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王朔作品的修辞特色和语言风格

论王朔作品的修辞特色和语言风格

(1)最初接触到王朔的作品大概是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当时年纪尚小并未太过留意作者是谁，只是为其独特的叙事风格所吸引。后来见到整套的《王朔文集》才恍然大悟。及至王朔的作品被改编成电影、电视剧在全国热播并被社会各界褒贬不一地品头论足，私下也觉得有必要对持续不减的“王朔热”和王朔的作品给予较为客观和全面的研究--文学理论界由其要首当其冲。

通常而言，在广大人民群众的眼中王朔理所应当地应被归为“京味小说家”这派。其实王朔作品的艺术特色并非仅仅表现在所谓的“京腔京韵”上，这是为其它“京味”作家所共有的。更为重要的是融汇于北京方言中的杂糅比喻、移就、借代、夸张等修辞手法所形成的既具调侃，又俗痞使人哂然且玩世不恭的语言风格--这是王朔区别于其他作家和“京味”作家的最重要的个人艺术特征。

根据经验和一般规律，一名作家其艺术风格的形成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而非一蹴而就一劳永逸那么简单。王朔同我们一样也是肉体凡胎不可能逾越普遍规律。以其早期作品《等待》和《海鸥的故事》为例，此时作者的创作尚处于模拟期，可能胸中蕴藏着济世救人的鸿鹄大志，作品亦遵循着“文以载道”的传统经略，但即便字里行间尚存稚气，但调侃、诙谐的语言风格已然潜入其中：“‘五一’这天的天气，可以说好极了；太空蓝蓝的，有几朵棉絮般的白云”。“我真烦死妈妈这一套了，什么事都好像需要研究研究，挺警觉的样子！”“我掀起锅盖，满满一锅螃蟹：‘杨军，你缺了大德了。你再拿这锅煮针头，往我们屁股上扎么？’”

及至像《橡皮人》这样的中期作品时，王朔式的京味调侃、玩世不恭和兼容合用所形成的语言风格和修辞特色已完全形成并运用自如。此刻，王朔已经完全与其他作家区别开来，而他人的临摹仿冒自能成为画虎不成反类犬的不智之举。其时王朔作品的语言风格和修辞特色主要体现在人物对话上，即“口腔快感”时期。这其实也是王朔作品的艺术特色之一：“‘嗨，你怎么在这儿？’”“‘我凭什么不能在这儿？我理所当然应该在这儿，人民的江山人民坐’”。

“电话铃猛地响了，张璐跳起来接电话，听了一下马上把话筒双手递给我。我接过话筒，听到军区总机娇滴滴地问我，是不是刚才要了边境的长途，我说是，总机说‘来了听好’。我喂了两声，听筒里没声，就跟旁边双手插兜坐着的张璐闲扯：‘李白玲和我一样，也是王酸一级的’”。

“‘要买就买，不要老看’。”“‘我一脚把你摊子踢了。’老邱火冒三丈，威胁少年，少年睬也不睬，掉脸向别的行人兜售。老邱悻悻地看看我，我拥着他向前走去。‘算了，你没看出来，这已经不是解放区的天了’。”

既具京腔京味的调侃，又略带市井无赖的痞劲和玩世不恭，更重要的是形成的“王朔式”逻辑特征的修辞方法。既交融比喻、移就、借代、夸张等修辞手法为一体的个性风格的熟练运用。这在王朔的中期作品中彰显得十分清晰，并一以贯穿其创作的始终。在《过把瘾就死》中作者的这种艺术倾向和追求已不仅仅满足于“口腔快感”，更付诸于叙事抒情：

“她向我提出结婚申请时，我们已经做了半年毫不含糊的朋友。其间经过无数次的考验，最无耻最肆无忌惮的挑拨者也放弃了离间我们关系的企图。可以说这种关系是牢不可破和坚如磐石的。就像没有及时换药的伤口纱布和血痂粘在一起一样，任何揭开它小心翼翼的行为都将引起撕皮裂肉的痛楚”。

“吴林栋脸朝下伸开四肢一动不动地趴在池底，如同全身涂满了紫药水，在阳光下仿佛是一个皮肤油亮的男人在酣睡。他浑身上下的每一根血管都摔裂了，心脏也像一个气球炸开了。每一个关节，每一块骨头都摔得粉碎，以至于后来人们把他捞上来时不得不用一块塑料布兜着象兜起一滩鼻涕”。

“我抖得像个桑巴舞女演员，牙齿为周身的韵律打着节拍。我从跳台的梯子上是蹲着屁股朝后爬下来的，脚软得像耳朵一样撑不住任何东西，直到踩着地面仍然感到随时都会扑地而死”。

