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诗言志”
《尚书&S226;尧典》：“诗言志，歌永言。”指诗乃是人的思想、意愿、情感的表现，是人的心灵世界的呈现。先秦时期所谓“志”，主要指政治上的理想抱负。
“诗言志”虽最早见于《尚书&S226;尧典》，但最早提出“诗言志”理论的当为《左传》所记的襄公二十七年赵文子对叔向所说的“赋诗言志”。“诗言志”说最早源于歌舞乐一体的文艺形态，因此，“诗言志”最早只是一种文艺观而非文学观。
2、“思无邪”。
原出《诗经&S226;鲁颂&S226;駉》，指牧马人放牧时专心致志的神态。孔子借它来概括全部《诗经》的特征。“思”是句首语气词，无实意。“无邪”就是“雅正”。
“思无邪”意在提倡一种“中和”之美。
3、“兴观群怨”说
孔子在《论语&S226;阳货》中提出。朱熹解释为：兴，指诗歌生动具体的艺术形象可以激发人精神之兴奋，从吟诵、鉴赏诗歌中获得一种美的享受；观，比较侧重诗歌所反映的社会政治与道德风尚状况以及作者的思想倾向与情感心态。群，指文学作品的团结作用。怨，就是文学作品（诗歌）干预现实、批评社会的讽谏作用。
4、“尽善尽美”说
这是孔子在评述“韶乐”与“武乐”时对韶乐所做的评价。他认为舜时的韶乐，“《韶》，尽美矣，又尽善也。”原因是舜具备了圣德而受禅让，故尽善。由此也可以看到孔子在审美判断中融入道德批判的因素。
5、知言养气
“知言养气”说，出自《孟子&S226;公孙丑上》。孟子认为，必须首先使作者具有内在的精神品格之美，养成“浩然之气”，才能写出美而正的言辞。这里的“养气”当是指培养自己的高尚思想情操和道德品格。“养气”了，才能“知言”，即知道如何写出好作品。这种思想影响到文学创作，就特别强调一个作家要从人格修养入手，培养自己崇高的道德品格，然后才能写出好的文学作品。“知言养气”说形成了中国古代文论史上以气论文的悠久传统，对中国的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都产生了巨大影响。
6、以意逆志
“以意逆志”，出自《孟子&S226;万章上》。“意”是指诗的表层意思，“志”是指深层情志。主张通过对作品文本表层的象征的“意”，去推求作品的深层意蕴和作者之志。此说是与文学创作中的比兴手法相对应的批评方法，长期为后世批评家所遵用，并在鉴赏学中得以拓展其理论内涵。
7、知人论世
出自《孟子&S226;万章下》。孟子的愿意是与古人为友，须读懂他的作品，而欲理解作品，必须了解其作者，而欲了解其作者，又须把握其所处的时代。文学作品的思想感情内涵、形式风貌，与作者的生活经历、思想感情、艺术素养以及时代精神、社会风气是息息相关的，这是文学批评要进行知人论世的理论基础。此说是对其“以意逆志”说的重要补充，对后世的文学批评具有重大的影响。
8、“虚静”和“物化”说
“虚静”是庄子提出的艺术创作论。他认为，要在艺术创造上达到理想境地，创作主体必须进入“虚静”的精神状态，忘掉一切存在，也忘掉自己的存在，抛弃一切知识，达到与道合一，这样才能自由地进行审美观照，艺术创造力也最为旺盛。而“物化”说则要求主体的“自然”与客体的“自然”合而为一，这样的创作自然和造化天工完全一致了。
9、大声希音，大象无形
本是老子对“道”的特点的描述，但也是老子对“合于天然”的文艺的描述。认为最美的声音是无声，最美的形象是无象，有声只能是声的一部分，而不可能是全部，因此也只能是美的一部分，而非全美。全美的“大声”只能用“无声”去想象，全美的“大象”也只能用“无形”去想象，只有“无声”、“大象”才是真正的“道”的境界。
10、言不尽意
庄子的“言不尽意”说，意即强调语言文字的局限性，指出它不可能把人的复杂思维内容充分体现出来。这对文学艺术创作影响深远，文学作品要求含蓄，有回味，尤其是诗歌创作，往往是以少总多，追求“味外之旨”。
11、发愤著书
