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材料 - -2017年热点时事评论

阅读材料----2017年热点时事评论

1.有一种自信叫“为火箭发射失败点赞”

6月19日，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发布通报称，我国当日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用长征三号乙运载火箭发射“中星9A”广播电视直播卫星，发射过程中火箭三级工作异常，卫星未能进入预定轨道，具体原因正在调查分析。通报还称：“目前卫星太阳帆板和天线已展开，卫星系统工况正常。各方正在采取有效措施。”(6月20日《新京报》)

航天火箭发射失误，让人遗憾。然而，当消息传出，小伙伴们不仅“愉快地”接受，还纷纷点赞，一吐心曲，“成功多了，看见一次失败都觉得奢侈”“对于中国航天，失败才是新闻”……

这赞为信息透明而点。火箭发射失败的消息发布时间为19日，而情况通报发布时间也是19日，换言之，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当天即发布消息。从时间上看，不延宕，不冷却;从内容上看，不回避，不掩饰。这种公开透明的姿态，让人感受到了真诚，更读出了自信。

众所周知，火箭发射很难做到百分百成功。正如中国工程院院士、战略导弹与运载火箭技术专家龙乐豪所称，在航天这个高风险的领域中，一发火箭至少有1000多个元器件，光电缆的长度就能达100多公里。即便是航天技术领先世界的强国也不能保证100%的成功率，比如去年9月，美国猎鹰9号火箭就曾在发射台上爆炸。

我国长征火箭发射成功率和可靠性一直居世界前列，对此，举世皆知。偶然失败一次，实属正常。承认失败，天塌不下来;直面失败，咀嚼失败，才能败中求胜，走向更大的成功。将失败消息发布出来，即是直面失败、自我砥砺的体现。

我国航天的三大精神，就包括勇于登攀、敢于超越的进取意识，科学求实、严肃认真的工作作风。航天人并不讳言失败，是对航天精神的“另类”诠释，更能赢得网友理解和力挺，正如有网友所称，“比起无数次成功带来的骄傲，失败后的坦诚更能让人感受到真正的自信。”

网友的赞也是为自己而点。针对火箭发射失败，几乎所有的网友都抱有鼓励的态度，而不是愤怒，更不是挞伐。一次“来之不易”的失败，验证了广大网友的心态成熟。衡量网友心态是否成熟，往往不在于面对成功时是否欢愉，而在于面对失败时是否理性。当年，“体操王子”李宁兵败汉城，遭遇无数国人指责，而今天，我们对火箭发射失败这样的事都能保持坦然，不正说明国民心态越来越成熟了吗?

中国是泱泱大国，大国需要大国心态。有人说，只有当现代化达到精神层面时,才是真正的现代化;只有国民心态从容时，才是真正的大国。值得欣慰的是，有无数事例证明今天的国人越来越成熟。

有一种自信叫“发射”失败信息，有一种成熟叫宽容失败。其实，这次火箭发射不是失败，而是失误，根据以往的经验，虽然卫星未能顺利入轨，但是还可以利用卫星发动机将卫星调整到预定轨道。不管是失败还是失误，都让人看到了自信与成熟，这种效果也许不逊于火箭发射成功。在向航天人致敬的同时，更希望航天人在伟大征程中谱写精彩篇章，共同见证一个越来越自信、开放和强大的中国。

2.女性车厢缘何遭遇尴尬？

深圳的地铁变样了!6月26日，深圳地铁1、3、4、5号线正式启用女士优先车厢。这是国内地铁对女士优先车厢的首次尝试。6月27日下午6点，车辆到站后，有媒体记者挤上女士专用车厢，发现里面早就塞满了大量的男性乘客。

女性车厢为什么遭遇尴尬?一个原因是宣传引导不够。“女士优先车厢”指引不多，乘客很难第一时间发现它的存在。从女士优先车厢下车的一位先生表示，“大家都是上了车才发现有这么一个变化。”尽管站台的屏蔽门贴有标识，但车站内并无其他明显告示和提醒。候车乘客多时，由于视线被阻挡，标识很难被发现。

那么，如果市民知道女性车厢的存在，会不会主动去乘女性车厢?可能也不会。“高峰期能挤上车就不错了，哪能来得及专程到首尾处坐车?”就像一位女乘客说的，早上乘地铁时，她听到了广播的告示，现场也有工作人员对女士优先车厢进行引导。“但大家都赶着上班，根本没人听。”

