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小娥与白灵 - 漫谈《白鹿原》中两位典型女性

田小娥与白灵

——漫谈《白鹿原》中两位典型女性

《白鹿原》一书中刻画了一系列女性，其中着墨最多的当属田小娥和白灵，我们将结合文本，对比分析两人的个性与形象，并由此管窥当时的社会和思想状况，探索作者想要传达给我们的深刻意蕴。

一、相似的出身，迥异的环境

田小娥出生在书香门第，她的父亲是秀才；白灵出生在地主家庭，她的父亲是族长。可见两人的家庭出身有着很大程度的相似：两人家境都相对殷实<1>，都是大小姐身份，最主要的，两人的家庭都处在浓厚的封建礼教掌控之下。

然而，相似的出身并没有使得两人拥有相似的生活环境以及人生境遇。田小娥至死不曾离开过白鹿原，她在原上挣扎、在原上堕落也在原上毁灭；而白灵自从进城念书，逐渐走上革命道路，就再少有踏足白鹿原……

在那样的男权社会中，在那个封建残余困兽犹斗，垂死挣扎的年代，在封建论理纲常的卫道士田秀才当家的年代里，女性是毫无人格地位可言的，她们的人生幸福和前途命运根本不可能得到一丁点的关注。田秀才将亲生女儿嫁给足以给她当爷爷的郭举人，除了为了金钱以外，我们有理由相信这个深受封建科举制度迫害的书呆子更看中对方比自己更高一级的举人身份。而当田小娥因为与黑娃偷情而被郭举人休回家时，田秀才的反应是“要尽快尽早地把这个丢脸丧德的女子打发出门，像用锹铲除在院庭里的一泡狗屎一样急切”，可见，在封建礼教面前，一个不守妇道的女人会低贱到连一泡狗屎都不如。在封建礼教笼罩的舞台上，田秀才亲手拉开了女儿悲剧一生的帷幕。

相较之下，白嘉轩要比田秀才“开明”一些。白嘉轩接受了一些辛亥革命以来的新思想，自己也剪了辫子，当看见妻子为女儿裹脚时，他夺下了裹脚布：“将来嫁不出去的怕是小脚儿哩！”（第八章）然而，所谓的“开明”只是相对的，剪掉一条辫子不可能动摇封建思想的根基。当女儿白灵提出要进城念书时，白嘉轩便抛出“女子无才便是德”的话。但是，当白灵将大铁剪子架到脖子上以死相逼时，白嘉轩也只好妥协。这是白灵的第一次反抗，既是对封建家长——父亲白嘉轩的反抗，更是对封建思想与礼教的反抗。而这第一次反抗，就是以死反抗，而此时的白灵不过是一个孩子！可见，白灵的叛逆是天生的。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白灵与小娥的一点明显不同：白灵具有天生的不怕死的反抗精神，而小娥则不具备。当白嘉轩要将白灵嫁给王家时，白灵说出的话是：“王家要抬就来抬我的尸首！”（第十三章）这算是第二次抗争，同样是以死抗争。试想，如果当田秀才将小娥嫁给郭举人时，她也将剪刀架到脖子上，说：“郭家要抬就来抬我的尸首！”，或许她的命运将会改写。

“性格决定命运”，这句看起来似乎有些过于唯心的话，结合白灵和田小娥的人生经历来看，还是相当可信的。

二、不同的理想，不同的抗争。

田小娥和他的男人们

其实对田小娥而言，谈不到所谓的理想，而仅仅是对自身生活的一丝渴盼：以一个人的姿态活下去。这个在旁人看来并不太难实现的目标，田小娥却为之挣扎一生。

⑴田小娥与郭举人

田小娥在郭举人家所受的待遇是非人的。对郭举人一家而言，田小娥只是一个性奴隶和泡枣（详情请参阅第九章）工具，正如她对黑娃所说：“兄弟呀，姐在这屋里连只狗都不如！”（第九章）为此，她开始了自己的抗争。

小娥抗争的第一个表现，就是将给郭举人泡的枣扔到尿盆里，让郭举人吃用自己的尿泡的枣。而这种“抗争”，正如书中所言，仅仅是“报复的办法”。她的这种做法，并不能起到实质性的作用，更不能改变她被奴役的命运，唯一的“意义”就是在心理上给她带来一丝报复的快感、平衡和慰藉。

我们看到，小娥的抗争，是偷偷摸摸进行的“小把戏”，而并非是明目张胆的正面抵抗，这固然有客观上的因素，郭举人财大势大，而她只不过是一个阶下囚。但更重要的，恐怕是个性因素，源于她内心的惧怕，怕自己从“狗都不如”到“香消玉殒”。我们可以试想，如果将这种奇耻大辱加到白灵身上，她断然是不会答应的，即使不能采取有效的反抗，她也会再次将剪刀架到自己脖子上。这里，我们必须明确田小娥和白灵在各自抗争中的一个巨大不同，那就是白灵从来不怕死，这在她的前两次反抗都表现了出来，而田小娥则不然，她向来是怕死的，所以选择忍受巨大的人身侮辱而苟且偷生。这种区别，贯穿了文章的始末，也贯穿了两人的一生。

这里我们还应看到田小娥所遭受的压迫绝不仅仅来自封建男权，而是整个封建宗法制度。“泡枣”是由郭举人的大老婆监督实施的，而她无疑也是这一行为的受益者，这正是封建宗法中“妻妾之分”和“以大欺小”的生动体现。

⑵田小娥与鹿黑娃

然而，田小娥并不甘心一辈子在郭举人家里受其凌辱，更不愿将来为他守寡，换言之，她不甘心继续忍受非人的待遇，更不甘心将自己的青春白白葬送。于是，她进行了第二次抗争——勾引黑娃。

与上一次抗争不同，小娥的这次抗争，是改变她命运的抗争，不管结果如何，起码从出发点来说，小娥是奔着这个目标去的。那么，这里就有两个问题我们必须解决：

1.为什么要用勾引的方式？

因为她别无选择。与白灵相比，性格上，她缺少不拍死的胆识与气魄；环境上，没有任何人的帮助与支持；经济上，完全没有一丝基础。她完完全全是孤独的、无助的，这些因素，决定了她只能使用唯一的、固有的本钱，而恰巧，她在这方面的资本得天独厚。

2.为什么选择黑娃？

因为黑娃是最合适的人选。一方面，年轻力壮的黑娃能够满足她本能欲望的要求，更重要的，只有选择黑娃，她才有可能脱离苦海。她心里清楚，在她所能接触到的男人当中，如果选择了李相<2>等其他年长的长工，即使他们能够满足自己生理上的需求，但他们绝对不会放弃谋生的门路而带她私奔。因为她再清楚不过，在他们眼中，自己绝对是遭人唾弃的。他们可以玩弄她，但绝不会拯救她。而黑娃则不同，善良朴实的黑娃能够同情自己，而气血方刚的黑娃又能够被自己的肉体所牢牢吸引。

然而，两人还未将私奔付诸行动，事情已然败露。黑娃被辞退，而自己则不可避免地被休回家。好在这次她没有选错人，出于对她经历的同情和对她肉体的渴望，黑娃到她娘家“取”回了她。至此，她长久以来的渴盼终于成为现实。

在黑娃“取”小娥的过程中，书中有一个细节描绘：当黑娃向长工孙相提出自己愿意取小娥并请他为媒时，“孙相凛然说：‘娃娃，拉光身汉也不要这号二茬子女人，哪怕办寡妇，实在不行哪怕到城里逛窑子，也不能收拾这号烂货！’”（第九章）娶一个因出轨而被休的女人，比娶寡妇，逛窑子还要可耻！可见在封建礼教观念之下的男人眼中，这样的女人是多么的肮脏和不堪！

在小娥与黑娃“相好”的一段经历中，书中有三处小娥向黑娃表露心迹的话很值得深入咀嚼：

①我看咱俩偷空跑了，跑到远远的地方，哪怕讨吃要喝我都不嫌，只要有你兄弟日夜跟我在一搭……（第九章）

②小娥呜咽着说：“我不嫌瞎也不嫌烂，只要有你……我吃糠咽菜都情愿。”（第十一章）

③黑娃哥呀，要是不闹农协，咱们像先前那样安安宁宁过日子，吃糠咽菜我都高兴。（第十五章）

从这三句话中，我们至少能够体味出三点：

1.小娥对黑娃的爱是真爱，而绝不仅仅是出于本能的生理需求。而黑娃对她也绝对是有情有义，当族长白嘉轩和父亲鹿三要他“丢开那号女人”时，黑娃的回答是：“我一丢开她，她肯定没活路了。”（第十章）最终黑娃选择了干苦力与小娥长相厮守。所以有一点我们必须确认：黑娃与小娥的爱情起源于情欲，但绝对超越了情欲，他们是真心相爱的苦命鸳鸯。而与黑娃的爱情，也是小娥一生中唯一的爱情。