“发愤著书”说是司马迁在《报任少卿书》中根据历史伟大的事迹而概括出来的。他自受宫刑摧残后，因受刺激而更加坚定了其抱负信仰，并由此联想到多少先贤因遭困厄而发愤著书。其“发愤著书”说中的“愤”固然包含了个人怨愤的情绪，更主要的，乃是“发愤忘食”，为珍惜光阴孜孜不倦之谓矣。
12、《毛诗大序》“讽谏”说
《毛诗大序》提出讽谏说：“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戒”，充分肯定了文艺批评现实的意义与作用，为后来进步的文学家运用文艺来揭露、批判现实的黑暗，提供了理论依据。
13、“诗六义”说
《毛诗大序》说：“故诗有六义焉，一曰风，二曰赋，三曰比，四曰兴，五曰雅，六曰颂。” 风雅颂是诗歌的体裁，赋比兴是诗歌的表现手法。此说对后世影响深远。赋比兴手法，成为我国诗歌的基本表现手法，成为古代进行诗歌创作和批评的重要准则。
14、“情志统一”说
《毛诗大序》认为，诗歌创作在合乎“发乎情，止乎礼义”的原则，强调诗歌是“吟咏情性”的。“情志”说正确地阐明了抒情言志的特点，说明对文学本质的认识已进一步深化了。情志说的提出对后来文学批评的发展影响很大。
15、“诗人之赋丽以则，辞人之赋丽以淫”
扬雄在《法言&S226;吾子》中提出：诗人的赋华丽而符合原则，辞人的赋华丽而过分铺张。“丽以则”是他的创作原则，“丽”是对赋体形式风格上的要求，“则”是指儒家的法度和准则，实际上是要求作赋以明道。反对专事形式上的铺张而忽略内容上的针对性和其现实意义。
16、四声八病
沈约的主要理论就是“四声八病”之说，也称为永明声病说。声即四声，浮声和切响，即平声和仄声（上、去、入），用以定韵；病即八病，用以求和。他要求五言诗一联之中，前后句平仄声调应该错开；一句之中，除了双声叠韵词之外，不能出现同声或同韵的字，如有不合，即称为“病”。沈约的声律理论，既有正面的立说，又有反面的破说，既有深厚的理论渊源，又结合了相关的创作实践，是唐代近体诗的先声。
17、四声说
据《梁书&S226;沈约传》记载：南朝受佛经转读和梵文拼音的影响，发现了汉语四声。沈约是最早把四声应用到诗歌创作上的诗人，并撰有《四声谱》。沈约把四声分为两类：浮声和切响，即平声和仄声（上、去、入），这是唐代近体诗的先声。
18、曹丕“文气”说
曹丕的《典论&S226;论文》从研究作家的才能与文体特征关系出发，特别强调了作家个性对文章创作意义的重要性，提出了“文以气为主”的著名论断。文章中的“气”是由作家不同的个性特征形成的。它是指作家在禀性、气度、感情等方面的特点所构成的一种特殊精神状态在文章中的体现。提倡“文以气为主”，强调作品应当体现作家特殊的个性，要求文章必须有鲜明的创作个性。
19、“诗缘情而绮靡”说
这是陆机在《文赋》中提出的一个重要问题。“诗缘情”是从诗歌内容方面提出的要求，强调诗歌的抒情性。“绮靡”则是从诗歌的形式方面提出的要求。说明他既重视文学的内容，也重视文学的形式。陆机强调文学的情感特征，这比“诗言志”更符合诗歌的本质特点。
20、随物宛转
所谓“随物宛转”，从文学创作来说，是强调作家在创作中以描写客观现实来体现自己主观思想感情时，不能因主观愿望而改变客观事物的内在规律性，只有在艺术表现中充分尊重客观事物的内在之势，才能恰到好处地符合于描写对象之特点，从而使内心与外境相适应，防止创作中的主观随意性。
与心徘徊
所谓“与心徘徊”是指创作过程中客体的描写必须符合于表达主体的情意的需要，也就是说，要从心去驾驭客观事物，因此，文学作品中的“物”乃是经过了作家主观的心的改造的，但是，这不是一种主观随意的改造，而是在“随物宛转”前提下的改造，所以客体虽是服从于主体的，却又并不丧失其自然本性，当文学创作进入物化阶段，主体与客观是完全融合为一了。
神思
指作家在想象力活跃时或处在灵感状态下进行的创作构思。“神”指变化迅疾莫测，“思”指心思、想象。“神思”作为一个词组，是以“神”形容心思、想象的特点。首先标出“神思”，将思维的这一特点引入艺术理论并设立篇目对之进行了专门论述的是刘勰的《文心雕龙&S226;神思》篇。
