中的林黛玉这一典型人物，接着又主要从贾府和大观园这一典型环境来说明林黛玉所处的环境，最后将典型环境和典型人物之间的关系综合起来分析这一文学典型，以期更好地理解文学典型在作者笔下得表现方式，进而更好地理解文学作品本身。

关键词：典型人物 典型环境林黛玉

文学典型是文学形象的高级形态之一。我们给文学典型以这样的定义：作为文学形象的高级形态之一，典型是文学言语系统中显出特征的富于魅力得性格。①对典型环境和典型人物进行分别的和综合的分析，有助于对文学形象的理解，乃至更好地理解文学作品。《红楼梦》清代的一部百科全书式的长篇小说，一名《石头记》。元末至明中叶，先后产生的《三国演义》、《水浒传》和《西游记》三大长篇小说虽然打着“话本”的胎记，但他们有一个共同的明显进步，也就是文本上完成了由故事型向小说型的转化，即由说故事变成了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红楼梦》作为四大名著之一继承了这以转。它代表着我国古代长篇小说的最高成就的世情小说，它的典型环境和典型人物在作者曹雪芹的笔下表现得淋漓尽致。因此，对其中的典型环境和典型人物林黛玉进行分析，可以对其它的文学作品的同类分析起到一种抛砖引玉的作用。

一、典型人物——林黛玉介绍

香冢边葬花的倩影，花丛中笑泣的娇声，月洞窗下闲调鹦鹉，芙蓉池畔慢添诔文，这许多入诗入画的形象，共同完成着林黛玉“世外仙姝寂寞林”的气质特征。曹雪芹笔下的她是一个冰雪聪明、才思过人而又孤高冷傲、多愁善感的弱女子。但她的过度以自我为中心却是她性格中的瑕疵，但正是有这一点瑕疵使我们感到这一典型人物形象的真实性、可信性，也使我们体会到了她的可爱。

下面从三个方面来论述林黛玉这个典型形象：

（一）、封建社会的叛逆者

像《红楼梦》中的第一主人公贾宝玉一样，她也是封建社会得叛逆者。她的叛逆性格在她与贾宝玉的爱情故事中表现得最为充分。她俩的爱情是建立在反封建的思想基础之上的，是建立在志同道合、心心相印得基础之上的。另外，他们在对待功名富贵和仕途科举等问题上也具有叛逆思想。这就是说，他们的爱情不只是一般怜才惜貌的爱情，而是一对封建贵族阶级的叛逆者的爱情。②林黛玉得叛逆性格还表现在“孤高自许，目无下尘”，对周围现实的傲视和鄙弃上。

（二）、秉具诗人气质的孤傲少女

《红楼梦》中的诗词赋曲等都是从属于人物形象的塑造。但其中只有“心较比干多一窍，病如西子多三分”的林黛玉既有敏锐的感悟力，又具备足够的才气与创作自觉，因而她最具诗人气质。她把作诗作为抒发情怀、寄托理想的唯一手段。一首葬花诗，立即把林黛玉这个典型人物推到一个新的精神境界，并使她心灵深处那隐秘的活动历历可见。她那 “孤标傲世偕谁隐？一样开花为底迟？”的菊花气质，也就与诗词一道，鹤立鸡群地再现出来，使读者脑海中浮现出一位秉赋诗人气质的孤傲少女形象。而这种孤傲受到其父亲林如海的影响。

（三）、多愁善感的性格

她最突出、最鲜明的一个性格特征就是多愁善感、凄苦忧郁。正如“病如西子胜三分”一样，西施美在她的病态，美在她心痛而皱眉的愁容，林黛玉之美也多半与这个“愁”字有关。父母双亡的处境、寄人篱下得生活、金玉姻缘的宿命观点、不祥的预感等等。所有这一切在折磨着她，于是她就更加多愁善感了。贾宝玉也认为她的“病”不只是她身上的病，更是身体上的病和心灵里的愁的总概括。多种环境的塑造下，就有了林黛玉这样一个临风洒泪，弱柳扶风，但是嘴上却尖酸刻薄的女孩子形象。正像宝玉的“多情”一样，黛玉的“多愁善感”具有极其丰富、极其深刻的社会内涵，它是这两个伟大的艺术典型性格最动人之处，是全书的精粹所在。