2.小娥本性是善良朴实的，她绝不是贪图荣华富贵的人。在小娥的生活希望与爱情追求中，绝对是精神大于物资，不求富，不求贵，只求安。她只希望自由地、不受压迫地生活在有人爱，有人尊重，有一丝温情包围的环境中，而这，便是她为之挣扎一生的“最高理想”。不难看出，田小娥，她只是一个没有宏大理想、只求过安稳日子的小女人。在那样的环境中，这样的田小娥，其形象无疑是美好可爱的，而她带给读者的，却是无尽的怜悯与苦涩。

3.上面三句话，对于田小娥来说，还有更具深意的潜台词，那就是——就算再苦再穷，我也不愿离开黑娃这个依靠。到这里我们必须说明，这也是及其重要的一点，就是自与黑娃“相好”起，在田小娥整个的反抗过程乃至整个生命历程当中，依附与屈从，是牢牢伴随她的行为特质。企图通过依附男人，依靠男权来得到尊重与认同，来获得安宁的生活，来求得生存，是她整个“求安”过程中的一贯的“指导思想”，而利用身体则是唯一的方式方法。

上面三句话中，小娥对黑娃的依赖是十分明显的，同时更有一个细节耐人寻味：

第一句话是她和黑娃偷情时说的，此时她称黑娃为“兄弟”，而让黑娃称她为“娥儿姐”；第二句是两人“结婚”后她在窑洞里说的，此时她称黑娃为“你”；第三次是黑娃闹农协失败出逃要离开她时说的，此时她称黑娃为“黑娃哥”。称呼的戏剧性变化，折射出的是两人间关系的微妙变化。当她勾引黑娃时，在她眼里，黑娃还是个“瓜瓜娃”，而自己已经是“过来人”，扮演着引导者的角色，在潜意识里有一种居高临下的优越感；当两人成为“患难夫妻”、“苦命鸳鸯”时，则是处在完全平等的位置<3>，所以会有“你”的称呼；等到黑娃即将离开，而自己将要失去依靠时，他对黑娃的依赖陡然增加，瞬间转换为“从”者的角色，所以才有了从“弟”到“哥”的看似滑稽好笑的转变。称某人为“哥”，本来就有很强的依赖意味，而此时由小娥嘴里说出，则更显出一种明显的示弱、哀求甚至乞怜的味道。

还有一个细节需要交待一下。在白灵与鹿兆鹏决定做真夫妻时，白灵“猛然忆及到重要的一件事”，“拉着鹿兆鹏跪下来：‘得先拜天地！’”。（第二十四章）一个反抗封建礼教的“斗士”，一个坚定的革命者，为什么在此时却又如此严苛地准守起封建礼教来了？白灵这么做，绝不是对封建礼教的盲目遵从，拜天地，自然是对两人爱情的见证，但对白灵来说，她的目的更在于通过这样一种仪式，来获得一种身份的认同。在我与你有夫妻之实之前，必须有一个正式的夫妻之名，否则，就算我们情投意合，你也休想对我做出格的事！这里反映出白灵的一种强烈的自我意识，一种高贵的自尊与自爱，进而我们将其上升为“女权意识”也不为过。

相比之下，同样是“私定终身”，田小娥却从未要去、求过与黑娃拜天地，无论是在娘家两人“订婚”时还是两人回到窑洞时。这里足见田小娥的自我意识远不如白灵，一个细节，却鲜明地对比出两人性格与思想的巨大差距，也清晰地放大了两人在向新女性迈进的道路上相距的遥远距离。

田小娥与黑娃过了一段幸福的日子。黑娃起早贪黑干苦力养活了她，还攒下了钱，置地买猪养鸡，“榆树椿树楸树和槐树先后绽出叶子，窑院里鸡叫猪哼生机勃勃了，显示出一股争强好胜的居家过日月的气象”。（第十一章）然而，这种温馨幸福、昂扬灿烂的图景并没有维持太久，由黑娃亲自刮起的一场“风搅雪”，彻底将小娥的关于生活的无限憧憬摧残得支离破碎。当黑娃转身离开那孔窑洞的一刻，事实上已经造成了小娥被抛弃的客观事实，尽管这是情非得已。当黑娃离去的一瞬，田小娥对于生活的一丝希望的火苗倏忽熄灭，她又一次陷入了黑暗的无底深渊。

⑶田小娥与鹿子霖

黑娃走了，田小娥失去了依靠。她被吊在了杆子上，吓得晕了过去……本性中的胆小怯懦与贪生怕死迫使她遵从自己的“指导思想”去寻求新的男权依靠，于是她找到了鹿子霖。

小娥一看见鹿子霖叫了一声“大”就跪下了：“大呀，你就容饶了黑娃这一回！”

“大呀，你再不搭手帮扶一把，我就没路走了。我一个女人家住在村外烂窑里，缺吃少穿莫要说起，黑间狼叫狐子哭把我活活都能吓死，呜呜呜……”

（以上两句均出自第十五章）

小娥跪下求鹿子霖饶了黑娃，并不是单单为黑娃的安危着想，真正的深层动机是在为自己寻得一条活路，她不想也不能失去这个依靠。而他对鹿子霖的哭诉和哀求则明显包含着示弱的成分。无论面对黑娃还是鹿子霖，田小娥对于男权的依赖与屈从都体现得十分明显。

可小娥万万没想到，道貌岸然的衣冠禽兽鹿子霖却利用搭救黑娃一事占有了自己的身体。当鹿子霖“一字一板说：‘这话嘛得、睡、下、说。’”时，小娥的反应是“像噎住了似的低声说：‘大——’”，继而，“小娥没有叫喊，没有朝大大脸上吐唾沫，只是站着不动也不吭声。听见一声呢喃似的叹息，站在他对面的影柱儿朝炕那边移动，传来脱衣服的窸窸窣窣的响声”。（以上语句出自第十五章）这一系列动作，反映出小娥从惊讶到思想斗争再到最后的妥协屈服的心理过程，我们并未从中看出一丝的愤怒。依赖偏安，懦弱怕死的个性决定了田小娥必然会做出这样的选择。她深知，如果拒绝了鹿子霖，不但得罪了鹿乡约，而且饶恕黑娃的事也必然落空，这样，她心怀的一丝希望将彻底破碎，就真正没有依靠了。贞节与毁灭如影随形，选择了贞节，也就意味着选择了毁灭，而怯懦贪生的田小娥是绝不会这么做的。那“一声呢喃似的叹息”，饱透着以小娥为代表的封建女性被压迫至臣服时的屈辱、无奈与绝望，如闷雷一般震撼着人心。而当这一切与小娥的贪生怕死联系到一起时，却激不起读者的一丝同情。

在小娥屈服于鹿子霖的淫威的整个过程中，时时处处流露出她的短见和愚昧，而这种短见和愚昧，源于单纯、怯懦和头脑简单。当“完事”后鹿子霖对她说“黑娃万万不能回来”时，她“呼地一下豁开被子坐起来‘你哄我？你把事没办妥，你哄着我睡觉……’”（第十五章）从这里不难看出，小娥的屈从，从一定的角度看，就是在做一笔交易，她心里此时念念不忘的依旧是黑娃，单纯的她希企图以自己的身体为交易的筹码，换回黑娃的平安归来和自己得而复失的安宁日月。所以当鹿子霖在占有了她的身体之后却说出一句让她始料未及的话来时，她感到自己不光是被玩弄更是被愚弄了，才有了如此激烈的反应。然而，当鹿子霖向她“解释”了一番之后，她就“倒吸一口气‘噢’了一声”（第十五章）。相比之下，鹿子霖就老奸巨猾得多了。一方面，他将从小娥嘴里得到的黑娃偷回原上的消息及时报告给了田福贤来邀功，另一方面，却告诉小娥黑娃万万不能回来。这样，如果黑娃不回来，他就可以继续占有小娥的身体；而一旦黑娃回来被抓，他自然可以到田福贤那里去领赏；即便黑娃最终平安回到原上，他也会在小娥面前显示出自己在“交易”中的“诚信”。所以，无论怎样，他都会得益。

