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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作战史--一位参加西藏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老兵杨秀浩的自述

发布时间：2017-11-23 21:47:34 来源：文档文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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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作战史——一位参加西藏中印边界自卫反击战老兵杨秀浩的自述

由女儿、儿子整理

我叫杨秀浩，出生于1940年1月8日（农历1939年冬月二十九），是一位参加过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的退伍军人，现虽然年事已高，很多事情不记得了，但却忘不掉当年当兵打仗的情景，很多事情至今还记忆犹新，特别是1962年打击印度侵略者的两次战役，永生难忘。

我从小在四川省乐至县全胜乡宣家沟村长大，从入学到初中都在全盛乡免费上学，我上四年级时已经十三岁了。1953年，我随同父母及三个哥哥举家迁往乐至县新华乡谭家湾村（又名一碗水）。在我上六年级的时候自己用竹筒和蛇皮做了一把二胡，买了琴弦，然后自己摸索着学会了拉二胡，谱子是学校音乐课上老师教的。我1956年高小毕业，16岁考入初中，上了两年初中，学校就关闭了。由于那时候我们队上只有我一个人考上初中，1958年18岁那年领导就让我在一碗水的三队干司务长，管理伙食，后来调到四队仍是司务长，干了一年多。

1959年12月，我快20岁那年四川招兵，我去体检参军入伍，加入了中国人民解放军野战部队中央154独立团。体检很严格，要检查身高体重五官抽血，衣服脱了看有没有伤疤，蹲着走路，看腿脚直不直。因为那时候当兵是光荣的，大家都愿意参军。

我分在154团二营六连，刚加入部队时在乐至县进行基本训练。1960年2月份正式进入大部队，1960年3月1日被调到甘孜州（当时甘孜州叫甘孜省，后划归四川省改为甘孜州），部队番号9124，驻地在甘孜州州委会附近。甘孜州招募了1400个新兵，比较壮实，教导员说这些兵都收的好，身体好，比其他县里收的好。

甘孜州属于青藏高原，这里海拔很高，空气稀薄，新兵坐车走到二郎山半山腰就头晕了，浑身无力，一个个脑袋都耷拉着，路上在兵站吃饭睡觉，下车时把行李拖在地上走。越往前走越难受，五天后终于到甘孜州了，在那里我们高原反应特别厉害，呼吸都困难，根本就站不起来，而且非常瞌睡，我们就一直躺着睡觉，二十多天才缓过精神来。

休息了一个月之后，就慢慢适应了，然后训练叠被子，练基本动作，走队列，正步方块步，全团一起开会，讲纪律，讲班里的事。没多久我们就去甘孜州新龙县山上打土匪了，从甘孜州到新龙县没有公路，我们走了五天才到。

新龙县有三个营的人参加剿匪，一营三营在北边，我们二营在南边。我们班分成几个组，每天巡山几十公里找土匪，土匪都是当地的藏族人，他们持枪杀人，抢夺老百姓的粮食。他们被我们撵得在山林里到处躲藏，我们每到一个村就向老百姓了解土匪的情况，包括他们的姓名，然后根据这些线索顺着山沟搜剿土匪。当地土匪非常多，有些被我们歼灭了，有些被抓住后进行教育，收缴了枪支，然后放了回去，回去之后再也不敢作恶了。

在搜剿土匪的行军途中露宿山里，山上很冷，树上落满了雪，行军被是两公斤的棉被，为了避免眉毛胡子结霜，我们都是连头一起蒙在被子里睡觉。特别冷的时候我们还把雪盖在被子上面，这样就暖和一些。天天在山里打土匪，好几个月都没有时间洗脸洗澡了，每个人身上都长了虱子，包括营长，教导员。后来接到毛泽东指示让我们休息半天，就地在山坡上洗澡，煮衣服烫被子，然后又接着去打土匪了。