二、林黛玉所处的典型环境分析

典型环境，是针对典型人物而言的，指的是文学作品中典型人物所生活，形成其性格并环绕和促使其不得不那样行动的种种特定关系条件的总和，是整个大的时代背景、作品描绘的总环境与人物生活的具体环境的辨证统一。

通过对《红楼梦》的分析，我认为林黛玉所处的环境有三个：一是出身于书香门第，除了两个丫鬟外，孑然一身，二是贾府和大观园，三是清代康、雍、乾时期。

例如在第三回《贾雨村夤缘复旧职林黛玉抛父进京都》中，曹雪芹借林黛玉的活动将典型环境一一展现出来。如林黛玉坐着轿子行近宁国府，展现在面前的是街北的两个大石狮，三间兽头大门，门前列坐着华冠丽服的十来个人，门上匾额是“敕造宁国府”五个大字。林黛玉判断其为贾府之长房。到荣府时从进门到换轿夫的转折，雕梁画栋的游廊厢房，穿红着绿的丫头们，处处显示贾府的雍容富贵。在贾政堂屋时，抬头看见一个赤金九龙青地大匾，有御书的斗大三个字：“荣禧堂”。“敕造”和“御书”，可见贾府的尊荣富贵的原由。而“荣禧堂”内青绿古铜鼎、待漏随朝墨龙图，宴居之所的文王鼎、美人斛的摆设无一不显出主人以“忠君、勤政、守礼、尊法”自勉和标榜。

作者安排了两个鲜明对照的世界：一是以女性为中心的大观园，这是被统治者的世界，一是以男性为中心的社会，这是统治者的世界。这暗示着封建社会的不合理性，使读者预感到这个社会已日暮穷途，即将走向灭亡。

林黛玉自言“一年三百六十日，风刀霜剑严相逼”，一点也不夸张，它真实地表现了环境的险恶以及她在险恶的环境中的感受。

三、典型环境与典型人物的关系

在叙事性文学作品中，文学典型一般指典型人物。而人物的活动又离不开他所生活的环境，因此，研究典型人物就必须涉及到典型人物与典型环境的关系。

恩格斯的“真实地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的命题，科学地揭示了典型人物与典型环境的辩证关系。

一方面典型性格是在典型环境中形成的。《红楼梦》中的林黛玉就是她所处的典型环境下的产物。她所处的打环境正是清王朝号称极盛的康、雍、乾时期，是封建中国最后一度的回光返照。表面上歌舞升平，政局稳定，而骨子里却充溢着沉积已久的历史苦闷和难以界说的种种骚动。而她自小就读很多的书，才思敏捷，这使得她在《红楼梦》中创作的诗是最多的，共计23首，除应制联句和起社的作品，还有《葬花辞》、《桃花行》、《秋窗风雨夕》等名篇。数量之多，只有贾宝玉可以与之匹敌。但很明显，林黛玉诗作大多是精品，而贾宝玉诗的质量则是参差不齐的。她太单纯了，对封建社会也缺乏相应的认识，她只想到父母早亡，无人作主；只想到自已体弱多病，不能久待。这使得她受封建礼教的约束较少，最终成就她的叛逆性格。但她却没有想到封建势力的魔网早已笼罩在她的头上，当她与宝玉的感情一步一步地向前发展的时候，这个魔网也在一步紧一步地慢慢收缩了。到了贾府之后，客观环境得需要与她那自由得个性格格不入，最终一步步失掉人心，不但失去了贾母、王夫人的欢心，除了贴心的紫娟和知心的宝玉之外，没有什么知已，非常孤立。

爱情是林黛玉生活中唯一可望见的光芒，甚致是她生命的全部意义。这种叛逆的爱情在她和贾宝玉思想一致的基础上，极其迅速地同时也是极其曲折、极其艰难地发展起来。爱情的阻力来自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客观外界的那种无形的、沉重的压力。另一方面，也是更为重要的方面是她自己背上的那副精神枷锁，即她无法摆脱把自由恋爱、自由婚配当做不道德行为这种社会意识的支配。因此，爱情既给林黛玉带来了光明、幸福和希望，但同时也带来了更多的痛苦、哀伤和忧郁。她的爱情打上了封建贵族阶级烙印，不可避免地要受到时代局限，迫使她在追求爱情的同时，却因袭了沉重的精神负担。