当鹿子霖要给她钱时，她 “突然缩回手：‘不要不要不要！我成了啥人了嘛？’”（第十五章）可以看出，此时的田小娥只是苟且，但绝没有堕落。即便与鹿子霖发生了关系，但小娥的内心深处绝没有把自己当成婊子，可以看出她内心依然潜藏着一份自尊与自爱，显示出她的不甘堕落也再次反映了她是一个求安而不贪财的女人。而当鹿子霖第二次来找她时，她却变得相当的主动。还对鹿子霖说“大呀，我而今只有你一个亲人一个守靠了……”而第一次她的话还是“那咋办呀？黑娃不回来我咋活呀？” （第十五章）在田小娥第一次屈服于鹿子霖时，完全是出于通过鹿子霖使黑娃回来的想法，她依靠黑娃的想法没有变；而第二次，小娥则是完全出于自愿，行为举止中除了强烈的依赖，更有了谄媚的成分。她改变了依赖的对象，他将鹿子霖当成“亲人”。要解读田小娥的这种思想和行为变化，我们必须以更加深邃的目光重新审视她与黑娃的关系。

田小娥与黑娃之间存在爱情，这不假，但这种爱情绝没有上升到真挚乃至坚贞的程度。维系两人爱情的基础，从小娥的角度看，是黑娃能给她带来生活的上依靠；从黑娃的角度看，是小娥能给他带来生理上的满足。说白了，两人是相互利用，各取所需。建立在这样的基础之上的爱情，自然是比窗户纸还不结实，吹弹可破。既无所谓坚贞，也就无所谓背叛。所以，小娥是不会为黑娃守护贞节的，也不会在屈从于鹿子霖的淫威时有负罪感。她与黑娃相好，完全是出于生理的需要和得到安宁生活的渴盼，从这里我们可以轻易地看出这个小女人思想深处的自私自利。当她从鹿子霖“黑娃万万不能回来”的解释中分析出黑娃在眼下不会回来甚至很有可能永不再回来的结论时，她自然而然地做出了更加实际的选择。经过了黑娃与鹿子霖，此时的田小娥已经清楚地认识到女人身体对于男人的意义，并且学会了利用自己的身体去开展“外交”，以获取男人的关注和保护。性只是她的手段，得到保护和改变地位才是她的目的[1]。然而，单纯到愚蠢的田小娥不会料到，老奸巨猾得鹿子霖远不如她朴实义气的黑娃哥靠得住。

田小娥不会料到，为了除掉得知他无耻行径的狗蛋儿以保持名誉，鹿子霖会将自己也搭进去。她以与狗蛋通奸的罪名挨了刺刷，还被全原的男女骂作婊子，不但受到了身体上的摧残，还彻底丢了脸面。但富有戏剧性的是，仅仅在鹿子霖的一番欺骗安哄下，她就从抠鹿子霖的脸转变为听从他的安排，独自走到冷先生那里去看伤。小娥的堕落，正是从她听从鹿子霖的“人有脸时怕这怕那，既是没脸了啥也都不怕了，倒好！”（第十五章）的教唆到镇上看伤开始的。更出人意料的是，当鹿子霖“虔诚地”替她洗刷伤口时，她“又感激得想哭”，这无法不让人对这个糊涂的小女人生出一种恨。害她受苦又丢脸的正是面前的鹿子霖，可她看不到这一点，依旧对这个卑鄙无耻的衣冠禽兽依赖有加、言听计从，甚至感激涕零。殊不知，鹿子霖惩治狗蛋儿，绝不是出于使自己免于骚扰的目的，而是防止他的丑恶嘴脸被揭穿。而他的疼爱与呵护，完全是为了达到利用自己来整治白家的目的。在田小娥依靠鹿子霖的整个过程中，她所充当的，仅仅是鹿子霖兽欲发泄的对象和他害人过程中一个不可或缺的道具。

狡猾的鹿子霖成功地将小娥的仇恨引到白家父子的身上，而这个愚蠢到让人可怜的女人，听从了鹿子霖的教唆，怀着“报仇”的心态，成功色诱了白家长子白孝文，使得白孝文挨了刺刷，白家丢尽了脸面，同时也使自己成了名副其实的婊子。但是，出乎她意料的是，自己并没有获得意料中的快感。当鹿子霖对小娥无耻地说出“你干得在行”时，小娥“现在达到报复的目的却没有产生报复后的欢悦”，及至“惩罚孝文的那天后晌”，“她达到了报复的目的却享受不到报复的快活”，“反而意识到她确实是个干不了坏事的好人”，“她努力回想孝文领着族人把她打得血肉模糊的情景，以期重新燃起仇恨，用这种一报还一报的复仇行为的合理性来稳定心态，其结果却一次又一次地在心里呻吟着：我这是真正地害了一回人啦！”（以上语句均摘自第十七章）这是田小娥善良本性的最真挚流露，她没了脸没了尊严，但内心的良知并没有泯灭。本性的善良使得这个本已足够可怜的女人，又深受良心的拷问和负罪感的折磨。

当鹿子霖得意地再次钻进小娥的被窝，小娥向他问了一连串关心白孝文的问题，然后，出乎意料地做出了她一生最为大胆的反抗举动——她给鹿子霖鹿乡约尿了一脸。

田小娥的这个举动，很大程度上源于内心良知的驱使与鼓舞。鹿子霖在教唆她色诱白孝文时说过：“你得想法子把他那个大公子的裤子抹下来。那样嘛，就等于你尿到族长脸上了！”（第十五章），而此时此刻，她却真真正正尿了鹿子霖一脸。她希望通过这种“报应”罪魁祸首的方式来洗刷对白孝文和白家的愧疚以及自己深深的负罪感，以期获得心理上的安宁。更重要的，这种方式，是她对鹿子霖丑恶嘴脸和卑鄙人格最生动的鄙视，是对禽兽鹿子霖最有力、最巧妙的侮辱，怀着痛彻心扉的仇恨，被鹿子霖玩弄的田小娥进行了她对鹿子霖最为酣畅淋漓的玩弄与报复。

这个可怜的愚蠢女人在为时已晚时后知后觉，在良心的拷问下和痛苦的反省中，她识破了鹿子霖的丑恶嘴脸和奸诈行径。是鹿子霖，占有了她的身体，害她挨了刺刷，让她没了脸，使她沦为名副其实的婊子，最让她接受不了的，是鹿子霖将她变成害人的工具，使她背上沉重的心理负担。此时此刻，她悲哀而又绝望地发现，自己不光被鹿子霖玩弄，更被他愚弄。无边的仇恨和鄙视暂时淹没了胆小和怯懦，让这个弱小无助的女人展开了不顾一切的惩罚与报复。

被尿了一脸的鹿子霖搧了小娥一巴掌，大骂“婊子”，还说“我不跟你在一杆秤杆儿上排着”，（第十七章）却遭到了小娥狠辣的驳斥：

你在佛爷殿里供着我在土地堂里蜷着；你在天上飞着我在涝池青泥里头钻着；你在保障所人五人六我在烂窑里开婊子店窑子院！你是佛爷你是天神你是人五人六的乡约，你钻到我婊子窑里来做啥？你日屄逛窑子还想成神成佛？你厉害咱俩现在就这么光溜溜到白鹿镇街道上走一回，看看人唾我还是唾你?（第十七章）

这是小娥对衣冠禽兽鹿子霖道貌岸然的丑恶嘴脸的无情揭露与极力痛斥。洞悉了鹿子霖的卑鄙与丑恶的田小娥于无形中获得了一种道德上的优越感，使得她能够在道德的制高点上对鹿子霖进行居高临下的鄙视。同时，我们也能够清晰地感受到小娥对于龌龊无耻的鹿子霖能够在人前人五人六而饱受奴役迫害的自己却被所人有视为婊子这种有悖天理的巨大的现实落差的强烈的不满和忿恨。

然而，小娥终究不敢走上大街堂而皇之地揭露鹿子霖的卑鄙嘴脸，这不是因为害羞，从她迈开走向冷先生的中医堂的第一步起，她在男女关系上就没有了羞耻。真正的原因还是源于性格中的懦弱。大胆只是暂时的，只要当愤怒的浪潮稍稍退去，怯懦便会重新占领个性的制高点。还有一个现实的原因，即便自己站出来揭露了鹿子霖，其结果依然很可能是自己先死在原上男女的棍棒之下，而田小娥是绝没有赴死的勇气的。所以最后她也只是“在窑门口跟踪骂着：‘鹿乡约你记着我也记着，我尿到你脸上咧，我给乡约尿下一脸!’”（第十七章）她的这种行为与先前用尿给郭举人泡枣有着“异曲同工”的意义，她通过重申“给乡约尿下一脸”来试图在心理上消除自己与权势男性的地位落差，从而获得一种情感上的平衡和慰藉以及发泄的快感。

