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三调》读后感

为什么要读这本书呢？我是第一眼被它的名字所吸引，当时并不知道全名，就误以为这是一种文艺的说法，然后就打算读这本书。后来读了书的内容

柯文的《历史三调》所写的并不仅仅是研究义和团的历史，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一部史学理论著作。作者借义和团来阐释史学思考和史学理论，通过义和团为例向人们解说探寻历史真相的三条不同途径，即历史的三调：事件、经历和神话。①事件是历史学家们对历史事件的一种特殊的解读，是历史学家在对已知结果的情况下的一种马后炮式的重建与分析。他们往往以求真、寻找规律为鹄的，企图恢复真正的历史场面。②经历是当事人的回忆或记录。每个人在事件中的感受都是不一样的，即使同一人对同一事件的解读也是不同的，可能随着情绪、生活经历和政治等的变化而变化。经历者为保持记忆的连贯性也在塑造自己的那段经历。③神话是因为政治和现实的需要。人们出于某些现实目的，对许多历史事件往往抽取某些片面，通过夸张和变形，赋予了特殊的历史意义，做出或褒或贬的价值判断。在这里真实不是最主要的，为我所用是其着力所在。当然为了保证宣传的效果，他们也照顾历史的真实，但这仅仅是手段而已。

一、内容分析

本书共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作为事件的义和团运动”，是柯文以历史学家的身份叙述了“义和团起义”这个史实，以叙事为主，目的不仅在于说明义和团本身，而在于说明义和团与其前后历史事件的关系。但全书的重点并不在此，作者并非要向人们叙述整个义和团的事件过程，而只是简略地叙述了义和团的起源、义和团高速发展阶段、义和团经历的国际化等。其中所用的资料大多是来自他人的研究性著作，主要运用的是二手资料。如周锡瑞的《义和团运动的起源》或是中国大陆出版的有关义和团的资料。

第二部分“作为经历的义和团”，这一部分在全书中所占的比重最大，也是《历史三调》中最为精彩的一部分。柯文在这部分里探讨了在义和团事件的不同阶段中，直接的参加者——外国传教士、清朝官员、华北农民、中国知识分子等的思想、感情和行为，这些人不知他们是否能从这场劫难中逃生，而且他们脑子里，事先也没有该事件的全影，因此，他们对自己遭遇的理解和史学家们反观、回溯的解释有着非常根本的差别。作者运用了人类学、社会学、比较宗教学、心理学等各种方法分析了“作为经历的义和团”。最精彩的论述包括：首先，是关于1899-1900年间在中国发生的那场席卷整个华北与西北地区的大旱灾—很多中外学者都认为这是义和团运动的直接起因的论述；其次，是关于被历史学家们作为“迷信”的义和团成员的法术；再次，是关于谣言以及谣言引起的恐慌；最后，是关于死亡的论述。而这部分所用的资料则是义和团参与者留下的关于义和团运动的揭帖、书信、日记、笔记、口述史料、回忆录等，为我们留下了一个充满亢奋、不安、恐惧等个人感受的义和团运动。

在这五章的叙述结构中，作者把看似毫无关联的章节巧妙的结合在一起，把由旱灾引起的各种经历过程层层推进，环环紧扣，动人心弦，最终推向了死亡的阶段，显示了作者高超的叙述能力和建构水平。

第三部分“作为神话的义和团”，考察了后人是如何围绕事件的本身，而产生各种神话了的历史，并仔细研究了20世纪中国人对义和团运动塑造为神话的过程：义和团运动时期官方所留下的文字中对义和团的贬斥，将其称为“匪”、“乱”“邪教”；改良派人物指责义和团的迷信、盲目排外；革命派谴责义和团，邹容认为义和团是野蛮革命；新文化运动时期倡导科学、理性，民主知识分子批评义和团的迷信、非理性，把它当作中国旧文化的象征；20世纪20年代中国民族主义高涨时期把义和团当作反对帝国主义的爱国者；在文化大革命中，义和团作为攻击刘少奇的武器，义和团中的红灯照被与妇女解放联系起来；在与苏联修正主义的宣传战中，义和团又成了揭露苏联的政治工具。柯文就此对历史和政治的关系提出了精确的见解：“问题的症结不在于撰写脱离政治的历史，而在于撰写反正确政治观的历史”。“然而，一个人只有在具有正确政治观的情况下，才能写出反应正确政治观的历史”。第三部分可以说是本书的高潮，为最为精华的部分，给人以深刻的启迪。

