鲜为人知的“首都工作组”
发布时间：2023-03-26 18:48:12 来源：文档文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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鲜为人知的“首都工作组”
作者：暂无
来源：《读报参考》2020年第16期
在“文化大革命”刚开始的时候，北京有个鲜为人知的机密单位，名曰“首都工作组”。“首都工作组”成立后，只开过一次全体会议，它的工作主要体现在其办公室的日常活动之中。“首都工作组办公室”是“首都工作组”的常设机构。当时，从上到下，也都习惯地把“首都工作组办公室”简称为“首都工作组”。
“首都工作组”的成立
1966年5月5日，周恩来陪同毛泽东在杭州会见阿尔巴尼亚党政代表团。会见后，毛泽东和周恩来又作了简短的谈话，表示：“北京很可能出修正主义，为了防止资产阶级复辟，需要加强首都的警备工作，你回北京后，要尽快选调部队，确保首都的安全。”
5月7日，周恩来由上海回到北京，他原本希望早日落实毛泽东关于加强首都警卫工作的指示，但因氢弹试验和与阿尔巴尼亚党政代表团谈判等一系列重要活动，实在抽不出身来。5月14日，周恩来送走阿尔巴尼亚党政代表团后，立即请中央军委副主席叶剑英到中南海西花厅，两个人商讨如何加强首都警卫工作。他们商定，尽快成立一个专门工作小组，解决扩建北京卫戍区和加强北京市要害部门的警卫问题。周恩来对叶剑英说，我看这小组就叫“首都工作组”吧，它直接对中央政治局常委负责。
5月15日，周恩来和叶剑英联名报告毛泽东和中央政治局常委各同志，提出：组成以叶剑英为组长，杨成武、谢富治为副组长的“首都工作组”，其成员有：刘志坚、李雪峰、汪东兴、周荣鑫、郑维山、傅崇碧、万里、苏谦益。其中，杨成武是解放军代理总参谋长，谢富治是国务院副总理兼公安部长，刘志坚是解放军总政治部副主任，李雪峰是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华北局第一书记，汪东兴是中央办公厅主任，周荣鑫是国务院秘书长，郑维山是北京军区副司令员，傅崇碧是北京军区副司令员，万里是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副市长，苏谦益是华北局书记处书记。
“首都工作组”成立后，周恩来很快就感到，要顺利完成毛泽东交给他的这样一项十分重要、紧急而又复杂的工作任务，没有一个常设办事机构是不行的，因为有大量的日常具体工作需要及时安排处理。于是，他决定尽快建立一个“首都工作组办公室”。
5月19日，周恩来约总参作战部部长王尚荣和副部长雷英夫来谈组建“首都工作组办公室”问题。会见时，周恩来向他俩交代任务说：“为加强首都警卫工作，中央已经成立了‘首都工作组’，现在需要组织一个精干的小班子，叫‘首都工作组办公室’，在‘首都工作组’直接领导下，负责选调部队，加强北京卫戍区，保卫首都安全。”周恩来还特别强调：“这件事是毛主席亲自交代的，很紧急，因此一要抓紧，二要严格保密。人不要多，几个就行了。要可靠，精干。”
把紧急而重要的任务交给总参作战部承办，是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同志在战争时期形成的习惯，这次也不例外。对于在作战部工作多年的王尚荣、雷英夫来说，当面受领中央首长交代的紧急重大任务，早就习以为常。可是这一次，他们从周恩来的语气和表情上感觉到有点异样。同时，他们联想到几天前中央发表的《五一六通知》，很快就意识到，这是一项极不寻常的特殊任务。
第二天上午，在总参作战部办公室，王尚荣、雷英夫经过商谈，决定立即召开部党委会议，落实周恩来指示的精神。当天上午就确定了“首都工作组办公室”的人选：除部长王
尚荣主要抓这项工作外，副部长雷英夫、谭旌樵负责日常领导工作；另抽调处长左勇，参谋朱耀华、张志民和张民共四个人，此外还有一名保密员、一名打字员，加上王尚荣，共计九个人。这的确是个精干的小班子。
