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词第二讲 宋词兴盛和词体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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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讲:宋词兴盛和词体特征
词创作的高潮在两宋时期。同时,词也形成了自己固定的文体特征。 一、宋词表现情爱心理的文化背景
宋代,是歌词创作的黄金时代。与男女情欲相关的一切话题,在宋人手中都有酣畅淋漓的表现。那么,宋代又为歌词之创作提供了怎样的环境?
北宋前期,百废待兴,内忧外患交织。太祖朝,既要平定国家内部后周遗留势力与跋扈军人的不满与反叛,又要抗击契丹入侵、消灭割据势力、统一全国。太宗朝,国家将主要精力转向对付外族契丹,太宗企图凭借武力收复五代时候割让给契丹的失地,多次发生大规模战争,但是却以宋廷的大败告终。太宗朝对契丹的战争,改变了宋、辽之间军事力量的强弱之势,真宗朝前期北宋就始终处于契丹的军事威胁之下。一直到真宗景德元年(公元1004年),宋辽订立“澶渊之盟”,北宋才相对获得国际与国内的安定平静的社会环境。所以,在北宋建国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时间内,达官贵人、文人士大夫还没有充裕的时间、闲暇的精力,去彻底享受生活,从容领略醇酒、美女、歌舞。况且,新王朝的建立也意味着道德评价体系的重建,文人们更多了一些道德上的约束。这一时期,词坛上的创作也是相对孤寂的,只有个别作家的零星创作。如,第一位留下词作的作家王禹偁,只有一首《点绛唇》,说:“雨恨云愁,江南依旧称佳丽。水村渔市,一缕孤烟细。 天际征鸿,遥认行如缀。平生事,此时凝睇,谁会凭栏意。”范仲淹也只有五首词传世,《渔家傲》说:“塞下秋来风景异,衡阳雁去无留意。四面边声连角起。千嶂里,长烟落日孤城闭。 浊酒一杯家万里,燕然未勒归无计。羌管悠悠霜满地。人不寐,将军白发征夫泪。”而且,这些词所描写的内容,再度向中唐白居易、刘禹锡等人词作靠拢,而与男女情爱无关。
宋词的兴盛,是从宋真宗后期开始的。这与宋代特殊的社会环境密切相关。 宋王朝在建立了自己的政权以后,汲取唐代藩镇割据、臣僚结党、君权式微的经验教训,努力确立君主集权,削弱臣下势力。宋太祖赵匡胤不愿意通过杀戮功臣、激化矛盾的残暴手段来达到集权的目的,而是通过一种类似于金帛赎买的缓和手段,换取臣下手中的权力。太祖曾与石守信等军中重要将帅夜宴,劝他们自动解除兵权,“多积金帛田宅以遗子孙,歌儿舞女以终天年。《宋史·石守信传》)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杯酒释兵权”故事。所以,赵宋统治者不但不抑制反而鼓励臣下追逐声色、宴饮寻乐的奢靡生活。对待文臣,皇帝也采取类似手段,待遇格外优厚。仅就官俸而言,据考证,宋代比汉代增加近十倍,比清代仍高出二到六倍(详见彭信威《中国货币史》。生活环境的优越,就使得这些文人士大夫有了充裕的追逐声色享受的经济实力。
而且,为了通过娱乐来消弭被解除兵权的贵族官僚的反抗,赵宋帝王主动把五代十国留下来的歌伎乐工集中到汴京,并注意搜求流散在民间的“俗乐”,甚至自制“新声”。据《宋史·乐志》载:“太宗(赵灵,即赵光义)洞晓音律,前后亲制大小曲及因旧制创新声者三百九十。”又说:“仁宗(赵祯)洞晓音律,每禁中度曲,以赐教坊。
宋代社会享乐成风,大约是从宋真宗后期开始的。宋真宗时期,对内而言,各诸侯割据势力被平定,国家大一统的局面已经形成;对外而言,与辽国订立了“澶渊之盟”。国家内外无事,君臣享受太平。与历代相比,宋人是最公开讲究生活享受的。文武大臣家养声伎,婢妾成群,已经成为社会风气。甚至在官场中、在上下级之间,也并不避讳。据《邵氏闻见录》卷八载:钱惟演留守西京,欧阳修等皆为其属僚。一日,欧阳修等游嵩山,薄暮时分才回到龙门香山,天已经开始下雪,钱惟演特地送来厨师与歌妓,并传话说:“山行良劳,当少留龙门赏雪,府事简,勿遽归也。”这种享乐的风气,就是宋词滋生繁衍的温床。
