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场协议后日元升值对日本经济的影响

“广场协议”后日元升值对日本经济的影响

摘要：“广场协议”之后，日元对美元的升值使得日本经济长期陷入萧条，对日本经济产生了长足的影响，但是我们不能够把日本过去十年的萧条完全地归咎于日元的升值，以及升值所造成的金融泡沫。同时，日元升值在客观上也给日本经济带来了积极的影响，这都值得我们思考与借鉴。

关键词：“广场协议” 日元升值 经济结构 投资

Abstract After the Plaza Accord, the yen's appreciation against the U.S. dollar makes a slump of Japanese economic, and it had a considerable impact on the Japanese economy. However, we can not completely attribute the depression over the past decade to the appreciation of the yen, nor the financial foams that caused by the appreciation. Meanwhile, the appreciation of the yen has brought a positive impact to the Japanese economy objectively, from which can we learn and thing about it.

keywords Plaza Accord yen's appreciation structure of economy investment

20世纪80年代，日本与美国的双边贸易摩擦不断加剧，贸易战逐渐升级到汇率战。1985年，美日等国签订了著名的“广场协议”，引发日元急剧升值，并伴随着资产价格的迅速膨胀和经济结构的较快调整。90年代初，日本资产泡沫破裂，经济增长戛然而止，并出现长达十年左右的停滞，日元升值的负面影响逐渐显露。接下来从多个方面具体分析“广场协议”后日元升值对日本经济的影响。

一 签订“广场协议”的经济背景
　　“广场协议”的表面经济背景是解决美国因美元定值过高而导致的巨额贸易逆差问题，但从日本投资者拥有庞大数量的美元资产来看，“广场协议”是为了打击美国的最大债权国——日本。在此我们不妨先看一下美国在1985年以前一段时间内的基本经济情况：
1979-1980年，爆发了世界第二次石油危机，导致美国能源价格大幅上升，消费物价指数随之高攀，出现严重的通货膨胀，通货膨胀率超过两位数。例如，在1980年初把钱存到银行里去，到年末的实际收益率是-12.4%。1979年夏天，保罗·沃尔克就任美联储主席。为治理严重的通货膨胀，他连续三次提高官方利率，实施紧缩的货币政策。结果是美国出现了高达两位数的官方利率和20%的市场利率。

美元的高利率吸引了大量海外资金流入美国，进而导致美元飙升。从1979年底到1984年底，美元汇率上涨了近60%，美元对主要发达国家的货币汇率超过了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前所达到的水平。美元大幅度升值导致美国对外贸易逆差大幅增长，到1984年，美国的经常项目赤字达到创历史纪录的1000亿美元。为改善国际收支不平衡状况，特别是减缓日本对外收支盈余的急剧增加，美国希望通过美元贬值来增加其产品的出口竞争力。

　　1985年9月22日，美、日、英、德、法5国财长会议在美国纽约的广场饭店举行。会后发表联合声明，决定5国联合行动，有秩序地使主要货币对美元升值，以矫正美元估值过高的局面。这项联合声明被称作“广场协议”。

　　广场协议后，世界主要货币对美元汇率均有不同程度的上升。就年平均汇率来看，1988年与1985年相比，主要货币的升值幅度分别为：“德国马克 70.5%，法国法郎50.8%，意大利里拉46.7%，英国英镑37.2%，加拿大元近11%。日元升值幅度最大，达86.1%。”

为了防止美元贬值过度，1987年2月22日，在法国巴黎的卢浮宫召开了7国财长会议，决定将汇率稳定在当时的水平。但是，日元升值一直持续到了1988年末，进入1989年才开始有所回落。

二 日元升值对日本经济的实质性影响

（1）形成泡沫经济

“广场协议”后近5年时间里，股价每年以30%、地价每年以15%的幅度增长，而同期日本名义GDP的年增幅只有5%左右。泡沫经济离实体经济越来越远，虽然当时日本人均GNP超过美国，但国内高昂的房价使得拥有自己的住房变成普通日本国民遥不可及的事情。1989年，日本政府开始施行紧缩的货币政策，虽然戳破了泡沫经济，但股价和地价短期内下跌50%左右，银行形成大量坏账，日本经济进入十几年的衰退期。

