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尔文传》第五章

第五章 在施塔斯堡的法国牧师

1．家庭与牧会

随后的日子如果不能称为暴风雨后的平静，至少是一段相当平静、反省的、建造牧养的、可以写高品质作品的时期。尽管有挫折、悲伤与穷困，但是过去十八个月以后不正常的紧张已经平息了，现在则是被人接纳与欣赏，心情愉快，看到自己的工作有果效。至于在日内瓦的奋斗，一开始对加尔文而言，由于时间太近了以致于无法行诸文字。他写信给法惹勒说，他们必须学习谦卑，并且对掌管万有的上帝有盼望。加尔文自问，究竟他在日内瓦犯了什么错误？看来是没有；他确信是出于上帝的呼召。既然现在他已经不必再从事这种缺乏足够支持的负担，如果他又投入类似的事奉，岂不是在试探上帝吗？“在这场灾难之后，我的服事看来是不幸而且失败的，我决定不再进入任何教会的事奉，除非上帝用明确的呼召呼唤我。”

加尔文停留在巴赛尔，直到他明白上帝要他做什么。其他的瑞士与德国宗教改革者认为加尔文对日内瓦人过于严厉，并且坚持法惹勒和他不应当再同工。当时法惹勒已经从巴赛尔被邀请去负责内沙特勒的教会。布赛珥（Bucer）与卡比多希望加尔文到施塔斯堡担任当时的法语教会牧师，并且讲授神学。加尔文前往探望他们，很犹豫地回到巴赛尔，最后拒绝这项邀请，因为法惹勒不能够同行。布赛珥模仿法惹勒，指责他竟然像约拿想要拒绝上帝的呼召，他的学术研究一定也不会成功，结果九月加尔文在施塔斯堡接受新职务，他希望能够长久住下来，经过几个月的申请他得到了公民权，这是他在日内瓦从未要求过的。

施塔斯堡在当时并不属于法国，只是接近法国东部边境，很早就宣布支持宗教改革，并且对不同的新教观点以及对天主教会都表现很大的宽容，成为一个收容被逼迫的法国难民最主要的城市。加尔文所牧养的法语教会大约有四五百人，这是非常愉快的经验：法国人在法国人当中，难民在难民当中，一般而言也是穷人在穷人当中。加尔文仍然勤劳工作，但不至于过度辛劳。“我向他们分享我的论战和奋斗，他们都非常勤劳刻苦，服事工作并没有压倒我，只是使我保持在操练的状态。”他每天讲道或演举，礼拜天有两场讲道，并且开始建立当初日内瓦拒绝他的，就是做个人的牧养工作。

曾与日内瓦牧师争辩的重洗派列日的贺珥曼（Hermann of Liège），现在住在施塔斯堡，加尔文引导他回到教会。加尔文的教会论并不需要调整就已经非常有福音性，他引用居普良（St. Cyprian）的名言，“在教会之外没有拯救”，由这个假定他继续证明基督教会是真教会。贺珥曼经过反省，承认他犯了从教会分离的罪，并且祈求赦免以恢复教籍，他对许多教义开始能接受，但是对于预定论的教义，他怀疑预知和摄理是否能够区分。加尔文接纳他纯粹是基于他与教会合作，同时也因为他的悔改和善意。

圣餐按月举行，并且做了充分的预备。加尔文宣布想要参加圣餐者，在上个主日之前必须让他知道。加尔文非常谨慎地解释为何他坚持这项纪律，首先，是为了教导，能够将信仰解释得更清楚：其次，是为了劝戒那些需要改正的人；第三，是为了安慰那些心中有困扰的人。加尔文发现必须对他的会友解释，他不是把天主教的忏悔礼再带进来。他甚至说，如果没有任何纪律的话，他宁可采用罗马天主教的系统，但他不喜欢这样，他向会友保证，他只要求基督自己所吩咐的，顺从基督就是基督徒的自由，但却有不少人指责加尔文是教皇党。有某位学者兼营赌场，并且有谣言说他犯了奸淫，这人表示要参加圣餐，但被加尔文禁止：“他嘲弄这件事……说，加尔文将信仰告白给了教皇党。我回答说，是有对所有基督徒都适用的信仰告白。”如果教会没有好好的准备守圣餐，加尔文宁可不要有圣餐。

在施塔斯堡的教会开始有会众同唱诗歌，这是加尔文在日内瓦教会所提出的四点改革之一。1539年第一本押韵的诗篇诗歌集在施塔斯堡出版，为了给法语教会在崇拜中使用。一位来自低地国家讲法语的难民，描述这些诗歌对自己的影响：