从上面的论述也不难看出，典型环境不仅是形成典型人物性格的基础，它还逼迫着人物行动，制约着人物的性格发展。黛玉就是在长期寄人篱下的环境中变得越发多愁善感，她的敏感——别人无意的举动她都看成是对自己的轻蔑，也是在这样的典型环境中形成的。

另一方面，典型人物也并非永远在环境面前无能为力，在一定条件下，他又可以对环境发生反作用。有一次，周瑞家的寻常串门到宝钗处，宝钗正在描花样子，一见周瑞家的：“便放下笔，转过身，满脸堆笑，让周姐姐座”。周瑞家的送花至迎、探、惜三姐妹处时，迎、探“忙住了棋，都欠身道谢”。惜春也与周瑞家的“大家取笑一回”。唯独黛玉不然。周瑞家的来时，黛玉正在宝玉房中作解连环的游戏。周瑞家的进来笑道：“林姑娘，姨太太着我来送花与姑娘戴”。宝玉素知黛玉目无下尘，赶紧与周瑞家的敷衍，并接过宫花。黛玉只就宝玉手中看了一看，便问道：“还是单我一人，还是别的姑娘都有？”周瑞家的道：“各位都有了，这两枝是姑娘的了。”黛玉冷笑道：“我就知道，别人不挑剩下的也不给我。”周瑞家的听了一声也不言语

典型环境与典型人物的关系还有互相依存的一面，失去一方，另一方也就不复存在。《红楼梦》写了宝黛爱情，但并不仅仅是为了歌颂他们的爱情，而为的是写使他们爱情一波三折的背后东西；曹雪芹刻画林黛玉的矜持，不仅仅是为了表现其古典含蓄美，为的也是写使她矜持背后的社会内容。正像宝玉的“多情”一样，黛玉的“矜持”具有极其丰富、极其深刻的社会内涵，是这两个伟大的艺术典型最动人之处和文本的精粹所在。曹雪芹结合清朝封建末世的时代特征来塑造贵族少女林黛玉的形象是符合当时社会现实的。林黛玉首先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是一个具有人的复杂性得活生生的形象，她是一个富有社会内容的活人，反应了十八世纪中国封建社会得历史风貌。因此这个人物形象远大于思想，是一个典型性很高的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而不是缺乏真实性的单一得模式化、概念化的人物。

总之，典型人物与典型环境是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相辅相成、相得益彰的。离开了典型环境，就无从产生典型人物；而没有典型人物，也无所谓典型环境

《三国演义》中贯穿着“英雄史观”，是作品的客观存在，有目共睹。问题是：应褒？应贬？功欤？过欤？对此问题的研究和争论，与对这部名著的主题论、人物论、艺术论、版本论等方面的热烈程度相对比，可说显得死气沉沉了。但是，据我了解，长期以来，“英雄史观”主要是被视为《三国演义》的一大诟病的。一种有代表性的观点认为：《三国演义》的主要思想缺陷在于“歪曲事实，把历史说成是少数剥削阶级的‘英雄’人物创造的”，它对三国历史现实的反映建立在英雄至上的思想基础之上，其历史观是唯心主义的。尽管他们也注意到作品对封建阶级的各类英雄人物也持有明显的不同态度，特别是“拥刘反曹”，一褒一贬，泾渭分明，但又认为这仅仅是对英雄人物道德评价上的差异，所以无论是对正面英雄的歌颂，还是对反面奸雄的诋毁，作者都宣扬了“英雄史观”。(1)其实，这种评述虽不能说事出无因，但以此来评价《三国演义》这部伟大艺术名著的思想价值，或恐也嫌绝对，不够全面和公允。时至今日，对“英雄史观”在作品中的表现，也应作实事求是的具体分析，对“英雄史观”本身是否构成作品的“罪名”也可议论一番，因此，很有必要作新的评说。

