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被拐妇女的买家把牢底坐穿

让被拐妇女的买家把牢底坐穿

搭救被拐女研究生立了功的党支部书记说：“她如果早告诉我她的身世，她共产党员的身份，我说啥也不能让她在这儿受这么大的委屈，国家培养一个人才不容易呀!”如果小A不是研究生与共产党员，最好结局恐怕就是像郜艳敏一样。

“知道”（nz_zhidao）跟你谈谈在妇女拐卖问题上的暗黑现实。

2015年5月13日，放学时，郜艳敏护送孩子们回家。（CFP/图）

被拐卖到河北省保定市曲阳县下岸村的郜艳敏，又一次成为舆论热点。只不过上一次（2006年）她是“嫁给大山的女人”、“最美乡村女教师”，是诸如此类的狗血煽情建构出来的圣女形象。而这一次则激发了大家对拐卖人口问题的沉痛关切与理性思考。这种转变，充分说明中国社会的文明程度在上升。郜艳敏再次火了之后，有不少记者去下岸村采访。一些村民对到来的记者充满敌意。有村民责备郜艳敏的高调揭了村子买媳妇的伤疤，败坏了村子的名声。他们还把村里男人说不上媳妇归咎于她。他们质问记者：村里还有60多个光棍，你们给办办？提个尖锐的问题吧：这个下岸村有几个人是无辜的？2015年7月30日，河北曲阳县委宣传部发布一份签名信。信中郜艳敏明称：“想要平静的生活，希望家人不受到伤害。”有许多小清新跳出来，称要尊重郜艳敏的“自愿选择”，不要再给她“二次伤害”。仿佛郜艳敏成为中国千千万万被拐卖妇女的代言人，仿佛郜艳敏的选择代表了中国千千万万被拐卖妇女的主流选择，仿佛郜艳敏的“自愿选择”，可以凌驾于法律与普遍正义之上。

同济女研究生案折射的暗黑

先从另一个著名案件讲起吧。1988年9月3日，《光明日报》发表《沉重的思考——对11位女研究生被骗案的追踪采访》，轰动全国。其中最有名的是同济大学女研究生小A的故事。这年2月，小A在郑州火车站，被一个叫李敏的小姑娘拐卖到了山东省郓城县农村，作价2480元，买主是农民宫长恩。在被拐卖的整整71天，小A遭到宫长恩的强奸，并被严加看护。在卷宗里小A自述：“我曾经把灯泡取下，触过电，或许电压太低，或许我的鞋太绝缘，未死成；我曾经上过吊，但绳子靠墙太近，我一伸腿又下来了；我曾拿着刀划过手，但未找到大血管，没有下手；我也曾到处寻找农药……”小A很漂亮，1.70米的苗条身材。她的“婆婆”打心眼儿里喜欢她，鸡下的蛋不舍得卖都给她吃了……搭救她立了功的党支部书记说：“她如果早告诉我她的身世，她共产党员的身份，我说啥也不能让她在这儿受这么大的委屈，国家培养一个人才不容易呀!”如果小A不是研究生与共产党员，最好结局恐怕就是像郜艳敏一样，与“丈夫”生儿育女后认命了。宫长恩最后被判了五年有期徒刑。10年之后，报道小A的记者武勤英写了回忆录《女研究生如何被拐骗》。讲到郓城县公安局的《关于打击拐卖人口、解救妇女儿童的情况报告》，统计数据触目惊心：自1978年至1988年，共有2700余名外地妇女被拐卖入该县。其中14岁以下16名，14-18岁75名，18岁以上1900余名。其中未婚妇女占70%，已婚的占30%。这份报告记载：“我县被拐卖的妇女中，有9名因抗拒成婚，不堪受辱而自杀。在大人乡徐庄村、王井乡王皮村，两名少女都是在卖身的5天之内自杀的。至今尚未查明死者的身份和地址。”武勤英写到：“透过这文字上的数据，沿着女研究生一步一个脚印的泣血历程去寻找，我仿佛从《天方夜谭》中的故事里走进又走出。”