小娥对鹿子霖的态度，经历了从屈服到依靠，再到鄙视仇恨的过程，而在这个过程中，她自己也从苟且一步步走向了堕落的深渊。

⑷田小娥与白孝文

在鹿子霖之后，田小娥与白孝文的“私混”，起初明显带有“补偿”的色彩。在潜意识里，她希望用自己的身体“补偿”对孝文造成的伤害，以期获得良心上的宽慰。但这样一来，她的善良顿时黯然失色，给人一种难以言说的感情。

我们会发现，田小娥的所有活动，都唯一使用了一种工具——自己的身体。无论是勾引还是反抗，无论是屈服还是报复，乃至后来的“补偿”，她无一例外地将性作为了工具。因为除此之外，她再无办法可想，也再没什么可以利用。通过一次次的“实践”，在潜意识里，她已经将性的作用从获得依靠、提高地位扩展到更加一般的领域，并将其作为解决问题的首选乃至唯一方式。可以说，她将自己这个得天独厚的资本发挥了最大的功用，却引起读者深深的悲凉。

如果说她先前的淫荡是被逼无奈，那么此时的淫荡则是赤裸裸的纵欲，如果说她先前的堕落是被迫堕落，那么此时的堕落则完全是自甘堕落。在经历了依靠黑娃和鹿子霖的两次失败，特别是被鹿子霖愚弄后，她对“男权依附”的道路完全失去信心，对安宁生活及人格地位的追求已不抱任何希望。相反地，在族人们“打死这个婊子”的呐喊中，在对色诱孝文的羞愧中，在丢掉脸皮走向中医堂的路途中，她的行为已被自己的善良本性所鄙视和唾弃，进而在潜意识当中对“婊子”的身份产生了认同，进而由报复他人到自我伤害与自我放纵。既然百般痛苦也注定不会走到光明，那就干脆在疯狂和快乐中坠入地狱。这是极端绝望中的极端放纵。所以，较之黑娃和鹿子霖，小娥对白孝文的依赖，已大大减弱，更多的，是肉欲的放纵。当田小娥和白孝文“两人吃饱了抽大烟抽过瘾了就在炕上玩开心”（第十八章）时，她已无可挽回地堕落到万劫不复的深渊。

在封建礼教的迫害之下，伴随着一生中的四个男人，小娥的生命经历了苟且、希望、再苟且、走向堕落的坎坷而悲哀的历程，最终，可怜的田小娥在饥寒交迫中被白孝文抛弃并在不久之后被公爹鹿三杀死。

田小娥的性反抗

嫁入郭举人家的田小娥与嫁入白家的冷家大闺女鹿冷氏的境遇是基本相同的，两人都基本处于守活寡的状态，其中小娥的处境更加艰难，因为她不光忍受着性压抑，还受到了灭绝人性的性奴役。但在相似的处境下两人所采取的应对行为却是完全相背的。鹿冷氏选择了一再压抑自己的本能欲望，而田小娥却大胆地与黑娃偷情。两人做出截然不同的选择的一个最重要原因在于思想因素——她们对封建妇道所持有的观念迥然不同。鹿冷氏对封建妇道奉若金科玉律，不敢越雷池一步；小娥对于与黑娃的偷情没有半点愧疚。这说明在田小娥的内心深处，对于封建妇道和贞节观念是持根本的否定态度的。在本能的欢爱面前，贞节牌坊对田小娥来说一文不值。她的这种对封建妇道的蔑视，是根深蒂固、从未动摇过的，这也使得她在性本身上的反抗要比她利用性进行的其它反抗坚定得多。

毋庸置疑，田小娥对于性的大胆追求在反抗封建伦理强加给女性的人性束缚，追求个性解放方面有着巨大的进步意义。但同时我们也必须认识到，小娥对于封建妇道的反抗仍然没有上升为自觉的意识。她的反抗逻辑是：我要享受性爱的快乐→封建妇道横亘在面前→冲破它。所以，她做到的仅仅是必须反抗时敢于反抗，是一种“该反抗时就反抗”的模式，而不是出于“作为女人，我有权利追求本能欲望的满足，我理应享受情爱的欢乐”的权利意识去主动反抗。换言之。这种反抗源于情欲驱使，而非权利意识，其思想动机并没有上升到“女权”和“个性解放”的高度。

还有一点我们必须认识清楚，田小娥在性反抗上的进步性仅仅体现在她与黑娃偷情及恋爱上。而她从被迫到主动与鹿子霖发生关系，则是赤裸裸的乱伦；至于与白孝文成天在窑洞里寻欢作乐，则是她自我羞耻心丧失后对情欲的无边放纵。两者都是严重违反正常性道德的行为，无论小娥这么做是出于什么样的痛苦和无奈，其行为本身都是必须予以否定的，绝不能与反抗封建妇道对女性的束缚同日而语。

我们说，屈从与依附，是伴随小娥一生的个性特征，而她的“淫荡”，也可以解读为一种屈从，一种对本能欲望的屈从，正是在这种情欲的支配下，田小娥才走向了万劫不复的癫狂。

还值得一提的是，恪守妇道的鹿冷氏并没有给自己挣得贞节牌坊，情欲的渴望在一再的压抑中不但分毫未减，反而与日俱增，一直到达爆发的临界点。终于，在她那道貌岸然的公爹鹿子霖酒后失德的撩拨之下，情欲的洪水猛兽瞬间冲破了封建道德的牢笼，而这种突如其来的爆发，一下子将其推向另一个极端——得了“淫疯病”。（第二十八章）田小娥和鹿冷氏分别从正反两个方面证明了所谓的“存天理，灭人欲”终究不过是一句苍白无力的口号，人性的不会被永远禁锢的，从而进一步向我们昭示出：人性的解放是人类发展的必然。

白灵的爱情与革命

白灵的反抗，无论就其深度还是广度，都远远超越了田小娥。她的反抗，集中体现在爱情与革命这两个方面。

白灵一生中有过三段“感情经历”：

①为了让女儿做一个符合自己封建观念的安分的女人，白嘉轩经过媒妁之言将白灵许给王家，白灵的回答是：“王家要抬就来抬我的尸首！”（第十三章）并在后来给王家捎去一张“你们难道非要娶我革你们的命？”（第二十三章）的纸条。

②白灵与鹿兆海算是青梅竹马，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情窦初开的两个年轻人在相互爱慕中将革命友谊发展为美好爱情。但当合作破裂，白灵耳闻目睹了国民党对共产党人进行的惨无人道的血腥屠杀，在劝说鹿兆海脱离国民党而加入自己的阵营共产党无果后，毅然决然与鹿兆海分手决裂。

③在艰难危险的斗争环境中，白灵对亲密战友鹿兆鹏产生了不可抗拒的好感与爱慕，遂不顾其是自己前男友鹿兆海的亲哥哥的尴尬身份和其在原上已有媳妇鹿冷氏的既成事实，毅然与其结合。

从白灵的婚恋道路中，我们不难看出：

白灵对封建礼教是完全蔑视的，这种蔑视达到了几近无视的程度。她不顾父亲的脸面，私自捎纸条给王家退婚，不是她不孝，而是她压根就认为拒绝一门没有感情基础的婚姻是天经地义的事情[2]，对于媒妁之言和包办婚姻，她没有半点信服与认同。当姑妈朱白氏问及“你跟鹿家老二还拉扯着？”时，“白灵做出坦荡无掩的声调说：‘早先几年我们都私订终身了哩！那阵儿都小都不懂啥。现在都大了懂得道理了，觉得不合适又拆散了，只是一般乡亲乡党有点来住，再没啥拉拉扯扯的事。’”不料却让朱白氏“听着就很惊诧”，觉得“白灵说着私订终身这种伤风败俗悖于常情的事，跟说着今年的庄稼长得好或不好一样平淡，一样无所顾忌”，“说这号事的神气，跟喝米汤一样，脸连红一下下都没有”，还鄙夷地骂她“脸皮真厚”。强烈的对比之下，我们更加清晰地看出：白灵至始至终都是活在封建礼教的圈外的，她的思想是一方没有受到封建礼教丝毫熏染的净土，封建宗法下的礼义廉耻几乎不会在她的头脑中形成概念。新式教育使得白灵的思想完全是崭新的、开放的，让她形成了全新的婚恋观，这也是她说出“那才是假夫妻”的话而完全不顾鹿兆鹏已有妻室的事实与其结合的原因。对于封建礼教，白灵是持根本的否定态度的，因为无视，所以无所顾忌。相比之下，鹿兆鹏却并未彻底冲破封建礼教的藩篱，她对包办婚姻的反抗是通过逃避来进行的，而这，给她的“原配”鹿冷氏造成了长期的痛苦和凄惨的毁灭。我们讲，白灵对封建礼教的漠视与我们先前讲到的“拜天地”的情节是不矛盾的。正如前面所说，“拜天地”不是遵从封建礼教，而恰恰是白灵高度自我意识的体现。