女性知道有女性车厢，为什么也不去坐?我们不妨猜测一下女性的想法：如果女性从廊桥走到站台，正巧就站在列车的第一节或最后一节女性车厢，她当然会选择进女性车厢。如果赶到站台的女性站在列车的其他车厢门前，她们会专门跑到列车的第一节或最后一节吗?答案是不会：一是跑许多路去乘女性车厢，太麻烦了，不如就上自己面前的普通车厢;二是即使赶许多路跑到女性车厢，假如女性车厢的女性很多，不得进去，那时再转向普通车厢，岂不是更糟糕?而且，乘车的女性肯定占整个旅客的一定比例，她们会判断，假如大家都去女性车厢，两节车厢肯定是装不下的;三是当整个车厢都人满为患时，女性会觉得，这些急于上班的男人会绅士式地让女士优先吗?所以，绝大多数女性是不会专门去女性车厢的，除非是自己有特殊原因，而又不是急于上班的女性才愿意试一试。

至于乘车的男士，也应该有自己的想法。这里相关的是那些站在女性车厢门口，却不主动开，也进了女性车厢的男士。他们看到女性车厢门口并不全是女性时，可能有部分人会自觉主动地走开，但必然也有男士不主动走掉，反正这里靠的是自觉，并没有人去“执法”，何况他们已经看到，当时的女性车厢候车者和普通车厢没有什么不同。

这里还有一个问题是，实行女性车厢制度如果没有管理措施，仅仅靠男士主动发扬绅士风度，也是需要客观条件的。古人云，“仓廪实然后知礼节，衣食足然后知荣辱”，在一个极度贫困的环境下是难以谈谦让的。当整个地铁乘车人满为患，人们上车都拥挤不堪、争先恐后，想让男士体现绅士风度是不现实的，因为他们也急于上班，迟到会扣工资。我们不妨设想一下这样的情节：当我们把100份免费早餐发给80个饿极了的穷人，要求他们礼让老人和孩子，还是可能的，因为反正迟早都有;如果把80份早餐发给100个穷人，则要求礼让就几乎不可能了，因为谁礼让谁就饿死。地铁早上乘车应该属于后一种情况——或者过了上下班高峰会缓解这种矛盾，但那时却连女性车厢也并不重要了。

中山大学社会学与人类学学院教授杨小柳认为，“女性车厢是基于女性在社会生活中比男性弱势的现实特点所给予的保护措施，但是政府也必须完善相关的政策，让好想法得出好结果。”有什么好办法?在整个资源供求紧张的情况下，除非实行强制性分流，其他的好办法真的不多，算是证明“知易行难”吧。

3.“法不责老”做出了怎样的示范？

6月27日，南航CZ380航班由浦东打算飞往广州，登机过程中，一名邱姓老太太向发动机扔了一把硬币，导致航班延误了5个多小时。不过，虽然邱某的行为造成了航班延误5个多小时，但机务人员找到了全部9枚硬币，没有造成更严重的危害，考虑到邱某已经80岁了，且没有故意破坏的主观愿望，对其不予处理。(6月28日《新民晚报》)

就在人们还担心老太太能否承担起可能的天价赔偿时，公安机关“不予处理”的决定再次刷新了公众认知——如此可怕的行为，竟然因年龄够大就可以免于受罚。

如果其他乘客没有发现其扔硬币的行为呢?后果是人们不愿想更不敢想的，轻则发动机受损，造成巨额损失，重则机毁人亡……一个简单的法律常识是，某种行为的后果及可能的后果，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其受到惩罚的轻重。如此来看，“不予处理”的决定是否太宽容了?谁又该对耽误了五个小时时间的其他乘客负责?