刘勰《文心雕龙&S226;神思》指出：“文之思也，其神远矣！故寂然凝虑，思接千载；悄然动容，视通万里；吟咏之间，吐纳珠玉之声；眉睫之前，卷舒风云之色。其思理之致乎！”跨越时空的想象和活跃的灵感来自作者的秉性才识，虚静的心境，深邃的思索和高度自由的内心状态。
21、刘勰“风骨”说
风骨，是刘勰文学批评中的重要概念。近人黄侃在《文心雕龙札记》中认为：“风即文意，骨即文辞”。一般以为，风是一种表现得鲜明爽朗的思想感情，骨则是一种精要劲健的言语表达。可以认为，风骨这个概念体现了刘勰对文学创作的审美本性的认识，同时，也对后世的文学理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22、通变
中国古代文论的一种观念，主要见于刘勰的《文心雕龙&S226;通变》。通变说通变说探讨的是文学发展中继承与革新问题，是《文心雕龙》理论体系的支柱之一。“通”即会通、通常，即“设文之体有常”。变即指具体的文学创作表现出不同的风貌。刘勰认为文体的名称和写作原则是相对稳定的，有一定的连续性和继承性，但作家的才性和具体对文辞运用是各不相同的，故文学的会通也是永无止境的。文学也正是在这种会通中具有了永恒的生命力。
23、隐秀
隐秀是刘勰在《文心雕龙》中提出来的：“隐也者，文外之重旨者也；秀也者，篇中之独拔者也。”所谓隐，不是要使文学作品晦涩难明，而是要使读者味之无尽，能给读者丰富的想象余地。所谓秀，不是要作家堆砌辞藻，而是要逼真自然，使读者言如亲临其境一般。可见，隐秀即意象的有机交融，也即内容与形式的有机统一。
24、“自然英旨”说（直寻说）
钟嵘主张诗歌创作以自然为最高美学原则，在《诗品序》中提出“自然英旨”说，他说：“观古今胜语，多非补假，皆由直寻。”
“直寻”就是不假借用典用事，而是直接写景抒情，根本主张是强调诗歌应以抒情为主，强调感情真挚。“直寻”说与“自然英旨”说在钟嵘的理论范畴里内涵是一致的。以直寻为中心的自然英旨论，对后代诗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25、“诗有三义”说
钟嵘在《诗品序》中说：“故诗有三义焉，一曰兴，二曰比，三曰赋。文已尽而意有余，兴也；因物喻志，比也；直书其事，寓言写物，赋也。”他将“兴”放在第一位，正是突出了诗歌的艺术思想特征。钟嵘认为，如何运用兴、比、赋的方法来写作，正是创造作品中“深厚滋味”的关键所在。
26、“滋味”论
是钟嵘用来作为衡量诗歌作品的重要尺度。钟嵘认为诗歌必须有使人产生美感的滋味。他是中国古代文学批评中最早明确提出以“滋味”论诗的诗歌评论家。他认为只有“使味之者无极，闻之者动心”的作品，才是“诗之至也”。钟嵘的“滋味”说是古代文论中的基本审美范畴。
27、“兴寄”和“风骨”说
这是陈子昂诗歌革新的主要主张，要求诗歌创作要寄怀深远，言之有物，因物喻志，托物起情，意象鲜明，语言精警。“兴寄”不同于一般的重视作品的社会内容，而是充分体现了诗歌艺术的本身特点的。它要求诗歌创作以审美形象来感动读者，并从中体会到积极的思想意义。陈子昂的“风骨”论是吸收了六朝在诗歌格律上的成就的，因而也就体现了唐代“风骨”论的特点，它直接启发了殷璠关于盛唐诗“声律风骨均备”说的提出。
28、皎然“取境”说
这是皎然关于诗歌创作问题的论述。他关注到了诗歌的“取境”有易、难两种情况，而后一种则是前代诗论家很少触及的，然这又是创作的实情。即有时要在有些创作灵感的基础上，继之以艰苦的构思，根据诗情、诗意的需要，深入采掘。皎然诗论正视这种情况，这是难能可贵的。
29、“不平则鸣”说
韩愈在《送孟东野序》中提出了“不平则鸣”理论。他的“不平则鸣”，包括抒发各种类型的情志。因此，从本质上看，“不平则鸣”应是和司马迁提出的“发愤著书”说一脉相承，进而更进一步发展了司马迁的“发愤著书”理论。
30、“气盛言宜”说
这是韩愈在《答李翊书》中继承孟子“养气”说而提出的诗论。这里所谓的“气盛”，是指作家的仁义道德修养造诣很高而体现出的一种精神气质，一种人格境界。先道德而后文章，人品与文品的统一，这本是传统儒家的重要文学思想，而韩愈则对此作了较为深入的阐发，进一步发展了这一传统文学理论。
