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恩伯

概述

汤恩伯（1898.9.20 ～1954.6.29 ）国民党军陆军一级上将。名克勤，字恩伯。浙江武义县人。黄埔系骨干将领。抗战时期（前期和中期）表现突出，被日军视为劲敌。

[编辑本段]

个人履历

　　1908年入汤村普岭殿私塾启蒙。

　　1912年入武义县壶山小学读书。

　　1916年高小毕业，入省立金华第七中学就读。

　　1917年转入浙江省体育专科学校学习。

　　1918年与永康籍马阿谦结婚。

　　1919年浙江体专毕业，留校任教。后入援闽浙军讲武堂学习。长子汤建元出生。

　　1920年讲武堂毕业，任浙军第1师排长，是陈仪的部下。浙军溃败后回乡，任东皋警察所巡官。

　　1921年与武义巨富之子童维梓东渡日本。

　　1922年3月考入日本明治大学法科，主修政治经济学。

　　1924年5月辍学，回国筹集求学经费。经陈仪保送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18步兵科学习。

　　1926年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毕业，回国任教陈仪部第一师少校参谋。与王竟白结婚。

　　1927年任南京国民革命军第19军中校副团长，后任总司令部参谋处中校参谋，嗣后升任作战科科长。

　　1928年任南京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第六期步兵第一大队上校大队长，12月升任该校第七期第一总队教育处少将教育长。在校期间著《步兵中队(连)教练之研究》,博得蒋介石赏识。

　　1929年任军校军官教育连副连长，连长，军官教育团步兵营营长。

　　1930年任中央军校教导第二师第一旅少将旅长，部队改编后任陆军第四师副师长兼第十旅旅长。

　　1931年任第2师中将师长。

　　1932年任陆军第89师师长，后兼第四师师长。

　　1933年回乡祭祖，巧理纠纷后重修岭下汤祖坟，蒋介石为其墓碑题词“中山发祥”。

　　1934年任赣粤闽鄂“剿共军”第十纵队总指挥兼第四师师长。

　　1935年任陆军第十三军军长兼第四师师长，晋升为陆军中将军衔。

　　1936年兼任陕北“剿共”善后办事处主任。率部驻绥远集宁，抗击伪蒙勾结日伪进犯。

　　1937年8月任第七集团军前敌总指挥，驻防南口迎击日军。“七七”卢沟桥抗战爆发后，指挥所部国民革命军第13军在南口地区抗击日军进攻，予敌重创。9月任第20军团军团长兼第13军军长。10月率第13，第52军驰援晋绥。翌年任第九战区第一兵团总司令，3月率部参加台儿庄战役和徐州会战，获国民政府嘉奖，被授予青天白日勋章。6月任第31集团军总司令,先后参加武汉会战、随枣会战。冬兼任南岳游击干部训练班教育长。

　　抗战初期，汤恩伯为第二十军团军团长，参加战役包括南口血战、鲁南会战，与及台儿庄会战。1937年汤恩伯率第13军在怀来、南口、居庸关一线与日军血战10日，直到张垣失陷；台儿庄会战中汤持观望态度，是藤县战役而台儿庄战斗不利的罪魁祸首，仅以蒋为马首是瞻，但亦种下他与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之间的不和。之后汤兼任第九战区第一兵团总指挥，第三十一集团军总司令。抗日期间以自己利益为核心，以中央军自持，对友军不积极救援。

　　1940年任鲁苏豫皖边区党政分会主任兼边区总司令，第31集团军总司令。1937年至1940年之间初转战华北，多次重击日军。是日军在华北少数有所畏惧之坚强部队，第三十一集团亦被日军称为“汤恩伯部”。1940年后汤恩伯兼任鲁、苏、豫、皖四省战区的行政长官。汤恩伯善于机动，擅长外线攻击敌军侧背，在中央军中战术别具一格，不像其他中央军那么呆板。

1943年当选为三青团中央委员会干事。

　　1944年任黔桂湘三省边区总司令，4月在豫湘桂会战中其40万大军不战而逃，一溃千里，赢得了“长腿将军”的称号。日军攻克的汤恩伯部仓库中，仅面粉便存有100万袋，足够20万军队一年之用。有人尖锐的指出其大溃败的原因是“将失军心，军失民心”。因为贵州方面的张发奎不断告急，而汤恩伯在河南呆不住，9月蒋调其出任黔桂边区总司令。12月独山陷落，陪都震动，急调汤部孙元良29军由四川入贵州解围。

