牧野之战商朝战败的主要原因有哪些

牧野之战商朝战败的主要原因有哪些

牧野之战是我国历史上的一件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大事，它是商衰周兴的转折点。经牧野一战，商朝衰弱不堪，即使还有残余势力最终也“不能燎原”。那么牧野之战中为何商朝会战败呢?以下是 为你精心整理的牧野之战商朝战败的主要原因有哪些，希望你喜欢。

牧野之战商朝战败的主要原因商朝主力军团远征未归，周武大军偷袭而至，帝辛猝不及防，仅以数量有限的近卫部队及大批奴隶仓促应战。虽然数量超出周军，但是人员素质、武器装备及战斗意志皆远逊于周军，因之失败。所以，这不是商朝军队和周国军队之间的较量，而是商朝少量正规军+商朝平民+商朝奴隶和训练有素、装备精良的周军之间发生的一场素质极不对称的较量。

当时，商朝的十余万主力大军仍在东夷，战争已然接近尾声，很可能，帝辛已经开始制定从东夷撤军的计划，举国上下，沉浸在安乐祥和的气氛之中，据说，帝辛当时刚刚从东夷前线慰问将士之后返回都城朝歌，准备主持祭祖大典，应该就是我们现在过年的概念吧。这个时候，确实是戒备最松懈的时候，也是一个弱者攻杀一个勇士的最佳时机。在这一点上，周人的心机算度可谓是极为精妙，令人叹为观止。

据史记记载，在此之前，周武曾经与反商诸侯一起观兵于孟津，诸侯都说：可以攻打商朝了。但周武没同意。那个时候，商朝的主力军团应该已经在东夷作战，这也应该是诸侯们主张攻商的依据。如果周武发动进行，帝辛便会腹背受敌、处境将十分危险。但是，周武为什么不同意进攻呢?

对此推测周武若想击败帝辛，只能在下述三条均具备的情况下才可以：第一、商朝主力远征，都城空虚;第二、帝辛身在都城。如果帝辛在前线军中，周军发动进攻无疑是自寻死路;第三、在商都和西岐周之间没有商军布防。如果帝辛部署一支正规军，哪怕是无法击退周军，只需拖延上些许时日，周军便难操胜券。那么，在当时，第一条肯定是具备的。第二条也可能具备，那么，就很可能是第三条成了周军无法逾越的障碍。以帝辛之智，不可能对西岐周全然无备，一点布防都没有。而从史料记载上看，西岐周自出兵之后直趋商朝都城之下，在其间没有遇到任何大的障碍，而从帝辛仓促应战的反应来看，显然出乎帝辛之预料，这说明，在西岐周和商都之间，没有商朝正规部队布防。为什么会这样?是帝辛根本就没有布防;是因为东夷战事需要，帝辛将该部队调离;是周武成功策反该部队将领，就如同满清策反吴三桂?

这场极不对称的战争，周军赢得似乎也并不十分顺利，双方激烈厮杀，尸山血河，以至于“血流漂杵”，商人的血将大木棒子(杵)都给漂浮起来。这一记载不仅反映了当时战斗之惨烈，而且也说明了商人武器的低劣，商朝人使用的不是制式军用武器，而是用大木棒子来和装备精良的周军浴血拼杀。据记载，周军出动了大批战车部队，而却没有商人使用战车的记载。在古代战争中，战车的威力相当于坦克。对于双方参战的人数，周军四万五千士兵加三千虎贲。商人十七万(一说是七十万)，由近卫军+平民+奴隶组成，可以说，帝辛发动了一场规模空前的人民战争。只是，在奴隶之中，很多都是商军攻伐之后掠夺的人口或战俘，这样一来，在战斗开始后，这些战俘和掳掠来的奴隶也就成了倒戈和溃散的主力军。

周军为什么会瞒过帝辛及其幕僚的眼睛，神鬼不知的在最佳时机出现在朝歌之野。知道了这个问题的答案，也就等于知道了周人胜利的全部秘密。

帝辛最终战败，在鹿台之上、投火自焚。他应该是中国 历史上君王死社稷之第一人。帝辛死后，周武将帝辛的人头在尸体上砍下，这一极不寻常的行为表明：在周武的内心，对帝辛充满着极度的恐惧与刻骨的仇恨。

牧野之战与鸣条之战从发生的地点上来看，鸣条之战发生在古代的鸣条地区，也就是今天的山西运城西边的一个地方，而牧野之战则发生在古代的牧野地区，也就是今天河南省卫辉市范围内的一处地方。