到1961年6月10日的一年多时间里，我们消灭了很多土匪，余匪只剩下十个了。10号早上我们还在战斗，中午开会时团长说: 你们部队休息，不打土匪了，剩下的土匪交给别的部队去打。我们听了心里正在高兴，终于结束战斗了，接着就听团长说: 你们要去西藏打印度兵……。虽然大家都不想有战争，但是军人就是要执行命令，那时候印度侵略我国西藏边境，犯我中华，我们必须去保家卫国。

之后我们在甘孜自治州州委会附近休整了几个月。为了慰问、动员我们，四川省所有慰问团都来给我们表演节目，每天看打仗的电影。从驻地到甘孜州州委会两三公里，只有十几分钟路程，我们天天走路去看戏听歌看电影，直到我们开拔到西藏前线，一直都是这样的。甘孜州的老百姓对我们也很好。

1961年12月，154独立团进入西藏。刚到西藏时驻扎在林芝地区的波密县扎木镇，在这里展开训练。波密县是高原地区，气温很低，冬天零下40度，即使是夏天，早晚也要穿棉衣，中午穿单衣。

1962年西藏当地老百姓慰问我们，给我们送了香皂，肥皂，毛巾，毛巾很大很宽，我托人把毛巾带给老家的父母。从参军之后的六、七年，我都在外面打仗，没有回过家。后来因为一直没有我的消息，老家人以为我在战斗中牺牲了。父母直到去世都没再见到过我，他们就把那条一直没舍得用的毛巾埋进了父母的坟里。

1962年为打击印度侵略者，临时组建了解放军西藏军区藏字419部队，司令员是张国华，政委是阴法唐。154、155、157三个团被编入419部队，番号7906部队。我们154团共三个营，我在154团二营六连九班，后来调到了七班，154团团长是周仲山，政委姓王，都是河南省的人，二营营长姓名忘记了，六连连长叫张长林。

1962年9月下旬部队接到通知后，徒步向达旺境内的克节朗河谷进发，去打击那里的印度侵略者。克节朗河谷在西藏自治区错那县，是中国的领土。从波密县到克节朗我们走了一个多月，经过拉萨时，在布达拉宫前西侧广场列队走过，西藏省长、书记到那里看望了我们，给我们加油，鼓舞士气。然后我们继续前进，走到中途某地休整了几天，之后每人身背着十几公斤大米、肉、油、干菜继续前进，路上就吃自己带的粮食。

到了目的地，我们隐藏在克节朗河谷北面的山坡上，敌人的营地在河上游，就在我们上方，快到山顶上了，那里没有树，光秃秃的。克节朗河谷在达旺西北，达旺满山都是印度兵。我们在这里驻扎了两天时间，因为要等到10月20日才对印度兵发起总攻，所有的行动都必须高度隐蔽，一到地方我们就把被子扔了，编了草帽伪装在头上，草帽一直戴到中印战争结束后撤时才摘掉。我们趴在地上一动不动，枪放在身边，两天都没有合眼。不准说话，不准烧火做饭，吃的是我们自己提前背来的藏族老百姓煮的米饭，虽然是半生不熟的，那时候不管生熟有吃的就行。

1962年10月20日凌晨07:30（星期六早上天还没亮）第一次战役打响了。154团的任务是全部主力在达旺单独攻打印军的一支部队。我们营攻打一个连，这个连的兵力配置大约为200人。由于我们在达旺行动高度隐蔽，所以一直都没有被印军发现，敌军只留了三个看守连队的，其他的都到离连队约100米远的地方玩去了，武器都留在了连里。我方用炮弹向敌方这两个地方同时开火，炮声阵阵，火光冲天，轰炸大约持续了20分钟。我们连的任务是切断敌人逃跑的后路，离阵地很近，那场战斗打得相当激烈，印度兵全部被歼灭，只用半天就结束了战斗，收缴了他们的武器。我对这次战斗印象非常深刻。