　　　　一

所谓“英雄史观”，即是认为英雄是历史的创造者和推动者，将英雄视为人类生活的中心，而把人民群众排斥在政治舞台的边缘，忽视他们对历史的创造和推动作用。《三国演义》描写自东汉末年至三分归晋的百年历史：三国纷争、群雄割据、中原逐鹿、波及全国，但说到底，这是一场由各个政治集团之间为争夺政权而展开的大角逐。伴随着政治、经济、文化的全面抗衡，其斗争的直接方式是军事力量的对抗。而各个政治集团之间的斗争，又主要表现为其中的杰出人物即英雄霸主之间才识胆略的较量，其最后的胜负或成败也取决于各路英雄人物自身的命运。杜甫歌颂诸葛亮“伯仲之间见伊吕，指挥若定失萧曹”，苏轼赞扬周瑜“雄姿英发，羽扇纶巾，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又何尝不适合于其他的三国英雄。“得人才者得天下，失人才者失天下”，这是人人皆知的道理。因而英雄人物无庸置疑地会成为作品描写的中心，占据主体的、至上的地位。

与这种英雄至上和英雄中心论相一致，《三国演义》又不可避免地显现出对人民群众的疏远和轻视。曹操的名言“宁教天下人负我，休教我负天下人”，在道出了他的极端利己主义的“奸雄”本质的同时，也显露了天下黎民在所谓英雄眼中草芥不如的地位。无独有偶。作品第六回叙董卓与袁绍、曹操等十八镇诸侯交兵不利，为避其锋，决定迁都长安，群臣苦谏若划率迁弃，百姓骚动不安，董卓大怒道：“我为天下计，岂惜小民哉？”无论是曹操，还是董卓，人民群众都是任人摆布、宰割的羔羊；他们哪里把“天下”“小民”的利益放在眼里。

在疏远、轻视人民群众的同时，作为社会政治生活中心的英雄，理所当然地充当了“天下人”的救世主。曹操讨伐徐州，百姓将遭祸殃，后陶谦三让徐州给刘备，徐州百姓拥挤府前哭拜：“刘使君若不领此郡，我等皆不能安生矣！”陶谦虽有仁慈爱民之心，但庸才无能，无力兴邦安民；而刘备仁德之君，诸葛亮旷世奇才，则百姓泽恩得以“全身”。所以，禽相木而栖而人择主而安，便成了作品倡导的一种人生处世态度。刘备治新野的时候，新野百姓作童谣歌曰：“新野牧，刘皇叔，自到处，民丰足。”曹操奔袭新野，刘备、诸葛亮巧施妙计，击退曹操大兵，终于保持了一方平安，于是新野百姓遮道而拜：“吾属全身，皆使君得贤人之力也。”可见，广大的人民群众非但没有成为政治生活的主体，反而常常成为政治生活的受害者，他们只有把自己的命运安系在少数英雄人物身上。天下不是“天下人”之天下，而是少数英雄人物的天下，英雄成了“天下人”的救世主，“天下人”则是英雄的附庸。所谓“天下事在我！”（董卓）

在曹操、董卓那样的奸雄那里，人民成为草芥；那么在刘备这样的仁慈明君那里，人民群众也许可以显示其自身的力量和价值了？不是的。他们之间的关系只是一种赐与和接受的关系，人民群众仍是一种消极的存在。而且在一定的条件下，这种关系的表面和谐就被打破了，人民群众仍然是多余的累赘，甚至妨害了英雄人物建功立业。第四十一回叙刘备携民渡江，烧新野弃樊城，入襄阳，败走江陵，裹挟民众十万迤逦而行，终于被曹兵赶上。虽因赵子龙一身是胆，于百万曹兵中纵横驰聘，力斩敌将五十余员；张翼德声若奔雷，于当阳长坂桥头喝退曹兵；但刘备毕竟惨遭损兵折将、妻离子散的败绩。显然，刘备惨败的原因，正在于十万民众的负担，没有这一巨大的牵累，刘备完全可以顺利突围；而如果他们具有一定的力量，人自为战，共抗强敌，则刘备完全可以反败为胜。后来赤壁大战，诸葛亮出使东吴，联吴抗曹，东吴谋士即以此败为笑柄，讥讽诸葛亮；诸葛亮便以“有数十万赴义之民，扶老携幼相随”，刘备“不忍弃之”，“甘与同败”云云，振振有辞，舌战群儒。虽然作品的目的是在以刘备的败绩来显其“宽仁厚德”的品质，诸葛亮敏锐犀利、善于反败为胜的辩才，但其中对人民群众的历史作用的基本看法已昭然若揭了。人民群众成了不折不扣的“惰性物质”，与曹操、董卓把人民群众视为“小民”、群氓，其实没有本质的差别。