5月21日，王尚荣以办公室主任的名义，在京西宾馆主持召开“首都工作组办公室”第一次会议。会上，王尚荣向大家宣布：“遵照毛主席关于保卫首都的指示，中央成立‘首都工作组’。周总理决定，‘首都工作组’设立一个常设办公机构，由我们这几个人组成‘首都工作组办公室’，立即开始工作。我们在周总理直接领导下，当前任务是选调部队，扩建北京卫戍区，加强首都警卫工作，保卫毛主席，保卫党中央，保卫首都的安全。”王尚荣说：“我们服务的人不多，只有八九个人，但这个任务很重要，也很光荣，大家要努力工作，保证完成任务。”为了保密需要，雷英夫给“首都工作组办公室”起名为“编写组”。
扩建北京卫戍区
按照周恩来的指示，在王尚荣的领导下，工作迅速展开。“首都工作组办公室”首先抓紧作出选调部队和扩建北京卫戍区的初步方案。周恩来提出，在扩建北京卫戍区和选调部队方案出台之前，首先需确定几条原则，作为研究和提出正确方案的依据。
当时研究确定的原则，大体上有以下几条：（一）北京卫戍区的等级，原则上按军一级配置，但是因为地处首都，它要执行的任务比较复杂、繁重，各种工作政策性较强，根据这些实际需要，其主官应当高配一级，如司令员可选派大军区副司令一级担任。（二）卫戍区所属部队可定为四个师，其中两个师以轻型装备为主。（三）选调部队应本着这样几条原则：第一，不影响战备；第二，尽可能在靠近北京地区选调；第三，最好是选调有优良传统的老部队；第四，应选调编制装备较好的甲种师。（四）卫戍区领导机关，原则上按军级单位编制执行，但根据所执行的任务需要，应作必要的扩编和适当加强。如司令部可增编警卫处、军训处；政治部的宣传处、组织处应适当加强；后勤部的军需处、营房处也可适当加强。（五）师以下各级编制，原则上按原有编制不变，少数单位需要调整的，由卫戍区报请北京军区和总参军务部批准。后来，北京卫戍区的扩编和所选调的部队，基本上是按照这几条原则执行的。
1966年5月18日，周恩来与杨成武代总长和北京军区协商，确定由北京军区副司令员傅崇碧担任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并书面报告毛泽东。毛泽东批示：“照办。”
5月26日下午4点，在人民大会堂一锅炉房召开了“首都工作组”会议。周恩来参加，叶剑英主持。会议研究决定了“首都工作组”的任务、组织、当前工作安排、工作方法以及增调部队加强首都警卫等问题。
“首都工作组办公室”在京西宾馆住了半个多月，于6月6日搬到了三座门。之后，“首都工作组”工作全面展开，人员不断增加，从原来只有总参作战部的几个人，一度扩大到二十多人。“首都工作组”的工作范围越来越广泛，从单一的扩建北京卫戍区，发展到清查、清理首都。这么大的一个北京，不仅人口多，而且社会成分复杂，各种领导机关、人民团体、涉外单位、工厂、学校和各类居民分住在各条大街和数不清的胡同里，要进行全面清查清理，任务异常艰巨。
在繁重的清查清理工作中，周恩来一再强调，要慎重，要体现党的政策。在具体操作过程中，清查清理工作还是受到一些极“左”思潮的影响。1966年8月，王尚荣、雷英夫等被打倒了，使“首都工作组办公室”一时群龙无首。但是，“首都工作组办公室”的工作不能停止正常运转。周恩来在无可奈何之下，只好决定由北京军区副司令员郑维山兼管“首都工作组办公室”的领导工作。
“首都工作组”的撤销
“首都工作组办公室”成立后，在周恩来直接领导下，除开展了北京卫戍区扩编、清理首都等工作外，还完成了保护老干部、控制混乱、组织指挥毛泽东八次接见红卫兵、勘察重点保卫目标等多项任务。
当初成立“首都工作组”时，确定其任务是四个保卫，即保卫毛主席、保卫党中央、保卫“文化大革命”、保卫首都的安全。这四项任务，是一个互相关联的整体，既有其共性和一致性，又有各自不同的重点和需要。“首都工作组”有的同志曾经私下议论过，说在这“四个保卫”中，保卫“文化大革命”最难办，因为它是个抽象的概念，具体讲，保卫什么？怎么保卫？“文化大革命”对一些人来讲，就是造反有理，是打倒老干部，打倒一切，大搞打、砸、抢、抄、抓。这些东西怎么保卫它？能去保卫这些吗？