从上面我们可以看到田小娥与白灵在对封建礼教的反抗上的本质区别：田小娥是处在封建礼教的体制之下的，她的反抗是源于现实逼迫下的自下而上的痛苦挣扎；而白灵是立于封建礼教的体制之外的，她的反抗行为，更准确地说，是对封建礼教的一种从思想意识到实际行动的全面而坚决的否定、冲击和毁灭。这种本质的不同决定了白灵的反抗远比田小娥明确、勇敢、有力和彻底。

我们清楚地看到，白灵的爱情与革命是牢牢交织在一起的。在她写退婚纸条时就已经提到了革命。她是一个天生的革命者。白灵在爱情面前是无比清醒和坚定的，她毫不动摇的坚守着自己的良知和信仰。她耳闻目睹了国民党对共产党的残酷屠戮，于是在见到加入国民党的恋人鹿兆海时便大胆而激烈地质问：“你知道不知道，你参加的那个国民党怎么杀戮异党？抓住了甚至连审问的手续也不走就塞进枯井！你参加这样的党难道不怕脸上溅血？”并且，“她瞅见他那一身下级军官服装就觉得他们的关系将要完结了。” 于是，白灵与昔日恋人不可挽回地走向了决裂，这种决裂不是简单的爱情的决裂，而是人生信仰的决裂，是有志青年在选择人生观与世界观时的勇敢决裂[3]。白灵这里表现出的理智、坚决、果断，是胆小、愚昧、盲目的田小娥绝不会拥有的，当然这不能说明孰优孰劣，仅仅是一种对比鲜明的差异，而这种差异既来自两人不同的生活环境和人生经历，更源于与生俱来的个性差别。

在坚决进行革命斗争的过程中，她终于收获了理想的爱情，与具有共同理想的鹿兆鹏走到了一起。白灵的爱情观是建立在心灵上的感情默契与理想上的志同道合，她将自己的个人情感与人生信仰紧密结合，于是既不会为世俗的伦理道德所禁锢，又不会为过往的情感所羁绊，从而在爱情抉择上表现出非同一般的铿锵、理智与决绝。

与田小娥的屈从与依靠相比，白灵在抗争中体现出了强烈的个人独立意志。面对封建礼教的压力和动荡不安的战乱，她所走的每一步都是凭借自己的意愿，她是新文化孕育的新女性，他不做任何男人的附属品，她要做命运的主人，她绝不屈就于他人，绝不改变立场，坚决斗争到底，为了实现斗争目标和人生理想，绝对不惜生命。[4]

三、身后事

荡妇受戮 不甘怨鬼

⑴封建礼教的赶尽杀绝

田小娥死了，在公爹鹿三的梭镖之下发出 “啊……大呀……”的“惊异而又凄婉的”生命绝响之后便香消玉殒了。（第二十章）一句“啊……大呀……”不光宣告了田小娥生命的终结，更是封建妇女在强大的封建宗法制度和男权统治下的不彻底反抗走向必然失败时的悲怆呐喊和颤栗控诉，是一曲封建女性悲剧命运的哀歌，在白鹿原这片古老的土地上久久回荡。

鹿三杀死小娥的直接诱因是他看到在土豪里苟延残喘垂死挣扎的白孝文，“脑子里猛然噼啪一声闪电，亮出了那把祖传的梭镖”，而深层动机是“为民除害”。他回想了孝文和儿子黑娃的经历，最终得出“造成黑娃和孝文堕落的直接诱因是女色，而且是同一个女人”的结论，于是决定“去杀一个婊子去除一个祸害”。（第二十章）书中这部分反复提到鹿三坚信崇拜的“生活信条”，而这其中必然包含着“红颜祸水”的逻辑<4>，男人的堕落源于女人的诱惑，美丽既是有罪，女人必须为之无条件埋单，祸害必须根除。

鹿三是一个老实本分的穷苦农民，却也是一个坚定的封建礼教的卫道士。鹿三杀死小娥的举动淋漓尽致地表现出封建礼教对反抗女性的赶尽杀绝。而当人们发现了小娥的尸骨，竟然“除了诅咒就是唾骂，整个村子的男人女人老人娃娃没有一个人说一句这个女人的好话”，（第二十章）这生动地揭露出，长期处于封建礼教统治下的人们，已经在思想上形成一种集体无意识，足见封建礼教对人们的思想统治是何等的根深蒂固，由此可以想见反封建的道路将会多么的艰难！

⑵全面报复

然而田小娥并没有因为鹿三的杀害和族人的唾骂而淡出白鹿原，相反地，化作鬼魅的田小娥对白鹿原上的生灵进行了疯狂的报复。

我们绝不能将鬼魅的引入视为作品的思想糟粕，相反，作者巧妙地从时代特征出发，采用完全符合当时白鹿原上人们的思想认知的方式，让田小娥“复活”，通过她死后的报复行为，将田小娥的内心与个性、悲哀与痛苦彰显得更加鲜明和清晰，从而使作品以更加深邃的思想内涵焕发出更为强大的表现力和震撼力。

田小娥报复的第一步就是给原上招来一场瘟疫，一次性地夺走了许多人的生命。可以说，她的第一次报复是针对整个白鹿原的。白鹿原是她一生的受难场，原上的男女老少都是她的敌人，他们虽然并没有对她进行过直接的伤害，却在集体无意识下充当了帮凶，无论是在她生前还是死后，所有人对她只有鄙视和唾骂。他们对自己走向家破人亡的田地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于是，她要报复他们，也让他们饱尝家破人亡的痛苦。但这样的报复就其对象和范围以及报复手段来说未免太过残酷，毕竟村民“罪不至死”，这似乎与先前田小娥的胆小懦弱并不相符。一方面，这反映出这个封建小女人的心胸狭隘和是非不分，另一方面，这也更加深刻地反映出她内心深深的孤独和绝望，没有一个人对她抱有一丝同情，所有人都站在她的对立面，在一句句“婊子”的辱骂声中所积聚的仇恨是他人无法想象的，每一句都是对她人格的侮辱和尊严的践踏，巨大的怨恨背后潜藏的是这个女人内心强烈的自尊。

这里有一些细节特别值得我们深思。第一个染上瘟疫并死掉是鹿三的女人，小娥的婆婆，接着，白嘉轩的女人仙草也染病死了，并且，在两人咽气前小娥都给她们托了梦，让她们看自己身上的血窟窿。小娥“展示”的这一做法，根本目的在于对鹿三和白嘉轩进行控诉。那么，她为什么不直接捉弄鹿三和白嘉轩或是也让他们死掉呢？除了她表露的“我要把白鹿村白鹿原的老老少少捏死干净，独独留下你和你三哥受罪……”（第二十五章）这种让造成自己孤苦的元凶也饱尝孤苦的折磨的以牙还牙的报复之外，我们还是可以窥见做了鬼的田小娥依然具有的那份对封建男权的惧怕，以牙还牙只是她给自己找的一个借口，其深层原因还在于个性中的胆小懦弱。

一个最值得我们深思的细节是：在田小娥招致的瘟疫中，白鹿原上每一家都死了人，唯独鹿子霖一家安然无恙。其实，我们可以想见，鹿子霖才是田小娥最想报复的人，他与田小娥的堕落有着直接的关系，按理说，他及他的家庭应该首当其冲才对。鹿子霖及其家人幸免于难的原因是在村里其他人遵照中医冷先生开出的“桃”和“艾”的驱邪方子以后砍光自家桃园用桃木避邪时，他听从了唯物主义的儿子鹿兆鹏的主意，认清了引起瘟病的真正原因并采取了科学的措施，拉来白灰杀菌。“这瘟病是病菌传染的，石灰杀它哩！”（第二十五章）然而他的亲家中医冷先生却对此冷嘲热讽：“是他那个二货捎信回来给他开的方子喀！子霖这二年洋了，说洋话办洋事出洋党！”（第二十五章）结合冷先生先前将自己不能治的瘟疫解释为“一股邪气”，“一场劫数”，则构成一种极度的讽刺，深刻地暴露出那个时代人们的知识匮乏和见识短浅，而这与对封建迷信的笃信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