从发生战争的双方来看，鸣条之战的决战双方分别是商汤和夏桀，这场战争是商朝推翻夏朝的一次决战。而牧野之战的决战双方则是周武王和商纣王，这场战役也是周朝推翻商朝腐朽统治的关键一战。虽然两种战役的结果都是推翻了旧统治和建立新王权，但是发生的时间和对象都是不一样的。

牧野之战与商周易代的联系因此在某种程度上说，牧野之战标志着中国古典文明的开始。这场战争如此重要，参战的周军却少得可怜。《尚书》记载，周武王带着三百辆战车，三百名虎贲参战。后来孟子觉得三百人少了，怀疑是抄写错误，改成了三千虎贲。这个改动还是合理的，因为按照惯例，一辆战车大致应该配十个战士。那么说起来，周武王投入战斗的主力军就是：三百辆战车，几千战士。

大家写来写去，最后轮到司马迁。司马迁是个顶级史家，但他有个毛病：贪多喜功，迷恋大数字。所以他写牧野之战的时候，出手豪阔，在“戎车三百乘;虎贲三千人”后面又有整有零地加上“甲士四万五千人”。反正四万五千人也不用司马迁养活，他就很大方给周武王派去了一支生力军。但是这四万五千人其实要不得。现代历史学家仔细考证周部落的人口，认为周武王治下的子民，男女老少加在一起，也就是在5万~10万之间。他哪来的“甲士四万五千人”?当时真正的情况很可能是：几千人围着几百辆车，站在一个叫牧野的平原上，准备推翻了一个有六百年历史的王朝。一个叫姬发的人在大喊大叫，给他们打气。一个叫姜尚的人站在战车里，阴险地策划进攻。

在他们对面，是一个据说坏得淌水的人;;殷纣王。说起来，殷纣王简直坏的离奇。他的太太妲己也和他一样坏。翻遍中国历史，找不出比他们俩更坏的一对夫妻。他们简直是禽兽中的比翼鸟，恶棍中的双截棍。要是把他们的坏事一一列举出来，能凑够好几篇专栏文章。但是纣王并不是一开始就那么坏。他变坏有个过程。比如，出兵前周武王特地召开动员大会，声讨殷纣王。但在大会上，周武王也没列出什么像样的罪状，说的相当含糊，重点渲染的是纣王听女人的话、不重用亲戚、祭祀活动搞得不频繁。(见《尚书;牧誓》)光靠这些罪状，很难勾勒出一个暴君的形象。

后来的作家读了这些罪状，也觉得不过瘾。周武王是圣君的典范，那他的对手也该是暴君的楷模!所以，殷纣王的罪行必须丰富多彩。作家们开始发挥自己的想象力，不断添砖加瓦。到了司马迁写《史记》的时候，殷纣王的罪行已经颇为可观了。

司马迁津津有味地写道：纣王修鹿台、设炮烙、挖比干的心看是不是有七窍;有位妃子有点性冷淡，他就杀了这位妃子，还顺便把她爸爸也做成了肉酱;周文王听见这事叹了口气，就被纣王抓起来敲诈钱财。等等等等。受过宫刑的司马迁还特意描写纣王如何“淫乐”。据说，殷纣王往大池子里灌满酒，往林子里挂满了肉，然后“男女倮相逐其间”，逐累了就喝酒吃肉。当然，这个娱乐方式听上去相当土鳖。这倒让我想起鲁迅讲的一个故事。农妇在地里干活，忽然叹气说：皇后娘娘何等快活!现在还不是在睡午觉?醒了就叫“太监，拿个柿饼来!”酒池肉林倮相逐，就是司马迁想出来的柿饼子。

顾颉刚先生写过一篇考证文章《纣恶七十事的发生次第》。他发现殷纣王共有70条罪状，都是各朝各代陆续加上去的。比如战国增加二十项，西汉增加二十一项，东晋增加十三项。而且这些罪状越写越夸张。就像司马迁说纣王修建了鹿台，刘向就补充说：鹿台高达一千尺!晋朝的皇甫谧一使劲，鹿台又变成了高一千丈!商周时候一丈大约折合两米。纣王为了淫乐，要爬上两公里高的鹿台。这时，我们已经搞不清楚这是一个残暴的君主呢，还是一个优秀的登山运动员?

学者说：纣王的形象反映了历史学的重要特征，那就是观念的成长性与层积性。这个说法太学术，翻译过来就是说：一旦某人掉到粪坑里，那么历史学家就会蹲在他头上拉屎。我们经常说：“时间会证明一切”“历史是公正的”。其实根据我的阅读经验，历史既不是公正的，时间更证明不了什么东西。历史是人记录的，而人是复杂的动物……我们已经很难知道殷纣王到底是一个什么的君主，我们只知道他失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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