《玩的就是心跳》是王朔创作鼎盛时期众多作品中比较特殊的一篇。给人的感觉在这部作品中作者欲有所突破--可能是王朔想改变一下在大众心目中的“文痞”形象，所以运用了大量的现代派写作手法，意欲证明自己的文学功力和艺术修养。但即便如此，王朔也无法挣脱一以惯之其作品的修辞特色和语言风格。恰恰相反，在《玩的就是心跳》中冗长繁复的现代派写作手法使作品读起来相当乏味，只有不断灵光闪现其间的“王朔式”修辞方法和语言风格挽救了这篇作品不致成为走麦城的败笔。这说明一个完全形成自己独特风格并为大众所认可的作家其沉积在意识深处的艺术特色具有多么强的思维惯性啊！以至于任何方式的强加掩饰和另起炉灶都无法将之挥去。

“夜里我和几个朋友打了一宿牌。前半夜我倍儿起点，一直浪着打。后半夜“点”打尽了，牌桌上出了偏牌型，铁牌也被破得稀里哗啦，到早晨我第一个被抽空了，我走开想眯一会儿，可脑子里乱哄哄的既清醒又麻木，一闭眼就出现一手手牌型，睡也睡不着。这时院里收发室打来一个电话，说有我电报叫我去取。我懒得去就叫他在电话里把电报念一遍。电报是从南方一个城市打来的，内容是‘我友某某乘某日某次列车到京新婚旅行望接站热情款待如款待我本人’，落款‘明松’。”

“我撂下电话就冲拿着一手‘拒人’牌美滋滋地边喝茶边劝要‘推’牌的庄家‘打下去’的吴胖子抱怨‘准又是你干的好事，你在外地诱完妞儿，全留我的地址，你踏实了人家有事全扑我来了--我受得了吗？’”

“‘别赖我，啊，’吴胖子问清了电报落款说‘我哪敢认识叫明松的人，你自己一出门就瞎套词，逮谁给谁留地址，是人不是人就跟人家拍胸脯：以后北京有事尽管找我。得，人家真找来了--你傻了。’”

可能王朔自己也意识到了偏离固有文风另辟蹊径给自己的作品在广大读者中造成了很大的负面影响，所以浅尝辄止并在其它作品中基本放弃了用现代派手法求新求异和自我标榜为有艺术追求和社会责任感的企图--即便是在像《我是狼》这样的以侦破为题材的作品中。

“‘不管你怎么说，反正我没杀人，这点我心里清楚。’”

“‘杀没杀人不凭你说，得由我们来定，要是你仅仅因为相信自己不可能杀人就认定自己没杀人，那你就大错特错了。我不是威胁你，很多人自认为是革命的但其实是反革命的，这方面我可以给你举很多例子，这方面我有很多经验。’”

“你大概是说谁是什么人自己不能做主，得由你来定。你是哪庙的质量检查员？’”

“‘要是坏人都承认自己是坏人，那天下也就太平了。不妨告诉你，我的职业就是剥去伪装还其本来面目。还没人不目瞪口呆地承认他就是我指出的那种人而坚持认为自己就是自己原以为的那个人。’”

“‘我不相信你能把胳膊窝变成海参’。”

春花秋实夏耘冬藏，王朔着实火了几把后陷入沉寂，及至为了生计再出来混时已有些江郎才尽。此时的王朔已然英雄迟暮，创作以短小的杂感为主，内容多为与社会各界人士唇枪舌剑。这正遂了他的心愿，恰好把玩世不恭、痞气十足的文风发挥得淋漓尽致。在王朔的后期作品中有一篇疑似他人代笔而成的所谓“新味小说”《瞧你这德性》--名字起的倒是王朔的固有套路，行文也是北京的市井方言，但给人的感觉与王朔的特有文风大相径庭。这不是一篇求新求变的作品，所谓的京韵京味充满了低俗之气--徒有其形、无有其神，与王朔的“痞子”特征格格不入！这不禁令人疑云顿起：即便一个作家多么殷切地急于赚稿费混饭吃也不至于使自己的风格退化沦落到如此境地！

“这些犄角旮旯是京城刑事犯罪的老巢，也是让我们搞公安的人最头疼的地方。因为这些人安了窝以后，活动一点规律没有。搞清查也好，搞整顿也罢。这些人概儿不论。风声一紧，他们全颠儿了，风头一过，他们又回来了，像她妈地里的蚯蚓似的”。

“我和小李子耐着性子，解释了半天，才把他们给鼓捣上车。”

