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渐行渐远的人和事

那些渐行渐远的人和事

离开家乡多年，每当午夜惊醒，回想起那些渐行渐远的人和事，冥冥中总有个声音提醒我，趁现在影像尚清晰，留下这些不能忘却的记忆。

黄腰沟与老先生

许多故事，都发生在这个地名黄腰沟的小村庄。这是黄土高原沟壑残原区的一个小村庄，甲字型的村子向东延伸出一根手指般的梁峁，三面环沟，全村人以农耕为生，秋季种冬小麦，春季种玉米、黄豆。

黄腰沟是老地名，现在很多年轻人都已经不知道了，相传很早以前，这里多黄鼠狼，头尾灰色，腰部黄色，俗名黄腰。老人们便以黄腰沟命名，后来大概因为这个动物不受人喜欢，人常说“黄鼠狼给鸡拜年，没安好心”，黄腰的名声太差了，就把地名改成了庙沟。小时候我和伙伴到沟边玩，还见过黄腰，个头不大，身体细长，腰部黄色，跑的极快，一转眼就爬上对面原边，消失不见了。村子的沟边有一座五圣庙，供奉的是保障农耕的土地爷、牛王爷、马王爷、龙王爷和山神爷。

我遇见很多年逾古稀的老人问我，知道黄腰沟吗，我回答知道。那你知道老先生吗？知道，虽没见过，听过他的许多往事。

黄腰沟是哪里很多人都不知道了，老先生还有人记得。

老先生生于民国十年，死于上世纪六十年代后期。解放前，村子里的人大都是地主家的长工，长年务农，也不识字。只有他是方圆几十里地的唯一的私塾先生，民国期间在附近乡镇教过私学，解放后又在很多村子教过完小，本地七十岁以上的识字人基本上都在他那里接受过启蒙教育。

老先生办私塾时教的是国语，从三字经开始到四书五经，逐年学习。他要求极严，读过的文章必须能够背诵，背书时，把学过的书摞起来，任意抽出一本，提出一段都要能流利的背诵出来，因此很少有人上完他的私塾。八伯父是唯一一个跟他读完私塾的人，也是村子里第一个大学生。当年八伯父跟他学习，一次背错了一句话，老先生正在抽的烟锅（烟斗）就落到八伯父的脖子上，烟丝烧的正红，从脖子滚落到后背，等解开纽扣，一件破旧的汗巾已经烧着，从此，八伯父的后背上就留下了一道疤痕。

民国三十一年，全县开始办官学，老先生受聘任清斋保国民小学校长，每天翻山越岭，徒步去学校教书。一次清晨去学校，路遇土匪打劫，老先生说自己是教书的没有财物，土匪不信，拔刀架在先生脖子上索要财物。危机关头，老先生急忙从贴身肚兜里掏出公章，匪始信放行。村子里流传一枚公章救了老先生一命的轶事，我倒觉得土匪也有匪义：只谋财不害命。

解放后，老先生和学校都被人民政府接收，继续他的教书生涯，微薄的工资养活了六个儿女，两个女儿都嫁到了山里，因为山里人家还有粮食囤，嫁过去不至于饿死。四个儿子也娶了附近村庄人家的女儿，身体健康，进门就能参加生产队的劳动。

老先生晚年出现精神错乱，最终死于疯癫。老先生一生教书育人，求的是广积善缘，荫及子孙，怎奈六零年饥寒交迫，眼睁睁地看着大儿子活活饿死却无能为力，看着一堆孙子嗷嗷待哺却无能为力。当先生的清贫，当男人的无能，当家长的无助，竟让这位享誉方圆的老先生疯了，最终在疯癫中死了。老先生的二儿子后来当了先生，二孙子当了先生，二孙子的女儿也当了先生。老先生一脉相承，四代人都有先生，名副其实的书香门第了。老先生若泉下有知，当含笑九泉了。

