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中历史教学论文 顾颉刚与《当代中国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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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教学论文:顾颉刚与《当代中国史学》

在中国现代史学家中,能像顾颉刚(1893-1980)那样中外闻名的,没有几人。而像顾那样,以名人专家的身份,高屋建瓴,对其领域的成就得失,加以评论的,似乎更为少见。由此看来,本书实在是弥足珍贵了。俗话说:文品如人品。这表明,两者之间又有联系。那么,就让我们首先从作者谈起吧。
民国时期的学界,流传有这样一句话:"我的朋友胡适之",用来谐戏那些以认识胡适1891-1962)为荣、并将他常挂在嘴边炫耀的学人。这句话一方面显示胡适名望之大,另一方面也表明了胡适的为人。的确,胡适之交游,上至达官贵人,下至车夫马弁,在同类学者中,并无几人可及。但其实,真正能成为胡适朋友的人,也实在没有想像的那么多。而在他们当中,顾颉刚绝对是很重要的一位。1917年,胡适自美归国,任教北京大学。虽然在回国以前,他已经在《新青年》上发表《文学改良刍议》一文,博得一些名声,但要想在北大立足,并采用新的研究手段与角度,将中国传统的经学史研究,扩大和转变为类似西方的哲学史研究,则仍然让他感到是一种冒险,因此心存不安。胡适的这种不安也十分自然,为他所面对的,是一批比他小不了几岁,自幼便受到传统学问熏陶的学生。在他们当中,颉刚是突出的一位。出身苏州世代书香、其家族曾被康熙誉为"江南第一读书人家"的顾颉刚,在去北京念书以前,不但已经熟读了那些所谓的"经书"而且还旁涉各类书籍,并培养了对历史研究的兴趣。可幸的是,胡适的新方法、新态度不久即为顾颉刚所认可,顾还为他在同学中说项:"他虽没有伯弢(陈伯?|——胡适的前任)先生读书多,但在裁断上是足以自立".更重要的是,顾还拉了另一位旧学底子厚、而又能"放言高论"的同学傅斯年1896-1950去听胡适的课。由于傅和顾的认可和支持,年轻的教授胡适才在北大站稳了脚跟。与他的老师胡适相比,顾颉刚虽然没有"暴得大名",但成名也不可谓不早。他于1920年北大毕业,由胡适介绍入图书馆工作,并协助胡适编书。在工作中,他很快就发现了古史传说之可疑,因此追根寻底、顺藤摸瓜,发现了一连串的问题,由此而发起了"古史辨"的争论。此时的顾颉刚,才三十左右,但已经全国闻名了。与他相比,早年北大的学生领袖傅斯年、罗家伦(1897-1969)等人,尚在海外辗转留学。他们虽然比顾年轻几岁,但耳闻顾颉刚的成就,傅斯年也由衷地赞叹道:"颉刚是在史学上称王了!".傅斯年1926年底回国以后,创办历史语言研究所,在古史研究上急起直追,也有一番辉煌的作为。而当年向胡适郑重推荐顾颉刚的罗家伦,在回国之际,则写信给顾颉刚,希求后者的帮助,谋求教职。1可见在短短的几年时间,顾颉刚的地位有了迅速的转变,从一位年轻的学生,成为了国际知名的学者。他的那些在海外游学的同学,未免感叹:"士别三日,则当刮目相看".用傅斯年的话来说就是:"几年不见颉刚,不料成就到这么大"2的确,在二十年代末、三十年代初,顾颉刚名声非但蜚声国内,而且已经远播海外。美国汉学家恒慕义(ArthurW.Hummel)在《美国历史评论》上撰文?樯芄蓑「铡⒑使赜诠攀返奶致郏压蓑「盏摹豆攀繁妗返谝徊嶙孕颍氤闪擞⑽某霭妫馕兑桓鲋泄费Ъ业淖源罚踩话压蓑「帐游笔敝泄费Ы绲拇怼?恒慕义的作法,也为后来的学者所认可。1971年,美国史学家施耐德LaurenceA.Schneider)出版了中外学术界第一本有关顾颉刚学术生涯的专著,题为《顾颉刚与中国的新史学》,把顾颉刚视为中国现代史学的代表人物。