警方的理由有二：一是无主观故意，二是年龄大。先说主观故意。这里的故意，其实很难证明——扔是故意扔，但目的是祈求平安还是其他，也许只有其本人最清楚。退一步说，如果具有主观故意，那就触犯了刑法，自有更严厉的惩罚;即使无主观故意，客观上产生了严重后果，依据《治安管理处罚法》，也应当接受惩罚。因此，无主观故意只说明未触犯《刑法》，却并不能成为她免除全部责任的理由。

年龄是挡箭牌吗?按照《治安管理处罚法》的规定，70岁以上老人免于行政拘留，但并未有“罚款也可免去”的规定。再考虑到其行为可能带来的巨大危害，如今连500元罚款都不用缴，警方的作为是否已超越了法律的授权?长久以来，“法不责老”成为公众吐槽的焦点之一，更因此带来了诸多危害。譬如，四川达州3名男孩曾在2013年因扶老人被讹，虽然事后警方经过调查认定，老人及其儿子的行为属于敲诈勒索，但因老人年满70岁，免去罚款和拘留。一时间，老人碰瓷讹诈免责的声音四起，更让很多人坚定了“老人不能扶”的想法。

尊老爱老不意味着以情代法，一味地姑息迁就不仅让法治蒙羞，而且会起到极坏的示范效应，更可能纵容一些老人倚老卖老，于是才会出现“老人殴打公交司机十余分钟，称‘你报一百次警也没用’”这样的咄咄怪事。法律面前，人人平等。高官巨富不能例外，年龄也不应是违法不究的挡箭牌。

4.小伙救老太被截肢，别问值不值

7月6日下午，重庆荣昌段火车站值班员徐前凯在铁道上正常调车作业。突然，原本通畅的铁道上，出现了一个老太太。小徐跳车解救，最终68岁的老人安全了，28岁的小徐的右脚却没来得及撤回，送医后右腿被截肢。

本来是一件让人感动、钦佩的好人好事，事后一些网友的评论画风却让人大跌眼镜。比如很多人关注的点在于，一个28岁的小伙为了救一个68岁的老太太，失去了一条腿究竟值不值得。有人从年龄的角度认为不值得;也有人从一条腿和一条性命的角度比较，认为值得。

无论哪种观点我都无法苟同——这根本不是一个值不值得的问题。也许网友们站在旁观者的角度，可以分析得头头是道，但这对当事人或者以后突然碰到类似情况的人而言，并没有任何借鉴或指导意义。

要知道，救人的过程不过十来秒，与其说这是一种深思熟虑、权衡利弊后的行为，不如说是一种下意识的、近乎本能的选择。其实，绝大多数在危急情况下舍己为人的好人好事，都并非深思熟虑的结果，要么是内心道德感的驱使，要么就是一种习惯成自然的职业本能。但这并不是说，这样的好人好事就不伟大了。诚然这是千钧一发状态下的人之常情，并没有电影里演的那么多心理活动、百转千回，但同样值得尊敬和歌颂。

在我看来，与其就值不值得这样一个话题进行讨论，不如把舆论资源放在更重要的地方。就事论事而言，至少有两点需要反思。

其一，这位耳背的老太太，究竟为何可以走上铁道?在很多地方，铁道并非完全封闭。有的地方有人值守，有的地方采用自动栏杆，但也有的地方确实缺少必要的防范措施。假设这一事件中涉及的铁路区段有完善的安全防护，老太太自然不会走上危险的铁道。推而广之，全国还有多少这样存在安全隐患的铁道，需要尽快摸查。

其二，事后很多人认为“不值”，其主要出发点是截肢后小伙的工作生活会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这提醒我们，降低做好人的代价，让英雄“流血不流泪”需要社会各方面的保障跟上。比如，截肢后小伙的工作问题怎么解决，日常生活遇到困难怎么办。对好人个人要有针对性的、贯穿其一生的扶持，对残障人士群体更要有制度化、系统化的帮扶，提高他们的生活质量。

很多社会新闻发生后，网友们从不同角度出发，可以得出不同的结论或评价。但真正需要人们关注的，是其中那些真正对社会进步有促进意义的公共议题。对好人好事保持敬意，对社会进步保持热情，一个合格的“吃瓜群众”当如是。

5.习惯了不守规矩换再多护栏也没用

如果游客心中本来就没有敬畏，如果大家早已习惯不守规矩，即便换再多的护栏也没有用。

近日，国家博物馆一名工作人员向媒体反映，由于正值暑期参观高峰，国博馆外每天都有5根左右的红色护栏绳子被损坏，且很多无法修补。记者现场探访看到，的确有游客在等候进馆期间有拖拽护栏绳的情况。工作人员表示，更换护栏及在排队位置安放椅子都需要审批。(《北京青年报》7月17日)

每天损坏5根护栏绳，这些游客可真够“闲得”。本来，金黄色的支架、红彤彤的挂绳，为游客区隔出一个等候的空间，以保证公共场所的参观秩序，这有什么不好?为什么一定要摇晃、拉拽，甚至坐上去呢?