每一个人，不论男女，都开口唱诗歌，这是非常可爱的景象，每个人手中都有一本诗本……，一开始五六天，我注视着这些难民组成的团体，我哭了，不是因为悲伤，而是因为喜乐，听到他们都从内心深处唱出诗歌，唱出他们对上帝的感谢，上帝带领他们到一个上帝的名可以被荣耀的地方，当他们用母语唱出对上帝的感谢与赞美，实在没有人能够想像，那是何等的喜乐。

加尔文此时公开演讲，解说约翰福音与哥林多前书，而且他好像也在自己住处做私人教学（magister of pensionnaires），这是减轻经济负担的办法。“我无法留住每一个铜板，令人惊讶的是，手边的钱流失得如此快。”加尔文希望能够在大教堂得到一份牧师薪俸，却未能如愿，直到他家教的学生逐渐增加，经济情况才渐渐改善。

有一段奇怪的插曲，告诉我们加尔言语完全不同的角色，即使这与他长期所受的训练有关。1539年11月20日加尔文写信给法惹勒，告诉他一位叫基勒姆（Guillaume）的伯爵所遇到的困难。这位是基勒姆·休士坦宝（Guillaume de Furstenberg），原本是德国基督教王子的军事指挥官，后来为法兰西斯一世服役。这位伯爵被扯入一件纠纷，虽然他的目标只是做一个比较低阶的官员，却与地位不下于宫廷长官的人卷入非常严重的纠葛。加尔文在他的住处与这位伯爵共进晚餐，而且被要求用两天时间“为这位伯爵写信”，随后1月10日，伯爵留他一整天。“虽然伯爵可以在一个小时内与我处理完一切事务，但你可以想像我是如何地享受那段时间——我坐在充满军人的屋子当中。”但根据贺明亚（Herminjard）和比特（Rodolphe Peter），这是加尔文在为伯爵写辩护文——“基勒姆先生，休士坦宝伯爵，与西巴斯丁·佛哥斯波葛（Sebastian Vogelsperger）争吵的宣告”的片断，他的反对者答复说其宣称属实，于是休士坦宝通过他的辩护律师加尔文写了“基勒姆先生，休士坦宝伯爵，对一位邪恶没有价值的西巴斯丁·佛哥斯波葛，所发表的回复之第二次宣告”。看来加尔文似乎愿意为了增加薪水而从事律师职务，这到底是唯一的案件或者还有其他案件，我们并不清楚。

在施塔斯堡的日子是在悲伤中开始的。法惹勒的外甥死于瘟疫，加尔文曾在他病中去帮忙照顾。然后是加尔文在日内瓦的瞎眼同事枯劳德，他在欧伯（Orbe）做牧师，死于1538年10月。加尔文的忧伤不断地扩大，整天无法思想事情，晚上常因经常性失眠而彻夜不眠。“我整夜因这些忧伤的念头而耗尽精力。”1538年加尔文得知罗勃特在斐拉拉的死讯，虽然他的悲哀已经比较节制了，但他还是很难写一封完整的信给法惹勒。奥立弗坦（即罗勃特）这位身世不明的改革者，似乎跟加尔文有密切的关系，虽然他们之间没什么可提供证明的书信往来，他却留给加尔文一个非常好的图书馆，当他翻译雪利耶尔圣经时堆满了书，贺明亚如此形容，“这是瑞士法语区（Suisse romande）最大的神学图书馆。”奥立弗坦留下许多书给加尔文，在贺明亚的著作里，我们可以看到加尔文所挑选保存的书籍。

比死亡更痛苦的是分离。帝勒特这位曾经在日内瓦保护过加尔文，与加尔文从法国逃出，一起分享在日内瓦生活的人，现在突然毫无预警地回去法国天主教会。加尔文已经一段时间没有他的消息，不知道到底发生什么事，也不知是否他太自由的言论触犯了帝勒特？当时有一个人名叫杰翰（Jehan）（可能是帝勒特的兄弟，在巴黎国会担任书记），来拜访加尔文并告诉他所发生的事情。一星期后加尔文收到帝勒特的亲笔信，重点还是在于真教会的问题。加尔文回答说，如果帝勒特承认这些宗教改革者所组成的是教会，那么再度成为天主教徒就是与教会分裂，甚至是与上帝分离。如果帝勒特认为宗教改革者是分离主义者，那么他应当问基督的看法是否也是这样。