我们背的米饭到达克节朗后两天就吃完了，战役结束后由部队做好了饭送过来，但是吃到10月22号部队就没有粮食了。在阵地捡到了一些印军留下的牛奶罐头，每人可以喝一罐，还有很少的土豆罐头，每人只吃一口。由于没有公路，老百姓把粮食运不过来，我们饿了三天。山上到处是被炸飞的印军留下的红辣椒，我们就捡来用自己的钢盔煮水喝，辣椒特别辣，比四川的辣椒辣多了，每个人都辣得受不了，张大了嘴哈气，但是再辣也要喝，山上有一股细细的水流下来，我们就喝一口辣椒水，然后赶紧喝一口凉水，过一阵再喝。我们三天后才找到印军放到另外一处的粮食。战役结束后我们在阵地待命，不允许动窝，连里的大锅留在了战前驻扎的地方，没有锅了，于是我们每个人用自己的钢盔煮米饭吃，米饭还没煮熟，我们就用手挖着吃。后来藏族百姓把粮食背过来了，他们每人背着几十斤大米，要走两三天才能送到。他们只休息一会吃个饭喝口水就走了，有些人连饭都没吃就走了，继续去背米。我们还是用自己的钢盔煮饭，饭还没好就战士们就开始吃了。

战斗之后在阵地原地待命，我们连在一条小路旁挖了个一人深的大坑，上面盖上树枝。晚上我们就和衣躺在坑里的地上睡觉，没有被子，这里山虽然高但是不冷，我们到了那里就把棉衣都脱了，只穿一件单衣加一件外套，戴的单帽。后来越往南前进越热，其他战士们打仗时边打边脱棉衣，棉衣由民工在后面收捡交回部队，后撤时又给我们发了新棉衣。

在我们战前隐藏的驻地下面，快到克节朗河沟处，有一户门巴族人，三口之家，说话叽里咕噜的我们听不懂，他们也听不懂我们的语言。这家人见我们部队来了，就躲了起来，我们在森林里找到了他们，他们见到我们都很害怕，浑身直哆嗦。我们派了翻译跟他们交流，说我们是好人、是共产党，你们回家吧。他们吓得不敢吭气，后来回家了，继续种地、养牲口，有牦牛和羊。他们的房子分三层，一层养牲口，二层住人，三层放东西。他们吃水靠自己挖的坑积水，我们也是每个人在山坡上挖个坑浸水喝。慢慢地他们就不怕我们了，这户人家很可怜，有一个十二、三岁的男孩，没有上学，后来他家房子失火了，当时我们连在坑里守着，防止敌人过来偷袭，其他部队的人帮着他家救火，最后房子还是被烧成空架子了，这家人就离开这里走了。

达旺境内的山很高很陡，部队开往克节朗的时候，从麦克马洪线处的山顶往南，向下走到达旺都没有公路，军用物资都运不过来，我们是从山上一条小路走的，从山顶过来要走一天。在这里修公路是要花很大代价的，第一次战役结束后，紧急从外面抽调了很多民工，才在这里修了一条简易公路，之字形的盘山公路从山顶上下来，有半个山的路程，一直修到达旺河北边，跟河对岸的公路接通了，侵入我国境内的印度人在达旺河南边山上早就修好了公路。当时修路的工程师下了很大的决心，他们用炸药开山修路，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15天就把路修好了，我们都不敢相信这么快就能修好，当时国际上的专家都认为至少得半年时间才能修好。简易公路修在离我们营地大概一公里远的东边，为了保护修路工程不被敌人破坏，我们在营地大坑里驻守，24小时站岗巡逻，第一次战役结束后我们就一直在这里驻扎着。公路修好后，汽车就可以把粮食运送过来了。

在克节朗战役结束后，第二次战役还未出发时，还曾经遇见阴法唐政委一行人行军路过我们身边，他个头不高，比我高一点，很有精神，他们所有人手里都拿着一根竹棍，第二次战役出发后阴法唐爬山走的是小路，我们爬山走的是没路的地方，然后就没见过他了。