　　1945年3月任陆军第3方面军司令官，兼任滇黔战区前线总指挥，率部参加桂柳追击战。5月当选国民党第六届中央执行委员。至1945年7月在广西发动华南大反攻。9月抵上海，主持京沪地区日军受降。1945年日本投降后，奉命抢占京沪地区，收复南京，任南京卫戍总司令、徐州绥靖公署第一兵团司令。

　　1946年2月，获“陆军中将加上将衔”4月任京沪卫戍总司令。7月任陆军副总司令兼兼南京警备司令。

　　1947年3月兼第1兵团司令官，率部参加对山东解放区的重点进攻。5月孟良崮战役所部整编第74师被全歼。汤被撤职查办。7月代理陆军总司令

　　1948年8月任衢州绥靖公署主任。12月升任京沪警备总司令。

　　1949年1月任京沪杭警备总司令，奉蒋介石之命凭借长江天险固守京沪杭地区。，4～5月，所部主力在人民解放军发动的渡江战役、上海战役中被歼，残部溃退厦门，5月任国防部厦门指挥所主任。7月任金门厦门防卫部主任，8月任福建省主席兼东南军政长官公署厦门分署主任。10月29日由金门去台湾，任台湾“东南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

　　1950年任“总统府”战略顾问。闲赋在家。

　　1953年一月率国民党军事代表团访问日本。

　　1954年5月赴日本医治胃疾。6月29日在日本东京庆应大学医院去世。7月葬于台北县南宫之壶山，后迁葬于五指山公墓。病逝后被追晋陆军上将。

[编辑本段]

评价

　　汤恩伯是少数日本人畏惧的抗日名将。他以南口血战及台儿庄会战被称为“抗日铁汉”，对中国抗日战争的贡献不可磨灭。他在因功晋升、统御大规模部队后，数十万成分复杂的军队单靠对河南省征收粮饷，无力顾全军纪，造成河南平民倒戈帮助日本人占领河南。河南人以“水、旱、蝗、汤，河南四荒”形容河南当时之四大灾害，其中的“汤”就是汤恩伯；依照汤恩伯的宿敌李宗仁在其回忆录的暗示，汤恩伯军队的军纪非常败坏。据称吴国桢亲眼目睹汤恩伯“吃空额”、“盗卖军用汽油”等行为。

　　汤恩伯在对共产党的战争后期的表现只能用“糟糕”一词来形容。这不仅加深了中共方面的宿怨，也令他最终失去蒋介石的青睐。因为战争状况受限于大环境，汤恩伯屡战屡败、或不战而败。但汤恩伯唯效忠蒋介石，将国家财物及军队尽可能运往台湾，对台湾亦属有功。长期副手陈大庆在台湾当到中华民国陆军总司令、台湾省政府主席、中华民国国防部长，亦可见汤恩伯的资历。

　　汤效忠蒋介石、蒋亦重用汤，汤推荐其恩师陈仪任浙江省主席，蒋照准。但陈仪见大局不利，屡次鼓吹汤投共，动辄骂汤不识时务。汤原不回应，但终将陈投共心态告知蒋，原条件是保陈一命，但事情发展牵涉陈以往恩怨，且蒋欲杀鸡警猴，陈仪又拒绝向蒋认错，汤虽全力营救，但遭到蒋拒见，无法挽回，致陈仪被蒋枪毙，在到达台湾前，他还背下了“卖师求荣”的骂名，并被免去了一切职务，汤仕途亦告终。

　　汤恩伯在抗战中期晋升主政河南的一方大员，开始疯狂扩军，建立自己的派系，当时和陈诚，胡宗南并称黄埔系三大派系。由此引起蒋介石的猜忌，河南会战遭到惨败后，蒋介石就开始肢解他的派系，他的嫡系起家部队13军再也不让汤指挥。

　　汤恩伯派系的主要将领有：王仲廉，石觉，陈大庆，张雪中等。

　　关于“水旱蝗汤”谣言的起因与辩驳

　　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副教授夏明方《“水旱蝗汤，河南四荒”——历史上农民反抗行为的饥荒动力学分析》(载《学习时报》，2004年12月6日)中这么分析了这个民谣：

　　过去，每当我们要来形容旧社会中原人民在自然灾害与阶级压迫双重荼毒下苦苦煎熬的悲惨生活时，总是免不了会引用当地流传的“水、旱、蝗、汤，河南四荒”这八字民谣。而其中之一的“汤”，当代治史者往往不假思索地把它与抗战期间驻扎此地的国民党军队的首领汤恩伯直接划上等号。……上一世纪三十年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者朱新繁先生在其所著《中国农村经济关系及其特质》一书中曾经提及：