1538年9月帝勒特再写一封信，诚恳地建议说，流亡是上帝不喜悦的一个记号。这里有一个非常复杂的试探，比这个试探更阴险狡猾的，也曾经发生在加尔文身上，他在日内瓦的事奉带给教会灾难，也带给自己耻辱，难道这不是表示上帝的祝福并没有与他同在吗？难道这不是离开教会的警告与责备在呼吁他回头吗？加尔文接受责备，但是对他一惯的态度做了解释。针对日内瓦的反对者还有那些加判断于他身上的人，加尔文坚持自己的无辜，并同时承认所发生的一切，是因为他的错误以及无知的惩罚，但是他并不怀疑上帝呼召他在日内瓦事奉。加尔文准备接受他朋友的抨击，但他不禁要反问说，他们是否将所批评的也用在自身上，因这些人在安定的学习环境当中，定罪公开传讲福音的宗教改革者，却不容许这些改革者有权利“去定罪明显敌对上帝及其荣耀者”，这样做真的公平吗？帝勒特可能诚恳地请加尔文接受他的经济帮助，加尔文却把它当作贿赂，而礼貌地拒绝了，但在给法惹勒的信上说：“路易用这么高的代价来表示他的慷慨，差不多是要我撤回我的主张。”加尔文最后对帝勒特说：

一位我的同工〔枯劳德〕现在在上帝面前说明我们共同的主张。当我们也到上帝那里去的时候将会明白，那一边才是轻率逃走的人。世界上有许多聪明人，他们认为自己所说的话有足够的份量定罪我们，我只有向上帝申诉，上帝的天使将会证明谁才是分裂教会的人。

反复无常的卡罗利再度出现，他曾分开攻击加尔文是亚流派两年之久。法惹勒却轻忽布尔克（Burke）的警告——相信你明知不能相信的人就是犯罪，竟然欢迎卡罗利回到改革阵营。1539年10月卡罗利去施塔斯堡与布赛珥和施图麦（Sturm）恢复关系。加尔文写信给法惹勒告诉他发生的事情，并且为这一切事情责怪法惹勒。卡罗利告诉那些牧师们说，因为法惹勒和加尔文拒绝签署信条，所以他只好对罗马当局让步，弟兄们接纳他的说法只责备他的行动。加尔文被召唤到房里去说明他的立场，他意识到这是一个敏感而微妙的情况，很难提出一个令人满意的答辩。牧师们最后告诉加尔文，并透过他告诉法惹勒，他们并不同意加尔文与法惹勒在这件事上所做的。他们要求加尔文复述卡罗利的错误，加尔文拒绝了，因为经验告诉他卡罗利是能言善道的。之后有一些写好的文件在当晚送交给加尔文，而且似乎卡罗利已经先改过那些文件。隔日加尔文又与牧师们见面：

在那里我因无法控制我的脾气而大大地犯错了。我的脑中充满怒气，我尽情地宣泄我的痛苦。我说我宁愿死也不愿签署〔这些文件〕。这实在太过分了，如果卡罗利出现的话，我无法不对他粗鲁。最后我强迫自己离开那个房间，但是布赛珥跟着我，用公平的话使我冷静下来，并带我回去。我说我需要一段时间将事情考虑得更详细，然后才做最后的答复。回家之后，我大大地发作，无法得到解脱，只有流泪和叹息。使得此事更加恶化的是因着你的错误……如果我当面跟你说的话，我一定会将宣泄给别人的愤怒全部倒在你身上。

不容易理解的是为什么牧师们会这样做，难道布赛珥真的认为加尔文误入歧途了？这个事件从任何角度来说，都说明了宗教改革领导者之间的不信任。

到施塔斯堡一阵子之后，加尔文的朋友开始催他赶快结婚，因为他的健康情况不好；他对自己的事情可能管理得不好；他缺乏耐性和暴躁的脾气或许可以通过婚姻来改善。加尔文同意，并且列出配偶的条件给法惹勒。加尔文不太在意外表的漂亮与否，只要她是朴实、敏锐、节俭、有耐性，愿意照顾他的身体。他们心中有一个人选，如果法惹勒认为可以的话，“应该赶快开始，免得别人捷足先登”。这个可能性失败了，而另外“有一位来自贵族背景的闺女”被人提起。加尔文不太高兴，因为这位少女不会讲法语，而且可能有架子，她的哥哥嫂嫂都非常热切希望这件婚事能够成功。加尔文认为只要她答应学法文，他就同意。安特万被派去护送她到施塔斯堡，预定在1540年3月10日以前结婚。但是直到3月29日他们还没有结婚，加尔文说他不想跟她结婚，“除非主完全剥夺了我的才智。”到了六月加尔文还是个单身汉，很显然这个可能的对象并不是毫无缺点。但是八月加尔文选择和依蝶蕾特·比优尔（Idelette de Bure）结婚，她是一位重洗派的遗孀，有两个孩子，一男一女。在诺阳有比优尔这个家族，雷弗朗克相信她与加尔文在年轻时互相认识，但是比优尔这个名字也出现在法国的其他地方。