当时,许多达官显贵,或流连坊曲,或竞蓄声伎,在宴会及其他场合竞相填写新词。一时间,君臣上下均以能词为荣。宋人记载里以能词而得官爵、以能词而受赏赐的佳话,比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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皆是,广为流传。如宋祁因在街上看见宫中车队内一女子,写了一首《鹧鸪天》,宋仁宗知道他曾与宫女相遇之事,便有内人之赐(详见《唐宋诸贤绝妙词选》卷三)。又,宋神宗时蔡挺在平凉写了一首《喜迁莺》,其中有这样几句:“谁念玉关人老。太平也,且欢娱,莫惜金樽倾倒。”神宗(赵顼)读此词后,批曰:“玉关人老,朕甚念之。枢管有缺,留以待汝。不久,调蔡为枢密副使(详见《挥麈余话》卷一)
就是说,到了宋代,道德价值体系虽然得以重建,但是唐末五代以来以歌词写艳情的创作传统已经形成,千百年来文人被压抑被扭曲的情爱心理在这里找到比较自由的表现天地。缺口一经打开,便是“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宋代社会的享乐风气,继续为歌词的繁荣提供适宜的环境。虽然部分词人成名之后要“自扫其迹”,以为表现情爱为主的小词终究玷污了自己的名声。但是,多数文人已经不太在乎这一点。他们公然享受醇酒美女,公然描述自己的情爱体验,公然宣泄自己的情爱心理。连始终板着面孔做人正经得不能再正经的理学家程颐,听到晏几道《鹧鸪天》“梦魂惯得无拘检,又踏杨花过谢桥”“笑曰:‘鬼语也!意亦赏之。翻检两宋词,“执手相看泪眼,竟无语凝噎”(柳永《雨霖铃》之送别, “弄笔偎人久,描花试手初”(欧阳修《南歌子》)之相聚,“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秦观《鹊桥仙》之誓言,“锦幄初温,兽香不断,相对坐调笙”(周邦彦《少年游》之寻欢,“花自飘零水自流,一种相思,两处闲愁”(李清照《一剪梅》之思念,“韦郎去也,怎忘得、玉环分付”(姜夔《长亭怨慢》)之嘱托,触目皆是,成为歌词创作的主流倾向。即使是以豪放著称的苏轼,也有《蝶恋花》词:“花褪残红青杏小,燕子飞时,绿水人家绕。枝上柳绵吹又少,天涯何处无芳草! 墙里秋千墙外道,墙外行人,墙里佳人笑。笑渐不闻声渐悄,多情却被无情恼。 王士祯评价说“‘枝上柳绵’,恐屯田缘情绮靡,未必能过。《花草蒙拾》
而后,元曲、明清小说等等文体,也就承接唐宋词之后,公然表现男女情欲。所以,唐宋词体的兴起,不仅仅是文坛上出现了一种全新抒情诗体式,而且还为表现人们的情爱心理拓展出一片新天地。从这个角度来说,唐宋词对陈腐呆板的封建礼教,是一次猛烈的撞击。学者因此认定:‘以艳为美’乃是唐宋词所提供给读者的一种最摄人心魂的最沁人心脾的审美新感受” 。词体的独特魅力,以及对古代抒情诗所做出的全新贡献,也体现在这里。
二、词体特征
词作为新的配乐演唱的抒情诗体,具备两点独特的文体特征。 1、须有词调
词调,又称腔调、词牌、歌谱、词谱等,是词的音乐调名。如《菩萨蛮》《声声慢》《满江红》等。作为音乐调名,一开始必定与歌曲内容相关。黄升《花庵词选》说:“唐词多缘题所赋,《临江仙》则言仙事,《女冠子》则述道情,《河渎神》则咏神庙,大概不失本题之意。而后渐变,失题远矣。”如相传为李白创作的《忆秦娥》说:“箫声咽,秦娥梦断秦楼月。秦楼月,年年柳色,灞陵伤别。 乐游原上清秋节,咸阳古道音尘绝。音尘绝,西风残照,汉家陵阙。”又,白居易《忆江南》说:“江南好,风景旧曾谙。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入蓝。能不忆江南?”又,张志和《渔歌子》说:“西塞山前白鹭飞,桃花流水鳜鱼肥。青箬笠,绿蓑衣,和风细雨不须归。
