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金庸小说是当代最为畅销的汉语文学作品。其作品均借助古代社会作为背景展开，所以充满了历史意识。本文对金庸的历史意识和社会演进观念进行了理性的分析：从“讲史演义”开始，将金庸小说分为三类，继而渐次论及其历史演进观念中的革除暴政、反侵略思想和宗教、民族融合思想。
关键词：金庸 小说 历史意识 现代意识
前言
读金庸的许多作品，我们都有一种相同的经验：拿起来就放不下，总想一口气看完，有时简直到了废寝忘食、通宵达旦、欲罢不能的地步。他的小说没有看了头就知道尾的毛病。情节曲折，波澜迭起，层层递进，变幻莫测，犹如精神的磁石，艺术的迷宫，具有吸引读者的强大魅力。金庸既不重复别人，也不重复自己，他创作的15部小说，就情节设计而言，没有多少雷同的地方。这同样非常难能可贵。
一、 武侠演史
今之论说金庸者，多谈其继承侠义小说传统的一面，而很少有人谈到他同时也继承了中国讲史演义的深厚传统。这是一个研究视野上的阙失。作为民间话语的侠义小说，一向重视演“义”，即使以包公案为核心的《三侠五义》也如是。但因武侠“快意恩仇”的思维方式和“自我了断”的社会行为，已与现代社会的法治观念格格不入，难以表现现实社会的种种恩怨是非，必然会借助古代社会作为背景展开，这也决定了金庸小说里充满了历史意识。
曾有好事者罗列过金庸长篇小说题材的历史年代，其中最早的是《天龙八部》，取材于北宋，“射雕三部曲”为南宋，《倚天屠龙记》为元末，《碧血剑》为明末清初，《鹿鼎记》为康熙朝，《书剑恩仇录》、《雪山飞狐》、《飞狐外传》为乾隆朝，《连城诀》为清末。所述虽多“查无实据”，但毕竟“事出有因”。亦可见他确有表现中国历史的发展趋势的意图。
从讲史演义的角度大体而言，金庸的小说作品可以分为这样三类：
第一类是依史敷衍，即按照历史走向和人物关系作为大框架，虚构主要人物故事穿插其间，如早期《书剑恩仇录》、《碧血剑》和晚期《鹿鼎记》描述明清时代的作品。
第二类是以史点染，即以虚构人物故事为主，而以历史的大框架作为背景，如中期《神雕侠侣》、《射雕英雄传》、《天龙八部》这一类描述宋辽金元时代的作品，其中郭靖等人守襄阳，是贯穿于《神雕侠侣》和《射雕英雄传》的重大事件。
第三类则是着意虚化历史背景的，如我个人喜欢的《笑傲江湖》，以及《侠客行》等作品。即使这类作品，一样有作家的强烈的历史关怀在焉。
作为当代最畅销的汉语文学作品，金庸小说虽然不以“历史小说”的面目出现，但是它的历史意识和社会演进观念，仍然会对读者或大或小地产生影响。因此金庸封笔以来专注于修订当初连载发表的作品，已经补苴罅漏，作了大量更改，尤其着重对史实和史观采取了更为慎重而非放纵的方式。
二、革除暴政与反抗侵略
“侠义小说”源于反抗暴政。这是金庸小说第一期创作的基本色调。将明清易代的历史演为传奇，本是清末民初武侠小说取材的一大特色，也是金庸小说历史叙事的逻辑开始。
明清易代的外侮内乱，曾是横亘在每个中国人心中挥斥不去的历史情结。海宁查家更是身历国难，留下了丰富的文献载记和口头传说，特别在经历过抗日战争，民族危亡感最为强烈的一代人中，故金庸更容易切入这个主题。《书剑恩仇录》(1955)、《碧血剑》(1956)、《雪山飞狐》(1959)和《飞狐外传》(1960)成为金庸最早着手的篇目亦非偶然。这一时期展现在金庸笔下的主要秘密会社，是天地会传说中的“红花会”(红花亭)及“山宗”、“华山派”，亦欲借助传统的标识，显示出反抗暴政、抵御外侮、兴 复故国、振兴民族的主题。
3、宗教圆融与民族融合
20世纪五六十年代全球性的“冷战”僵持，是中世纪以来意识形态对立最为严重的时代，也是造成了东亚“儒家文化圈”内三个民族国家的长期分裂和对立的重要原因。这对本述“华夷之辨”的传统理学史观，无疑造成了极大的冲击。从历史思维来看，如何破解这种对立僵持，更需要借鉴历史经验，借助历史智慧。这本是历史学家份内的工作，如果他们本人没有被二元对立的“冷战思维”控制的话。可惜那时中国的史学研究中，急剧膨胀的恰恰是崇尚对立，反对融合的史学观念。以今日之视野观之，多数著作困于这种思维定式而乏善可陈。
第二时期金庸小说题材开始前溯宋辽金元，由《射雕英雄传》(1957～1959年)、《神雕侠侣》(1959～1962年)、《倚天屠龙记》(1963)组成南宋、金、元系列小说，复以《天龙八部》(1963～1967年)前探北宋末年宋、辽、金、西夏、大理纠葛正炽的时代。虽然沿袭了“朝代更易”作为小说大关目的特色，但已在武力争逐中突出了“文化竞争”，写作也开始走了“偏锋”。他以杜撰的主角郭靖、张无忌和萧峰的复杂经历或身世之谜作为关目或者叙述线索，展开民族间纠葛恩怨，最后发现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复杂性纽结故事，而置《宋史》、《明史》或演义小说《大明英烈传》中角逐大下、影响全局的历史事件于不顾，亦不正面描写重要人物及事件连涉及明朝的开国雄主朱元璋的描写，也故意做了低调处理，对传奇人物的刘伯温、徐达等元勋更是置若罔闻，却以佛、道教和后世不大为人熟知的明教为主，别开生面，重新建构解释王朝易手的因果关系，甚至带出一股“反讲史演义”的味道。