2．新的《基督教要义》

《基督教要义》第一版已经完成它的使命，在出版那一年就售完了，需要重印或者再版。加尔文对它已经不太满意，开始构想更大的结构，超过原先的教理问答形式。如果不是日内瓦事工的阻挡，加尔文应该早就开始写修订版了。当加尔文自由之后，他就非常认真地开始修订，并在1539年7月底完成。新版的《基督教要义》写着：“基督教要义现在终于真正地符合它的标题。作者诺阳的加尔文。附有完整的目录。哈巴谷书一章：‘主阿！要到几时呢？’施塔斯堡，1539年8月，李耶勒（Wendelin Rihel）出版。”有些版本上面印的作者名是阿尔奎（Alcuin），毫无疑问地这是为了要在天主教国家流传，“加尔文”这个名字在当时太过响亮了。

“现在终于真正地符合它的标题”这句奇怪的话显示出，1536年第一版并没有处理所有的基督教要义。在前言“约翰·加尔文给读者的话”中说：“我本来的目标是要囊括基督教要义各部份的摘要”，因此第二版的视野加大许多。不过这只是一种扩展，内容并没有超过圣经，而是加尔文对圣经题材的了解。现在“要义”在形式上是导向圣经：“我的目的是准备并训练神学生学习上帝的话，使他们容易入门并沉浸其中，而不致感到困难。”就这一点而言，谈到《要义》就不能不考虑到加尔文的圣经注释。

《要义》是建立在圣经的解释，而解释圣经的方法是注释，也就是对圣经本文的了解。加尔文计划至少写新约注释。这些注释书试图解释新约作者的想法，因此不会停留在经文的语言、文法、或历史问题，而是希望达到神学的了解。如果这样的话，单卷新约圣经的主要题目或教义，必须放在它们彼此的关系下来了解，若要达到这种地步，必须用有次序的方法来加以整理。这种注释工作者的观点对加尔文而言并不特别，墨兰顿已经从一般作品引进到圣经研究上了，事实上可以从西塞罗追溯到亚里斯多德。然而，墨兰顿的圣经注释几乎省略了释义的基础，而把焦点放在一连串论及教义的论文。布赛珥则走另外一种极端，他所出版的圣经注释，包括本文的翻译、意译、释义和解说，最后还有教义要点，亦即主要教义的系统性整理，结果形成一个庞然巨物，不太适合忙碌的人。正如加尔文指出，“解释者主要的美德在于简明扼要。”加尔文自己解决必须把两本书合成一本的困难，就是很简单地把它们拆成两本书，一本是圣经注释本身，而另外一本就是《要义》。《要义》所呈现的教义要点，不是出自圣经的那一卷书，而是出自整本圣经。

1539年的新版《要义》不只是扩大，而且是经过重组。第一版有关律法、信心、祷告、圣礼、五种所谓的圣礼、以及基督徒的自由，结构上大致保留了下来，但是增加了许多章，整体看来篇幅是1536年版本的三倍。十七章当中有六章是新的，五章是原有的段落扩充成章，其余的六章经过大幅度的改变。加尔文才气纵横地写出第一个句子：“几乎所有的基督教教义都包括这两部份，对上帝的认识与对我们自己的认识。”这就是起首的两章，“论对上帝的认识与对人的认识”，接着论及律法与信心，都经过大幅地扩充。随后有一节论忏悔的部份扩充成一章。接续下去有三章新的，“论因信称义与功德”，“论新旧约的相似与不同”，“论上帝的预定与摄理”，第九章“论祷告”是原先版本第三章的扩充，原本第四章的“论圣礼”，按内容划分扩充成第十章到第十二章“论圣礼”、“论洗礼”、“论圣餐”。十三章到十五章是原先第六章的三个部份略微增加而成：“论基督徒自由”，“论教会的权力”，“论政府”。接下来是被错置的一章，后来被放回适当的位置第十三章。最后增加一章“论基督徒的生活”作为结束。

第二版比较厚，但它的内容并没有新的东西，在第一版至少都已经有雏型了。加尔文的想法并没有什么改变，事实上他从严没有撤回《要义》里面的任何教导。由于加尔文曾讲解罗马书、约翰福音、哥林多前书、以及做释义性的讲道，加上他与博学而有洞察力的布赛珥密切联系，还有加尔文自己继续读神学与教会历史，这一切都使他的思想更加清晰而广阔。可以说加尔文比以前对自己的时代有更深刻的认识，第一版适合先前一百五十年来的任何教会情况（mutatis mutandis，面对改变则必须改变），而第二版却属于当前的世代，对当代的人传讲信息。

