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军长征到陕北后究竟还剩下多少人

红军长征到陕北后究竟还剩下多少人？[博客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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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4年10月，在夜色掩护下，中央红军从赣南的于都县突破敌军包围圈开始长征。出发前夕的10月8日，中革军委做了一个《野战军人员武器弹药供给统计表》，里面分别统计了红军一、三、五、八、九军团和军委纵队、中央纵队共计86789人。上述人员中除了红军部队外，还有中央纵队中的少量政府机关人员和几千名临时召集来搬运物资的民夫。

　　中央红军长征出发时的武器弹药十分缺乏，全军共有枪4万支、子弹80万发，平均每支步枪只有十几发子弹，轻机枪才有百余发子弹。中央机关的许多人手里只有刀矛，长征队伍中年纪最大的徐特立（出发时58岁）为自卫，手里拿着一支红缨枪，有时还当拐棍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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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突围西进之初，由于领导人过分强调保密，事先没有做好动员，广大干部战士都不知道要到哪里去。对于久经战斗考验的老战士来说，坚决服从命令已成习惯。刚动员参军的一些新战士和民夫看到越走越远，却出现思想波动，加上行军疲惫，陆续出现一些掉队落伍。

　　在赣南、粤北突破第一、第二道封锁线时战斗并不激烈，却减员1.3万人。通过第三道封锁线即湘粤交界的郴县至宜章一线时，发生了激烈战斗，减员8600余人。由于红军在经过粤汉铁路时动员了部分工人入伍，部队略有补充，接近湘江前还有近7万人。

　　11月下旬中央红军进至位于湘江附近的第四道封锁线，经九天血战才杀出一条通道，减员高达3 万多人。特别是多由新兵组成的八军团下属两个师基本被打散，全军团仅剩1000余人。许多领导人后来感慨，长征前匆忙组建这种新部队，虽名义上增加了番号却缺乏战斗力，还不如把这些新成分用来充实久经战斗锻炼的老部队。

　　与张国焘南下错误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红一方面军在北方却获得了新的发展。中央红军到达陕北，会合了在当地的红军7000余人，恢复了红一方面军番号。当时陕北人少地贫，发展红军困难，于是1936年春红一方面军东征山西，扩大了红军8000人。

　　据彭德怀回忆录称，新参军的大都是由河南、山东流落到山西的人。此前部队经过长征大都成了空架子，一个团不过几百人，打仗缴获了枪还要请老百姓帮助扛。这时部队充实起来，红一军团就有1万余人，加上红十五军团，野战部队发展到1.7万人。此外，毛泽东还将中央红军的许多干部派到陕甘地区发展地方武装，地方红军也发展到近万人。至同年秋，在陕甘宁地区的中央军委直属队、红一方面军和地方红军相加，总数发展到3万余人。有了根据地依托之后，红军又走上了发展壮大之路。

　　留在川康地区的红四方面军指战员得知红一方面军在北方的发展后，纷纷议论说：“还是中央的北上方针是对的！”由于红四方面军广大干部要求北上，红二方面军领导也坚决主张北上同中央会合，这就促成了三大主力的会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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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突破湘江后，中央红军只剩3万多人，不过大都是意志坚强的骨干力量。通过惨痛损失的教训，全军认识到错误指挥的危害，在1935年1月召开的遵义会议上推举毛泽东领导红军。随后，中央红军在云贵川三省转战途中虽陆续动员了近万人参军，然而这些新成分没有经过远途行军锻炼，在急行军中大都很快掉队。

1935年4月,中央红军渡过金沙江时减至2.4万人左右，6月间同红四方面军会师时减至约 1.8万人，重新改称红一方面军。红四方面军刚同红一方面军会师时，因刚刚离开根据地，又在川北开辟新区得到补充，部队有8万多人，显得兵强马壮。8月下旬，红一、四方面军混合编组通过水草地。当时红一方面军因远征疲惫，指战员多体质衰弱，加上草地环境恶劣，减员很大。通过草地后，中央纵队和红一方面军的主力一、三军团只剩8000人，在左路的五、九军团（此时改称三十二军）约5000人。