之后得到消息，说印度兵将在11月20日攻打我方，他们已经在达旺南边的西山口，德让宗，邦迪拉沿线公路布满了据点。然后我方准备第二次战斗，11月15日就开始偷偷地前进，从克节朗的半山腰下来向南跑了几十里路，大概一个小时跑到达旺河。达旺河的南边是西山，海拔很高，那边有印军修的盘山公路，车可以一直开到山上，河坝边的公路宽，越往上越窄。土匪在达旺河对面离山底几米处的悬崖陡壁上打了很多山洞，从东向西一字排开，一个洞里三个人把守着。这里的公路通往西山口，但是我们团没有从西山口翻过山，而是从西山口的西面一条三、四米宽的桥上过的河，然后翻西山，没有正面遭遇土匪，只远远地看见了土匪藏身的三个山洞。这些土匪被印军控制，帮着印军打中国解放军，后来在11月18号部队发起总攻时被我军全部歼灭了，由于他们隐蔽在暗处，我方付出了很大的牺牲。

西山很高很陡，甚至是垂直的悬崖峭壁，我们是从没有任何路的地方徒手爬上去的，有些地方要把绳子甩上去，用钩子钩在上面才能拉上去，爬了三天才到山顶。

11月18日将近半中午了，我们连队正从西山口的西侧往上爬，山上长满了矮青冈木，离山顶还有几百米远的地方，我们在树丛中看到有一架印度的战斗机越过山顶从东南向西北方向飞过来了，连长紧急下命令快打，于是我们就一起朝着飞机连续开枪射击，还有十几个炮兵用60式火箭炮一起开炮，然后连长大喊快往东跑，如果没击落飞机，它就会反击的。我们边跑边回头看，飞机冒着烟，呜地一下头朝下栽下去看不见了，落到西边山上了，可能是不丹境内。还看见几个驾驶员在飞机被打中时赶紧跳伞了，也落到不丹境内了。我们向东跑了不到半个小时就到山顶了，翻过山顶往下一点，看见西边不远处有个很大的喇嘛庙，这个庙叫邦嘎江寺，那里没有人，我们从庙东边一直跑下西山。

那时候先头部队已经打响战斗了，西山口的敌人已经被前面的部队消灭了。我们三个团悄悄包抄了印军，敌人没有发现我们，等到正面遭遇时，他们慌忙逃跑，我们跑着一路追击印军，一直追到德让宗。印军很高大，跑得很快，山上都是树，荆棘，石头，野草，他们把很重的高腰皮鞋脱了，挂在肩膀上光着脚逃窜。我们追得也快，穿的是解放鞋，把两个肩上背的干粮都扔了。刚开始跑得非常有劲，一小时跑十公里路，一直跑到山下，追到了德让宗。跑了半天，累的头昏眼花，气喘吁吁，都张着大嘴喘气，没有力气了，有的跑到半路忽然就倒下了。这时候天也黑了，就在德让宗休息，靠着树，躺在山上休息了一晚。第二天下山，继续向邦迪拉前进，搜索逃跑的敌人。

在德让宗印度兵被我们消灭了很多，也逃跑了好多，在山上我们连一字排开，隔两三米远一个人，往邦迪拉方向地毯式搜索敌人。到处都是森林，搜到一处长满荆棘的地方，刺很密很扎人，也很高，挡在前方啥都看不见。我们班就坐在荆棘附近休息，这时候排长走进了荆棘，结果离开我们才五六米远，就听到砰的一声枪响，排长被隐藏在荆棘中的印度兵发现了，在离他几米远的地方开了一枪。荆棘太密根本看不见里面，听到枪声后，我们立即站起来冲了过去，里面有好几个敌人把枪扔了，双手举得高高的投降。排长被打中了心口，流了很多血，当时就倒下牺牲了，我们都很难过沉痛，相当惋惜，如果他现在活着也八十多岁了，排长好像是河南省的，后来他的遗体被埋在了山南市烈士陵园。