31、“为时”、“为事”说
唐代大诗人白居易提出的诗歌创作理论。他所谓的“为时”、“为事”，具体地说就是“救济人病，裨补时缺”。所谓“救济人病”，就是主张用同情、怜悯的笔墨，来抒写下层人民生活的苦难。“裨补时缺”，就是要用诗歌来暴露“时缺”，提示时政的弊端。白居易的诗论虽然总的来说应该列入儒家文艺思想的大范围中，但又有很大的发展、突破，他扬弃了儒家文论中保守、消极的内容，而将其积极、进步的内容发展到了最高程度。
33、司空图“韵味”说
司空图提出的“韵味”说，从理论渊源上看，是本于钟嵘《诗品》的“滋味”说。他自觉强调意境的特殊内涵，即丰富的审美韵味，而且，他比钟嵘更自觉地把“味”作为论诗的原则和衡诗的标准。这些对诗歌意境理论的深入而精辟的阐述，对后世产生了相当深远的影响。
34、司空图“四外”说
司空图所说的“四外”，指“韵外之致”，“味外之旨”，“象外之象”，“景外之景”。所谓“韵外之致”，应该是指意境作品表层文字、声韵覆盖下的无尽情致；“味外之旨”则应是侧重指意境作品所具有的启人深思的理趣；而“象外之象”和“景外之景”则是指意境作品在表层描绘的形象之外，还能让鉴赏者联想到、但又朦胧模糊的多重境象。这些对诗歌意境理论的深入而精辟的阐述，对后世产生了相当深远的影响。
35、司空图“思与境偕”说
“思与境偕”说是司空图在《与王驾评诗书》中提出“长于诗与境偕，乃诗家之所尚者”的论说，这实际上是在讲创作时如何构思形成作品的意境，是对刘勰“神与物游”思想的进一步发展。“思”，可理解成创作中的神思，即艺术思维活动，侧重于创作主体的情志意趣活动；“境”，是激发诗情意趣并且表现之的创作客体境象。“思与境偕”说明艺术思维是与具体物象相结合的，“境”与“思”偕往，相互融会，这就构成了作品的意境世界。
36、“诗穷而后工”说
“诗穷而后工”是欧阳修在《梅圣俞诗集序》一文中表露的比较重要的思想，涉及到文学创作的两个问题：一是诗人穷而“自放”，能与外界事物建立起比较纯粹的审美关系；二是郁积的情感有助于诗人“兴于怨刺”，抒写出更为曲折入微却又带有普遍性的人情，这是对前人思想的深入发展。
37、苏轼“空静”说
苏轼在《送参寥师》一诗里，用佛教的“空静”观来说诗：“欲令诗语妙，无厌空且静，静故了群动，空故纳万境”，讲到了创作主体与客体所构成的一种最佳精神状态。
38、“传神”论
苏轼发展、丰富了前人“传神”的美学思想，从诗与画共通规律入手，探讨形似与神似的关系，强调艺术地表现客观事物时，要以典型化的“形”来集中传达出客体之物的生命内涵“神”。通过对特殊的“形”的描写表现出其内在的“理”，从而达到传神的目的。
39、诗中有画，画中有诗
这是苏轼王维诗画特点所作的评论。诗画结合，揭示了艺术耐人寻味的美的境界。反映了他对文艺作品的形象性特点和意境美的正确认识，而且融合诗画特点来论述文艺言不尽意的美感特征者，苏轼是古代文论史上的第一人。
40、点铁成金
“点铁成金”是江西诗派的鼻祖黄庭坚提出的一个重要命题，源出其《答洪驹父书》。要求取古人陈言经过诗人的重新陶冶熔铸，为我所用，以前人作品中的佳句善字点化自己的作品。这一理论表现了一定的求变创新精神，也产生了一些不良影响，后人不善学习，往往以抄袭代替创作。他信为杜甫诗歌和韩愈散文“无一字无来处”，也不符合实际。
41、夺胎换骨
“夺胎换骨”也是黄庭坚提出的命题，源出于惠洪《冷斋夜话》。所谓夺胎换骨，就是用新的文字词汇重写前人诗意，以前人诗歌内容作为材料。这一理论虽有一定的借鉴古人、推陈出新的意义，却否定了诗人的自我个性和创造精神，是违背诗歌创造规律的。所以受到后代诗论家的批评。
42、词“别是一家”说
这是李清照在《论词》一篇中提出的著名观点，力主要严格区分诗与词的界限，反对以诗的粗疏的格律来破坏词的音乐美。
“妙悟”说
妙悟是严羽以禅喻诗的核心内容。在佛教禅宗里，妙悟本指主体对世界本体“空”的一种把握。就诗而论，妙悟即真当是指诗人对于诗美的本体、诗境的实相的一种直觉。而“悟有浅深”，每位诗人并不是都能在自己的创作中完美地遵循这种艺术规律，因而造成了各人各派诗歌的审美价值的不同，亦即形成了诸家体制的高下之分。