3．《罗马书注释》

我想我已经涵盖了基督教教义整体的各部份，并且有系统地加以整理安排。如果有人好好的研读，他将易于寻找圣经里面重要的部份，并且明白读圣经时应当参照什么东西，因为我已经铺好了路。以后如果我再出版任何圣经注释，我将使它们浓缩而简要，因为我不需要再作冗长的教义讨论，或岔出去写教义要点。通过这种方法，虔诚的读者将会省去许多麻烦和困扰，如果他在阅读圣经释义之前，已经有这本书的知识作为必要的装备。罗马书注释就是这方面最好的例证，我宁可用实践来印证，而不只是用言语来预告。

这段话是在1539年8月1日写的。由于给《罗马书注释》的题献是在10月18日写的，因此很可能自1538年6月加尔文定居巴赛尔以来，就同时在写《基督教要义》和《罗马书注释》了。加尔文计划写《罗马书注释》至少已经两年，而1536年至1537年在日内瓦讲解罗马书，无疑是这本注释书的基础。1540年3月加尔文委托施塔斯堡的朋友李耶勒出版此书，有些版本的第二标题页上使用的假名和《要义》相同——“阿尔奎”罗马书注释。

宗教改革者所带动的神学重建，其基础和理由在于对圣经有一种新的了解。中世纪不亚于宗教改革，也是一个圣经的世纪。大学所提供的神学训练，围绕在两套书——圣经与彼得伦巴都（Peter Lombard）的《四部语录》（Four Books of Sentences）。正如老一辈的法学讲师讲解《国法大全》一样，神学讲师在课堂里也单单不断地讲解这两套书。那时的神职人员有充分机会去好好认识圣经，宗教改革者不满意的不是“量”，而是圣经研究的“质”，他们以神学原则为借口，主宰了圣经的解释。圣经对教会的权威被一种模糊的传统权威相对化了，结果圣经不再被认为是“真确自明”的（self-authenticating, self-explanatory），然而上帝的权威除了上帝本身以外无法确认，按照三一神学的观点，凡对上帝是真实的，必定也对上帝的话（道）是真实的。因此，宗教改革者（从路德开始，主张圣经的权威在教会会议以及教皇之上）首先主张圣经作为上帝的话的权威，同时也建立可以用来解释圣经的真确自明之原则。根据唯独圣经的原则，圣经的中心信息是清楚而不模糊的，这正是路德坚决反对伊拉斯姆的地方。拉多慕斯（Latomus）也反对把圣经当作可以随意扭曲的“蜡鼻子”（wax nose）。事实上只有当圣经的权威被相对化，而且根据圣经以外的范畴来解释圣经时，才会对不同的读者产生不同的结果。只有以圣经来解释圣经时，才会产生清楚而不模糊的中心信息。这就是1551年1月加尔文在《大公书信》（Cautholic Epistles）献给爱德华六世（Edward Ⅵ）的信中所传递的负担。加尔文继续说，这是基督教神学家的责任，通过解释圣经使它真实的意义能够解明，而非增加许多不一致的东西。“无论如何我已经决定要用我的余生，如果有空而又有自由的话，主要用来从事这项工作。”大约从1536年开始，加尔文决定在《要义》之外，至少为新约的书信部份写注释书。

《罗马书注释》为以后的圣经注释订立了格式，在一开始的论述或主题之后，才是注释本身。在《罗马书注释》中，这个一开始的论述限定在书信的教义分析，而稍后的注释则是视需要来讨论作者和成书日期等问题。加尔文将书信分成几个合宜的段落，（要知道当时的新约圣经虽然有分章，但尚未分节），每个段落的开始放置了他自己从希腊文翻译过来的拉丁译文。对加尔文而言，希腊文圣经才是正版，而不是武加大译本，这是第四世纪耶柔米翻译的拉丁文译本，是中世纪和天特会议认为具有权威的译本。当时已经有好几个希腊文新约版本是加尔文可以使用的，最重要的是1527年伊拉斯姆的第四版，1522年出版比较大的康普路屯仙圣经（Complutensian Polyglot），以及1534年科林（Simon de Colines）在巴黎印制的版本。加尔文当然知道并使用伊拉斯姆的几个版本，稍后他似乎也用了康普路屯仙的版本，但是很可能加尔文最主要的希腊文经文是科林的版本，根据研究希腊文新约圣经出版的历史学者告诉我们，这是最有意思的版本。科林版本主要是以伊拉斯姆和康普路屯仙版本为基础，但是还有许多部份直接来自手抄本，这是其他十六世纪出版的希腊文圣经所没有的。最主要的基督教版本是伊拉斯姆所篇著，经过艾斯贴（Robert Estienne）和伯撒（Beza）而流传下来，成为难民的圣经（Textus receptus），其权威一直延续到十九世纪。科林的版本在某种程度上是独立于这个权威版本之外，其中有许多内容如今仍毫无疑问地被当作是真实的。由于加尔文的圣经注释是根据科林版本的经文，这在当时新约希腊文版本中是比较完善的。

