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有喜感的方言写作——浅谈彭家煌的小说《怂恿》
彭家煌是一个被遗忘了的杰出的小说家,是一个有成就的但在文学史上尚未得到应有的评价的作家。他同鲁迅、张爱玲一样,是难得的一出手就已经成熟的小说家。彭家煌去世后,他的朋友曾这样称赞他:彭君有那特出手腕的创制,较之欧洲各小国有名的风土作家并无逊色。如果家煌生在犹太、保加利亚、新希腊等国,他一定是个被国民重视的作家。当代批评家刘纳也说:假如他早一些开始创作,他也许会名重一时。但是,他 1925 年才发表作品。这时候,已经不像五四初期那么容易取得文学声名。假如他能多活些年,他会有远大的文学前程。但是,他不幸短命,竟死于35岁的人生鼎盛之年。他的创作生涯只有 8 年。 他的小说被归入乡土文学,但其异质性和先锋性被忽略了。 彭家煌是湘籍作家,除了写小说,他也写童话。小说方面,《Dismeryer 先生》和《怂恿》分别代表了彭家煌小说写作的两种题材和两幅笔墨。这两篇小说发表的时间相隔不远,然而从立意到语言、从题材到形式都迥然不同。《Dismeryer 先生》是非常出色的短篇小说,严家炎评价其用细腻而带有嘲讽的笔法去写知识分子、市民,其成就不亚于叶绍钧和张天翼,二十年知识分子就能达到像他这种程度,这是不多的。然而笔者以为,只有《怂恿》才是彭家煌独有的创制,它显示了彭家煌在小说语言与文体上的独出心裁。将《怂恿》与《Dismeryer 先生》对比,可以看出前者的写法是有意为之,呈现了彭家煌对小说语言和文体的有意和有益的探索,也昭示着一种新的写作方向与风格的诞生,即对方言入文的大胆尝试。 方言作为一种独特的文学语言形式和民族共同语的有益补充,成为现代文学语言变革过程中必不可少的研究主题之一。同时,如何在文本中使用方言,使其既保留地方色彩和个性魅力,又能祛除阅读上的陌生与障碍,也就是说,如 何融合方言土语,早日成就文学的国语和国语的文学, 是每个新文学作家必须面临的问题。在 20 世纪 20 年代的乡土作家中,能够将方言灵活有效地融入而非嵌入叙述语言中的人,非彭家煌莫属,《怂恿》更是其方言写作的经典作品。
20 世纪20 年代乡土小说通常的写法是:景物描写(自然环境)故事叙述(人物)+风俗点缀(文化色彩),很多优秀的乡土作品如鲁迅的《故乡》《祝福》、沈从文《边城》、萧红的《呼兰河传》都是这种套路。《怂恿》独辟蹊径,以语言(方言)取胜。在《怂恿》中,语言构成了一种叙事精神。从落笔开始,彭家煌就有意识地开创一种具有喜剧精神的乡土写作,这种喜剧精神来自于他对方言土语的选择。方言给小说文本增添的趣味和魅力,绝不是现成地存储在自然形态的方言中的,而是由作者对语言增删剔选的能力决定的。无论是叙述还是对话,彭家煌都远离了当时文坛流行的新文艺腔,也远离了乡土文学语言通常的毛病:方言与普通话、文言杂糅,语言不清澈、不统一。在方言的使用上,彭家煌做到了既不晦涩难懂也不应景使用。
《怂恿》起始就采用了一种很危险的、极能考验作家语言描摹能力的写法描写人物对话。说它危险,是因为新文学初始的作家普遍不具备这样的能力,就连鲁迅也不例外,因此冒险采用这种写法很容易失败。更何况,一篇故事的开头是作者与读者订下的契约,对语言来说,它更像是一份合同,开始使用了这样的语言,出于文本一致的要求,后面就不能再更改了。因此文本开头的叙述方式确定了小说整 体的语言风格,并基本明确了说话的腔调。我们且来看看《怂恿》是如何开始的:
端阳节前半个月的一晚,裕丰的老板冯郁益跟店倌禧宝在店里对坐呷酒。