随着时间的流逝,歌词内容与乐曲调名逐渐脱离关系,词调名也渐渐与作品内容无关。后世歌词内容与调名相关,反而被称为“咏调名”。为了弥补这种缺失,宋代词人开始给歌词添加小序,以说明歌词内容。如苏轼的《水调歌头》有小序说:“丙辰中秋,欢饮达旦,大醉,作此篇,兼怀子由。”说明这首词有两方面内容:中秋赏月,思念弟弟。南宋词人姜夔,更是将词的小序写成短小优美的散文,与歌词相互辉映。如其名篇《扬州慢》小序说: 邵博《邵氏闻见后录》卷十九,中华书局19838月版。
杨海明《试论唐宋词的“以艳为美”及其香艳味》,《齐鲁学刊》1996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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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淳熙丙申至日,予过维扬。夜雪初霁,荠麦弥望。入其城,则四顾萧条,寒水自碧 ,暮色渐起,戍角悲吟。予怀怆然,感慨今昔,因自度此曲。千岩老人以为有黍离之悲也。
从音乐的角度,宋人将词调分成令、引、近、慢四类。
唐代小令出于酒令。作为酒宴之中演唱的歌辞韵语之特殊称呼的“小令”,最早见于白居易的《就花枝》诗:“醉翻衫袖抛小令,笑掷骰盘呼大采。 酒令是用来侑酒助觞的,酒令的语辞内容如果陈陈相因,失去新鲜感,就不能很好地发挥作用。所以,为了酒宴之间的助兴取乐,文人们往往喜欢各显才能,争奇斗艳,不断地为旧的酒令形式填写新的内容。文人的这些即席创作当然要交给歌舞乐妓当宴表演,才能获取预料中的侑酒助觞之效果。令的目的既然落实在“侑酒助觞”之上,因此必须选择“短歌悦耳,无致人厌”(清张荩《彷园酒评·酒德》)的篇幅短小的歌舞形式,于是,酒令中具有宣腾急促音乐风格的酒令形式首先获得文人的青睐,如《回波乐》《倾杯乐》《三台》《抛球乐》《荷叶杯》《上行杯》《酒泉子》等等,这就奠定了小令精练含蓄的形式特征。最短的小令是《十六字令》,举蔡伸词为例:“天,休使圆蟾照客眠。人何在?桂影自婵娟。”但是,从来没有规定令词必须是短小的,就有长篇的令词,如南北宋之间的郑意娘的《胜州令》长达215字。
引和近,都是从大曲中独立摘取出来演奏或演唱的乐章。引,就是“序曲”,是一套大型组曲的序曲部分。音乐的开篇部分往往比较精彩,音乐家将其独立摘取出来演奏或演唱,这类乐曲称之为“引”。最短的是苏轼的《华清引》40字;最长的是向子諲的《梅花引》114字。近,是近拍的简称,是大型乐曲中声调韵律起伏变化的部分,这部分音乐因为变化繁复而受到欢迎。最短的是柳永的《好事近》45字;最长的是袁去华的《剑器近》96字。
慢,指“慢曲子”《词谱》卷十称:慢词“调长拍缓,即古曼声之意也。”慢曲是大曲的一部分,经过摘遍单行、独立演唱之后再发展起来的。“慢曲子”是相对于“急曲子”而言的,慢与急是按照乐曲的节奏来区别的。“慢曲子”又称“慢遍”,王建《宫词》说:“巡吹慢遍不相和,暗里看谁曲较多。《词源》卷下说:“慢曲不过百余字,中间抑扬高下,丁、抗、掣、曳,有大顿、小顿、大住、小住、打、掯等字。真所谓‘上如抗,下如坠,曲如折,止如槁木,倨中矩,句中钩,累累乎端如贯珠’之语,斯为难矣。”显然,由于曲调变长、字句增加、节奏放慢,与小令相比慢词在音乐上的变化更加繁多,悠扬动听。于是,这也就适宜表达更为曲折婉转、复杂变化的个人情感。配合这些“慢曲子”演唱的歌辞,就是后人所说的“慢词”“慢词”由于拍缓调长,演唱一首曲子的时间也就比较长。岑参《秦筝歌送外甥萧志归京》说:“怨调慢声如欲语,一曲未终日移午。”白居易《早发赴洞庭舟中》说:“出郭已行十五里,惟消一曲慢《霓裳》最短的是《高丽史·乐志》中所载的《太平年慢》只有45字;最长的是吴文英的《莺啼序》240字。