当版本与翻译文确定了，随后是释义与解释。虽然加尔文不是当时圣经研究的顶尖人物，却仍然是一位非常有能力的语言学家和历史学家。加尔文从他所能找到最可靠的来源取得资料：比如朴德充满有趣的语言学资料之《学说汇编附注》（Annotations on the Pandects）以及《希腊语注释》（Commentary on the Greek Language）；伊拉斯姆的《新约圣经附注》（Annotations on the New Testament）；希腊教父的注释者，尤其是屈梭多模（Chrysostom），初代教会历史家，犹太历史家约瑟夫（Josephus），以及古典作者如普利尼（Pliny）。

作为一个注释者，加尔文最优异的特质在于他尊重经文的自律，所有技巧上的研究只是达到此目的的方法而已。如果光是说加尔文让经文对他说话，则显得太平庸而可能会误导，事实上加尔文不断地在细节和较宽广的上下文之间进行探讨。对上下文的注意，使他的词汇理解不致过于呆板，也不会使他把字典上的意义一成不变地加在字句上。加尔文不只单单地听圣经的声音而已，当他在听上下文背景时，他质问经文意义；当他在听经文时，他质问上下文的背景。通过这种在既有的基础上不断听与问的过程，加尔文达到一个卓越的境界，确实深入作者的想法。

然而加尔文写圣经注释的目的，并不是要使十六世纪的人了解古代闪族宗教或第一世纪的宗教。圣经是上帝对人所说的话，这意谓着圣经作者不只传达他们从上帝领受的信息，而且是上帝自己在这里面说话，就像他亲口说话般地真实。加尔文对圣经的看法有一些不易辨明层面，如果企图把这些全部调和，势必造成扭曲，然而主要的重点是：（1）圣经是上帝对人自我启示的记录；（2）圣经也是这个自我启示的解释；（3）这个记录是在上帝的感动下写成的；（4）此解释是上帝自己对所记下事件的解释；（5）记录用的语言是上帝赐给作者的。在这个意义上，圣经对人而言是上帝的话，上帝启示祂在耶稣基督里定意与人建立的关系，是创造者与被造者、拯救者与被拯救者的关系。

上帝的话对人而言就是圣经，上帝并不是用直接与人会遇的方式对人说话，而是通过被造者、被造者的事件、被造者的沟通方式。由于圣经是搜集有关上帝与人的关系之历史记录文件，因此是属于被造者的沟通方式。由于这些都是文件，所以必须以处理一般文件的方式来加以研究并探讨。圣经的被造者的特质，并不妨碍人倾听上帝的话，反而是一个绝对必要的条件。如此，圣经在较广的意义上是上帝对人说的话，同时也是人的作品之搜集，所以有文学体裁的特异性，甚至有不准确之处。一方面说“使徒是圣灵的抄写员”，却又发现使徒的著作里有文学的瑕疵或历史地理的错误，加尔文认为这两者之间并没有不一致。因为根据加尔文所提出的“调适”（accommodation）观念，当上帝真正对人说话时，是经过调适而采用人能够了解的方式。若是三一上帝自己的沟通，必定是使用上帝的语言，人无法了解那种语言，只能使用希伯来文、希腊文、亚兰文。因此加尔文说上帝出于他的仁慈，用人所能够了解的语言对人说话，就好像母亲使用婴孩的语言对宝宝说话一般。

由于这个原因，加尔文把困难留给了解圣经的技术层面：也是为了这个原因，他根据所谓的平白、真实、字面或原本的意义来解释圣经。“灵意”解经（spiritual interpretation）把圣经的字面意义当作是圣经所要传达的真实意义之包装纸而已，虽然加尔文有时候好像是说，他所反对的只是强加给经文的那种灵意解经（可说是“野蛮的寓意解经”），然而他真正的主张是，字面的意义本身是上帝在基督里自我启示的记录与解释，所以没有必要去寻求其他的意义。圣经注释者的任务就是要去解明这个意义，好彰显上帝在圣经里所赐下对祂自己的认识以及对人和人的世界之认识。