老经纪和小经纪

经纪，古时候叫掮客，现代叫经纪人，专替他人或物件进行估价或联系卖家。

老经纪绰号“秃子”，其实也不全是别人这样叫的，据说他出生后爷爷奶奶喜欢，就叫他“秃子”，时间长了，他也习惯了别人叫秃子，竟忘记了自己还有一个名字。其实名字也罢，绰号也罢，叫得人也越来越少了，老经纪成了他后半生的称呼了。

秃子原来也是种庄稼的好把式，生产队种庄稼，他牵两匹马套一张犁，一晌午也犁三五亩地。八十年代初，农村实行土地承包责任制，自己做主种庄稼，怎样好怎样干，怎样能收庄稼怎样干，大家的积极性都很高。农忙之余，还有时间将自己的产品用来交换或变卖，换回自己所需的农具或生活用品，交易成为一种新兴事物。秃子头脑活络，更耍的一手“袖里乾坤”。一头小猪崽，和卖家袖里捏手指，讲价成三块，给买家捏成三块五，自己还能从中赚五毛。庄户人讲诚信，吐口唾沫顶成钉，说出的话绝不反悔，从来没人觉得自己被经纪骗了，而且这种交易还必须有人说和，经纪不可或缺，秃子就这样成了经纪。

农村的赶集日不是三六九就是一四七，每月至少有九个集日，老经纪逢集必到。从最初的买卖猪崽到后来买卖牛羊，老经纪越来越有经验，名气也越来越大。交通工具也随着经济的收入发生了改变，从自行车到电动自行车，这两年兴起了电动三轮车，他也顺应潮流，换了一辆，载着老婆去赶集。

老经纪当了二十多年的牛经纪，十年前却改行当了“人经纪”，也就是媒婆，随身带一小本子，上面详细的记录着各种适龄男女的信息，集日安排男女相亲。说媒费用是明码标价，照彩礼的10%提成。不再需要袖里乾坤，但老经纪还是干的顺风顺水。最传奇的一次，是将后山（马渠乡）的一个姑娘说给屯字川的一个跛脚男人，一共动用了九个经纪，每个媒人的答谢费二千，男方家就花了一万八。结果姑娘进门发现受骗了，趁男方不注意一去不复返了，男方到女方娘家去要人，那姑娘根本就没有回家，不知道到哪里去打工了。九个媒人都是单线联系，各管一段，拿钱后就一拍两散。男方的人连女方的媒人也找不到，到头来是竹篮子打水一场空。

老经纪家有三个儿子，小时候下雨天打扑克，他爷四个就够手了，别人去也插不上，只好围着看。他家的儿子都生得头大，秃子常自夸儿子头大有宝哩，长大能当官。我们和他的儿子年龄相仿，不让我们打扑克，我们就编顺口溜唱：“大头宝，满院跑，拾了个干鸡爪（早），大锅里蒸，后锅里炒，妈妈肉熟了？把他这个猴大馋急了！”秃子的儿子们气的满面通红，秃子却总是呵呵一笑，毫不生气。我们没有办法，就又唱道：“秃子秃子顶光，把羊摇到岭上，岭上没草，把羊打到大沟老。”秃子还是不生气，我们也就不唱了。

秃子的三个大头儿子没有一个当官的，却在外打工挣回来不少钱，日子过得红红火火。这几年有了手机、网络，年轻人谈对象不再羞羞嗒嗒，老经纪也失去了营生，安享自己的晚年了。

小经纪绰号“吴法宪”，七八年审判四人帮时，我们跑了五里多地到初中看黑白电视的直播，人多，我几乎就没有看到四人帮长什么模样，可是哥哥们说吴法宪就长了他那个模样，他就成了“吴法宪”，坏人也是名人嘛，他也不反对这样叫。现在回村子叫他老吴，他也会痛快的答应。