正因为有这样的问题存在，“首都工作组”在实际运行中，它所执行的任务，很快就发生了异化，最突出的表现就是把“保卫文化大革命”异化为“保护老干部”。北京卫戍区在“文革”初期的一年多中，最大的行动是保护老干部，保护重要知名人士，保护首都的要害部门和科研单位，遏制打、砸、抢、抄、抓。
1966年8月18日至11月26日，毛泽东分八次会见了来自全国各地的红卫兵、青年师生大约1300多万人。其间，随着红卫兵大串联热潮不断高涨，大量生活物资和生产资料供不应求，难以调运，危及群众生活和工厂企业的生产，极大地拖累了本已十分繁忙的周恩来，使他为解决大量串联人员的衣食住行问题而日夜操劳。“首都工作组办公室”和北京卫戍区等单位，密切配合，较好地完成了毛泽东八次接见红卫兵的任务。
为了保证首都的安全，很重要的一条是做好要害部位和重要设施的警卫工作。对于这项工作，周恩来十分重视。他指示“首都工作组办公室”，在全面部署警卫兵力之前，一定要组织卫戍区领导机关和警卫部队指挥员，对北京城区和郊区的重要警卫目标进行详细勘察。遵照周恩来的指示，“首都工作组办公室”对广播电台、电视台、广播电台的天线、中南海周边的高大建筑物、外国使领馆、监狱、劳改场所以及包括油库在内的危险品仓库、发电厂、水库等，进行了认真勘察。
1967年春天后，大夺权和派性武斗争端迭起，交通运输几近瘫痪，社会秩序更加混乱。在周恩来的说服下，毛泽东决定军队介入“文化大革命”，实行军事管制，派人民解放军支持各地的左派，支持工农业生产。为此，周恩来夜以继日地抓“三支两军”（支左、支工、支农、军管、军训）工作，具体部署和指挥“三支两军”的全面展开。
转眼之间，“首都工作组”成立快一年了。此时，“首都工作组”几乎已经名存实亡。“首都工作组”组长叶剑英，因“二月抗争”受到毛泽东的严厉批评，此时正被林彪、江青一伙人围攻批斗。副组长谢富治，早已投靠林彪、江青集团，周恩来对他已经不信任了，实际上成了对立面。
其他几位成员也早已陷入“文革”泥潭。万里从一开始就被打倒了，一次会议也没有参加过。李雪峰已经不再兼任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回华北局工作，而且也不断遭到造反派批斗。刘志坚此时已自顾不暇。因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萧华不断被揪斗，刘志坚要全力主持总政治部的工作。同时，总政还被打成“阎王殿”，他也被牵连其中，不断挨批挨斗。郑维山这时主持北京军区工作，因司令员杨勇、政委廖汉生被批斗，他也要作检查、挨批。因此，郑维山也很少到三座门的“首都工作组办公室”来了。苏谦益也因被诬陷为“大叛徒”而遭到批斗。
这时，北京市的主要矛盾，已经不是一年前毛泽东感到的安全不安全的问题了。此时此刻，北京卫戍区领导机关早已完成了扩编，它已经同军委各总部建立了正常工作渠道。“首都工作组办公室”的基本使命已经完成，没有多少大的事情要办了。有些日常工作，如警
卫部队的调动、突发事件的处理等，可以移交给总参作战部承办。在这种情况下，“首都工作组办公室”送呈周恩来报告，请示撤销。
但是，报告送上去以后，半个多月没有消息。“首都工作组办公室”的同志向总理办公室张作文秘书了解报告处理情况，他说：“总理看到了那个报告，但没有批示，也没有说什么。看他的意思是想压压再说。”又过了半个多月，又问张作文，报告批了没有，回答还是没批。
由于事情不多，“首都工作组办公室”保留的七八个人呆在三座门都感到没意思，大家都急于回总参作战部。张作文是从总参作战部调到总理办公室的，“首都工作组办公室”的同志和他都很熟悉，便商量如何能尽快把报告批下来。张作文表示：“不好直接催总理批这个报告”。他说：“我每次送审批文件，都故意把撤销‘首都工作组办公室’的报告放在上边。可是，周总理一看，就翻过去。”张作文又说：“据我观察，周总理对撤不撤‘首都工作组办公室’问题，还在考虑，看来他想再等一等，看看还有什么新的需要没有。既然如此，不能再催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