⑶附身鹿三

田小娥附了鹿三的身<5>。附身鹿三的田小娥针对鹿三、白嘉轩及全村人展开了歇斯底里的控诉：

我到白鹿村惹了谁了？我没偷掏旁人一朵棉花，没偷扯旁人一把麦苗柴禾，我没骂过一个长辈人，也没搡戮过一个娃娃，白鹿村为啥容不得我住下？我不好，我不干净，说到底我是个婊子。可黑娃不嫌弃我，我跟黑娃过日月。村子里住不成，我跟黑娃搬到村外烂窑里住。族长不准俺进祠堂，俺也就不敢去了，咋么着就还不容让俺呢？大呀，俺进你屋你不让，俺出你屋没拿一把米也没分一根蒿子棒棒儿，你咋么着还要拿梭镖刃子捅俺一刀？大呀，你好狠心……”（第二十五章）

一连串的控诉，将田小娥心中的怨忿推向了顶峰。田小娥并没有给村里人带来一丝伤害，她希望以自己的安分守己来换得他人的认同和容让。然而，她的安分与妥协带来的却只是以白嘉轩和鹿三为代表的族人的步步紧逼，直至命丧鹿三之手。这种“无端受欺”、“无罪受诛”的巨大不公深深刺激了田小娥，激起了她极大的怨忿。

然而，同时我们也必须看到，小女人田小娥至死都没有意识到造成她人生悲剧的社会和思想根源。妥协退让、与世无争并不会换来安定自由的生活。从她跟着黑娃来到白鹿村，就注定了要受到排斥和迫害。封建礼法的强大和严酷，决定了她和族人间矛盾的“天然性”和不可调和性。她为白鹿村所不容并非她对村里人的现实利益构成了侵犯，而是她的行为严重冲击了他们和鹿三相同的“生活信条”。真正容不下她的不是白鹿原上的男女老少，而是原上根深蒂固的宗法礼教。然而无论生前还是死后，小娥都没有认识到这一点，她斗争的对象一直是人，而从未上升到制度的层面。

⑷田小娥的自卑与自尊

附身鹿三的田小娥捉弄了族长白嘉轩。通过附身鹿三，她享受了族长白嘉轩盛给她的一碗饭。“哈呀呀，值了值了，我值得了！族长老先生给我侍候饭食哩！族长跟我平起平坐在一张桌子上吃饭哩！值了值了我值得了！我是个啥人嘛族长？我是个婊子是个烂婆娘！族长你给婊子烂婆娘端饭送食儿，你不嫌委窝了你的高贵身份吗……”（第二十五章）一连串的“值得了”的欣喜和得意背后，是一种巨大的社会地位的落差所带给田小娥的自卑。在她的内心深处，自己就是一个别人眼中所谓的“婊子”，而这种“婊子认同”恰是来源于她心底的自尊。她心底的自尊让她看不起自己苟且放荡的行为，进而产生出一种深层的自卑自贱以及自我鄙视。自尊与自卑，交织出的是田小娥复杂多面的人格。一方面，自尊让她产生了自我否定，而另一方面，强烈的自尊又让她极度渴望得到他人认同。人格尊严和他人认同，是田小娥至死都在追求的抗争目标，但可悲的是，这种卑微的愿望只能在死后通过欺骗来获取，而真正带给她的不过是片刻的心里平衡与慰藉。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封建女性要是不像白灵那样彻底跳出封建礼教的包围圈，要想获得人格上的独立与尊严是不可能的。

⑸田小娥的不甘与不敢

化为鬼魂的田小娥做了什么？她只是做了生前想做但不敢做的事。田小娥的怨忿与不满以及报复心理，绝不是死后才突然生发的，而是源自生前所遭遇的种种压迫与不公。然而胆小懦弱的田小娥在生前是绝无勇气将自己的怨忿通过报复的手段发泄出来的。就拿她的那番控诉来说，绝对是生前就有的，但她也只敢在死后借着鹿三的嘴说出。这就涉及到我们必须认识的田小娥的另外一对个性矛盾——不甘和不敢。

可以说，不甘和不敢的个性矛盾，贯穿于田小娥生前身后的所有抗争历程。由于不甘受辱，所以她要反抗郭举人，由于不敢，她只能以将枣泡在自己的尿里来报复；由于不甘在屈辱中将青春葬送，所以她与黑娃偷情，由于不敢，她只能依附男人；由于不敢，她屈从与鹿子霖的淫威，由于不甘，她给鹿子霖尿了一脸；由于不甘，她死后进行了疯狂的报复，由于不敢，她只能通过招来瘟疫和附身来兴风作浪；由于不甘，所以她不会像鹿冷氏那样恪守封建妇道，由于不敢，她又不能像白灵那样不惜生命地进行轰轰烈烈的正面抗争……不甘与不敢，造成了她以报复来发泄不满，以依附男权为提高地位、争取独立人格尊严的途径的独特的抗争方式，也构成了她成为“白鹿村乃至整个白鹿原上最淫荡的一个女人”（第二十章）的内在因素。

⑹六棱塔下的哀怨亡魂

田小娥的报复在她借鹿三之口说出是她招来的瘟疫时达到了高潮。在她提出“在她的窑畔上给她修庙塑身，对她的尸骨重新装殓入棺，而且要族长白嘉轩和鹿子霖抬棺坠灵，否则就将使原上的生灵死光灭绝……<6>”的要求与威胁后，她的抗争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胜利：

“荒草野蒿之中现出一片香火世界，万千支紫香青烟升腾，密集的蜡烛的火光在夕阳里闪耀，一堆堆黄表纸燃起的火焰骤起骤灭。男人女人跪伏在蓬蒿中磕头作揖，走掉一批又拥来一批，川流不息。”

“小娥那座窑院里的香火日夜不熄，整个原上的村民闻讯都赶来了，窑院里的荒草野蒿早被踩平，香灰纸灰落积得厚如黑毡，香火场子扩展到慢坡土道上和崖坡上的台田里，处处可以看见滚落着捏成石榴桃果的白面供品。”

（第二十五章）

如此壮观的景象与先前男女老少的咒骂形成强烈的对比，田小娥似乎数十倍地实现了她生前的渴望。人们拜服在小娥的脚下，并非改变了对她“婊子”的看法，只是在封建迷信思想下屈服于她这个鬼魅所具有的超自然的力量。田小娥无论在生前还是死后，都利用了唯一可以利用却也得天独厚的工具，前者是自己的美貌与身体，后者是鬼魅的身份和力量。在追求人格尊严和自身地位的过程中，她生前靠的是依附男权，死后靠的是封建迷信，都是在利用封建反封建，这就注定了她的反抗都终将走向失败。

保守顽固的封建礼教势力的代表白嘉轩并没有像族人那样向田小娥的亡魂屈服，相反却变得更加冷硬。被封建礼教牢牢占据头脑的族长白嘉轩不会对这个“婊子”做出任何让步与妥协。“我活着不容你进祠堂，我死了还是容不下你这个妖精。不管阳世不管阴世，有我没你，有你没我。”（第二十五章）他两次骂走了前来劝他修庙的三个老者，还为此打了求情的儿子孝武。成为“孤家寡人”的白嘉轩依然没有一丝的屈服，他去找了姐夫朱先生，两人定下了“造塔驱鬼镇邪”的办法。

白嘉轩发动族人，将小娥的骨殖烧了三天三夜，还将小娥破窑里飞出的象征着她不屈灵魂的蝴蝶捕杀殆尽，一齐封在六棱塔里，让其永世不得翻生，足见封建礼教势力对胆敢反抗的女性的打杀到了斩尽杀绝，连鬼都不放过的严酷程度。伫立在白鹿原上的六棱塔，在白嘉轩等封建卫道士眼中，是封建男权对反抗女性的彻底镇压和绝对战胜的象征，但从历史发展进程来看，这便是封建男权对反抗女性的无情迫害的铁证。一座孤独耸立的六棱塔，与先前的香火缭绕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田小娥昙花一现的胜利与最终彻底的失败，深刻地揭示出：缺乏对自身悲剧的深刻认识，没有彻底的反抗精神和杀身成仁的勇气，不与封建礼教进行正面的交锋，是断然不会取得胜利的。