　　“河南人民叫土匪为‘老汤’，不知是什么意思，他们提起了‘老汤’，就谈虎色变。” 由此看来，上述民谣中的“汤”字，其实很可能就是“老汤”，原意指的是土匪，而且早在抗战以前，这一民谣大概就已经广泛流传，它所揭示的本是水、旱、蝗等自然灾害与土匪活动之间的关联。

　　……从语源学的角度来考察，河南人之所以把土匪叫做“老汤”，也是有蛛丝马迹可寻的。因为晚清民国年间，在土匪活动最频繁的豫西南山区，常年流动着一支数量相当庞大的青年农民打工队伍，每到冬日的农闲季节，则应募从事梯田、沟渠等农田灌溉工程的修理、养护工作。这些人在当地被称做“蹚匠”。一旦工作减少，无所事事，成队的蹚匠极易变成杆匪，以致两者之间的界限变得越来越模糊，所以在在鲁山的方言里，土匪统称“蹚将”。同音谐转，也就成了“汤”。

　　这些段落给笔者的启发是：研究历史的时候应当更细致一些，即使是简单的民谣，也应当进行研究考证。下面就是笔者对民谣“水旱蝗汤，河南四荒”进行的研究：

　　1、该民谣是模仿了古文中的一句话

　　古籍《周书》中有一句“天有四殃，水旱饥荒。”

　　这个民谣显然仿照这个句式形成的。这个民谣也有版本为“河南四殃，水旱蝗汤”，当为最初版本，民间流传之中逐渐转化成了“河南四荒，水旱蝗汤”。

　　2、“汤”是不是最初指土匪？

　　《民国匪祸录》（民国春秋丛书，苏辽著，江苏古籍出版社1996版）《豫鄂军追歼老洋人》：

　　豫西土匪自称“蹚将”，当土匪称“蹚”，似从下河蹚水转化而来。

　　姚雪垠的小说《长夜》、《李自成》都把河南一带的土匪称做“蹚将”（姚雪垠熟悉这一带的方言）。《李自成》第一卷第二十四章的注解中说：蹚－－动词，混的意思。在地方上混人物叫做“螳光棍”，高级一点叫做“蹚绅士”，土匪又称做“蹚将”。

　　笔者认为这个说法可以这么理解：成为土匪是“下了水”，当土匪则就是“蹚（水）将”了。

　　夏明方的观点实际来自英国Phli·Bilingsiey著《民国时期的土匪》（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的第三章：

　　丘陵地区的灌溉是很重要的，这使挖沟成为另一种确定的副业。由于缺乏良好的耕地，附近山脚下的土地也用于耕种，这需要深沟、梯田以及灌溉的渠道以防止土壤侵蚀。这类工程的兴建和保养在冬天的农闲季节成为标准的男性工作，为此招募的年轻男子被称为蹚匠。民国初年，鲁山一地估计就有数万名蹚匠。（9）豫西南部还有一种副业是运送货物。由于劳力大量过剩，雇佣人的价格往往不比租用牲口贵多少，例如把货物运到目的地不过给一顿饭钱。如果运送货物的市场饱和了，人们最后的希望就可能是成为一座跨越一条不能涉水而过的河上的人体链桥中的一环。

　　（10）如果这种最后的选择也成为泡影，一个家庭的唯一出路就是乞讨或参加土 匪活动。一句民谚说得分明：“当人们挨饿时，弱者为乞丐，强者为土匪。”根据一位当地匪帮首领的说法，如果不鼓励一位或几位家属至少参加一 次违法活动，豫西南贫苦的农民家庭很少会存活下来。由于群山或多或少是“职业土匪”常去的地方，他们和贫苦农民的联系自然应该通过蹚匠，蹚匠不但在山里劳动，而且常常被“杆头”成队地招募，他们对杆头很忠心。当工作减少时，成队的蹚匠变为匪帮是相当容易的，两者之间的界线变得越来越模糊，直到鲁山称“土匪”的方言实际上成了“蹚将”，尽管使用了另一“将”字，但是无疑也反映了挖沟农民与土匪之间不言而喻的关系，他们同在山里活动。（11）

　　附注解：（9）岛本信子《透过白朗之乱看辛亥革命和华北民众》 5 页；《白朗起义调查报告》73—74页。（10）西超《河南农村中的雇佣劳动》，《东方杂志》1934 年 9 月 16 日；同⑥岛本信子条 4—5 页；《河南省农村调查》109页。（11）闲云《白狼始末记》，《近代史资料》（1956 年 7 月）；姚雪垠《长夜》14 页；《白朗 起义调查报告》77—78 页。