43、“妙悟”说
严羽在《沧浪诗话&S226;诗辩》中说：“大抵禅道惟在妙悟，诗道亦在妙悟。”妙悟是严羽提出的诗歌的独特思维方式，是严羽以禅喻诗的核心。
“妙悟”本是佛教禅宗词汇，本指主体对世间本体“空”的一种把握。诗歌审美与参禅悟道的心理过程十分相似，就诗而言，“妙悟即真”当是指诗人对于诗美的本体、诗境的实相的一种真觉，一种感悟，以心会心，是一种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东西，如人喝水，冷暖自知。
44、“兴趣”说
严羽在其《沧浪诗话》中提到的“兴趣”，实是“妙悟”的对象和结果，即指诗人直觉到的那种诗美的本体、诗境的实相。“兴趣”的“兴”在古典诗论里的一种发展，与钟嵘所说的“滋味”、司空图的“韵味”有着直接的继承关系，都概括出诗歌艺术的感性直观的特点及其所引起的丰富隽永的审美趣味。
45、诗有“别材”“别趣”说
严羽以“别趣”、“别材”之说反对宋人“以文字为诗”、“以议论为诗”、“以才学为诗”。所谓“别材”，是从创作主体上讲的，而这种诗人的特别才能主要地便体现在“妙悟”上。所谓“别趣”，是就诗歌的审美特征而讲的，这种特别的“趣”便是“兴趣”，而不是有些宋诗里充斥着的道理、性理。
46、“清空”说
“清空”的审美要求，是《词源》的主要理论观点之一。“词要清空，不要质实。清空则古雅峭拔，质实则凝涩晦昧。”张炎所说的“清空”，主要是指意境作品的特殊的风格。这种理论在词论史上是颇为新鲜的，也是他着力进行阐发的思想。
47、张炎“意趣”说
张炎认为，所谓“意趣”，是和“清空”关系很密切的，指上乘词作中所蕴涵着的丰富的审美情趣，它是词作者所赋予作品的，同时也是鉴赏者参与之下才能实现的。实际上，他所说的“意趣”，就是指词中的意境美。张炎继承并发展了诗学领域中率先提出的意境理论，这也是张炎在词学领域中的主要理论贡献。
48、“童心”说
明后期重要的思想家李贽，他的思想对文学批评领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李贽主张文学要表现童心，他所谓的童心就是真心，是不受道理闻见即儒家正统教条熏染之心。童心不仅是创作的源泉，而且是评价一切作品的首要的价值标准。这种观点与七子派强调复古摹拟是对方的，成为公安派性灵说的直接理论源头。
49、“性灵”说
公安三袁主张“独抒性灵，不拘格套”（袁宏道《叙小修诗》），具有三个特点：其一是露，指感情强烈，且发自本性，而不加掩饰；其二是俗，要求用当时的语言写当时的情事；其三是趣，既努力表现平民百姓的日常生活情趣。其所谓性灵与李贽所说的童心是一致的。性灵的唯一规定就是“真”，真是最高的价值标准。物真则贵，文亦如此。
50、“以文运事”“因文生事”说
这是金圣叹对《史记》和《水浒传》比较后得出的结论。他认为《史记》是“以文运事”，《水浒传》是“因文生事”。《史记》所处理的是现成的历史事实，这对作者就构成了限制，作者的艺术才能就体现在对现成史实的组织和处理上。而《水浒传》则不然，作者可以根据艺术的需要进行自由的虚构，而这种虚构性更可以发挥作者的艺术创造才能。从纯艺术的角度可以看出，金圣叹更推崇这种虚构文学。
51、“立主脑”说
传奇有众多的人物和事件，李渔认为戏曲创作要“立主脑”，所谓主脑，是指一部戏的主要人物和中心情节，立主脑就是要围绕中心人物和中心事件来展开，互相关联，不能互相矛盾。
52、“神韵”说
中国古代诗论的一种诗歌创作和评论主张，是清初王士禛诗歌理论的核心内容。王士禛之前，虽有许多人谈到过神韵，但还没有把它看成是诗歌创作的根本问题，到王士禛，才把神韵作为诗歌创作的根本要求提出来。其神韵说的中心就是诗歌的审美表现方式问题，对审美对象的表现应该做到“不着一字，尽得风流”，即诗人对主体的情感不能直接全面地陈述出来，对景物也不能作全面精细的刻画。然而，整体的世界尽管没有被直接描摹出来，但应该是具体可感的，如镜中花、水中月一样。