作为一个公共文化机构，国博按照国际通行惯例，一组一组地放人，也是为了让参观者有一个更好的观展环境。等候，并非没有必要。不要说国博，国内外一些有名的博物馆，哪个可以一哄而上?哪个不需要参观者耐下性子遵守秩序?或许，从排队等候的情状，也可窥见国民的素质、修养以及对于文化的热忱。

国博等候区护栏绳的遭遇，其实也是国内很多地方等候区设施的共同命运。不同之处在于，那些地方的隔断往往是盘旋往复的铁栏杆，可以任由游客倚靠甚至骑跨。也许，只有将阻隔设施搞得坚不可摧，而不是只拉几根软护栏，才能够更有效地规训游客的“越轨”冲动吧?这也是一种悲哀，为什么非要以强制的方式约束，才能够抵达文明?或者，至少表现得稍微文明一点?

与路口的斑马线、马路中间的黄线等相比，软护栏的阻隔效果其实已经立体化了，也呈现出某种较强的排拒暗示。按说，公众完全可以从中读出这种意思来，并规规矩矩地遵循划定的秩序，避免逾越。然而，与斑马线、黄线一样，护栏依然拦不住冲动的游客。如果游客心中本来就没有敬畏，如果大家早已习惯不守规矩，即便换再多的护栏也没有用。

另外，这里还存在一个如何打发无聊时间的问题。我们常常看到，倒是一些远道而来的外国朋友在等待时能够保持安静，而国人却往往耐不住这无聊的时光。要么大声笑闹，嘻嘻哈哈，要么东倒西歪，或蹲或坐。种种行为，均给人一种没事找事的感觉。

为什么不能安静下来，平心静气，用心感受一下周边的建筑，想象一下即将进入的场域会有什么样的发现，或者什么也不想，就那么等一会?总是着急，总是跨栏，总是抱怨，为什么就不能心平气和一些?

软软的红色护栏绳，照见的是一些人思想意识层面的贫乏与苍白。这其实也无关公德，主要还是与心中无敬畏、缺乏规矩意识有关。他们也知道国博很好，应该去看看，尤其应该带孩子去看看，却缺乏足够的知识储备与必要的行为规范，只好把一拥而上过马路那一套拿出来。当然，他们能够意识到应该让孩子多看看好东西，本身已经意味着一种改变的可能。惟愿这种贫乏与苍白，会随着代际的转换而逐步丰富、充盈起来.

6.酒驾“同车同桌”处罚当慎行

武汉市交管局近期将出台一项新举措：酒后驾驶“同车”、“同桌”将要接受处罚。查获酒驾的在依法对驾驶员进行处罚的同时，一律对“同车”人员进行现场教育;查获醉驾的一律将“同车”、“同桌”人员送“醉驾警示教育基地”进行1小时深度教育。据悉，这是武汉市交管部门首次进行的尝试。(7月13日《武汉晚报》)

武汉交管新规的初衷不难理解，对酒驾“同车”、“同桌”处罚，主要是要求对驾驶行为相互约束，不坐酒驾者的车、不跟驾车的人一起喝酒，从维护驾驶安全的目的出发，的确不乏善意，而且作为驾车人的亲朋好友来说，也有相互提醒的义务。不过，从法律的角度来说，此举有违法越权的嫌疑。

首先，这些做法于法无据。酒驾人的同车以及一起喝酒的同桌，并不是交通违法的行为人，特别是非同车的同桌与实施违法行为没有关系，目前没有任何法规规定此类情形可以作为执法的对象。其次，这是类似株连的做法，损害了他人的权益。即便是“同车”明知驾驶者酒驾还坐其车辆，也只能从安全风险的角度加以教育，而不宜以酒驾相关行为论处。至于醉驾的“同桌”，特别是不在被抓时的车上，送“醉驾警示教育基地”进行深度教育，这是一种强制措施，如果被强制的对象不是具体违法人，这种强制就是对人身权利的侵害。而公权的伦理是法无据则不可行。

或许有人认为喝酒同桌担责有法律规定，如喝酒致死同桌承担赔偿责任，但这属于民法的侵权责任范畴，带有私权相互救济的特性。交通执法不能照搬借鉴。《立法法》规定，涉及对公民政治权利的剥夺、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和处罚，只能通过制定法律来授权，任何部门都不能自定这些权力。