　　9月因张国焘分裂红军，中央纵队和一、三军团单独北上，到达陕北只剩6000人，而左路军约5000人的原红一方面军部队编入红四方面军系列，随同再过草地南下。

　　红四方面军南下的8万部队在川西遭到国民党中央军、川军的联合进攻，经血战后仍站不住脚，被迫于1936年初翻越雪山进入西康藏区。红四方面军在川康边补充粮食极为困难，因战斗、病饿和逃亡减员一半，到1936年夏天只剩4万人。

　　红军经历过万里长征，虽然有严重减员，但保存下来的人却是党和红军最宝贵的财富。毛泽东认为长征后红军人数虽然减少，力量却比过去更强，这既是指党的政治路线和军事路线已由错误转为正确，也是指红军的质量大为提高。

　　对于长征结束后红军还有多少人，过去有两种不同的说法。如果从1936年10月红一、红二、红四方面军会师时的全体人数统计看，西北红军超过8万人。军委对下属各部人员的统计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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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红一方面军和军委直属队共2.2万人（包括红军大学800人）；

　　陕甘宁地方红军8000人（另外在陕南有2000人）；

　　红二方面军1.1万人；

　　红四方面军及总司令部直属队3.8万人。

　　三大主力会师结束长征后，红四方面军主力2万多人渡过黄河组成西路军，结果于1937年春基本失败，只剩千余人到达新疆或潜回陕甘根据地。这一时期，红军在陕甘地区又扩大了一些兵员。至1937年夏，军委统计在陕甘宁地区的红军主力部队、地方部队和后方机关总计为7.4万人，其中总部为4000人，野战部队为4.2万人。同年8月红军改编时，野战部队编为八路军三个师，编制4.5万人。

　　经历过长征的一些领导人讲话，又常说长征后红军只剩下3万人。这一数字也有其依据，讲的只是经过万里长征到达陕甘宁的人员，而不计算陕北红军及长征后扩大的人员，以及长征结束后西路军损失的人数。经历过长征而剩余的3万多红军指战员包括：

　　中央红军到达陕北6000人；

　　红二十五军到达陕北3000人；

　　红二方面军到达陕甘宁1.1万人；

　　红四方面军在陕甘宁剩余人员1.4万人。

　　对长征后剩下的人数从不同角度统计，才出现这两种不同说法。事实证明，经过长征考验的指战员不仅在实际斗争中表现出坚定的革命意志，又有了丰富的战争经验，多数战士都可以带兵当干部。红军人数虽减少，革命力量却增强，并终将发展成一支赢得全国胜利的大军。

红军长征中出现数量减员的历史证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队要发展壮大，离不开革命根据地。红军离开根据地远征陷入无后方依托作战，除牺牲外，会经受缺粮和病饿的折磨，伤病员难以随军和妥善安置，这都会造成较大损失，而且难以有效补充。红二方面军、红二十五军在长征中减员较少，主要是采取了走一段路休整一段，并在途中建立根据地进行补充的方式。中央红军长征在毛泽东领导下到达陕北后获得大发展，更是显示出正确路线的威力