小经纪是老经纪的侄子，当经纪也是近年来的事。当初找媳妇时还是老经纪说的媒。小经纪只上了三年学，对学习实在没兴趣就回家帮父母种地、放羊。看第一个姑娘时还经受了一次考验。姑娘给了一元钱让他去称瓜子，一两二角钱，称了五两，拿回来姑娘问他一斤多少钱。他笑而不语，姑娘扭头就走了，瓜子也没吃，对象当然也没处成。他每次说起这件事，总是忿忿不平地说，那姑娘太有心计，买瓜子是假，把我当瓜子看，我小学没毕业当也不是瓜子，一斤瓜子两元钱我不知道？

小经纪不同于老经纪，他只做牛羊生意。他也不去集市，每次手机约定，牛羊贩子开车上门接他去谈生意，生意谈成了，开车送他回家，中介费还不少挣。小经纪熟悉牛羊，看毛色就知优劣，牙口、年龄、体重更是评估准确，不差分毫。一次来了一伙外地客，看中一只山羊，对方为了压价，直嚷嚷小经纪估得不准。小经纪一怒之下，拔刀要当场宰羊，剥皮称肉，对方悻悻而退。第二天早晨，小经纪的妻子嚎啕大哭“我的羊啊”。原来，半夜时分，自家圈里的二十多只羊都被人赶走了。他的家在沟边，羊是通过村子赶到马路上被车运走的。半夜有很多人都听到羊走动的声音，以为他又赶羊去偷吃别人家的麦苗，就没有一个人起来看一看。羊丢了，人都知道是那伙外地客的报复，小经纪的名气反而更大了。现在，隔三差五的还有车来接去送来，老吴成了村子了的牛人了。

牛人“县长”

黄腰沟出了县长，打死也没有人相信。这里可以说是穷山僻壤，不是出官的地方。

“县长”也是一个人的绰号。县长是个好人，村子里的人都这么说。他花甲之年就去世了，埋葬的那天，是九月九日，天色阴暗，细雨蒙蒙，秋风萧萧。凄切的唢呐声呜呜咽咽，白色的纸钱随风飘荡，空气中弥漫着悲凉、伤感。

县长当过生产队的保管员。七八年夏收季节，天气不时变化。那一天，生产队的大场(打谷场)里晒了一场的粮食，全队200多亩地收回的麦子全晒在场里。下午三时许，北边天空突然乌云翻滚，负责看场的人没在意，等队长敲响紧急集合的钟声时，倾盆大雨已经倾泻而下，短短几分钟，平地上起水一尺多高，看着黄灿灿的麦子漂在水面上，全队人都哭了，这可是一年的收成呀，要上交公粮，剩下的是大家的口粮。眼看麦子要被水冲走，县长大喊一声，一定要堵住大场四周，不要让水流动。全村男女社员全部冒雨站在大场的四周，不断地用土围起快要冲毁的场边。雨停了，大场中的水快有2尺高了，已经形成了一个大水塘，麦子在水中泡的发白，可总算没被水冲走。

县长为人正直、有古道心肠。包产到户后，县长正值年轻力强，他干完自己的农活后，总会帮左邻右舍干活。谁家有困难，吱一声他就会到。地里该种什么，怎样种，他都能说个根根茎茎，到后来，他就成了村里的农业技术员。张家娶媳妇，李家生娃，王家两口吵架，赵家父子打架，这些看起来与旁人没有关系的事，县长都会去管一管。时间长了，人们也习惯了他的热情，就亲切的喊他“县长”，一个不拿国家俸禄却自觉自愿管全队人的大情小事的官。

县长的老婆叫叶叶，个子不高，行事很泼辣。一次和弟媳妇淘气，嘴笨骂不过人家，就甩手一马勺扣到弟媳妇的脑门上。弟媳妇的老公在铁路上当工人，她一个人在家，受了伤又加上没人照顾，竟然染上疾病，愈来愈重，等男人从外地赶回来，送到医院时，医生都无能为力了，一个年轻的生命就这样陨落了。村子里有挑事的人说是悍嫂打死了弟媳妇，县长为此弟兄二人几十年反目成仇，至死都没主动来往。