此外，“同车”、“同桌”同罚难有操作性，特别是醉驾的同桌，如果不在车上还得兴师动众去“捉拿”，而醉驾者也未必会出卖“同桌”，并且“同桌”也有充分的理由表示他与醉驾者无关，如此，执法的阻力大、成本高，并非善策。

酒驾“同车”、“同桌”处罚当慎行。治理酒驾是长期的斗争，与法同存，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持久不懈的严格执法，才能保证惩治酒驾的威慑力。治理酒驾发挥好教育功能，的确是事半功倍之举，但方法创新不能越过权力的边界，更不能绑架公民的权利，否则，只会适得其反。

7.我理解那位上班打瞌睡的公务员

近日，网上流传一则“政府工作人员上班闭目养神不理办事群众”的视频。该视频在微信朋友圈获得病毒性传播，引发大面积吐槽。

人民网记者调查了解到，视频中打瞌睡的那名工作人员，系河南省鹤壁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公职人员，视频是办事群众在智慧鹤壁人社局窗口拍摄的。目前该工作人员已被停职检查并调离工作岗位;同时该局的纪检部门已介入调查。

至于该工作人员打瞌睡的原因，鹤壁市社保局智慧鹤壁办公室相关负责人解释说：“该员工说是因为感冒当时让自己的科长替自己岗，然后出去做了口腔药物喷雾处理，回来时又恰逢办公网络掉线，因为吃了药可能有些困，但是事情还需要落实”。

虽然有些语焉不详，但大致情况还是可以意会的。有些感冒药确实会令人犯困，而那样的犯困，当事人很难自控，突然之间就眼皮打架的现象在所难免。所以，我认为若情况属实，那位工作人员当时的状况确实情有可原。当然，按劳动纪律严格要求，对当事人实施停职检查并调离工作岗位这一处理，也并无不妥。

但是，视频被发到网上并广泛传播后，问题就严重了。网民们纷纷吐槽，甚至夸大其词、无限上纲，虽有不妥之处，但也算是可以理解。只是责难之中，是否也该多些宽容?

基层公务人员也是普通劳动者，他们的劳动权利和休息权利理应依法保护。但如今的窗口部门工作确实比较繁忙，不少工作人员可以说一个萝卜一个坑，工作压力非常大。很多人真的不敢生病，生点小病(譬如感冒发烧)也真的不敢休息。因此，出现上述视频中的情况，我认为可以理解。

7月10日还有一条新闻引发关注：前几天，昆明一网友晒出两张公交司机趁等候信号灯的间隙坐在驾驶室内吃饭的照片。有网友感叹公交司机确实辛苦，吃饭和上卫生间都要“挑时间”;也有网友担心此举存在安全隐患，且不利于司机个人的健康。

应该说，网友们在这件事情上的反应，还是比较理性、客观的。车队有关高峰期人手少等客观原因的解释，也可以理解。然而这样的情况确实不该出现。窗口工作人员在工作岗位上犯困，尚不足以造成太大的问题;但是公交车司机在方向盘前犯困，就有可能造成重大安全事故。开车途中见缝插针吃饭，直接危害司机的健康且不说，怎么避免随后的“饭困”问题才是关键。

窗口工作人员在岗位上打瞌睡，公交司机在岗位上吃饭，当然是两类不同性质的问题，但毕竟都是问题。网友给予两者的褒贬反差之鲜明，并不出人所料。但是这两件事也有共通之处，那就是如何确保劳动者的休息权，让他们不“带病工作”，必须引起相关部门的高度重视。

8.向“戏比天大”的艺术品性致敬

4月19日，96岁的著名越剧表演艺术家、越剧“徐派”艺术创始人徐玉兰去世。至此，著名的“越剧十姐妹”中，已有9位与观众作别。

　　1947年，尹桂芳、范瑞娟、徐玉兰等10位年轻演员为了打破旧式老板的控制，筹建剧场、自由演戏，举行《山河恋》联合义演。后来，这10位女演员都取得了不俗的成就，获得了“越剧十姐妹”的美名。某种意义上说，“越剧十姐妹”引领了越剧改革的潮流，代表了越剧艺术的高峰。不久前，老艺术家范瑞娟离世，如今又走了徐玉兰，人们怎能不扼腕痛惜。