二、个人感悟

第一、史料的大量运用和解读。作者在收集材料方面下了很大的功夫，他不但重视原始档案，而且花费了大量时间阅读在这一领域的著作，把中国近一个世纪以来有关义和团的研究论述以及一些间接的说法都放在搜索之列，并加以解读。在第二部分中，作者搜集了大量的有关义和团参与者留下的揭帖、书信、笔记、日记、口述史料、回忆录等资料，为作者的分析提供了强有力的证据。但作者对搜集而来的史料并不是原封不动的采用，而是去粗存精、去伪存真。历史学家在重塑历史的过程中也无法保证占有的证据的数量和质量。因为遗留下来多少证据，什么样的证据具有极大的偶然性。而历史学家的工作只能在证据的基础上开展，也就是说“任何历史学家都可能在其著作中过多地使用容易遗留下来的那类证据”。[1]这就要求我们要合理和认真利用现存的史料，对待史料要有一种辨伪的态度。

第二、各个学科方法的应用研究。过去仅仅用有关历史学的研究方法来对问题进行研究分析。而本书则运用了多种学科方法对义和团进行了研究，比如人类学、社会学、比较宗教学、心理学等。如柯文从民间宗教的角度来分析义和团的降神附体现象。他认为这一现象和中国的民间文化秘密相关。无论在中国古代还是20世纪的中国，都有与此相类似的现象。他也从心理和生理的角度对这一现象进行分析，而不是一味的纠缠于这类现象是否是真实。值得一提的是他在分析义和团高速发展的原因时提出，1898年冬季以来殃及华北地区的干旱是促成的原因之一，并从心理学的角度进行分析。他指出饥荒造成的恐慌情绪使人们易于相信某些人对现实问题的宗教阐释：“不下雨是由于神发了怒，神发怒是由于基督教和其它洋务成泛滥之势。”[2]

第三、跨文化比较的方法的应用。柯文认为，面对灾难，超自然的力量是人们对此进行解释的一个普遍的文化因素。人们经常把自然灾害看作是超自然力量对人类错误行为的惩罚。他列举了《旧约全书》中上帝对他的选民偏离正路的将遭惩罚的警告：1973年，尼日利亚的穆斯林和英国，16世纪90年代的基督教徒认为当时的旱灾或大饥荒是安拉或上帝对人类的惩罚；1980年象牙海岸的本加人因为该地区的旱灾惩罚一对行为不检点的夫妇；19世纪的博茨瓦纳人们把干旱归因为基督教的入侵。很明显，他在这里用了跨文化比教的方法，指出这种现象并非义和团独有，实际在实际范围内是普遍存在的。

柯文作为一位历史学家，并没有简单地按照传统的叙事方法，把对义和团的解读仅仅看作是一个历史事件，而是从三个不同的叙事主题出发，按照三种逻辑来解读义和团的历史。柯文认为，事件、经历和神话，作为不同的方式来唤醒过去，都是建立在历史史料的不同体验上。历史学家对过去的“重新描绘”，目的“就是了解和概括过去发生了什么？为什么发生？”；“经历”是指“各个不同层面的人们迅速加入的思想、感觉和行动”。例如，在19世纪20世纪之交的北部中国曾经发生过，并使义和团运动在1900年春夏迅速发展起来的长时期的旱灾、外国妖魔的壮大等，都是一种“经历”。柯文认为“经历作为已经过去了的事实不可能在现实生活空间中再现”，他们总是“独一无二的”，“那些掺杂在义和团运动的经历，就像任何经历过过去各个阶段的经历一样是唯一的和不会重复的。”但当现实生活需要这些“经历”时，就马上“被加工成神话的形式，这样的神话便成了社会的一个重要部分。”《历史三调》就为我们展示了解读历史的另一种形式，这种新的视角给我以很大的启发。在以后的研究学习中可以从这三个向度去把握认识历史。