4施耐德愿意为一位当时还在世的中国学者立传,这在美国的学术界,也属少见,由此可见顾颉刚的名声与威望。而在国内,虽然顾颉刚的名字,称得上是家喻户晓,但真正对他的学术加以研究的,则要在他过世多年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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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这里的原因,与顾颉刚本人晚年的遭遇,有所联系,这在顾颉刚女儿顾潮写的《历劫终教志不灰:我的父亲顾颉刚》的后半部分,有比较清楚的描述,此不赘言。中文学术界对顾颉刚以及"古史辨"加以专题研究的,始在1980年代末,如刘起釪的《顾颉刚学述》、王泛森的《古史辨运动的兴起》等好几种。德国汉学家吴素乐(UrsulaRichter)于1992年亦出版了《疑古:作为新文化运动结果的古史辨与顾颉刚》,再度证明顾颉刚之国际名望。51.坦诚相见、文如其人
也许是早年成名的关系,顾颉刚与胡适一样,在生前有意无意地为后人留下了不少材料。如前述有关顾颉刚与胡适之间最初的接触,就是由顾颉刚自己在《古史辨》第一册自序中提供的。因此,他们不但能因其成就而为学界所注意,也由于材料丰富的关系,使后人能不断为之"树碑立传".但是,他们两人之间还是有所不同的。胡适成名之后,一举一动都在众目睽睽之下,而他又有史学的训练,深知史料的重要,因此他所遗留下来的文件,包括日记和手稿,非但字迹工整,而且思想清晰,没有暧昧之处。即使有暧昧之事,胡适也注意不留下痕迹。如他与美国女友威廉斯的友情\恋情,则主要经过对方所保留的书信,而为今人所知。顾颉刚则稍有不同,堪称"性情中人"乐意披露自己的感情。这里的感情,并不专指男女之事,而是指他对学问、人生、友情的看法。顾颉刚的《古史辨》自序,就是最好的例子。他一旦有了机会,往往下笔千言而不能止,不吐而不快。几乎每次"古史辨"讨论结集,只要是他负责,他就会写一篇长序,直抒胸臆,将前因后果娓娓道来,其中的甘辛苦涩,一并呈现,让读者知晓。因此读他的序言,宛如读郁达夫的小说,有一种淋漓尽致的感受。他们都是五四时期的人物,都受到那时提?母鋈酥饕搴屠寺饕宓闹种钟跋欤淙恢窝巳げ煌鲂苑绺裼邢嗨浦Α9「盏恼庵治姆绾托愿瘢岳费Ъ依此担蚴悄蟮南彩拢蛭栽傅靥峁┝诵矶嗖豢啥嗟玫牟牧希芳液投琳吡私馑奈酥窝В屑蟮闹妗B晕⒖上У氖牵臼槠淮螅忠云缆叟匀说淖髌肺鳎虼瞬⒉荒苋霉蓑「站⌒朔⒒印5牵奈姆缧愿瘢故怯兴逑帧K玫钠烙铮浅V苯印⒏纱啵挥斜AK惺鄙踔两父鋈说耐嘧髌芳右员冉吓琶殖雒危浞直硐至怂甭省⒄娉系母鲂浴?/P>
当然,顾颉刚能这样做,不仅与他的性格有关,更因其史学名家的地位。由此,顾颉刚这种名家评名作的作法,构成了本书的一大特色。本书写于抗战胜利之后的1945年,此时的顾颉刚,虽然刚过五十,但就其威望成就而言,已经是史学界的耆宿。由他出面评述当代中国史学(顾有合作者童书业和方诗铭两人)自然有点"青梅煮酒论英雄"的味道,读来十分过瘾、亲切。但是,顾颉刚并不自大高傲,而是力求公正。这一点又与他的性格人品有关。顾颉刚虽然出身书香门第,但他的成长,却并不像人们想像的那样,坐拥书城,整日"之乎者也",只啃那几部经书。相反,他由于年幼体弱,一直为其祖母所呵护,从祖母那里,听来不少民间故事,由此而培养了他对民俗文化的兴趣。以后到北京求学时,又迷上了京戏。因此他对中国的精英和通俗文化,都有兴趣。这或许也影响了他的人品性格。顾颉刚虽然出身世家,自己又很早成名,但他的待人接物,则较少"名士气",而是显得真诚、宽容,愿意以各种方式奖掖、提拔后进。他的治学,也往往高低兼涉,不但研究深奥的经学与史学,也对通俗的戏曲和民俗文化,充满了兴趣。甚至他在古史研究上的一些想法,如所谓"层累地造成的古史传说"的说法,正是他从对戏曲剧情的演变的探究中,启发而来。