金庸在第三时期创作的《笑傲江湖》(1966～1969年)和《鹿鼎记》(1969～1972年)中还杜撰了一些教派，如“日月神教”、“神龙教”等，就其“一元化”教旨、组织结构、崇拜仪轨而言，这些“教派”无疑具备着某些近世新兴狂热宗教的特征。但是金庸描述的重点却在“其兴也忽焉，其亡也忽焉”，从叱吒风云到内斗阴谋，最终戛然解体的过程。《侠客行》(1965年)和《笑傲江湖》都没有具体的时代背景，但现实观照非常明显。无意索隐，不必深究。
4、人物塑造
同时，金庸也创造了很多历史传奇人物，成为人们争相模仿的英雄，比如郭靖，杨过，张无忌，韦小宝，也创造了很多爱情故事比如郭靖与黄蓉，杨过与小龙女，同时金庸小说里还蕴藏了更为深刻的哲学思想，而这些哲学思想正好体现了是中国传统的文化思想与国民习性。
我最喜欢的一部就是《射雕英雄传》，最为人所知的当然就是郭靖了。从《射雕英雄传》开始，一个尚未出生起名字里就铭刻着国耻，整个家庭又经历了灭顶之灾的孩子。背负着国仇家恨，生长在异国他乡。开始的郭靖几乎是一个普通人，一个忠厚老实的傻小子。无论从天资，相貌，还是做事风度，他都远远不及他的义弟杨康。在《射雕》里对杨康的变化还是花了很多笔墨，从养尊处优的金国小王爷到一贫如洗的汉族百姓，再遭受挫折与凌辱后，他放弃了自己本身的汉族身份，再次做回了金国小王爷，最后又因自己的不择手段而使得自己年轻的生命走向毁灭之路。确实，他比郭靖更多了一份矛盾与悲情，确实惹人同情令人惋惜。如果真的站在杨康的角度上去想，面对那样的痛苦抉择，面对那样的经历，他做的很多事无非也是人之本能，是命运与性格将他带上了一条不归之路，看到这我们实在很难再去责怪他什么。但也正因如此，才显出了郭靖的令人敬佩之处。相比之下，同样是身世悲惨，同样是生在异土的郭靖却从头到尾都保留着一份单纯，保留着最初的那颗赤子之心。这是一部气势恢宏的巨作，里面的武有武的精彩，侠有侠的感人，情有情的魅力。金庸的武侠思想在这部著作里得到了最好的体现，那就是宣扬一种反侵略，反投降的基本立场，宣扬一种朴素的爱国主义，深沉的人道主义。一个人的所作所为正确与否是以是否造福于民为标准的。英雄的出现就是为了救民于水火中，这就是一种侠义的精神。
还有一些家喻户晓的典型的小说，以下例举几部吧。
《倚天屠龙记》里的张无忌其实算不上一个合格的英雄。他既没有英雄气概，又没有政治才能，在爱情上又是拖泥带水，唯一的强处就是武功高强，可以说张无忌是政治与爱情上是无能的。这部小说最感人的不在于男女之间的爱情，更多的是在于男子与男子间的情义，张三丰对张翠山，谢逊对张翠山父子，武当七侠间的兄弟情谊都在这部小说里得到了很好的体现。张无忌虽不是英雄，但我们反而觉得他更为亲近，更为可爱，因为他跟我们普通人一样，有一样的缺点，有一样的无奈，他可以做我们的朋友，而且是那种善良的，又可以帮助我们的朋友。
《天龙八部》是金庸小说里篇幅最长的两部小说之一，这部小说结构宏伟，人物众多。刻画最为显著的还是里面的三位主人公——顶天立地的萧峰，痴情善良的段誉，浑金璞玉的虚竹。“天龙八部”在佛学上指的是世界上的芸芸众生，而整部小说里透露出一种“无人不冤，有情皆孽”的思想，笼罩着佛法的无边大超脱，而在每逢动人处，我们会感到希腊悲剧理论中的所谓的恐怖与怜悯。正好验证了西方哲学中关于人类生存的荒诞性的理论。
《笑傲江湖》中的“笑傲”指的是一种乐观超越的态度，用这样的态度来笑眼看人生，笑眼看江湖。小说里面的主人公令狐冲是一个追求自由，追求个性解放的隐士。他虽然从小接受规规矩矩的教育，但不符合他的个性，所以他不自觉的喜欢结交朋友，喝酒，说话也很随意，这才是他的本性。这部小说最成功的地方在于反面人物的刻画，通过反面人物的塑造来揭示人性恶的一面。岳不群是一个伪君子，左冷禅是一个恶人，而东方不败是一个病态的人，被政治虐杀了人性。反面人物的刻画中还体现了金庸的人性观：正中有邪，邪中有正，正邪相克相生，又相互转化的的人性辩证法。
金庸小说蕴含着深刻的批判思想，既包括政治批判，也有民族批判与国民性批判，还有对知识分子的一种批判，这种批判思想在金庸后期的小说如《笑傲江湖》、《鹿鼎记》里表现的尤为明显。金庸武侠小说在中国文学的天空中已经有了自己的一席之地。我相信，他的作品不会是转瞬即逝的流星，而是一颗行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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