《三国演义》中的“英雄史观”Ｖ不仅表现在对英雄的歌颂，对人民群众的轻视，更主要的还表现在对黄巾起义的态度上，东汉末年的黄巾起义是中国历史上的大事变，提供了历史发展的大契机，也是《三国演义》得以展开的历史大背景。因为赵个三谷的历史，都是在黄蕉起义有力地打击、瓦解了东汉王朝的废墟上建立起来的；然而作品无视了黄巾起义的历史必然性和推动历史进程的巨大作用，把起义的原因，归结为大平道人的个人欲望，所谓汉室暗弱，“若不乘势取天下，诚为可惜”，也无视黄巾起义军的浩荡烽火，只凭一纸朝廷文书、各路王师举兵征讨，纷纷告捷，黄巾虽曰“贼兵势大”，“官军望风而靡”，但毕竟是乌合之众，无帅之兵，一触即溃，很快便被斩尽杀绝了。

凡此种种，都说明《三国演义》中的“英雄史观”是客观存在，由此更显示出这也是评价作品的一个不可回避而又事关宏旨的关键问题。

　　　　二

一般来说，如果将《三国演义》中的“英雄史观”作为一种历史观，那么，其思想上的偏颇，便被认为是不言而喻的。普列汉诺夫在《论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问题》中明确指出：只有生产力才是人类历史运动的终极原因，生产力的发展决定了人类社会历史的演变，英雄人物受生产关系的制约，只能改变“历史事实的个别外貌以及各个事变的某些局部后果，但他们终究不能改变由别的力量决定的事变的一般方向”，“不能随意拨快历史的钟表”。(2)然而，问题分明在于：艺术作品不是历史，《三国演义》中的“英雄史观”，不能完全等同于历史观。艺术作为认识世界，掌握世界的方式，是对一定现实生活的审美反映，而不是某一单纯的思想观念和直接的传声简。《三国演义》中的“英雄史观”固然与历史观有关，但也有着与其相对独立而又更为广阔的思想意蕴，从中寄寓着作者对一定社会历史、现状的独特理解。过去，有提出“曹操是了不起的民族英雄”，《三国演义》把曹操写成这个样子，成了一部名副其实的“曹操的谤书”，这“实在是历史的一大歪曲”，因而声称要为曹操翻案。(3)这是以历史学来匡定文学。胡适也因作品把周瑜这样的风流倜傥、英俊儒雅的英雄豪杰，写成一个心胸狭窄，“妒忌阴险的小人”而大为不满，并为周瑜在艺术作品中的命运愤愤不平，并因此断定《三国演义》是一部“平凡之作”。(4)这是以道德标准来品评艺术形象。对此，小说研究界在尊重他们的一家之言、学术个性的同时，大多持不以为然的态度，因为从历史真实来看，这确实是“小心求证”的结果，但从艺术科学的角度说，这种批评就不显其高明了。曹操、周瑜作为艺术形象、是艺术创造的结晶，根本不存在用艺术以外的尺度来作重新认定，进行翻案的问题。同样，把《三国演义》中宣扬的“英雄史观”等同于历史观，这是以哲学来匡定文学，一样是不恰当的，一样是有悖艺术科学的。所以，我认为它不仅不足以构成作品的思想性缺陷，而且还以其历史的必然性、合理性和卓越的艺术成就显示了作品独特的思想性价值。