53、“格调”说
沈德潜所说的“格调”，实际上包括体裁和音节二方面，这是他选诗的首要标准。他主张诗歌所表现的性情应该有益于教化，符合温柔敦厚的诗教。“格调”说所指的体裁指的是诗歌的艺术表现方式及技巧系统，体现为一套具体的法则。而音节是字音经过选择和有规则的组合构成的语音模式，形成诗歌的音乐美。
54、肌理说
翁方纲的肌理说是一个以学问为本、通法于变，而一概求诸古人的诗学体系。“肌理”二字取自杜甫。所谓肌理，肌是比附，重点在理。翁所说的“理”是义理与文理的统一，包括伦理道德、历史掌故、音韵、训诂、修辞等，与后来的桐城派所倡导的考据义理文章合一的说法非常近似，表现出肌理说更注重学问、考证、辞采的倾向，正是当时乾嘉实证学风的文学反响，代表了当时朴学派的说诗观点，形成“学人之诗”，其流一直持续到近代。
55、袁枚“性灵”说
袁枚的“性灵”说，是袁枚诗学的最高价值标准。性灵说主张诗歌所表现的内容可以是和道德、政治无关的性情，只要是真性情，就是有价值的。性灵说的另一方面内容，是主张诗歌在艺术创作上要“变”，要有创造性，要在学古中求变。在审美方面，性灵说主张风趣，摆脱庄严的道德政治面孔，凸现轻松活泼的个性表现。
56、现量说
所谓“现量”，本是佛家术语，为现在义、现成义，有一触即觉、不假思量计较之意。王夫之借佛学的“现量”来说明情景交融的艺术境界是心目相应、主客契合的一刹那自然涌现出来的瞬间艺术直觉，“因景因情，自然灵妙”。
现量说的现在义，就是主体置身于当下的情境当中，景是眼前的当下的景，情是当下之景触发的情。这也就是传统诗论所说的“即兴”。现量说的现成义，指的是创作过程的自发性，所谓“一触即觉，不假思量计较”，是说创作过程有其自身的运动规律，是超思维的。
57、“四情说”
王夫之认为诗歌的兴、观、群、怨同源于情，故称“四情”。兴、观、群、怨是不可分割的整体。王夫之从不同角度对“兴观群怨”进行了新的阐释，是对传统理论的发展与突破。
58、浙西词派
浙西词派以龚翔麟选刻的《浙西六家词》而得名，创始人为朱彝尊。浙西词推尊词体，他们认为，词表面上写闺房儿女之言，实际上传达着风骚的旨意，强调词体的独立地位。宗法南宋，竭力推崇南宋姜夔、张炎，作词要求词意雅正，格律谨严，在字句声律上推敲甚精，以谨严的格律形式来表现封建士大夫的思绪情趣。
59、常州词派
嘉庆年间，张惠言又开创常州词派，他与弟弟张琦编有《词选》，为常州词派的理论范本。常州词派推尊词体，扩充词体的社会意义。提出“诗有史，词亦有史”的主张，强调词应表现具有重大社会政治历史内容的思想情感。主张词以比兴为重，崇尚含蓄婉约。强调比兴寄托，注意探索词体的艺术特征与审美规律。
60、“境界”说
是王国维《人间词话》的理论核心。王国维认为，文学是超越功利的纯粹艺术，文学的审美功能是其价值的根本体现，而“境界”正是从审美层面对诗词艺术提出的理想标准。唐代以来有关意境的理论至此才达到最为完善、系统、深刻的水平。
61、“有我之境”“无我之境”说
对于同是体现出自然真实之美的作品之境界，王国维从美学上根据作者主观介入程度的差异而区分为“有我之境”和“无我之境”，并概括出这两种境界的基本形态的美学特点：“无我之境，人惟于静中得之。有我之境，于由动之静时得之。故一做主，一宏壮也。”
62、“隔”与“不隔”说
王国维所指的“不隔”，要求作品内容“情景真切”，艺术表现方法“自然传神、造语平淡，尽弃人为造作之痕迹。”“不隔”的思想吸纳了西方重视艺术直觉作用的美学思想的影响，同时更是与中国古代文艺美学思想如钟嵘的“直寻”、司空图的“直致”，严羽的“妙悟”、王夫之的“现量”、王士禛的“神韵”等理论一脉相承。
63、文笔
中国古代文论术语。“文笔”之说，始于汉代，流行于南北朝。最早见于东汉王充《论衡&S226;超奇》：“乃其中文笔不足类也。”泛指诗赋、散文及各种应用文体，相当于汉代“文章”的概念。南朝的文学思想，继承了魏晋，对文学与非文学的区别，进行了更广泛深入的研究。
64、诗无达诂