（2）进出口数量、结构发生变化
　　“广场协议”后日元的持续大幅度升值严重打击了日本的出口。　　进口额之所以不升反跌，原因在于石油价格下跌，在进口总额中占很大比重的石油进口额随之减少。同时，由于日元升值打击了对进口原材料和半成品进行深加工的出口，导致进口随着出口一同萎缩。进出口价格都趋降，但进口价格下降更快，贸易条件趋于改善。日元急速升值后，日本进出口商品价格指数都趋于下降，但进口价格下降的速度更快，导致日本贸易条件较“广场协议”前有了明显改善。出口产品竞争力的着力点逐渐从价格转向质量、品牌、技术、营销网络等非价格因素上来。

与此同时，进出口结构都发生了较大变化。“广场协议”后，日元的持续升值导致食品、纺织品、金属制品等传统出口产品的国际竞争力下降，出口规模出现萎缩。例如，1985年日本纺织品和服装出口额为14960亿日元，1990年下降到10420亿日元。与这些劳动密集型产品相比，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品的出口则有了显著增长。“1985—1990年，化学品出口从18430亿日元增长到22950亿日元，机械和电子设备从141420亿日元增长到187030亿日元。汽车出口有所下降，从117320亿日元降至103670亿日元，”但日本汽车厂商的海外投资和生产国际化更为显著。

（三）产业结构出现新的调整

“广场协议”后，面对日元持续升值的压力，日本国内产业在潜移默化中发生了两点变化：一是由于贸易条件改善，非制造业的单位工资和投资收益随同制造业一起出现了提高，刺激了金融、房地产、物流服务业等第三产业较快发展，经济由出口主导型逐步转向内需主导型。1985—1994年非制造业对GDP增长的贡献率超过70%，1995年后随着泡沫经济后遗症的越来越严重，制造业在GDP增长中的贡献率略有回升。二是制造业内部越来越强调质量、技术、创新等非价格竞争力因素的作用，企业的努力方向转向高精加工和高附加值。

（四）海外投资规模与内容发生巨变

80年代日本企业的海外投资，除了日元升值后旨在降低国内生产成本这一基本动因外，转移产地、避开美国对日进口数量限制也是企业采取的重要对策。从对外投资的地区分布看，美国、欧洲和东亚三大重点的格局没有改变。从对外投资的形态看，一是狭义的以现地生产为依托的直接投资，二是广义的包括购买外国证券、债券和贷款在内的长期资本输出。其中，直接投资累计额1977年为222亿美元，1987年为1393亿美元，超过传统的海外投资大国英国和德国，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第二海外投资大国。

与70年代相比，80年代日本的对外直接投资不只规模翻倍扩大，投资的内容也在发生调整和变化。无论是在东南亚进行的科技含量较低的现地生产，还是在美欧进行的科技含量较高的现地生产，其科技研发及核心零部件的生产都在国内，“可以说在美国、亚洲的现地生产都处在国内生产和出口的补充位置”。由此，80年代取得长足发展的日本跨国企业通过直接投资，已经建立了一种以世界为舞台、以日本为圆心的生产网。

　　三 “广场协议”与日元升值的积极作用

　　受日本舆论的影响，人们过多地注意到了“广场协议”和日元升值的消极作用，而对其积极意义估计不足。其实，即使是对于日本而言，“广场协议”和日元升值也具有重要的积极意义。

　　首先，日元升值大大提高了日元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地位。即使在欧元诞生后，日元仍然是国际上最主要的四大货币之一，成为其他国家外汇储备中的重要币种。