班长派我押着这好几个俘虏下山，印度人都很高大，说英语，我用部队教过的简单的英语对他们说: 举起手来，不许回头，并且做手势让他们在前面走。他们举着手在前面走，我在后面押着，离他们只有两三米远，我很紧张很害怕，如果他们发现只有我一个人押送，是会反抗的，但是我也要坚决执行好任务，并做好了牺牲的准备，提高了警惕，我左手握着十厘米长的圆柱形的手榴弹，打开了保险盖，拉出了绳子钩在手指上，只要扔出去就会爆炸。右手端着枪，枪也上了堂，手指头靠近扳机，做好了准备，随时与俘虏同归于尽。走了约几十米远，就碰到我们部队的一个班上来了，他们是听到枪声赶来救援的，然后他们就把俘虏接过去押送下山，于是我一颗悬着的心就放下了，然后把拉绳塞进手榴弹的洞里，洞比较大，盖上了盖子，接着返回到山上，跟班里的人继续搜索敌人。我们还抓了个印度兵，后来交还给印军了。

那时候我们用的是53式步骑枪，一个弹匣装五发子弹，前面带刺刀的长步枪，竖起来比我肩头还高，能打三公里远。排长用的是手枪，配有望远镜。三个人一组一部轻机枪。部队大部分用的都是53式的，也有用56式的，我们团一直没换枪，后来撤回波密时才换成56式半自动步枪，能装10-20发子弹，但是只能打一公里远。印军的枪很差，打不远。但是印度兵训练的好，枪法特别准，跑得快，下蹲也快。

最后，三个团的兵力都汇集到了邦迪拉，我们连最后到达邦迪拉，搜索到邦迪拉后就没有再向前追，其他先头部队向南部的边境线那边继续追击敌人。邦迪拉那里是边境线，到处都是森林、高山，镇子里有很多房子，我们没有进邦迪拉镇，我们就在邦迪拉山下搜索敌人。

我们在邦迪拉驻守了几个月，还有些印军没有撤离，一天晚上，我们躺在山上地下睡着了，距离我们几十公里远隐藏的敌人向我们这边胡乱开炮，我睡得很沉，没有听到炮声，早上醒来才发现身边约20米远处炸了个大坑，炮弹没打中我们，其他人都听见炮声醒了，只有我还睡着，然后他们都笑我。

中方击退印度侵略者后，宣布无条件停战，返还战利品，释放俘虏，主动后撤。把缴获的印军的武器枪支都擦干净，摆放整齐归还给他们。

这次战斗打了几个月，歼灭了很多印度兵，我方牺牲了820个人，埋在了山南市的山坡上，入口处立着一块约一人高的石碑，写着: 山南烈士陵园。每个烈士都立有墓碑，所有牺牲后找不到的战友也都给立了墓碑。墓碑上面用红色刻着烈士的名字。整个部队后撤时路过山南市，我们去那里看望牺牲的战友，战士们都下了车排着队，在入口处脱帽鞠躬，缅怀战友，然后从最上边往下一排一排地挨个悼念，我们班烈士的墓在最高处，我们的排长就在那里安息，我永远都忘不掉那个地方。

1963年3月，所有部队依次撤离，我们154团最后撤离，我们连走在整个团的最后，也是最后一个经过欢送的老百姓的。我们在当地没有干扰老百姓，没有拿群众一针一线，百姓很拥护我们，所以我们部队撤离的时候，当地老百姓欢送我们部队，举着大红色的旗子，上面写着: “欢送部队……”，他们牵着佩戴大红花的牦牛送给我们连，我们连一头牦牛都没要。我们经过欢送的人群，战地记者扛着相机在队伍右侧给我们录像。1963年撤回到波密时部队给我们放过这次的录像，后来我在中央电视台上也看到过，那里面有我的好多镜头。镜头里，我们连走在最后，我们排成两队，走在一条很窄的小路上，两个人并肩走，离得很近，而我走在连里右侧第一个，我们的长枪是横着背到背上的。镜头里有老百姓牵着牦牛，给我们献哈达，送茶水，握手，我们都是边走边往右边扭回头看他们，看了好几十次，我的镜头最多，镜头一直照着我们的背影，直到我们走远了，走到山上了，看不见他们了，我才回过头大步向前走。我们连是从山上小路后撤的，山路都是弯弯曲曲的，看不见前面的队伍，有些部队可能是从山下的公路后撤的，我们连走的小路，而且是最后一个撤离的连，所以也是最后一个撤回到达旺的连，担任着断后警戒的任务。