郁益爹,旁大说:下仓坡东边政屏家有对肉猪,每只有百三十来往斤,我想明日去看看;端阳快了,肉是一定比客年销得多,十六七只猪怕还不肯。禧宝抿了一口堆花(酒),在账台上抓了一把小花片(糖);向老板告了奋勇后,两只小花片接连飞进了口。
嗯,你去看看,中意,就买来;把价钱讲好,留在那儿多喂几天更好,这里猪楼太小, 雅难寻猪菜。郁益安闲的说,忽然想起旧事,又懒洋洋的关照着:你去了第一要过细些,莫手
续不清,明日又来唱枷绊,翻门坎。他屋里的牛七是顶无聊的家伙,随是什么,爱寻缝眼的。 那怕什么,凡事离不了一个理,不违理,就是牛八雅奈我不何!禧宝满不在乎。对话是小说中最自然的部分,必须用日常生活中的言语,而要将平凡的话语调动得生动精彩,莫过于运用原汁原味的当地方言。于是整篇小说就在作者的家乡话中开场了。堆花花片如果不加注,很难让读者明白,所以作者加了括号来解释这两个特殊名词。既然在对话中大量使用了方言,叙述语言也难免要与之统一。因此,开头用呷酒而不用喝酒,就已经体现了作者的用心。此外叙述中还使用了不符合正规句法的方言文法,如告了奋勇老弟毕过京师大学的业等。这些不合规范而又独具生命力的方言文法根植于生活中:这些语言放在文艺作品中,自有它们的不可忽视的力量,绝对不是任何其他语言可以代替的。是的,它们的确与正规文法不合,可是它们原本有自己的文法啊!你要用它,就得承认它的独立与自由,因为它自有它们的生命。假若你只采取它一两个现成的字,而不肯用它的文法,你就只能得到它的一点小零碎来作装饰,而得不到它的全部生命的力量。从生活中找语言,语言就有了根;从字面上撷取语言,语言便成了点缀,不能一针见血地说到根儿上。
同时,用对话而不是用描述开头,也表明了作者的写作态度:隐藏在文本背后,不动声色地客观呈现,让人物用自己的言语确定身份、标识善恶。这种不介入的姿态,以及相对冷静的叙述口吻,在 20 年代乡土小说中是非常少见的。彭家煌专营于语言的刻画而非意旨的传达,使得《怂恿》过滤了乡土写作中的意识形态目的,这有声有色的闲谈不过是还原了民间的戏谑精神。另外,以对话开头,看似闲笔,实则从小说文体上来说是极为精要的写法:在家常闲话中,有意无意地透露出小说诸多重要讯息,如小说的主要人物和矛盾的契机。小说中挑起事端、引发风波的重要人物牛八,就在裕丰酒店老板郁益安闲的、懒洋洋的关照中出场了,而舌尖嘴利、八面玲珑的店倌禧宝满不在乎的样子,就已引起了有一定阅读经历的读者的警惕:故事绝没有这么简单,危机与矛盾就隐伏在这里。果然,后文的喧嚣(牛八的挑唆、二娘子的上吊、二娘子娘家人的打闹等)与开头的闲逸形成了一个反转。彭家煌的短篇小说几乎每篇都有一个反转,这反转不大,也不复杂,因此彭氏的小说显得格局 较小,但充满了俗世的闹腾和乐趣,并由之产生了独特的彭氏戏谑精神。 除以对话开头外,《怂恿》还将人物口语与叙述语言完 美融合,形成了一种独特的叙述腔调。作者不仅以方言来构织人物对话,还以方言来描绘人物、叙述故事。通常情况下,作家写对话用口语是很自然的事,但描写时用口语就困难了,它涉及作家使用和创造语言的能力。《怂恿》中对牛七这个人物的描写,用的是极为生动的方言口语:
他不屑靠贡士在外赚衣食,只努力在乡下经营:打官司喽,跟人抬杠喽,称长鼻子喽,闹得呵喝西天,名闻四海。他雅喂过蚕,熬过酒,但都是冒得一眼经验,凭着一鼓蛮劲去乱ㄍ幺,每年总是亏大本,没得打官司,抬杠那样的成绩好。他的身胚很高大,大肚皮 水牛一般的,在文质彬彬的兄弟里,他真是走了种的蛮横冲直撞,那里找得到对手;牛眼睛钉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