　　不管按哪种理解，河南人民叫土匪都不会是“老汤”，而只有可能是“老蹚”。朱新繁或是不熟悉群众的语言，才记谐音成了“老汤”。

　　《民国时期的土匪》称：河南，尤其是其南部和西诸县，是“土匪王国”的典型。可见，这一民谣的确有可能原先是“河南四荒，水旱蝗蹚”，指水、旱、蝗与土匪是四大灾害。

　　3、抗战中，该民谣毫无疑问是变成了专指荼毒百姓的汤恩伯部队

　　《宋任穷回忆录》提到：

　　汤部的纪律之坏是出了名的，开进山西后，欺压群众，鱼肉百姓，山西的老百姓怨声载道。因此，我们还向他讲了军队必须依靠人民群众，脱离了群众便无法坚持抗战。我们这样讲是有针对性的。

　　这次和汤恩伯的会谈并没有起什么作用。虽然汤说了些“携手合作”、“同舟共济”一类的话，只是表面上的一些客套话。会谈后，汤部很快就从榆社向南撤到长治一带，司令部设在晋城。以后，又率部跑到河南去了。抗战期间，河南人有一句口头语：“河南四荒，水、旱、蝗、汤（汤恩伯）”。可见汤部的纪律是何等之坏。

　　建国后曾任北京农业大学校长的孙晓村在《我的回忆》中写道：

　　我印象最深的是到河南调查，我们租了一辆骡车从早晨走到黑夜竟没走了出一家地主的领地，这个事实惊人。农村里雨天多了闹水灾，晴天多闹旱灾，尤其是蝗虫成灾。河南有句话：“河南四荒：水、旱、蝗、汤（汤恩伯部队欺压人民）。”这反映了多少年来农民身受其苦。

　　当时的历史文献也有记录。

　　1944 年11月18日，八路军南下支队政委王首道《毛主席要我告诉大家——南征途中对抗日军政大学分校学员的讲话》中提到：

　　有人说国民党军队像胡宗南，汤恩伯的军队，不是保护人民的利益，而是危害人民利益的，河南老百姓非常恨这样的军队。河南老百姓说得好，河南有四荒: 水、旱、蝗、汤， 汤就是汤恩伯的兵灾。老百姓恨汤恩伯犹如

　　恨蝗虫一样，汤恩伯的军队到什么地方，什么地方就搞光，日本实行" 三光" 政策，汤恩伯也是如此。

　　汤恩伯部的军纪败坏，国军方面的记录也有不少。

　　《李宗仁回忆录》提到：

　　汤恩伯的最大缺点，还是他的治军无法度，军纪废弛。汤军借口防谍，凡所驻扎的村落，除老弱妇孺外，所有成年男子一概迫令离村往别处寄宿。村中细软、粮食、牲口也不许外运。壮年人既去，则妇女、财产便一任驻军支配了。以故汤军过处，民怨沸腾。后来河南人民有句反汤的口号说：“宁愿敌军来烧杀，不愿汤军来驻扎。”据我所知，这并不是对汤军过分诬蔑之辞。

　　1944年豫湘桂大溃败后，蒋介石在整军预备会议上的讲话（1944年7月21日）中自己也承认：

　　“自从这次中原会战与长沙会战失败以来，我们国家的地位，军队的荣誉，尤其是我们一般高级军官的荣誉，可以说扫地以尽。外国人已经不把我们军人当做一个军人，这种精神上的耻辱，较之于日寇侵占我们国土，还要难受……部队里面军风纪的败坏，可以说到了极点！在撤退的时候，若干部队的官兵，到处骚扰，甚至奸淫掳掠，弄得民不聊生，这样的军队，还存在于今日的中国，叫我们怎样做人？

　　即使是《第一战区中原会战之检讨》（载于《中华民国史档案丛刊，抗日战争正面战场》1252—1253页），说到中原会战中民众到处截击汤恩伯部和空室清野不给汤恩伯部粮食的原因，也不得不承认“绝对少数不肖士兵不守纪律，扰及闾阎”。

　　从这些记录可以得到结论：

　　军纪败坏的汤恩伯部，毫无疑问是河南的“四害”之一。

　　而最为无耻的是此文出现后，某些网络上为汤恩伯辩护的文章改了版，引用了此辩驳文的上半节，即到“可见，这一民谣的确有可能原先是“河南四荒，水旱蝗蹚”，指水、旱、蝗与土匪是四大灾害”为止，却故意漏掉了文章的下半截，即“抗战中，该民谣毫无疑问是变成了专指荼毒百姓的汤恩伯部队”的内容。这种手法实在是可耻之至！

本文来源：https://www.2haoxitong.net/k/doc/423544d2240c844769eaee57.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