金寨县纪念长征胜利70周年宣传题纲三：胜利到达陕北的第一支红军——红25军的长征

　　1、从葛藤山向陕北挺进——战略转移的伟大决策
　　1934年6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军委副主席周恩来派程子华到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工作，并给红25军带去了“主力红军要作战略转移，去建立新根据地”的口信。程子华于同年9月到在河南罗山与鄂东北道委书记郑位三会面。郑位三立即写信给在皖西北活动的鄂豫皖省委，报告情况。
　　11月4日，鄂豫皖省委率红25军在金寨葛滕山一带活动中，接到郑位三的来信，便立即向皖西北道委部署了工作，并成立了红25军留守处，于11月6日从葛藤山出发，向西挺进。自此，红25军离开了皖西，踏上了新的征程。
　　红25军从金寨西进突破了敌人商城至麻城、商城至新集、双柳树至新集、潢（川）至麻（城）公路四道封锁线，歼敌2个团另4个营。8日拂晓到达光山扶山寨地区，遭敌第117师和107师4个团、64师和65师6个团的偷袭。军长徐海东、政委吴焕先到一线指挥反击，全军将士奋勇作战，打垮了敌人约10个团的突然袭击，毙敌、俘敌约4000人。这是红25军离开鄂豫皖根据地前的最后一仗。
　　1934年11月11日，中共鄂豫皖省委在光山花山寨举行第14次常委会。决定省委立即率红25军实行战略转移，为发展红军和创建新根据地而斗争。另根据徐海东建议，决定由程子华任红25军军长，徐海东改任副军长，吴焕先仍为政治委员，戴季英任政治部主任。
　　红25军随即整编部队，扩充兵员，撤消师级建制，军直辖第223团、224团、手枪团，全军共2980人。
　　2、艰难的战略转移
　　1934年11月16日，鄂豫皖省委率领红25军高举“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队”的旗帜，由罗山县何家冲出发，经桐柏山区，向河南西部伏牛山区挺进。
　　红25军在西进的沿途，宣传党的抗日救国主张，开展政治攻势。部队每过一座围寨，宣传队员都大声宣传“老乡老乡，不要惊慌，红军所向，抗日北上。借路通过，不进村庄；奉劝乡亲，勿加阻挡……”。每遇地主豪绅盘踞的围寨，军首长都事先给寨主头目写信，与其订立互不侵犯协议，使大多数地主武装保持中立。从而使红军顺利通过围寨地区，为摆脱敌人的追堵赢得了时间。
　　11月26日，红25军在河南方城独树镇附近与敌40军一部遭遇。由于我先头部队发现迟，加之严寒战士手指冻僵，一时拉不开枪栓，敌人猛烈冲击，情况十分危急。军政委吴焕先、副军长徐海东率领部队投入战斗。经过一番恶战，打退了敌人的进攻。28日，红25军在孤石滩通过沣河时，又遭敌40军骑5师和115旅的南北夹击。吴焕先令第223团强渡沣河，击退敌骑5师的进攻；并令225团迅速渡河，最终击退敌军，红军全部渡河。
　　红25军进入伏牛山区后，由于这里地域狭窄，人口稀少，粮食和物资缺乏，红军难以立足发展，决定继续西进，于12月8日进入陕南境内。当日下午，在三要司歼敌1个营。10日又在庾家河与敌3个团展开激战，经过20多次冲杀，终于将敌打垮，毙敌300多名，红军也伤亡100多人，军长程子华、副军长徐海东和多名团营干部负伤。至此，红25军以不足3000人的兵力，粉碎了20多倍于己之敌的围追堵截，一路杀敌进陕南，胜利完成了第一阶段的战略转移。
　　3、创建鄂豫陕革命根据地
　　1934年12月10日，中共鄂豫皖省委在庾家河召开第18次常委会，决定创建鄂豫陕革命根据地，并将鄂豫皖省委改为鄂豫陕省委。红25军根据省委的部署，首先在镇安、山阳、洵阳、郧西等四县边区发动群众，开展抗捐、抗债、抗粮、抗夫、抗丁“五抗”斗争，镇压豪绅恶霸，摧毁保甲组织，建立苏维埃基层政权。到1935年5月初，先后创建了鄂陕、陕东南五县、华阳和豫陕等四块革命根据地；成立了中共鄂陕、豫陕两个特委和五个县工委；组建了以陈先瑞为司令的鄂陕游击司令部和以方升普为师长的豫陕游击师。主力部队发展到3700多人，地方武装人数达2000多人。根据地人口的50万，耕地90多万亩，鄂豫陕革命根据地初具规模。
　　1935年5月至7月，鄂豫陕省委和红25军正确决策，各游击密切配合，粉碎了杨虎成指挥的敌30个团的兵力的进攻，先后取得了荆紫关、袁家沟战斗的胜利。袁家沟战斗结束后，红25军乘胜东进，佯逼商县，北出终南山，威逼西安。这一行动使西北反革命势力中心——西安之敌大为震惊，宣告敌从企图三个月内消灭红军的计划彻底破产。
　　4、胜利到达陕北的第一支红军
　　1935年7月中旬，鄂豫陕省委从国民党报纸上得知中央红军和红四方面军在川西会师的消息，并接到了交通员从上海带来的中央文件精神。7月15日，省委代理书记吴焕先（原省委书记徐宝珊因病逝世）在长安沣峪口召开紧急会议，决定红25军到陕甘苏区会合红26军，首先争取陕甘苏区的巩固。同时决定将鄂陕、豫陕两特委合并为鄂豫陕特委，继续坚持鄂豫陕革命根据地斗争。