⑺厉鬼还是怨鬼

有人将小娥的鬼魅形象归结为“厉鬼”[1]，但笔者认为“怨鬼”更加合适。成为鬼魅的小娥依旧没有进行完全正面的反抗，而是通过招来瘟疫、附身等作祟的形式进行报复的。另外，从小娥的鬼魂惧怕“法师”的特点来看，她也不是真正的厉鬼。相比于“厉”，小娥的鬼魅形象更多表现出来的是“怨”，即便有“厉”的成分，也是由怨而生的。

烈士之殇 白鹿精灵

白灵是一个无比坚定的革命者。她抬死人，除叛徒，打汉奸，在根据地教游击队员识字，给他们缝补衣服……然而，就是这样一个坚定而优秀的革命者，没有死在反抗腐朽政权的战场上，而是在自己人的一场政治内斗中惨遭活埋。

白灵在被活埋前见到了这场政治风暴中的极“左”分子毕政委，对其进行了掷地有声、酣畅淋漓的痛斥。“你比我渺小一百倍！”（第二十八章）是她留给这个世界的铿锵而高傲的绝响，充满了对毕政委的藐视，体现出一个真正的革命者的大义和无畏。

不少分析文章将白灵的死与封建男权联系起来，但笔者觉得这未免太过牵强生硬。白灵的被害是因为当时由西安投奔红军的男女学生被怀疑为叛徒，而白灵也是其中的一员，这与性别无关。白灵之死带给我们的是远比封建礼教和封建男权更加尖锐和复杂的政治命题，留给我们的是更加深刻的思考，正如书中所言：“重要的是对发生这一幕历史悲剧的根源的反省”。（第二十八章）足见作者秉笔直书的难能可贵。<4>

但有一点我们必须认识到：现代文明唤醒了白灵强烈的社会责任意识，使她不甘于做传统社会所赋予女性的局限于家庭的贤妻良母角色，她的天生的大胆和反叛、良好的教育和悟性以及强烈的社会责任意识，使她有着明辨是非、爱憎分明的坚强的个人独立意志，然而，在那个封建礼教依然占有统治地位、男性依然是社会活动的主体、对女性充满约束和压抑的特殊的历史时期，这反而导致了她的人生悲剧[2]。

和田小娥死后化作怨鬼害人不同，白灵死后化作白鹿精灵，看望了家人。出现这种差异的原因在于，在田小娥眼中，对她造成迫害的，都是高高在上的，而受尽屈辱的自己却是不堪和卑贱的，这样的不公让她心中充满了怨和恨；而在白灵眼中，自己是高高在上的，而杀害她的毕政委却是卑鄙渺小的，他不值得自己去怨去恨。白灵心中有的，只是对家人的愧与爱。

四、男人眼中的叛逆女性

不肖海兽<8>

无论在亲生父亲白嘉轩还是在干大鹿三眼中，白灵都是一个与她的封建家庭格格不入的叛逆。

当白灵为了在城里念书不惜把剪子架到脖子上以死相逼时，白嘉轩“似乎面对的不是往昔架在脖子上癫跑的灵灵，而是一个与他有生死之仇的敌人。”（第八章）当女儿以生命来反抗他这个封建家长的权威时，昔日那个可爱的灵灵形象便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下意识里的“敌人”形象，谁敢于对他抱有的封建礼教进行反抗，谁便会自然而然地成为他的敌人。

同样，干大鹿三对白灵充满了厌恶之情。“他讨厌那个被主人一家都宠惯着的女子，她首先发觉这个女子和这个家庭的不和谐”，相反，他更加喜爱酷爱侍弄牲口的主人的三儿子牛犊，“牛犊对牲畜的爱抚使鹿三也对他产生了不可抗拒的亲近感，甚至想，如果不是给白灵而是给牛犊做个干大倒是不错。”（第八章）鹿三对白灵和牛犊的不同态度，取决于他们是否符合自己的“生活信条”，白灵的行为举止完全违背了他这样一个儒家信徒和封建礼教卫道士心中固有的“三从四德”的良家女子的德行。

出于对战乱中女儿安危的担忧，白嘉轩再次进城到姐夫家去找女儿，可白灵不为他的巴掌所动，只顾着抬死人。在白灵身上，白嘉轩的封建家长权威没有得到他期望的尊重，作为一个父亲，付出的父爱也没有得到理想中的回报，他对这样一个“忤逆”的女儿已无半点疼爱，只是将其视为一个不孝的、狼心狗肺的“海兽”。“那——是个海兽！”（第十二章）

当白灵将白嘉轩囚禁她的厦屋的墙壁凿开逃走，并留下“谁阻挡国民革命就把他踏倒！”的刻字时，白嘉轩心中就没有这个女儿了。他首先向家人宣布：“从今往后，谁也不准再提说她。全当她死了。”当亲友问及时，他也只是说：“死了。甭再问了。”（第十三章）白灵的举动已经从违背家长意愿到公然对抗，父女之间的矛盾已经从普通的代际矛盾走向的全面的意识形态的对立。白灵的叛逆已经彻底违背了封建礼教卫道士白嘉轩对于家族后代的最为基本的约束与期望，她心中的白灵已经死去。

直至白灵捎给王家的“你们难道非要娶我革你们的命？”的纸条“像石头一样砸到父亲的鼻梁上”，白嘉轩“沉静如铁地宣布：‘白姓里没有白灵这个人了，死了。’” （第二十三章）白灵写纸条退婚的行为，是对封建礼教的严重破坏，在白嘉轩看来是极端“伤风败俗”之事，足以叫他颜面扫地，“我给本族白鹿两姓的人丢脸了！”。书中无处不在表露：对于封建族长白嘉轩来说，脸面才是最为重要的，为了挽回自己和家族的颜面，她公然将白灵排除于家族之外。

封建制度下的代际亲情是建立在子女对父亲的绝对服从和对家族荣誉无条件的维护之上的，一旦子女的行为触犯了封建家长的权威或有损家族的颜面，就会被毫不犹豫地扫地出门。意识形态上的不可调和的对立与矛盾，注定了新女性白灵终将被她的封建家庭所不容。

婊子荡妇

在男性世界中，田小娥从未获得她想要的独立的人格尊严。

发现黑娃和小娥偷情的郭举人对黑娃说下这样一段话：

这事嘛，我不全怪你，只怪她肉臭甭怪旁人用十八两秤戥。她一个烂女人死了也就死了，你爸养你这么大可不容易。门面抹了黑，怕是你娃娃一辈子也难寻个女人了。（第九章）

这里我们可以轻易窥见封建制度下男女地位的悬殊和男女关系的巨大的不平等，封建男权统治下，女性毫无人格地位可言，就连偷情也全部归罪于女性的下贱，男性反而是受害者，女性的生命远不及男人的脸面重要。

田小娥跟着黑娃来到白鹿原上，虽然此时她并没有堕落和放纵，但出轨的行为就足以让她背上“婊子”的恶名。

妇女贞节本质上是男性在两姓关系中为维护自身利益而强加给女性的道德化的思想和行为约束。一方面，“婊子”、“荡妇”是加到违反这种约束的女性身上的一个侮辱性的身份标签，是“肮脏”、“不堪”的代名词，这种封建男权下的释义，本身就是对触犯男权的女性的一种最为恶毒的报复。另一方面，这更是一张对违反约束、触犯男权的女性进行报复和惩罚的许可证。一旦哪个女人违反了这种约束，便会被贴上“婊子”、“荡妇”的标签，也就意味着所有人都可以鄙视她，对其进行唾骂、讨伐乃至杀戮。

公爹鹿三说她是“婊子”，族长白嘉轩也说她是“婊子”，就连占有她身体的禽兽鹿子霖在被她尿了一脸时也大骂她“婊子”。“婊子！跟我说话弄事看向着！我跟你不在一杆秤杆上排着！”（第十七章）鹿子霖与小娥通奸，对自身违反伦理纲常的下流无耻并未感到丝毫的脸红，却依然鄙夷地骂小娥“婊子”，可见违反封建妇道的女性在男人心目中是何等的下贱。

最引人深思的还是黑娃的话：“我已经弄下这号不要脸的事，就这么没脸没皮活着算毬了。”（第十二章）所谓“不要脸的事”，一方面是因为黑娃取回小娥，说到底是偷了别人的媳妇，更重要的，是他认为自己取回一个不干不净的婊子。在白鹿原上土生土长的黑娃，从未接受过新教育新思想，绝不可能自觉冲破封建礼教的桎梏，对不贞女性的评判同样是不假思索的思维定式，所以，对小娥的“婊子”身份，黑娃只是不嫌弃，而绝非不认同。