明清以来,还有一种根据词字数的多少来给词调分类的,将词调分成:小令、中调、长调。明人顾从敬刻《类编草堂诗余》,将分类编排的旧本改为按调编排的新本,将词重新分为长调、中调、小令三类:58字以内为小令,59字至90字为中调,91字以上为长调。清初毛先舒在《填词名解》中肯定了这一分类法,于是,这种分法在清代便甚为流行,而且往往将慢词与长调等同起来。很明显,这种分法是将字数多寡与乐曲缓急两个不同标准混淆起来了,漠视了宋词本是合乐歌唱的音乐特质。对此分类法,清人已经加以驳斥。万树《词律·凡例》说:“所谓定例,有何所据?若以少一字为短,多一字为长,必无是理。如《七娘子》有五十八字者,有六十字者,将名之曰小令乎,抑中调乎?如《雪狮子》有八十九字者,有九十二字者,将名之曰中调乎,抑长调乎?”四库全书臣十分赞同万树的观点,《四库全书总目》卷一百九十九《类编草堂诗余提要》说:“词家小令、中调、长调之分自此书始。后来词谱依其字数以为定式,未免稍拘,故为万树《词律》所讥。
2、调有定句,句有定字,字有定声 详见夏承焘《令词出于酒令考》,《词学季刊》第三卷第二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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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词的长短是由乐曲决定的,不能随意增减。这与古体诗、近体诗都不一样。以五言近体诗为例,四句称“五绝”,八句称“五律”,八句以上称“五言排律”
根据乐曲的要求,首先,一首词有多少句是完全固定的。除非改变乐曲,句子才可以减少或增加,如“偷声”“摊破”等。如《摊破浣溪沙》,就在上下阕各增加一句三字句,如李璟的《摊破浣溪沙》说:“菡萏香销翠叶残,西风愁起绿波间。还与韶光共憔悴,不堪看! 细雨梦回鸡塞远,小楼吹彻玉笙寒。多少泪珠无限恨,倚阑干。”其次,歌词每句有多少字也基本固定。这里可以加衬字,有一定的伸缩。但是,数量是有限制的,一般不超过二三字。这种现象在歌词创作初期比较常见,到后来词调成为严格的格律形式,衬字现象也就基本消失。再次,歌词关键处用字,受音乐的限制,也是非常讲究的。李清照《词论》说:“歌词分五音,又分五声,又分六律,又分清浊轻重。”如,李清照《声声慢》开篇连用14个叠字:“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而且,这些叠字都是唇齿音。李清照是有意识地“用双声叠韵啮齿叮咛的声调,来写她心中真挚深刻的情感。
从词的这个文体特征出发,称词为“长短句”就不太合理。虽然大多数歌词的句子都长短参差不齐,然而,根据乐曲的要求,个别词调的句子就非常整齐。如,《生查子》是整齐的五言八句,类似五律。欧阳修《生查子》说:“去年元夜时,花市灯如昼。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 今年元夜时,月与灯依旧。不见去年人,泪湿春衫袖。”又如《玉楼春》是整齐的七言八句,类似七律。如晏殊《玉楼春》说:“绿杨芳草长亭路,年少抛人容易去。楼头残梦五更钟,花底离情三月雨。 无情不似多情苦,一寸还成千万缕。天涯地角有时穷,只有相思无尽处。《浣溪沙》是宋人常填的词牌,则是整齐的七言六句。
三、唐末五代歌词创作
晚唐五代是我国词史上出现的第一个歌词创作的高潮。林大椿编辑的《唐五代词》,收1147首;张璋等先生编著的《全唐五代词》,收录作品2500余首;曾昭岷等先生编著的《全唐五代词》收录作品2641首(正编1963首、副编678首),其中正编部分五代词就有689首之多。可以说明唐末五代以来歌词创作的兴盛。
晚唐五代世风的华靡浮艳为词的发展提供最为有利的环境。这个阶段,由于地理上分割的原因,逐渐形成两个词人创作群体:西蜀花间词人和南唐词人。由于西蜀、南唐在当时保持着相对稳定的政治局面,经济生活甚至还呈现出一时的繁荣,这就为词的发展提供了有利的条件。西蜀地势险要,素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称。与中原广大地区相比较,局势相对稳定,较少战争祸乱,一大批文人避难西蜀,形成创作群。《花间集》是文学史上最早的词的总集之一,它是后蜀赵崇祚编成的,成书于广政三年(公元940,共收18家词人的500首词。欧阳炯《花间集序》说:“镂金雕琼,拟化工而回巧;裁花剪叶,夺春艳以争鲜。“则有绮筵公子,绣幌佳人,递叶叶之花笺,文抽丽锦;举纤纤之玉指,拍按香檀。不无清绝之词,用助娇娆之态。自南朝之宫体,扇北里之娼风,何止言之不文,所谓秀而不实。 在“花间词人”当中,影响最大的是温庭筠和韦庄。