　　“越剧十姐妹”专攻角色不同，大多各自开宗立派，形成了自己的特色，但她们有一个鲜明的共同特点，那就是对艺术的虔诚和执着。以从艺70多年的徐玉兰为例，从《北地王》到《西厢记》，从《春香传》到《西园记》，都深受观众喜爱，尤其是她在越剧电影《红楼梦》中的表演，让“天上掉下个林妹妹”的唱段红遍大江南北，成为经典。尽管成就斐然，但终其一生，她始终把演戏、把观众看得重如泰山。

　　“越是红越是要虚心，越是要听观众的声音”“戏比天大”“做演员心里一定要有观众”——徐玉兰晚年常常对自己，也对学生们说。对此，她不仅言传，而且身教。1997年，徐玉兰出演《送凤冠》里的王玉林。戏里王玉林有跪戏，当时已76岁的徐玉兰既要不停下跪，还要唱念不停，台下的观众心疼不已，站起来喊“不要再跪了！不要再跪了！”可她仍一丝不苟地演完全场。“观众们是体谅我，但是我不能降低标准，做演员，心里一定要有观众”，老一辈艺术家对艺术的至真至诚、对观众的认真负责能不令人肃然起敬吗？

　　“戏比天大”“心里有观众”，说到底是戏德。我国传统的戏德观强调“艺品”与“人品”的一致性，慎于做人，严于从艺，珍重艺术，不苟营下品，是起码的要求；一旦从艺，“冬练三九，夏练三伏”，刻苦一生，是必修的功课；尊师、敬友、爱徒，恭谦共事、协力合作是行事的应有风范；把戏台看作“圣地”，不容半点轻慢，是从业的基本准则。正是这些培育了中国传统戏曲艺术生生不息的内在精神，推动越剧乃至所有传统戏曲艺术不断向前发展。这样的精神难道不值得时下的明星艺人对照学习吗？

9.杨洁导演心中的“痛” 更值得回味

4月15日，知名女导演、制片人杨洁女士因病去世，享年88岁。“孙悟空”六小龄童、“唐僧”迟重瑞、杨洁的女儿等确认了这一消息。

杨洁驾鹤西去，网上网下一片哀悼声。杨洁走了，霸屏30年的86版《西游记》依旧会火下去。杨洁的伟大艺术成就和《西游记》的不可超越性已无需赘言，倒是杨洁导演的心路历程值得咂摸。望着满屏满屏的“杨洁”，哀悼之余，总让人觉得有点不是滋味，其生前的寂寞和身后的掌声多少有点违和感。

　　《西游记》为何经久不衰？杨洁曾说：“因为我们是在搞艺术，我们没有为钱，没有为名，没有为利，没有为奖状。我们这些主演，一个月80块钱、90块钱，一个月15块钱补助，大家没有一个人叫过苦。”相较于当下一些“小鲜肉”动辄千万甚至过亿的片酬，《西游记》的精神何其珍贵！据称，拍摄这部剧所遇到的苦难不亚于剧中的“八十一难”。

《西游记》成就了一批艺术家。杨洁仙逝后，六小龄童、迟重瑞等众星发文悼念，其言凄凄，其情切切，令人动容。无数看着《西游记》长大的一代人更是不吝掌声，纷纷表达敬仰、哀悼之情。今天霸屏的不再是《西游记》，不再是师徒四人，而是导演杨洁。杨洁配得上这掌声和荣誉。

但这一切并不像看起来那样完美。在2013年接受采访时，作为最大功臣的杨洁这样说：“《西游记》是我心中永远一个结一个痛，十年我没看过它，我看见它，我就换台。”何出此言？为拍这部剧，杨洁顶着常人无法想象的压力，经历了千难万险，但播出并火起来后，演员在外处处鲜花掌声，而孤独留给了杨洁，其间还曾闹出过“不合”事件。

在某种程度上讲，这也正常，默默无闻、无私奉献似乎是幕后人员的宿命。钱钟书先生曾说过：“只要鸡蛋好吃就行了，何必在意那只下蛋的鸡呢？”《西游记》热播了30年，我们记住了师徒四人等一个个演员，又有多少人关心幕后导演呢？只有当一个人离世的时候，人们才念起其无可替代、难以超越的存在，这就是现实。