从邦迪拉后撤到德让宗时，我们连一晚上没睡，趴在地上端着枪，守着印军第四军军长考尔辛格准将的墓，防止印军偷走，考尔将军是在德让宗被我军击毙的。我们前脚撤退，印军开着车第二天就紧跟逼近，离我们只有大概3公里远，他们住我们头一天住过的地方。第二天团长用大喇叭对他们喊话，说我们走了，俘虏还给你们了，你们的将军也还给你们了。一路上都有中方的翻译向印军喊话。

从邦迪拉撤回到达旺大概走了五、六天，印军就一直跟到了达旺，达旺又重新被他们占领了。我们从达旺河的桥上过，直接走的简易公路上山，途中在达旺县山沟里又睡了一晚，徒步翻过达旺的山向北走到山下，大概又走了五、六天。山下有汽车接应我们，坐车又经过了布达拉宫，撤回到了原来驻扎的营地波密县扎木镇。

1963年撤到波密后训练走队形，走正步，主要练习打枪瞄准，休息时有领唱领着我们唱歌，都是藏族歌曲，比如《毛主席的光辉》，我们非常爱唱这首歌，《北京的金山上》，《八月桂花遍地开》，还有当兵的歌:《十送红军》、《打靶归来》等。

1964年春天，154团去帮尼泊尔修中尼公路，我和另外十几个战士由于长期作战身体不太好留下来种菜，种菜的也有其他团的，我们整天背着枪种菜。那时候种的冬白菜、萝卜，都很大。

1964年12月，部队从种菜的里面挑了一些身体恢复了的人去岗巴独立营，在西面边防上日喀则地区，属于西藏军区，是才成立的独立营。我们六连只有我一个人去，154团的去了十几个人，但没有在一个连。我在独立营4连，一个连有32人，共4个连队，每个连队驻地在不同的地方，我们4连在岗巴县，其他的连在查布拉、塔克逊，还有一个连队在西边，他们连有一个战士病了，那时候我担任班长，我带领一个班的人去支援他们连，在边防上巡逻防止印军侵略，去了一个月。那里的印军一个连也是32个人，他们一直在锡金段边境上捣乱，我们的任务仍然是打击印度兵。没有越界的印度兵我们不打，一天有八个印度兵越界了，他们背着钢炮过来，但是没炸着我们，我们用的是短步枪跟他们战斗。一个多月后，印军增加了100多人，我们的人更多，漫山遍野都是。塔克逊去了好多团打印度兵，那里的敌人最多。我们的连长在战斗中牺牲了，我们在岗巴一共歼灭了二、三十个印军。这样每天都在跟印度侵略者作战，直到我退伍时，我是在塔克逊退的伍。

由于表现优秀，遵守纪律，作战勇敢，冲锋在前，1965年4月在岗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战斗之余，我买了一只口琴并且学会了吹奏，另外还学会了织毛衣。

我于1966年4月在岗巴县退伍，退伍之前一直都是义务兵。西藏军区让我们这一批退伍的退到了波密县易贡乡，让我们去那里带领新疆援藏团的人。那年我们独立营只有我一个退伍的，其他部队退伍的也有转业到易贡的，一共100多人。

易贡成立了生产建设兵团，我在易贡农垦团二营六连，部队番号414。我在那里挖了两天渠，喂了几个月的猪，部队的同志都称为农工。5月初新疆援藏团的同志来到了我们六连，他们从新疆走了一个多月才来到这里，都是从石河子兵团各连队抽调出来的优秀的先进个人，每个连队只选出两个名额，他们当年是到新疆支边的青年，没有当过兵也没有打过仗，来易贡支援西藏的农垦建设，有的是拖家带口的一起过来的。我们穿着军装（帽子不带五星，衣服不带领章的军装）去易贡沟迎接他们的到来，在沟边站成一排，敲锣打鼓，唱歌跳舞欢迎100多个援藏的人。加上他们，我们连就有200多人了。我们连是在山沟沟里，原来住在山坡上，后来在旧房子下方新修了木板房。