《三国演义》所表现的“英雄史观”，主要是由作品的对象形态的特点决定。文学是对现实世界的艺术再现，它必然与它所反映的时代的社会特征密切相关。三国时期是我国历史上最为动荡不宁的时代，也是最富有英雄色彩的时代。东汉末年，政治昏暗，农民与地主阶级的矛盾日趋尖锐，土地兼并日益严重，战乱频繁，终于迫使人民于水火中揭竿而起，引发了轰轰烈烈的黄巾大起义。于是，世事飘摇，风云际会，英雄辈出，逐鹿中原，从何进、董卓、李傕、郭汜扰乱京都，到曹操、袁绍、吕布、孙坚、刘备等拥兵割据，诚可谓各领风骚，“一时多少豪杰”，走马灯似地在三国历史舞台上登台亮相，最后曹魏集团以司马父子之力饮马长江，灭蜀吞吴，问鼎中原，三分归一。这种历史时代便是变革和转型的时代，往往是产生杰出人物和英雄人物的时代。恩格斯在评论欧洲文艺复兴时说过：“这是一次人类没有经历过的最伟大、进步的变革，是一个需要巨人而且产生了巨人——在思维能力、热情和性格方面，在多才多艺和学识渊博方面的巨人的时代。”(5)三国时代与之相比无疑有着许多共同点，所以也是一个产生“巨人”的英雄时代，各个政治集团出于问鼎逐鹿的目的，奋发图强，锐意变革，唯贤是举，招揽人才，使有识之士，英雄豪杰，得以在轰轰烈烈的政治舞台上，施展抱负和才华，从而形成了英雄辈出、俊才云蒸的局面，成为中国历史上最有利于英雄涌现和成长的时代。与历史现实的特征相适应，《三国演义》成了文学史上首屈一指的英雄传记，它的思想和艺术成就，只有后来的《水浒传》，才能媲美，此外无出其右者。故而明人编《英雄谱》，即为《三国》、《水浒》之合璧；扬明琅《英雄谱叙》并称“《水浒》以其地见，《三国》以其时见”，说明水浒英雄是梁山的地理特征造就的，而三国英雄则是时代特征孕育的。可见，《三国演义》之所以成为一部伟大的经典性巨著，恰恰是由它将英雄作为对象主体的特征决定的。在作品中，各类英雄如星汉灿烂，美妙绝伦：有成功的英雄，有昙花一现的英雄，有失败的英雄；有雄才大略、气贯长虹的英雄，有谨重慎细、绵里藏针的英雄；有运筹帷幄、决胜千里的儒雅英雄，有战无不胜、攻无不克的威武英雄；有面对强敌大义凛然、不辱使命的英雄，有忠义至诚、杀身成仁的英雄；有仁君、贤相、良臣，也有名医、高士、神卦。总之，作品把英雄人物从整个人类社会生活中凸现出来了，只要是杰出的人才，无论尊贵贫贱，不分长幼男女，都得以充分的显现。对于这一光照千秋的群英谱，《三国演义》的整理者毛宗岗曾予以娓娓评点：

遍观乎三国前，三国之后，问有运筹帷幄如徐庶、庞统者乎？问有行军用兵如周瑜、陆逊、司马懿乎？问有料人料事如郭嘉、程昱、苟彧、贾诩、步骘、虞翻、顾雍、张昭者乎？问有武功将略、迈等超伦如张飞、赵云、黄忠、严颜、张辽、徐晃、徐盛、朱桓者乎？问有冲锋陷阵、骁锐莫当如马超、马岱、关兴、张苞、许褚、典韦、张郃、夏侯惇、黄盖、周泰、甘宁、太史兹、丁奉者乎？问有两才相当、两贤相遇，如姜维、邓艾之智勇悉敌；羊祜、陆抗之从容互镇者乎？至道学，则马融、郑玄；文藻则蔡邕、王粲；颖捷则秦宓、张松；舌辩则李恢、阚泽；不辱君命则赵谘、邓芝；飞书驰檄则陈琳、阮瑀；治烦理剧则蒋琬、董允；扬誉蜚声则马良、荀奭；好古则杜预；博物则张华……知贤则有同马徽之哲；励操则有管宁之高；隐居则有崔州平、石广元、孟公威之逸；忤奸则有孔融之正；触邪则有赵彦之直；斥恶则有弥衡之豪；骂贼则有吉平之壮；殉国则有董承，伏完之贤；捐生则有耿纪、韦晃之节；子死于父则有刘谌、关平之孝；臣死于君则有诸葛瞻、诸葛尚之忠；部曲死于主帅则有赵累、周仓之义。……(6)至于曹操、诸葛亮、刘备、孙权等绝世英雄，作品更是以浓墨重彩描写得栩栩如生。这正是一幅空前绝后的英雄群像图。作品把纷繁的三国历史浓缩为一部战争史，把芸芸的人生凸现为英雄的舞台，写出了英雄们的奋斗、成长的历程，从总体上显示了英雄人格、精神的高昂。在不可避免的英雄至上、英雄崇拜的同时，也正表现了对历史的遵循。写英雄、凸现英雄、歌颂英雄，正是作品思想价值的集中表现。