县长磊落一生，谁知临近花甲之年却干了一件蠢事，葬送了自己的老婆也葬送了自己。县长的岳父母早已去世，小舅子外出打工，他就常常去帮小舅子媳妇干农活，两人一起干活，一起吃饭，经常出双入对。时间长了，闲话也像发了芽的草儿疯长。老婆不高兴了，就追着他吵，他不胜其烦，就经常去帮别人也不回家。发酵了的矛盾比白酒还浓烈，清明节早上，老婆只留下一句话：我再也不烦你了，就喝农药自杀了。经受不住丧妻之痛，忍受不了儿女责备，更被不明就里的村里人指指点点，县长自己也病了，挨到入秋时节竟吃不下饭，等送到医院，诊断为肝癌晚期。九月九日，在全村人的叹息声中，他入土为安，走完了自己一生。

大学生八伯父

八伯父从小就跟着老先生读完私塾，又赶上政府办国民教育，他就接着上完高小，读完初中。他是黄腰沟第一个接受新式教育的人，也是第一个被保送上兰州大学的大学生。

八伯父要上大学，是全村的一件大事，在那个食不果腹，衣不蔽体的年代，全村人给他凑了30元盘缠，一条新羊毛毡，一条棉被就是他的全部行李。从老家去兰州，没有直达车辆，八伯父步行了三天才走到平凉。在路上他遇到一个自称也到兰州去上学的人，就结伴同行。可就在平凉车站，他却被新结识的同伴骗了，那个人先让八伯父看行李，自己去买车票，回来后说自己看行李，让八伯父去买吃的。老实的八伯父丝毫没有防备，等他买吃的回来，那个人和行李全不见了。铺盖、钱还有上学的证明统统被那个人带走了。八伯父用了三天时间找遍了整个平凉市，也没有找到那个人。无奈之下，只好回家。

八伯父的大学生活就这样结束了。

尽管没有上成大学，八伯父还是知识分子，回家后的八伯父当过小学教师。在工农兵领导革命的年代，小学校长马冒元是一位复员回乡的军人，大字不识几个，可是党员，在部队中接受过革命锻炼，可谓根正苗红。识字的八伯父自有傲气，不敢明目张胆地反对校长，可是在给校长写讲话材料时还能不时的作弄一下。一次县文教局领导到校检查工作时，校长的汇报材料第一句话是：“在党员校长马冒元同志的领导下，学校工作蒸蒸日上”说完了，马校长才觉得不对劲，怎么说有领导在场，学校工作也是接受上级领导的，怎么会贪功据为己有，以致这个汇报贻笑大方。

八伯父后来进入政府工作，入了党，成了正式的国家干部，先后当过几个乡镇的乡长、书记，在工会主席的职位上退休。退休不久的八伯父还没来得及安享晚年，就突发脑溢血，中风不语，治疗几月后终因溢血量太大不治而亡，到死也没有苏醒，没有留下一句遗言。在整理遗物时，柜子里只有不同时期的工作笔记十几本，书写整齐，字迹工整，除工资折子外没留下一张存折和一分钱。

四爷和六叔公

若论“德高寿永”，黄腰沟当属四爷。比四爷活的更长的，是他的表弟——六叔公。

四爷是1999年2月辞世的，享年八十六岁，如果活到现在，该是百岁老人了。

四爷生于1914年，那是民国三年，尽管政局动荡，但老百姓还是在过吃不饱、穿不暖的日子，尤其是处于西部地区的百姓，并不知道二十一条是什么，也不去关心谁当大总统的事，因为无论怎么改朝换代，统治他们的还是原来那些管事的人。