易贡沟很大，沟里都是水，有一条好大的河，流到了雅鲁藏布江。部队在沟里种了茶树，跟援藏团的一起开了一年荒，在沟里平地上种了麦子、果树。我们在农垦建设的同时也执行任务，主要是带领新疆来的援藏团在易贡山里到处巡逻，打当地的土匪，说是打土匪，其实这个时候易贡已经没有土匪了。在此期间，利用闲暇时间，我自己摸索着学习木工活，部队里的人都会做木工，工具是之前修木板房的木工留下来的。

1966年至1969年，我请了两次假，一次是1966年回四川结婚，一次是1968年年底回家探亲。结婚证是在新华乡政府领的，那时候当兵的领结婚证很光荣。结婚证我们一张，政府留一张存根，我把它小心翼翼地折好放口袋里拿回了家。

1970年那年，测绘队的来易贡勘测，预测易贡山要垮了，1970年3月8日，我和援藏的新疆人就全部撤回到新疆了。后来在1974年易贡山果真垮了，我们种的茶树果树都冲跑了。

我跟随援藏团的人来到了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八师石河子市146团二营，3月12日来到二营六连（三次都恰好分配到了二营六连，真是太巧合了）。跟随援藏团来新疆的退伍军人一共有100多人，被打散分配到了新疆兵团各个地方。藏字419部队154团退伍的战友中，只有我和李世龙退伍那年分配到了易贡，在不同的连队，后来都来到了石河子146团（1964年春李世龙由154团调到了西边珠穆朗玛峰山下的另一支部队）。

刚去二营六连安排的工作是晚上站岗看护连队，提着马灯在外面巡逻。后来连队的会计走了，5月份连长就让我担任会计。

1971年家属带着两个孩子也来到了新疆，从此在新疆扎根。有一次回四川探亲，住在成都的旅社，还到附近的教练飞机上坐了一阵，坐上了真正的飞机，心里非常高兴。

1982年9月28日调到二营五连继续任会计（后改称农八师石河子总场四分场五连，现在改称农八师石河子总场北泉镇泉水地社区五连），于2001年11月退休。

参军打仗的事以前记得很清楚，没想起来把经历写下来，今年想写了又写不了，笔都拿不住了，还忘了很多细节，有时候突然又想起来一部分，于是就由我口述，让子女代笔，记录下我当年的作战史、当兵史，以铭记历史，激励后人。我尤其是对1962年中印自卫反击战中达旺、德让宗、邦迪拉战场的两次战役印象深刻，终身难忘。这段历史不能被忘记，我们应该永远铭记，并珍惜现在的安定的美好的生活。

1966年结婚照

拉二胡的照片

在2006年援藏战友40周年之际，我们在一起聚会，拍下了珍贵的照片。2015年50周年又聚在一起，聚会那张照片现保存在石河子军肯博物馆和石河子总场周总理纪念碑里，这次聚会本人因身体活动困难，行动不便未能参加。下面是援藏战友的聚会合影。

66.4石河子总场欢送赴西藏建设同志合影。当年的黑白照，都是意气风发的年轻人，也有拖儿带女的。

援藏历史（图片中的文字）：

西藏和平解放后，百废待兴。中央决定借鉴新疆经验，成立西藏军区生产建设兵团。1966年2月22日，周总理在听取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政委张仲瀚工作汇报时指示：西藏军区成立生产建设兵团，你们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要组建一个团去支援。

根据周总理的指示，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迅速进行了动员部署，在二师、六师、七师、八师3万多名干部职工选出了2035名优秀人员组成援藏团（其中石河子总场135人），分三批入藏。团长胡晋生，政委秦义轩。首批于1966年4月5日出发，5月3日到达西藏波密县易贡，编制为西藏军区404部队，对外称易贡农垦团。援藏团到西藏后，发挥“生产队、工作队、战斗队、宣传队”的作用，克服各种困难，进行开荒生产，参加剿匪平叛，宣传党的政策，普及文化和科技知识，为加速西藏社会主义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1969年10月以后，援藏农垦团根据中央军委命令，陆续返回新疆兵团原单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