正因为如此，《三国演义》的一个显著的思想、艺术成就，即在于：作品在热情歌颂英雄的同时，也一览无余地展示了英雄给人民带来的深重苦难，作为封建阶级的英雄，他们与人民群众在本质上是对立的，从而形成了有赞颂、有谴责，褒贬并举，艺术上美丑具备的特点。以曹操为例。无论是历史上，还是在《三国演义》中，曹操都称得上一位顶天立地的大英雄。陈寿《三国志·武帝记》说曹操“揽申商之法术，该韩白之奇策”，“世人未之奇也”。杜甫《丹青引赠曹将军霸》诗云：“将军魏武之子孙，于今为庶为清门。英雄割据虽已矣，文采风流今尚存”。对曹操之英雄风流的仰慕之情溢于言表。《三国演义》中则通过诸葛亮之口盛赞“曹操智计，殊绝于人，其用兵也，仿佛孙吴”（第九十七回《讨魏国武侯再上表》）。然而他给人民带来的惨状实在是无以复加的。第十回《报父仇曹操兴师》叙曹操因其父遇害于徐州境内，迁怒于徐州牧陶谦，起大兵征讨，下令“但得城池，将城中百姓，尽以杀戮，以雪父仇”。于是大军到处，“杀戮人民，发掘坟墓”，致使“泗水为之不流”，徐州“五县城堡，复无行迹”，其惨烈即令信奉“宁教天下人负我，休教我负天下人”，灾难的制造者曹操本人也深表“断肠”：“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见《蒿里行》）。曹操如此，其余如董卓、袁绍等一班虎狼英雄何尝不是如此，即使刘备、诸葛亮、关羽等正面英雄，或大肆讨伐，劳民累民，或草菅人命、滥杀无辜，对人民带来的灾难也是不胜枚举。

从这个角度来看，《三国演义》中的“英雄史观”的表现，其实也存在两重性，既高度赞扬了英雄的文治武功，也无情地揭露了英雄的罪恶。所以对此必须作具体的、实事求是的分析，其思想性价值不能由此而一概抹杀。

　　　　三

“英雄史观”原本是一个重要的哲学问题，因为它认为英雄是创造历史的主体而被认定是唯心主义的历史观而屡遭批判。近年来，随着思想解放、学术研究的深入，特别是马克思、恩格斯等经典作家的许多有关论述被发现或被重加阐释，这一问题取得了许多新认识、新成果，可以说，旧案重提，重新评说“英雄史观”的时机已经到来。这一思想战线上的重大变化，无疑为我们重新评论《三国演义》的“英雄史观”提供了一个锐利的武器，具备了高屋建瓴地来透视、评价作品思想价值的条件。

客观地说，将“英难史观”作为唯心主义历史观的始作俑者是俄国人普列汉诺夫。他在其论述历史发展的专门著作《论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问题》中，反复强调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终极的动力，任何英雄个人的作用都是由生产力决定的，是由社会组织形式决定的，他们不可能“随意拨快历史的钟表”，也不可能随意决定历史发展的“一般方向”。这种“社会决定论”作为一元论之历史观，一直被认为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而长期占据翼识形态的主导地位，直到发展为“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这样的々绝对观念”。