尽管如此，放在杨洁身上，未免过于残酷。也许承担了太多付出的太多，也许曾经的艰难太刻骨铭心，也许伟大的作品背后也隐藏着若干江湖气……总之，我们怀念杨洁，就不应漠视这部作品背后那些不美好的细节；赞美《西游记》伟大，也应深思它为何而伟大、如何复制这种伟大。事实上，杨洁心中永远的“痛”在今天依旧存在。

今天浮躁、功利的中国影视界更需要《西游记》式无愧于时代的作品，更需要杨洁式用生命去拍经典的工匠精神、“取经”精神。斯人已去，精神长存。

10.《西游记》完美诠释了“工匠精神”

1986年版电视连续剧《西游记》的总导演杨洁去世了。消息被证实后，《西游记》引起了人们的追思和怀念，甚至引发追问：为什么我们很难再拍出那样的经典了？ 

到现在为止，还有一些观点不认同1986年版《西游记》，原因是在它所诞生的特殊年代里，电视节目还是一个新鲜事物，西游故事更停留于纸张和口头传播，以至于当它被搬上荧屏时，注定了其成功具有偶然性。这类说法其实并没有看到在这以后的30年间，老版《西游记》成为寒暑假被重播最多的电视剧，超过了3000次，足以申请吉尼斯纪录。可见，《西游记》不仅仅是几代人的记忆，更是历久弥新、更显珍贵的经典之作。事实也证明，后来的西游故事几经翻拍，有的红极一时，有的票房不俗，但都没有在口碑上超越前作。 

在分析这种现象时，杨洁曾经在一次访谈中说到了“西游精神”，她的具体解释是：“因为我们是在搞艺术，没有为钱，没有为名，没有为利。”这话极有概括性，就拿钱来说，在资金极为有限的情况下，剧组把大部分钱投在了取景和特效上，演员工资最多70元钱。虽然在今天看来，这些效果、道具依然很粗糙，但观众的捧场，恰恰说明它是一部靠艺术取胜的作品。《西游记》之所以长盛不衰，就是因为杨洁所言的“西游精神”，它不仅展示了一代电视人对待作品的纯粹态度，更是以其中颇高的艺术含金量取胜，至今仍为人津津乐道。 

“西游精神”在哪里？答案藏在创作态度里。该作品拍摄经年累月，困难的时候只有一台摄像机，但剧组所有人都不畏艰难，认真对待自己的角色。比如饰演“孙悟空”的六小龄童，世家出身，三代人专注演猴戏，“练就七十二变，才能笑对八十一难”，无论是翻筋斗云、撑竹筏出海，还是在黑风山打斗、打死九尾狐等，基本上都不用替身；又如“猪八戒”，早上精神足，钉耙都是扛在肩上，下午的镜头就是拿在手上，傍晚就是在地上拖了；连不发一言的白龙马，都绝少用特效和替身，跟随剧组走遍了中国。 

“西游精神”在哪里？答案更见于艺术追求。比如文字，全剧不过25集，一些精彩的打斗戏被剪掉了，却留着木仙庵三藏谈诗一段；又如在原著里，红孩儿问观音菩萨：“你是孙行者请来的救兵吗？”但在编剧的笔下，“孙行者”被改为“猴子”，既保留原著味道，又平添生动；再如配乐，唐僧离开女儿国时，插曲就是许镜清谱写的《女儿情》，歌词寥寥几句，将唐僧和女儿国国王的内心揣摩得透亮；还有，电视曾将“车迟国斗法”的“破烂流丢一口钟”理解为敲钟，经观众提醒后，便立马将敲钟改为了僧衣。 

凡此种种，不一而足。但就是如此纯粹的“西游精神”，在总导演杨洁后来的自传里，仍然被形容为“我心中永远一个结、一个痛”，原因是她认为拍得仍然不够好。如果对比今天小鲜肉当道、电视剧注水圈钱的现状，这简直令后来人羞愧难当！想来大约如此，现代社会心浮气躁，聪明人太多了，大家普遍追求投资少、周期短、见效快的即时利益，就连影视作品也大都是快餐品，连基本的质量都顾不上，还谈什么艺术追求？ 

如今提倡“工匠精神”，意指工匠以极致的态度对自己的产品精雕细琢、精益求精。杨洁那一代电视人的“西游精神”，何尝不就是今天我们所说的“工匠精神”？就这一点而言，那种每个人各司其职、追求极致的精神态度，至今仍然值得我们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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