4．日内瓦的回心转意

当《罗马书注释》出版时，一个令人惊讶的可能性正在诱劝加尔文。日内瓦这个不稳定的城市又改变它的想法了，其中有些人希望加尔文能回来。在赶出牧师足足一年之后，日内瓦在政治上适当地保持了平稳，但是教会生活却严重地衰败了。日内瓦人虽然找到他们原先所想要的那种牧师，但因为没有道德与知识上的份量，无法执行权柄。加尔文与法惹勒的跟随者，错误地尝试要对他们被赶出去的领导者忠诚，而在教会内形成党派。加尔文知道这些事之后，尽其所能地去导正错误，在一封给教会的牧函中说到：“上帝不只命令我们要用戒慎恐惧的心遵从传讲给我们的话，也命令我们必须尊重上帝的话的服事者，因为他们身上带有上帝使者的权柄，上帝希望在他们身上天使和使者的身分能被辨识出来。”学院的校长索内（Saunier）对从新牧师领受圣礼的合法性表示怀疑，他请教加尔文和卡比多而得到下列原则的回复：基督徒应该恨恶教会分裂，并且要尽其所能的避免这事。他们若看到上帝的话被传讲，圣礼被施行，那里就有教会存在。不论牧师是什么样子，甚至所教导的教义并不如所期待的那么纯正，最重要的就是应该奠定合一的基础和维持合一；“当我听到教会内有分裂时，总是大大地忧愁。”

1539年3月伯恩希望协调出一个新的同盟条约，特别是针对日内瓦南部宣称所属的一些土地，但伯恩对这些土地已经有某些权力了，因此遭到反对。日内瓦派代表前往伯恩，并对其任务做了严厉指示，但这些代表并没有服从指示，让伯恩人得到他们所要的一切。日内瓦议会拒绝承认这个协议，引发很大的争论，代表们逃离日内瓦，并在缺席审判中被判处死刑。取而代之的是基勒姆派（Guillermins）——对基勒姆先生（法惹勒）的跟随者之俗称。这些事件的结果，不只是一种挫败而已，更是阿尔提秀党（Artichauds）——或称伯恩党结局的开始，这些人曾是驱逐宗教改革者的工作。现在有人开始讨论要加尔文回来，但加尔文不考虑这件事，一方面是因为他不愿意在没有法惹勒同工的情况下回去；另一方面“常常警告我的想法是，我看到自己即将被卷入一个会把我完全吞没的极大深渊。”

然而加尔文还是觉得有义务要帮忙，不久机会就来了。天主教会的高层人士看到日内瓦将牧师赶走，以为可以劝服他们回归天主教会。他们错了，因为阿尔提秀党人（伯恩党）绝对不会倾向任何天主教国家如法国或萨伏衣，而是倾向基督教的伯恩。因此如果天主教会还有任何机会的话，未免也尝试得太晚了。一直到1539年3月，红衣主教沙杜里多（Jacopo Sadoleto）——卡本托拉斯枢机主教（Archbishop of Carpentras），写了一封信给议会，呼吁日内瓦回归他们祖宗的信仰。沙杜里多作发言人是十分恰当的，他是个正直的人，是学者和圣经注释者，是对教会问题勇于批评的人。日内瓦议会非常担心，四处寻找够份量可以回答他的人。在维勒特拒绝之后，他们请求加尔文，加尔文就在九月写了一封公开的答复信。加尔文很有信心地写信给法惹勒说：“那将要花一个礼拜的时间。”不论是一个礼拜或更久，这是他在施塔斯堡停留期间所写的绝佳作品之一，并且纯粹就文学角度而言，也是加尔文自己从未超越的。加尔文用拉丁文写成的有1539年的《基督教要义》、1540年的《罗马书注释》、以及这封给沙杜里多的信；用法文写的有1541年的《基督教要义》——这是从中世纪到现代的法文，在语言的沿革上影响最大的作品之一、以及1541年的《圣餐简论》（the Petit traicte de la Cene）。《答沙杜里多书》是一位律师的艺术杰作，是针对控诉的辩护文。加尔文以严肃而热切的确信——汉特（Carew Humt）怎么说它的用语“没有情感又严苛”呢？——澄清那些称改革者为异端和分裂教会者的控诉，并且全力呼吁红衣主教回到初代教父和使徒的信仰。

1540年2月的选举选出四位官员，其中两位是阿尔提秀党的（伯恩派），两位是基勒姆派的（法惹勒派）。前面两位是理查得特（Claude Richardet）和菲利普（Jean Philippe）——日内瓦政治自由首要设计者之一。不久在六月的一个节庆，这两位引发或被卷入一场争吵，结果菲利普杀死了一位年轻人，他在一天之内就被处决，理查得特企图爬窗户逃脱，结果滑倒而被杀。这个骇人事件的更大重要性在于，市府官员当中应该为驱逐牧师事件负责的——菲利普、理查得特、吕林（Lullin）和夏波路举（Ami de Chapeaurouge）都已经走了。前两位在不名誉中死亡，其余两位就是上述没有遵守议会决定而被判死刑的代表之一。不久之后，其中一位牧师摩蓝德（Morand）无法再忍受日内瓦而离开；九月他的同事马库尔（Marcourt）也随他离开。