古代诗论的一种释诗观念，语出董仲舒《春秋繁露》卷三《精华》。“达诂”的意思是确切的训诂或解释。“诗无达诂”即是说“《诗》无定形，读《诗》者亦无定解”，这原是针对春秋战国策士谋臣在政治外交场合往往断章取义，截《诗》以托己意的现象而发的，但又因鉴赏主体的不同，对同一首诗会有不同的审美理解，因而逐渐成为中国审美鉴赏中的理论术语之一，这与西方接受美学中伊塞尔所谓作品“空白点”，“召唤结构”有相似之处。
65、美刺
中国古代关于诗歌社会功能的一种说法。“美”即歌颂“刺”即讽刺。前者如《毛诗序》论述《诗经》中的《颂》诗时所说“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者也”；后者如《毛诗序》论述《诗经》中的《国风》时所说“下以风刺上”。在封建专制主义的社会历史条件下，统治者在提倡美诗的同时，认识到刺诗也是帮助他们“观风俗，知得失”的一个重要方面，因此加以倡导，并主张“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戒”表现了一定的政治气魄。但他们从维护统治者尊严和维护封建礼治出发，又对刺诗作了种种限制，如强调“主文而谲谏”、“止乎礼义”等，这就使得刺诗的功能并不能得到真正的发挥。
66、温柔敦厚
中国古代儒家的传统诗教。它的提出最早见于《礼记&S226;经解》：“温柔敦厚，诗教也。……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而不愚，则深于诗者也。”这是汉代儒家对孔子文艺思想的一种概括。温柔敦厚作为儒家的传统诗教，在长期的中国封建社会中发生了很大的影响。一方面，在封建社会统治阶级内部，运用这一诗教来调整本阶级社会成员之间的关系，是合理的。但另一方面，由于它规定怨刺必须“温柔敦厚”强调“止乎礼义”和“主文而谲谏”只允许“怨而不怒”地委婉劝说，不允许尖锐地揭露批判因而在阶级对立的社会中，又常常起着消极的作用。
67、评点
中国古代文学评论的一种形式。宋人刘辰翁评点的《世说新语》则是以后小说评点之滥觞。小说评点产生了广泛影响的为署名李贽的两部关于《水浒传》的评点本，此后，这种发表批评意见的方式便广为流行开来。明清时期，关于史籍、散文、诗、词、小说、戏曲等等的评点，十分普遍义法。
68、桐城三祖
康熙间桐城方苞论文主“义法”、“雅洁”，同邑刘大櫆继之，至姚鼐发扬光大之，形成桐城派。桐城派文论体系和古文运动的形成，肇始于方苞，经刘大而渐大，至姚鼐而益昌。方、刘、姚被尊为“桐城三祖”。
69、义法
中国古代文论的一种写作方法的概称，是对于文章写作的一种要求。清代桐城派兴起后大力提倡“义法”，“义法”遂成为这一派论文的共同见解。“义即《易》之所谓言有物也；法即《易》之所谓言有序也。义以为经而法纬之，然后为成体之文。”（《又书货殖传后》）“义”即内容，“法”即形式。合乎体制的文章应该是内容充实而又叙述得体的，一定的内容需要一定的方法来表述。
70、诗话
中国古代诗歌理论批评的一种形式。第一部诗话是北宋中叶欧阳修的《六一诗话》。在这以后，诗话成为评论诗人诗作、发表诗歌理论批评意见的一种广泛流行的形式。特点是：多数并不以系统、严密的理论分析取胜而常常以三言五语为一则发表对创作的具体问题以至艺术规律方面问题直接性的感受和意见。而它们的理论价值，通常就是在这些直接性的感受和意见中体现出来的。
71、涵泳
古代文论术语，指对文学艺术鉴赏的一种态度和方法。程朱理学家讲到学习时，主张“涵咏”，本指在学道时，心理状态要从容不迫，沉潜其中，不断玩索，自有所得。后来这一说法被广泛地运用到诗文评论和鉴赏中，指对艺术作品的鉴赏应该沉潜其中，反复玩索或玩味，以求获得其中的三昧。
72、文以明道
中国古代文论的一种观念，是对文学作品中“文”与“道”关系的概括说法。唐代古文运动，为了反对六朝绮靡之风，曾把“文以明道”作为其理论纲领。
73、声律