　　第二，日元升值有助于日本克服资源对经济发展的制约。在战后的经济发展过程中，日本曾多次出现这种情况：“经济快速发展→进口资源增多→触及国际收支天花板→采取紧缩政策→降低经济增长率→进口减少→国际收支恢复平衡……”这种循环反复出现的根源在于资源的制约。日本是一个自然资源贫乏的岛国，其经济发 展建立在进口资源的基础上。日元升值后，日本以较少的费用便可以进口足够的资源，加之产业结构升级，资源已不再是日本经济发展的制约因素。

　　第三，日元升值使日本的海外纯资产迅速增加。以日元升值为契机，日本的对外投资大幅度增加，在海外购置资产，建立生产基地。日本在海外的纯资产迅速增 加，1986年达1804亿美元，超过号称“食利大国”的英国（1465亿美元），跃居世界第一。此后，除1990年外，日本一直保持了世界最大纯债权国 的地位。2002年末，日本的海外纯资产余额达1753080亿日元，按当年12月的平均汇率折算，约为14338亿美元，与“广场协议”前的1984年 相比，增大了18倍以上。

第四，日元升值有助于提高日本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日本的GDP在OECD中的比重由1984年11.6%上升为1988年的26.5%。日本的人均GNP于1987年超过美国。一个自然资源贫乏的岛国、总面积不足中国云南省的日本，成为世界经济中的重要一极。

四 “广场协议”对中国经济的启示

首先，在特殊的国际经济环境下，本币急剧升值对经济可持续增长的损害并不显著。日元急剧升值后，日本经济之所以还能保持增长和繁荣，主要得益于恰逢国际石油市场价格大幅度降低，部分抵消了日元升值对制造业国际竞争力的打击。同时，全球信息技术产业还处于技术革命的前夜，国际市场对日本信息技术产品的需求仍然旺盛。针对本币升值的负面影响问题，要避免过分依赖于宏观经济政策作为回应冲击的手段，避免出现类似“广场协议”那样的大幅度汇率调整极为重要。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要签订类似“广场协议”式的国际性文件。为此，要让汇率始终能够反映经济基本面。当然，汇率不仅仅是经济可承受性问题，也是政治可承受性问题，在这方面，要在战略上对美国等发达国家的立场给予足够的重视。 　　

其次，当前人民币也面临着升值压力。但与日本不同，中国在经济实力、产业竞争力、本币国际地位等方面都与当年的日本差距甚远。中国除了国际收支顺差和外汇储备增加为人民币升值论者喧嚷之外，在其它方面都不具备升值的内在基础。即使按照美国的统计标准，目前美国对华贸易逆差也只占美国逆差总额的20%，而1984年美国对日本贸易逆差占比高达50%。因此，美国一些利益集团要求人民币升值，甚至想通过国际协议达到目的，都是不切实际的。人民币不具备升值基础，是维持人民币汇率稳定的基石。 　　

最后，加快国内产业结构调整和竞争力培育，是回应人民币升值压力的治本之道。对于日益开放的中国，人民币汇率不仅是国际收支的风向标，更是整个国民经济发展的风向标。如果说人民币要升值，那也应是建立在强大的产业竞争力和合理的产业结构基础上。从日本的经验看，在本币升值前应尽力消除制造业与非制造业、城市与农村、发达地区与落后地区的差距，使得国内经济面对本币升值的冲击具有足够的柔韧性和灵活性，以达到有效地、平滑地分配经济资源。为此，广义的经济结构改革应是制定政策的最高目标，它包括放松管制、建立有效的金融监管框架、改善公司治理结构等等。

综上所述，“广场协议”后日元升值对日本经济影响深远。虽然那时的日元升值带来了日本经济泡沫，对经济结构和产业结构造成了一定的冲击，但是并不是没有其积极作用的。事实上，“广场协议”让日元结束了低币值时代，让日元真实体现出了日本的经济发展水平，使日本成为技术强国、资本输出大国，也使得一些日本人民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了大富翁，这对于我国正在面临的人民币升值现状有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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