现在日内瓦变得十分谦卑，它开始明白1538年的决策是政治和教会的不幸。许多人相信只有一个人可以使事情回归正轨，那就是约翰加尔文，问题是要怎样请他回来。1540年9月21日议会指派其成员阿米·培林（Ami Perrin）设计一些办法去请加尔文回来，议会派遣两位特使去拜访加尔文，到了施塔斯堡他们得知加尔文去沃木斯（Worms）参加天主教与基督教的会议，他们就跟去了。结果并没有达成任务，因为施塔斯堡当局促请加尔文不要有任何具体的承诺。加尔文非常难过：“眼泪流得比话语还快。当我说话时，他们打断我两次，使我必须暂停。”看来是，如果施塔斯堡愿意释放他，他预备要回日内瓦。就理论而言，事情应当如此发展，正如去年九月他写给沙杜里多的信中说：“虽然目前我并没有担任日内瓦教会的职务，这种情况并没有阻止我用父亲般的爱去拥抱它，因为当上帝把它托付给我，就注定要我对它永远忠实。”

但是加尔文想到要再一次把自己放到一个肯定是没有尊严、侮辱，甚至是危险的处境，他无法控制自己的害怕与忧虑：“我宁可死一百次，强过于在这十字架上天天痛苦千余次。”在另一封写给法惹勒的信，他更详细地说：

每当我想起在那里的悲惨生活，怎能使我的灵魂不为要我回去的建议而颤栗发抖呢？我不愿再提起那些自从做你的同工以来不断使我们忐忑不安、七上八下的焦虑，……当我想起我的良心在那时是何等的被拷打折磨，多少痛苦焦虑不断地煎熬，请原谅我，根据我的经验，我是那么害怕这个地方，把它当作一种灾难。你和上帝是我最佳的见证者，若不是我不敢离弃呼召我的轭，就没有其他的约束可以把我绑在那里那么久，因为我相信这是主托负给我的。因此，我宁可受苦到极点，就好像我的手脚被绑住一般，也不愿片刻听从那些轻易进入我心，想要到别的地方去的念头，这些念头常常在我未察觉时就潜入。但是现在由于上帝的帮助，我已经得到释放，如果我不愿再度投入我明知是危险有害的深渊与漩涡当中，谁会不原谅我呢？

按照他这么强烈的感觉，不平常的是加尔文也如此写着：“我完全无法下任何明确的决定，只要主让我明白，我就预备完全遵照祂的呼召。”加尔文最多只同意在宗教会议结束之后，与布赛珥一同去拜访日内瓦。他建议市议会请求伯恩准许，让他们都熟识的维勒特负责一段时间，等他和布赛珥去了之后，再作比较长远的安排。这个建议被接受了，于是维勒特被调派到日内瓦协助他们六个月。

协商继续进行着，日内瓦催促加尔文赶快回来，他的朋友也极力怂恿他，而施塔斯堡却拉向另一边。加尔文心中交织着愿意、不确定、挂虑，甚至不信任自己的判断。只有一件事是确定的，就是他希望不再有任何误解。如果日内瓦真的希望他回去，必须明白，要他回去就要接受他所主张的——教会必须被上帝的话管理，并且建立有纪律的组织，正如他以前尝试推行的。如果他们不愿意的话，那么他就不要回去了。然而在一封给市议会客气而友善的信中，他为了维护他们的面子没有这样说。

1541年夏天原定只是与布赛珥一起拜访日内瓦的计划取消了，取而代之的是施塔斯堡同意把加尔文借给日内瓦六个月，在这个约定之下加尔文回去了。加尔文这次回日内瓦，与五年前他以难民身分来到日内瓦完全不一样，现在有一位警卫护送他，并且有马车到施塔斯堡迎接他的家人。位于享湾街（rue des Chanoines）有一间比较好的房子，设备齐全供他使用，并且有一份充足的薪水，共有五百弗罗林（florins），十二斗谷物以及两桶酒。1541年9月13日礼拜二，加尔文回到日内瓦，在记录簿我们可以读到：

约翰·加尔文先生，福音的服事者，从施塔斯堡来到这里。他从施塔斯堡来信以及从该地牧师的来信，正如从巴赛尔的来信，都有公开宣读。事后他充分说明耽搁的原因。他期待教会能够准备就绪，为此准备一份备忘录。议员应当慎重地关注此事。加尔文奉献自己作日内瓦的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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