2005年6月1日晚，一位母亲抱着被民警解救回到贵阳的女儿悲喜交加。当日，被拐卖到山西的6名贵州籍少女回到贵阳。 （新华社 吴东俊/图）

小共同体共犯问题

穷乡僻壤，光棍要讨个媳妇不容易。买个媳妇花几千块那是一笔巨款。被拐卖的女性要逃脱可不容易，首先必定被“买家”严防死守。在这个意义上，买家全家都是共犯，没有一个人是无辜的。而且，如果一个村子贫穷，外面的女人不愿意嫁进来，光棍扎堆，花钱买媳妇很可能蔚然成风。为了保护“买来的财产”不跑掉，整个村子都可能结成利益共同体：一是会形成一种内部共识与“习惯法”：买来的媳妇就像买来的牛羊一样，是私有财产，要予以尊重；二是会形成一套保护这种“特殊私有财产”的“群防群治”体系：对被拐卖妇女企图逃跑的行为，互相要通风报信、知会对方；对于警察来解救刚被拐卖妇女的意图与行动，村民会预警，会拒绝配合，让警察找不到人，甚至会聚集起来阻挠警察把人带走。中国现行刑法第242条：“以暴力、威胁方法阻碍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解救被收买的妇女、儿童的，依照本法第二百七十七条的规定定罪处罚。聚众阻碍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解救被收买的妇女、儿童的首要分子，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其他参与者使用暴力、威胁方法的，依照前款的规定处罚。”这一法条非常有中国特色，也非常有针对性，就是针对上述情况的，惜乎在司法实践中很少见到这一条被适用。如果当一个村子的村民集体阻挠警察解救被拐卖的妇女，能够派出大批警力将阻扰的村民系数抓起来，并以共犯论处，再让媒体广而告之，相信几个这样的案例以后，这种小共同体“野蛮的习惯法”也就慢慢土崩瓦解了。文明如果不对野蛮保持进攻与压制的态势，野蛮是不会自动消失的。把妇女当牲口一样买卖，没有任何一个文明社会可以容忍与接收，这是必须消灭的绝对之恶。或有人说，郜艳敏与同济女研究生被拐案发生时都是二三十年的事儿，现在应该很少发生这样的拐卖事件了吧？随着经济的发展，拐卖妇女确有可能比以前少多了。但千万以为北上广深才是中国，中国之大之多样超出你的想象。中国落后的地方多了去了，落后的另一面就是野蛮。现在，中国男性比女性多了3000多万，十年后可能会多5000万。2013年，新出生小宝贝的男女性别比达117.6：100，正常情况下这一数字应该是102-107：100。那些找不到老婆的男性基本在穷乡僻壤，有着对购买媳妇的结构性需求。这个男女性别失衡的人口结构短时间是无法调过来的。在中国当女人也是苦，一方面很可能被在娘胎里被流掉了或生出来被杀害了，根本生不出来或长不大；另一方面，那些生出来的女性长大之后还面临被绑架被拐卖的风险，说不定今天还是天之骄子，明天就陷某个不知名的山村再也见不到天日了。在这种态势之下，必须用严刑峻法来打击买卖妇女的人，非如此，不足以保护中国的妇女。让买家牢底坐穿

除了要严惩人贩子之外，对涉嫌强奸、非法拘禁及伤害的买家也应该严惩，该抓就抓，该判就判，该牢底坐穿就牢底坐穿，该杀就杀。法律是以暴力为后盾的禁止性行为规范，给人的行为以稳定的预期。郜艳敏这样的轰动案例，法律如果不出手，不硬起来，那中国“淳朴”的山民乡民就会形成一种朴素的价值观：女人买回来，睡了生娃了，认命了，也就没事了。这是置中国千千万万被拐卖妇女的悲惨命运于不顾。而且，在中国性别比例失调、男性比女性多几千万的态势下，令中国女人面临被拐卖然后度过悲惨一生的更高风险。现行刑法规定，在拐卖妇女案中，人贩子最高可判死刑。对人贩子严惩大家有共识，但对买家就不一样了。对那些认命的被拐妇女来说，买家就是“自己的家人”了。其实根据现行刑法，对买家的刑罚理论上是很重的。第241条对针对买家的：（1）收买被拐卖的妇女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2）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强行与其发生性关系的，按照强奸罪论处。强奸罪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情节严重的（如强奸妇女、奸淫幼女多人的，在公共场所当众强奸妇女的，二人以上轮奸的，致使被害人重伤、死亡或者造成其他严重后果的，最高可判处死刑。（3）收买被拐卖的妇女，非法剥夺、限制其人身自由或者有伤害、侮辱等犯罪行为的，也各有刑罚。例如非法拘禁罪与故意伤害罪的最高刑罚均是死刑。法律规定（2）与（3）涉及的强奸罪、非法拘禁罪及伤害罪，适用数罪并罚的原则，最高可判死刑。买家买被拐卖的妇女是用来当媳妇传宗接代的，一般都涉嫌强奸与非法拘禁，很可能还涉嫌伤害罪，依据法条，最高可以判死刑。但现实生活买家往往是什么事儿都没有，买妇女就像买个牲口那样，令人齿冷。美国与克里夫兰绑架案与郜艳敏案很类似。阿列尔·卡斯特罗卡斯特罗曾是校车司机，他于2002至2004年之间从克利夫兰当地的街上劫持了21岁的奈特、16岁的贝利及14岁的德赫苏斯。2013年被解救的时候，奈特已32岁，贝利7岁，德赫苏斯23岁，卡斯特罗还令贝利怀孕产下一个孩子。2013年8月1日，由于和检察官就937项强奸、绑架罪名达成认罪协议，卡斯特罗得以逃过死刑。法院判处他终身监禁而且1000年不得假释。当初禁锢受虐女子的房屋被拆除。随后此人在狱中自杀身亡，结束了可耻的一生。总之，法律提供的是普遍正义。郜艳敏不需要，不代表千千万万被拐卖的妇女不需要。也不能因为谁不需要，法律就放弃普遍正义。为了降低中国女性被绑架被拐卖的风险，必须让上述法条硬起来，成为正义的利剑，对既有的买家进行严惩。这会对潜在的买家构成有效的威慑。同时，法律应该明确赋予被绑架被拐卖妇女以无限防卫权。被绑架被拐卖的妇女，在恢复自由之身与安全之前，对人贩子，对强奸、非法拘禁与伤害自己的买家，对其他共犯，应该有权行使无限防卫，永远没有防卫过当的问题。这是妇女的自然权利。相关阅读推荐：

下岗工人李彦2010年11月3日在与丈夫谭勇的一次冲突中将后者杀死，并分尸、烹煮，弃于厕所与河中。在我国，由于救助的缺失，一些妇女在遭遇长期家暴后选择“以暴制暴”，而据统计，她们中的许多人被重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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