这一"层累地造成的古史传说",是顾颉刚疑古的一个重要理论依据。他从戏曲的演变中看出,一部剧作的剧情,往往始简而繁,经过几代人的加工,而变得愈益生动逼真、跌宕起伏。他由此提出,人们对古代文明的认识,也经历了同样的演化路线,愈到后代,其对古代的认识,似乎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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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晰,因此其描述变得愈益复杂生动。其中的原因,显然是因为后人掺假虚构所致。他在那时所举的一个著名的例子就是,传说中的圣贤禹,或许只是古人的一种图腾崇拜,并不是一个真人。只是到了后来,人们才把古史传说"拟人化"“孝文帝回答曰:”省所上事,深具乃心。但卿之立言半非矣,当须陈非以示谬,乘是以彰得,然后明所以而不用有由而为之。不尔,则未相体耳。回材都水,暂营嬉游,终为弃物;„„此则卿之失辞矣。“〔1〕(《魏书》卷六十二《高道悦传》)可见服务于统治阶级的奢靡之物的修造还是普遍的。太和二十二年,”高祖幸悬瓠,其疾大渐,乃驰驿召謇,令水路赴行所,一日一夜行数百里。至,诊省下治,果有大验。“〔1〕(《魏书》卷九十一《术艺。徐謇传》)一日一夜可行数百里,足见水路的便捷。”(鹿)好兵书、阴阳、释氏之学。太师、彭城王勰召为馆客。尝诣徐州,马役,附船而至大梁。夜睡,从者上岸窃禾四束以饲其马。船行数里,觉,问得禾之处,从者以告。大怒,即停船上岸,至取禾处,以缣三丈置禾束下而返。“〔1〕(《魏书》卷七十九《鹿传》)水路行走成了当时达官贵人乐于采用的方法。而有的商人则凭借着水路运行的便利从事长途贩运。宦官刘腾掌权后,”公私属请,唯在财货。舟车之利,水陆无遗;山泽之饶,所在固护。“〔1〕(《魏书》卷九十四《宦官。刘腾传》)洛阳因处于全国水陆交通的特殊地位,故有”水陆兼会,周郑交衢“之说。〔4〕(卷三)温子升在《从驾幸金墉城诗?分忻栊幢蔽菏甭逖舫堑乃浇煌ㄐ问剖毙吹剑骸坝凳羟迓澹鄣劳ǖて痢!薄玻怠常ň矶模?nbsp;从上面的论述我们认为,北魏作为由北方地区兴起的一个少数民族,在与汉族的交往过程中,能够充分吸收汉族文化中的进步成分,使本民族迅速走上了兴旺发达的道路。从北魏造船业的发展、内河航道的疏通以及服务于政治、军事需要的漕运业的发展,充分说明北魏的内河航运已经达到一定的水平。[作者简介:薛瑞泽(1962——),男,河南灵宝人,历史学博士,副编审,洛阳工学院河洛文化研究,将尧、舜、禹等奉为远古的"三代圣主".他的这一说法,激怒了当时不少守旧的学者,视顾颉刚为大逆不道。但顾颉刚对古史传说的解释,从人们的常识出发,显得简明易懂,也得到了不少人的支持。而且,他不仅仅做基于常识的猜想,而且用考证史料的手段,提供了古人作伪的许多证据,因此使得"古史辨"的运动,在1920年代为国人所广泛注意。它也揭示了传统文化的弊病,为五四新文化运动对传统文化的批判和改造,提供了有力的学术论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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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来源:https://www.2haoxitong.net/k/doc/3662d4661eb91a37f1115c2e.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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