三、进一步的反思

第一、历史有真实性吗？柯文向我们提出这样的问题。有人也称柯氏的著作是后现代的。他在此书中对历史的性质进行了质疑。柯氏是反对传统意义上的历史具有真实性品格的论述。就历史学家言，他们是标榜“求真”的最大群体。但是他们是在事后，在结果已知的情况下研究。这样在起因、结果等等的追寻中，写出了条理清晰的、具有内在理路的历史。他们并且相信这就是历史的本来面相。但是，这个研究过程是对资料进行舍弃的过程。留下了可能存在因果关系的材料。历史是复调的。往往是越清晰越有条理离开历史本来的面相就越远。至少那些被舍弃的部分并没有得到说明。但它们确实是以往历史的一部分。正是这些以求真为归宿的历史学家也参与了“为我所用”的宣传史学中，沦为政治的会说话、懂历史的工具。历史的当事者也许最有权力来诉说历史。但是他们更多的是关注个人的命运。他们的诉说是对个人经历的回忆。他们身处庐山中，不能对历史进行鸟瞰，因此很难觉知当时所发生的历史面相。而且为保持记忆的连贯性，往往也在添加、减少东西。而宣传者是迎合宣传的需要，对历史进行歪曲式的解读。在这里也找不到所谓的“真实”。
但是真的就没有真实吗？
历史学家的真实是相信自己的学科规范的有效性。是以学科规范的剪刀来切割历史。经历者的真实是寄予了自己的自我认同。通过对个人经历的记忆保证自我的统一。而神话的制造者的真实是自己宣传的意图。以意图的需要随意的塑造历史。历史学家、经历者、宣传家都是在切割历史。事实上，真不真是不重要的，重要的是“谎言”的有效性。需要人们“信”，共同维系一种认同，寄托一种理想。如，圣经之于信徒；“求真”之于历史学家。又如，道统论维系中国王朝的存在，或者对政权合法性的追求。
第二、我还可以固守什么？生于现世，总有飘飘然，不知所至的无力感。古代的著史者还有“道”的信仰，经世致用，著书立道。他们还有深深确信的、固守不移的、切实践履的东西。而我呢？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中，学术也是用金钱堆砌。潜心为学问终生难得疗饥寒。因此很多钟情于历史的人们在历史的烤刑架上受难。因此著作等身的大家满天飞。因此应当早成名。司马迁拿着一本《史记》可否生存？段玉裁40年功夫注解《说文解字》，在现代是否早就饿死？古今确乎是不同了。但是一种精神的“龙脉”应当传下来。我应当固守什么？
第三、制造自己的神话。古人的那种道心是很难再追寻了。那种践履的精神应当继承。我应当创造自己的“道”，去维系自我的统一和认同。那就是对自己所钟情的历史的“信”，把历史作为安身立命之所，像虔诚的宗教徒一样去信仰。精神之根茁壮，方可抗拒劲风。
第四、我们年轻人将大有可为。学术研究一要有台阶，二要前进。先要对所研究领域的成果比较觉知，许多前人的成果我们至今还没有超越，我们至今仍然可以直接拿过来用，因此空头创新是没有意义的，因为我是历史工作者，没有雄厚的积累，妄谈创新，只能是假创新。我现在要做的是：放下身子去读书，去读前人的书。继承其学术成就和学术精神。二要前进，怎么前进？我认为着重点有二：新理论，关注现实。在这方面，我们年轻人大有作为。现在是史学的转型时期，跨学科理论、后现代理论最终会对以往史学产生重大的影响，而年轻人年富力强，接受新东西快，而且也没有以往大理论背景的束缚，因此我们必将在“趋新”的时代走在前列。历史学是现代的学问，一个历史工作者必将因为现实问题的关注，引发历史的的思考，现实的大环境必将投射到研究的问题意识中，因此我要主动地去了解现实的社会问题。这必须是一种自“觉”的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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