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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天祥：港珠澳大桥的前世与今生
金羊网2005-07-2210:08:07
本报记者田川董娅宇圣晓灵
采访对象:郑天祥（中山大学教授、资深港澳问题研究者）
早在1984年，中山大学便成立了全国首家以港澳问题为学术研究方向的港澳研究所，并将在同校地理学院任教的郑天祥调至该所。从那时起，郑天祥就开始了他的港澳问题研究生涯。
1983年，香港合和集团主席胡应湘提出建伶仃洋大桥。此后，由于政治、经济、地理以及心态等种种原因，这个以海域命名的大桥，被泛称为港珠澳大桥。
至今22年间，围绕这座预计耗资300多亿元人民币、涉及中国两个经济特区和两个特别行政区的跨海大桥，其建与不建、怎么建、谁来建的问题，多次山穷水尽，又多次峰回路转、柳暗花明。
时间进入到中国“十一·五”计划的前夕。2004年，由广东方面倡导发起的泛珠三角区域合作战略，将中国中部、南部、西部9个省和港澳两个特别行政区联系在一起。由珠三角至大珠三角，再到今天的9+2泛珠三角，港珠澳大桥所涉及到的1+2正做着怎样的整合？这种整合又将怎样影响持续论证了22年的港珠澳大桥的建设？
本报记者为此采访了中山大学教授、资深港澳问题研究者，目前处于被否定状态的港珠澳大桥“双Y方案”的最早设计者之一郑天祥。
构思背景:港珠澳共创繁荣“双Y方案”出台
记者：我们知道，港珠澳大桥的设想发起于民间。作为学者，你是什么时候参与到这种研究中来的？你的研究有没有得到香港方面的民间资助？
郑天祥：一国两制构想提出后，香港民间组织发起了一个“2022计划”，即按1997年回归后起计，要落实邓小平的50年不变政策。2047年是“大限”，而2022年则是回归后第25年，该年象征着香港由回归至“大限”之间的一个转折点，港人通过该计划研究能否把握契机，结合特区与内地的优势而共创繁荣。这个计划的顾问包括利丰集团主席冯国经、合和集团主席胡应湘，两人都是特首策略发展委员会的成员。提出建设港珠澳大桥的设想后，胡应湘就组织人员进行研究，以“2022基金”作为赞助经费，我那时便开始港珠澳大桥的研究。一同从事研究工作的，还有其他几位分别来自美国哈佛大学、麻省理工学院和我国国家计委的研究人员。
“双Y方案”就是那时提出并不断完善的。全体研究小组的成员一致认为“双Y方案”好，因为将香港、深圳、澳门、珠海都连在一起。后来因为种种原因，他们都退出了研究。很长一段时间，只有我一个人还在固执地做“双Y”，他们都不同意我的意见。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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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研究的成果是，出了一个又一个的方案。每出一个方案，香港的媒体就热烈炒作，然后又被否定，接着又一个新的方案出来。为什么会这样反复？你有没有统计过，前后共出了多少方案？
郑天祥：还记得2000年4月的首届“粤港澳合作研讨会”吗？先在广州开幕，后移师澳门，然后又到香港开展交流，可以说，港珠澳大桥这个话题，已经成为这个论坛众多话题“焦点中的焦点”。在那次会上，我和其他几位学者提出的方案，据说是从1989年胡应湘提出首个建桥方案以来的第9个方案。
而在这个时候之前，1989年，珠海正式向外公布了拟建后来为人所熟知的伶仃洋大桥计划。1993年，时任珠海市委书记的梁广大提出了兴建伶仃洋跨海大桥的方案。1997年12月30日，伶仃洋大桥项目获国务院批准立项。其间，为了平衡澳门的利益，我在1995年提出了建设“一桥通三地”的港珠澳大桥的方案。
前前后后，谁说得清有多少个方案？牵涉面太广了，问题诸多。各方看法:你热我不热建设迫切性重视不一
记者：我们知道，三地政府曾经在港珠澳大桥上意见不一，你热我不热，或者你急我不急。作为参与者，你认为问题到底在哪里？
郑天祥：让我们通过回顾历史来认知问题。从1983年香港民间提出构想，此后直到200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