同样是做下“不要脸的事”的黑娃和孝文，最后都带着另取的大家闺秀风风光光、大模大样地回到白鹿原上祭祖<9>，然而他们谁都没有去祭拜压在六棱塔下的那个最起码曾给他们带来生理上的愉悦的小娥的冤魂。两人的改邪归正和“学为好人”（第三十章，朱先生给黑娃的题字），很大程度上是对封建宗法的驯服，此时的小娥在他们心中更加肮脏和不堪，以他们的风光身份，是绝不会去祭拜一个不干不净的婊子的，只会避而远之以告别自己不堪回首的过去。对比两人的风光和六棱塔下的冤魂，我们更能真切的体会到封建社会中男女间巨大的不平等。

如果说鹿子霖是导致田小娥堕落的直接凶手，那么，鹿三和白嘉轩便是名副其实的幕后真凶。田小娥绝不是天生的荡妇。她与黑娃偷情，最重要的原因是她希望能够与黑娃私奔，从而摆脱猪狗不如的生活。如果鹿三接纳了这个儿媳妇，小娥就有了更加坚实的依靠，鹿子霖也不会有可乘之机；如果族长白嘉轩不在祠堂前当着族人的面用刺刷惩罚小娥，她也不会因为彻底丢掉脸皮而自甘堕落。但是，面对封建礼教的狂热的维护者，这样的“如果”是绝对不可能出现的。他们对于一个“婊子”，所采取的行动只会是坚决的排斥和不遗余力的绞杀。当然，如果我们继续深究的话，最应为田小娥的悲剧命运负责的，正是她的亲爹田秀才。如果他能出于女儿的人生幸福考虑，给她找一个好的婆家，那么很可能一系列的悲剧将不会在小娥身上上演。

那么，封建礼教势力代表白嘉轩，在对待严重违反封建妇道的“婊子”时，是否真如他惩罚田小娥时所表现出的那样大义凛然和无比坚决呢？书中一个看似插曲的情节向我们抛出了明确的答案。白嘉轩的三儿子孝义婚后多年没有生养，他从冷先生那里知晓问题很可能出在儿子身上，于是在冷先生的“启发”下实施了一个“比冷先生说的更周密的方案”——向鹿三的小儿子兔娃借种。（第三十一章）我们清楚地看到，平素满口仁义道德、对婊子恨之入骨的族长白嘉轩，却亲手将自己的儿媳变成了一个违背伦常的“婊子”！同将女儿白灵逐出家族的动机一样，白嘉轩这次这么做的原因还是为了自己和家族的面子。“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封建礼教的卫道士白嘉轩比谁都清楚，男人无后是最被人看不起的。如果儿子孝义不能生养的隐秘被外人知道，不光是孝义，就连自己和整个家族都不会抬得起头来。所以，为了家族颜面，她不惜牺牲儿媳的贞节！只此一点，就足以将白嘉轩的虚伪面目撕扯得鲜血淋漓。而对小娥的惩治，从一定程度上讲，只是他在族人面前进一步树立权威，巩固地位的手段而已。“借种”一事不光揭露出白嘉轩的虚伪，同时也揭露出整个封建礼教的虚伪面目。

其实，白嘉轩的“借种生子”，白鹿原上的棒槌会，（第三十一章）以及族人在田小娥的窑洞前的拜服，无一不显露出封建礼教本质的脆弱和虚伪。在更加严重和急迫的事情面前，原有的封建礼教和道德，就可以被暂时推翻和抛弃，然而这种“变通”的权利仅仅掌握在男人手中，女性能做的只有服从。

五、形象概括

再论小娥

田小娥一生所有的抗争都是为了使自己以一个人的姿态活下去。她以男权依附为途径，以性为手段，仅仅是为了获得生活的安定和独立的人格尊严。但天生的胆小懦弱，加之没有认识到导致自己悲惨命运的社会根源，缺乏彻底的斗争精神和正确的斗争方式，注定了她的悲剧结局。

总的来说，田小娥的形象是复杂多面的。一方面，她是一个具有反抗意识，努力追求自身幸福和人格尊严的女性意识萌芽阶段的代表，另一方面，她又是一个天性善良而胆小、孤独无助、思想简单、见识短浅、意志薄弱、心胸狭窄、放荡纵欲的仍然处于封建宗法礼教框架之内的小女人。

再论白灵

白灵是旧社会中的新女性，是女性意识茁壮成长阶段的代表。她美丽、聪慧、叛逆、坚强、果敢、正义、无畏，是具有一定理想色彩的完美女性。她是“真善美”的化身，是白鹿原上白鹿精灵的人物具象<10>。（关于白鹿精灵，请参阅第二章）

小娥和白灵的悲剧揭示出了处于社会大转型时期的现代中国的现实状况：重视女性生命和个人意志的时代远未到来，女性解放还远未完成[4]。

陈忠实的《白鹿原》与莫言的《丰乳肥臀》有许多相似之处：两者描写的基本是同一历史时期，都写到了战争和政治斗争，都写到了女性的苦难。然而两者给人的感觉还是有很大的不同：《丰乳肥臀》给人的感觉是内敛的，越读越深邃，让读者透过历史和战争，洞悉作者对生命的礼赞和对真实人性不加褒贬的展现；《白鹿原》给人的感觉是扩大的，越读越开阔，让读者以俯瞰的视角来感受大变革的历史车轮在白鹿原上碾过时人们的生存面貌和悲喜酸甜。而田小娥和白灵正是这广袤的白鹿原上飘荡着的独特而悠长的歌，几十年来吸引着人们去聆听，为之思索，为之感慨，为之叹惋，为之惆怅。

注解：

<1> 相比之下，田小娥娘家的经济实力远不如白嘉轩，但从田秀才在将田小娥“嫁给”黑娃时“贴给他两摞子银元”（第九章）看，田秀才的家境还是颇丰的。他之所以将女儿嫁给年过七十的郭举人，很可能不是为了钱，而是出于郭举人的举人身份。

<2> 关中地区（陕西中部）的城镇和乡村，对被雇佣的工人、店员、长工成为相公，李相是日常口头的称谓，书中指郭举人家的一个姓李的长工。

<3> 注意这里的“平等”只是相对于两人的恋爱关系而言的，绝不是广义上的男性与女性地位上的平等。

<4>在中华文明和社会历史漫长的发展进程中，男性逐渐认识到自身在女色面前抵抗力的脆弱，而当他们不可自控地沉迷于女色当中，随后便又亲身体验到纵情女色给自身招致的身心伤害乃至更大的灾祸。随着这种体验的不断强化，它们逐步将女性视为洪水猛兽，而在社会生活中占统治地位的男性不可能进行客观的自我反省，而是自然而然地将一切恶果的形成归罪于女性的诱惑，这便是“红颜祸水”思想的形成与由来。可以看到，其背后深层的思想根源是男性对女色既渴望又恐惧的矛盾心理。

<5>为什么不附白嘉轩、鹿子霖或是其他人的身而单单附鹿三的身？出于内心的善良朴实，鹿三从一杀死小娥后就流露出内心深处的后悔和惧怕，而妻子鹿惠氏和白嘉轩妻子仙草死前接到小娥的托梦一事又给了他深深的刺激，正如白嘉轩对他所言：“你不后悔很好。你要是后悔了，那就是个大麻烦……”（第二十章），可见鹿三被小娥附身在书中早有伏笔，而他被附身的心理基础便是内心的后悔和愧疚。

<6> 这里更加强烈地流露出田小娥对人格地位的渴求。

<7> 白灵其人其事都有真实的生活原型，她的原型是女革命烈士张景文，更多细节请参见作品附录。

<8>关中地区方言，形容没肝没肺，与“白眼狼”类似。

<9> 正如白嘉轩所言：“凡是生在白鹿村炕脚地上的任何人，只要是人，迟早都要跪倒到祠堂里头的。”（第三十章）在那个社会重大转型的时期，虽然新的行政管理制度已经逐步建立和实行，新的社会思潮也开始为人们所接受，但延续了两千多年的宗族制度作为最基本的基层管理模式依旧在民间占据统治地位，管理着人们的社会生活。

<10>《白鹿原》中的白鹿精灵有两个人物具象，一个是白灵，一个是朱先生。如果说朱先生是白鹿原上最高道德和智慧的代表，那么，白灵就是白鹿原上最美思想和灵魂的象征。

参考资料：

[1] 百度百科.田小娥

[2] 叛逆者的悲歌——《白鹿原》中白灵形象分析

[3] 难以磨灭的白鹿精灵

[4] 《白鹿原》的女人——田小娥和白灵的形象比较分析

本文来源：https://www.2haoxitong.net/k/doc/5014cb890e22590102020740be1e650e52eacf0e.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