其实，普列汉诺夫一手认定的一元论之历史观，并非就是对马克思、恩格斯唯物史观的原初解释。对于历史档创造主体和发展动力问题，马克思、恩格斯明确指出的是阶级斗争，他们的名言我们是非常熟悉的：人类迄今为止的全部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他们宣称：“将近四十年来，我们都非常重视阶级斗争，认为它是历史的直接动力。”(7)没有阶级的对抗就没有人类历史的进步，阶级斗争导致原始公社的解体如此，在以后的阶级社会里也如此，阶级斗争构成了人类的全部历史，也推动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这是人类历史“直到今天所遵循的规律”，(8)而生产力就是由于这种阶级对抗的规律而发展起来。可见，普列汉诺夫认定生产力是历史发展的动力，对马、恩已有所修正，取消了历史发展动力的原初性。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这种阶级对抗首先是在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之间进行，但也包含了阶级（特别是统治阶级）内部由于政治和经济利益所产生的冲突，这种冲突经常表现为争夺统治权的斗争，即权力倾轧和改朝换代的形式。而所谓英雄，无疑就是这一斗争的产物，是斗争力量的集中体现者。因为他们作为阶级斗争的实践主体，事实上改变和决定着斗争的进程和结果，所以被称为是一类“事变的创造性人物”。所以，问题的实质竟是这样：人民创造历史，英雄人物也在以独特的方式创造历史，而且相比之下，他们对历史的推动，往往具有突发性和阶段的递进性。杰出人物个人的作用并不像普列汉诺夫所说的那样仅仅是“个别外貌”或是“局部后果”，历史发展的内部必然性并不损害英雄个人的作用，甚至正是通过个人的作用显现出来，真正的英雄人物，其历史的作用往往是划时代的。对此，马克思在考察了人类发展历史进程后进一步指出：剥削阶级（英雄人物）与被统治阶级一样，不仅是历史发展不可或缺的动力，在某种历史条件下还是最主要的动力，由于在阶级统治的社会里，统治阶级不仅是物质生产的统治力量，而且也是精神生产的统治力量，他们对历史的推动起主导作用。广大的人民群众无疑有着比统治者更强大的创造力，然而这种创造力被不合理的社会制度和现状所扼杀，他们甚至被完全剥去了参与政治生活、创造历史的权利，而处于被损害、被污辱、被奴役的地位。诚如恩格斯所说的那样：“历史的进步整个说来是绝少数特权者的事，广大群众则不得不为自己谋取微薄的生活资料而且还必须为特权者不断增殖财富”。(9)他以古罗马为例，指出阶级斗争实际上只是在极少数特权者之间进行，而广大的奴隶则“不过是他们斗争的消极的舞台”，他们远离阶级斗争和政治斗争之外，被剥夺了参与创造历史的权力。这是一个历史的真实，一个自人类社会进入阶级社会以来最大的历史的实事。

这样的论述，我以为实际上已经宣告了普列汉诺夫一元论历史观的破产。我们虽然不能像西方某些学者那样把历史归结为“伟人们的传记”，正是英雄们的“灿烂夺目，照亮了黑暗的世界”，沐浴在英雄的光辉中，“所有的灵魂都会感到畅快”，(10)但无论如何，完全有理由来正视、公正地评价英雄人物的历史作用，抹杀英雄的历史作用，与抹杀人民群众的历史作用一样，都不符合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精髓。

结合《三国演义》，这一理论的指导性是显而易见的。作品把英雄人物作为自己的对象主体，把英难的奋斗从整个社会主体中凸现出来，谱写了一曲响彻人宇的英雄赞歌。三国英雄波澜壮阔的奋斗历程，正是人类社会阶级斗争的缩影，它属于马克思恩格斯指出的统治阶级内部的斗争，作为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间的斗争在一个阶级内部的集中反映，这种斗争形式更直接地影响着社会的变化和历史的变迁，强烈地催生或是破坏了一定生产力的发展，对历史的巨大推动作用是不可抹杀的。也即是说，作品认定英雄在推动历史中的主导作用，以英雄为社会生活的核心，而暂时舍弃了英雄之外的其他社会力量的作用，遵循的恰恰是一种历史的真实。因此，我以为评价《三国演义》中的“英雄史观”首先不必把它等同于哲学上的历史观，作为一部英雄传记，它歌颂英难、崇拜英雄，具有强大的思想性和艺术感染力，深受历代人民群众的喜爱。而进一步说，从一种历史观来看，“英雄史观”也有其自身的必然性、合理性和学术价值，也不能以此来作为指责、阉割作品思想性的理由。我们甚至可以不必停留在对“英雄史观”的消极辩护上，而且可以说，正是英雄主义的光芒使作品成为我国文学史上的璀灿明珠，对于评价《三国演义》的思想价值，不妨提倡一点“英雄史观”，即正面评述作品表现“英雄史观”的思想和艺术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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