四爷在家族排行老四，本是三太爷的第二子，却因为二太爷只有一个儿子，就过继给二太爷。二太爷的亲生儿子是二爷，也就是老先生，从教地主家的私学到解放后当公家教师，一辈子没务过农，只可惜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初因饥馑饿死了大儿子，老人遭受精神打击，晚年竟落了个郁郁而终。二太爷二十多岁就离世，二爷也不在家，四爷就担负起一家人的生活重担。睡半夜起鸡叫，跳水，喂牛、拉粪、种庄稼，从小练就了一把好手。一生钟爱喂养牲口，我家的那处地坑庄，大小十只窑洞有四只就喂过牲口。

四爷有一杆木柄铁头的马刀，那是民国后期守城时用的。当时这里是白区，城北边不远就是共产党领导的红区，四爷应招扛着马刀去守城，守了二个月，也没见谁来攻城，就不了了之。

解放后，四爷参加合作社、生产队的劳动，尽管大多数的工作是喂养，喂猪、喂牛之类的活，挺辛苦的，每天要下沟两次，割回青草。可他干的是认认真真，毫无怨言。我小时候窑洞的墙壁上贴着四爷好多奖状，尤其是农业学大寨期间，那个奖状很特别，上面是闪耀的红五星，一边是工业学大庆，一边是农业学大寨，中间歪歪扭扭的写着奖给模范饲养员XXX同志，下边落款是ＸＸ人民公社ＸＸ大队ＸＸ生产队革委会，可没有公章，只盖着一个私人名字的章，大概是革委会主任代章吧。那时候家里上工用的镢头、铁锨都是四爷获得的奖品，没有一件是买的。

四爷喜欢喂牲口，也特别喜欢我。小时候村里穷，人们也不怎么讲究卫生，喂牲口的地方大多在窑洞，后面是牛槽，前面是炕，喂牲口的人就睡在牲口圈里。我从小就跟四爷睡，最大的好处就是半夜小便不用下炕，站在炕沿上直接浇到牲口圈里。上小学时四爷还负责叫我起床，那时没有闹钟，只能看星星判断时间。四爷大多数都是判断准确的，可是有一年冬季，我到校后竟然鸡还没叫，大概是现在的凌晨三点钟，那一份等待真是十分的漫长。

四爷一世与世无争，用现在的眼光看，就是吃了大亏，他却很坦然。他在庄里辈分最高，每个见面的人都会热情的和他打招呼。家里的一块磨刀石是早年从河边背回来的，年龄应该比我大。村里每一个到沟里割草的人都会到家里来磨镰刀，总是很热情的和四爷说家常。磨刀石现在还有一小半，成月牙形，自从四爷走后，庄里割草的人少了，也没人来磨镰刀了。四爷生前说过，他弟兄五人，大哥死得早。二哥是先生，最后疯癫了。三哥晚年得了胯癌，胯骨头上溃烂的像长了菜花一样，也没有活到好日子。五弟当年在镇上开药铺，却因为陪县长吃了一顿饭，县长被隔离审查，牵连到他，胆小服砒霜自杀了。只有自己活得最长，也等上了好政策，过上了好日子，吃到他们没吃过的，看到他们没看过的，如今身体健康，家庭和睦，儿孙有成，有什么不满足的。

四爷去世前的那一天是星期天，他已经一周时间没到房间外去了，整天睡在炕上，上厕所却能挣扎着自己去。吃晚饭时，他挣扎着坐起来，我接给他半碗面片，他端到胸前的那一瞬间却向后一个趔趄，汤撒到胸前。我接过碗，喂他吃了几口，他摇头示意不吃了。晚上，他平静地躺在炕上，没有说一句话，就这样离开了这个尘世。

六叔公姓马，不是黄腰沟的人，可他的舅家在黄腰沟。他是四爷姑妈家的孩子，四爷活了八十六岁，六叔公却活了九十四岁。

六叔公夫妇一生没有生育，却收养了一双儿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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