“王玉田的大肚子在车里受了点委屈，可是他觉着心里更抱屈，脸色更难看，嘴里不停地嘚啵自己怎么点儿背，瞎了眼，找了这么一个房客，死在他的小院，脏了他的房”。

以上从早、中、后期挂一漏万地谈了谈王朔作品的修辞特色和语言风格，根据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一种现象的产生必然有其内在原因。那么“王朔式”的修辞特色和语言风格是如何形成且为大众所接受的呢？窃以为有这么几点：首先，这是中国改革开放、思想解放，“双百”文艺方针真正在实践中贯彻、落实的结果。毫无疑问，像王朔这样的“俗痞”文学在改革开放以前肯定要被束之高阁无人敢问津，搞不好肯定会被列入“牛鬼蛇神”挨批挨斗，更别说在社会主义的文艺百花园中几度怒放呢--思想的解放极大地拓宽了人们的审美视野，使审美情趣趋于多样化、大众化，其结果是社会敢于也乐于以一种更豁达的姿态包容哪怕是与我们的意识形态相异的观点--海纳百川，大可不必事事都以阶级斗争为纲，是非与否自有广大人民群众的雪亮慧眼来识别。其次，它是对中国沿袭几千年的正统思想文化的一种自嘲式的有限反叛--新中国的建立使人民群众摆脱了“三座大山”的压迫，然而渴望过上丰足生活的中国人却在政治运动的怪圈中辗转几十年越过越穷！而当真正的幸福曙光普照神州大地时国人却迷失了--这会不会是又一次整人运动的先期布施？当答案明确地以否定的形式给出时国人感觉自己再一次被历史给愚弄了，而且比以往任何时期都雪上加霜！因为当大多数人凭既往经验期待的结果以完全相反的方式给出时少数获益者给大多数人心理上带来的是几何级倍数的沮丧和愤怒！“人啊，生活啊！”怎么变得如此荒诞不经！于是“集体无意识”对道貌岸然的正统思想文化只能报之以无奈的嘲笑和自嘲。第三，王朔的个人成长经历在主观上促成了其独特文风的形成--据考王朔出生在全民“大跃进”的1958年，随后“三年自然灾害”饿死了不少人还得打肿脸充胖子，刚缓过没几年全体人民的神经又错乱了十年。就这样对于一个人一生中起到提纲挈领作用的光辉岁月全在动荡和荒诞不经中流逝了。据研究儿童心理意识的高手论断：成年人的行为特征都可以在其童年的经历中得到印证。据此王朔的人生经历肯定会反映到其作品的创作中去。虽然王朔在初入文坛时尚存“文以载道”、“教化众生”的传统理想，但现实无情也就没有机会成就其的鸿鹄大志。为了孜孜以求的文学艺术和过上与发达国家中产阶级生活指数相当的奢侈生活他不得已只能反其道而行之。非常幸运或歪打正着剑走偏锋恰巧暗合了其时的普遍社会心理，而王朔也乐得顺水推舟，实际上他骨子里沉积的正是这种在一定振幅内对正统思想文化的反叛。

存在即由其理由：首先，王朔作品的艺术风格给我们提供了独特的审美视角和审美享受。通过阅读作品我们感到王朔区别于其他作家的修辞特色和语言风格--喜欢或厌恶、赞赏或不屑、共鸣或冷漠，总会产生情绪上的影响。实际上就艺术而言只要欣赏个体产生了情绪上的波动就已经体验到了审美享受，不管这种情绪是否为愉悦。透过王朔的艺术风格实际上表现出的是其独特的思维特征，这种独特的思维特征提供给读者独特的审美视角，从而使我们体验到更多的审美感受。其次，王朔的艺术风格给我们在写作手法的运用上提供了很多借鉴。杂糅比喻、移就、借代夸张等修辞手法于一身的辞格兼容合用本身并不是什么创新之举，值得学习的是王朔的熟练运用和大胆尝试。推陈出新，文艺作品尤其如是。这对于社会主义文艺百花园始终保持欣欣向荣大有裨益。第三，王朔的作品对社会的教化作用不言而喻。尽管王朔的语言风格充满了俗痞、漫不经心和玩世不恭，甚至“一定正经没有”，但王朔始终摆脱不了传统文学理念对其潜移默化的深刻影响--他始终是入世的，这无时无刻不隐含在其的所有作品中。

王朔的创作思想其实是矛盾而复杂的，反映在作品上就是以北京方言为载体的兼容合用的修辞特色和既具调侃、痞气十足又玩世不恭的语言风格。这种艺术特色的形成是特定时代特定个性逻辑思维特征在文学作品中的综合反映。它的存在和曾经的几度风光无限充分说明了作为上层建筑之一的文学艺术对整个社会所应起到的审美教育作用。这么说并不意味着王朔作品的艺术风格单一，恰恰相反，一个成熟且成名的作家其艺术特色往往都是复杂多样的，王朔也不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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