声律是中国古代对诗和骈文在声调、音韵、格律等方面的要求。根据汉字单音节的特点，南齐周颙佛经转读的启发而作《四声切韵》，已开始分别字的平上去入四声。到梁代沈约进一步用五声来调配诗的音节他在《宋书&S226;谢灵运传论》中指出“欲使宫羽相变，低昂互节若前有浮声则后须切响。”即要把宫声和羽声的字、浮声和切响的字互相调配。到了唐朝，以上去入为仄，平仄相配，符合于低昂、浮切、飞沉的两分法，便逐渐形成了平仄协调的格律。
74、玄言诗
一种以阐释老庄和佛教哲理为主要内容的诗歌。约起于西晋之末而盛行于东晋。自魏晋以后，社会动荡不安，士大夫托意玄虚以求全身远祸。到了西晋后期，这种风气，逐步影响到诗歌创作。尤其是东晋时代，更因佛教的盛行使玄学与佛教逐步结合许多诗人都用诗歌的形式来表达自己对玄理的领悟。孙绰、许询是玄言诗人的代表。
75、风格
指文学创作中表现出来的一种带有综合性的总体特点。从汉语词义上看“风格”最早是讲人特指人的作风、风度、品格等，后来才用于文学创作。曹丕在《典论&S226;论文》中所讲的“气”和“体”，刘勰在《文心雕龙》中所讲的“体性”，钟嵘在《诗品》中所讲的“味”，大都与风格有关。刘勰还开始正式使用“风格”一词来评论作家，就一部作品来说，可以有自己的风格；就一个作家来说，可以有个人的风格；就一个流派、一个时代、一个民族的文学来说，又可以有流派风格(或称风格流派)、时代风格和民族风格。其中最重要的是作家个人的风格。风格是识别和把握不同作家作品之间的区别的标志，也是识别和把握不同流派、不同时代、不同民族文学之间的区别的标志。
76、意境
中国古代文论术语。指抒情诗及其他文学创作中一种艺术境界。这种艺术境界是由主观思想感情和客观景物环境交融而成的意蕴或形象，其特点是描述如画，意蕴丰富，启发读者的联想和想象，有着超越具体形象的更广的艺术空间。
在先秦哲学里，阐述“意境”这一概念思想实质的术语是“意”和“象”，不谓“境”。“意”指人的思想，“象”指物的表象。表述“意”和“象”的物质媒介是“言”，即语言。
南朝佛教兴盛佛经用语流行。佛经所谓“意”指心所进行的思想活动，与一般词语所说“意”的涵义相近。所谓“境”指心所攀缘的外物;“境界”指人的自我意识所达到的佛家觉悟境地。
“意境”作为文论术语，始于唐代。托名为盛唐诗人王昌龄所撰的《诗格》，提出“诗有三境”；一曰物境，二曰情境，三曰意境，王昌龄所说的“意境”重在“得意”，与后来所说“意境”内涵虽有差异，却是文论观念“意境”可见的最早论述。
宋至明清时期对“意境”说的发展 宋代诗论不多标举“意境”，但在崇尚平淡诗风中注重言外之意，在流行“以禅喻诗”的诗论中提出“悟”的要求，实质上都对“意境”说有所发展，并对后来有所影响。
明、清时期，“境界”一词更广泛运用于文学评论。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对“意境”说作了新的阐发。他说：“境非独谓景物也喜怒哀乐亦人心中之一境界。故能写真景物、真感情者，谓之有境界；否则谓之无境界。”
77、北朝乐府
一般指宋代郭茂倩《乐府诗集》中所载的“梁鼓角横吹曲”。这些乐曲有的是十六国时代的产物，如《企喻歌》、《琅琊王歌辞》等。有的则产生于北魏后期，如《高阳王乐人歌》（高阳王元雍，孝文帝元宏之弟），风格比较豪放，虽出于乐工之手，而带有较浓厚的民歌色彩。著名的叙事诗《木兰诗》，历来也认为是“梁鼓角横吹曲”中的一首。
78、南朝乐府
东晋至陈末的乐曲歌辞，包括民歌和文人作品两类。在现代的研究著作中，南朝乐府一般指这一时期的民歌。今天所能见到的南朝乐府民歌约近500首全部录存在宋代郭茂倩所编《乐府诗集》中，其中绝大多数归入“清商曲辞”，所收主要为“吴歌曲辞”和“西曲歌”两类。吴声歌曲是长江下游以建业（今南京市）为中心这一地区的民歌，西曲歌则是长江中游和汉水流域的民歌。“清商曲辞”中还有《神弦歌》18首，这些都是江南人民娱神的乐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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