　　1935年7月16日，省委率红25军从沣峪口出发，继续长征。决心以西征北上的行动，配合中央红军，迎接党中央和中央红军。
　　7月底，红25军进入甘肃境内。8月15日进入陇东回民聚居地区。红25军正确执行民族政策，受到了广大回民的欢迎和支持。红25军顺利通过回民区，并为后来中央红军通过打下了基础。后来，毛泽东夸奖红25军政策水平高，民族政策执行得好。
　　8月21日，红25军在泾州县城以西的王村翻越王母宫塬，与敌35师一个团在四坡村激战。吴焕先不幸中弹牺牲。全军战士极度悲愤，奋勇杀敌，全歼该敌，击毙敌团长马开基。
　　红25军数次击退尾追之敌，胜利进入陕北。9月7日，省委在华池豹子川召开会议，决定由程子华代理中共鄂豫陕省委书记兼红25军政治委员，徐海东任军长，戴季英任参谋长，郭述申任政治部主任。同时对部队作了关于进入陕甘革命根据地同陕甘红军会师的政治动员。
　　会后，省委率红25军继续北进，于9月15日胜利到达延川永坪镇，这时部队有3400多人。16日，刘志丹率领红26、27军也到达永坪镇，三军胜利会师。红25军长征历时10个月，行程一万余里，是长征到达陕某革命根据地的第一支红军，也是红军长征中唯一一支长征结束时人数超过出发时人数的队伍。
　　红25军西征北上后，中共鄂陕、豫陕特委合并为陕南特委（又称鄂豫陕特委），特委书记郑位三。并将各游击师合并为红军第74师，师长陈先瑞，政治委员李隆贵，副师长兼参谋长方升普。红74师在同上级失去联系、极端困苦的条件下，陈先瑞率领部队在鄂豫陕三省边界24个县境转战，历经大小战斗上百次，打存敌人三次围攻，歼灭敌人正规军和地方反动武装约4000人，缴获各种枪支3000多支。红74师由700多人发展到1700多人，取得了鄂豫陕边区游击战争的胜利。陈先瑞后来被毛泽东称誉为“红军的陕南王”。
　　5、迎接党中央和中央红军
　　根据中央的指示，红25军与陕甘红军会师后，组成中国工农红军第十五军团。军团长徐海东，政治委员程子华，副军长兼参谋长刘志丹，政治部主任高岗，副主任郭述申。为迎接党中央和中央红军，红十五军团于9月底和10月先后发起劳山战役和榆林桥战斗，共歼敌67军一个师部、三个整团、一个整营。改善了红十五团的武器装备，壮大了力量，巩固和扩大了陕甘根据地，为迎接党中央和中央红军的到来创造了有利条件。
　　1931年10月19日，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率领的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到达陕北吴起镇，胜利完成了长征。11月初，毛泽东、彭德怀来到红15军团驻地，亲切看望和接见了徐海东、程子华和郭述申等。随后，将红15军团编入红一方面军。
　　由于中央红军初到陕北，经济十分困难。毛泽东派人找红15军军团长徐海东借钱。徐海东在红15军团仅有7000元的情况下，借出5000元支援中央红军，留下了千古美谈。
　　随后，红15军团参加了红一方面军直接指挥的陕北直罗镇战役。此役歼敌一个师又一个团，彻底粉碎了敌人的第三次“围剿”，为中共中央把全国的大本营放在西北举行了一个“奠基礼”。
　　在红一方面军和红二、四方面军胜利会师后，红15军团又参加了山场面堡战役和东征、西征战役。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8月25日，根据中央和国民党达成的协议，中央军委发布了改编命令，正式宣布将中国工农红军第一、二、四方面军和陕甘红军等部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红15军团改编为八路军第115师344旅。旅长徐海东，副旅长黄克诚。红74师改编为经115师留守处，陈行瑞任主任。8月下旬，第344旅东渡黄河，挺进华北抗日前线。
　　在南征北战血与火的锤炼中，从“长征先锋”红25军成长出了一大批高级将领。其中有著名的徐海东大将、全国政协副主席程子华、中央政治局常委、军委副主席刘华清上将等。皖西籍的开国将军有李耀、陈先瑞两位中将，陈鹤桥、胡继成、徐光友、詹大南等23位少将，另有丁国钰等近几十位省军级以上领导干部。他们在不同的工作岗位上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做出了新贡献，创建了新辉煌。 （执笔：金寨县委宣传部  李业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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