温庭筠是晚唐著名的诗人和词人,本不属“花间”范围,但却被后人称之为“花间”鼻祖。《花间集》选录他的词有66首之多。他是中国词史上第一个大词人,有独特的艺术风格。他的词含蓄委曲,言尽而意不尽。后代对他的词评价也颇有分歧。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他的词感情比较深隐,意境比较朦胧,不大好懂。如《菩萨蛮》“小山重叠金明灭,鬓云欲度香腮雪。懒起画娥眉,弄妆梳洗迟。 照花前后镜,花面交相映。新帖绣罗襦,双双金鹧鸪。又:“水晶帘里玻璃枕,暖香惹梦鸳鸯锦。江上柳如烟,雁飞残月天。 藕丝秋色浅,人胜参差剪。双鬓隔香红,玉钗头上风。”便具有这样的特点,前人的解释出入很大。温词之所以朦胧深隐,这是因为他的词主要借助于标举名物和客观形象的胪列,如前首词中的“小山”“鬓云”“香腮”“娥眉”“花镜”“绣罗襦”“金鹧鸪”等等,而不是靠主观感情的直 夏承焘《唐宋词欣赏》第68页,百花文艺出版社19807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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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抒发。他的词画面密集,跳跃性很强,加之词语华丽,这就构成了一种深婉隐曲与华美秾艳的艺术风格。当然,温词也并非都是朦胧隐曲之作,他也有一些清疏明朗的词,如《梦江南》“梳洗罢,独倚望江楼。过尽千帆皆不是,斜晖脉脉水悠悠,肠断白萍洲。”但是,代表温词风格与特点的却不是后者,而是前面提到的那些词。温庭筠表现在词中之感受都是感官的,表层次的,仅仅是其享乐生活的一种表现,但其罗列精美名物的做法与所抒写的闺阁情思,“往往与中国古典诗歌中以女子为託喻之传统有暗合之处”这既为后人的多种理解提供了空间,又为词的发展暗示出一条可供选择的道路。温庭筠在词的发展史上有着不可磨灭的历史功绩。这主要表现在:一、通过他的创作,扩大了词的影响,提高了词的文学地位,使词开始成为新的诗体形式之一;二、开拓了词的创作道路,形成了婉约词派,对后世有深远影响。
韦庄生活于唐末与五代这一变乱时期,59岁中进士,66岁入蜀,72岁时前蜀王建称帝,他当了宰相,75岁就死了。韦庄不仅是晚唐著名的诗人,也是五代著名的词人。在词史上温、韦并称,有人还把他们归为一派。其实,温、韦二人的词是有明显不同的。韦庄词的特点是以热烈的主观抒情见长,表现出一种率直劲切与清疏淡远的风格。《思帝乡》“春日游,杏花吹满头。陌上谁家年少,足风流,妾拟将身嫁与,一生休。纵被无情弃,不能羞。和《女冠子》“四月十七,正是去年今日,别君时。忍泪佯低面,含羞半敛眉。)等。他著名的五首《菩萨蛮》也都具有率直显露的特点,其二说:“人人尽说江南好, 游人只合江南老。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炉边人似月,皓腕凝霜雪。未老莫还乡,还乡须断肠。韦庄变温庭筠代闺中女子婉转言情而为直抒胸臆,与温词的朦胧深隐判然有别。韦庄词对李煜、苏轼、辛弃疾有较大影响。
五代词除西蜀以外,另一创作中心便是南唐。南唐拥有35个州,在当时号称大国。它凭借长江天险,与中原战乱保持一段距离。在中原各小国相互征伐的战乱时期,南唐没有遭受过战争的过多破坏,经济反而有所发展。在此环境中,君臣宴乐,各有创作,形成南唐词人创作群。南唐词人的作品,多数仍然是歌舞宴集环境中的产物。北宋陈世修为冯延巳《阳春集》作序,描述当时的创作环境说:“公以金陵盛时,内外无事,朋僚亲旧,或当宴集,多运藻思为乐府新词,俾歌者倚丝竹而歌之,所以娱宾而遣兴也。”在酒宴期间为“娱宾遣兴”而创作的歌词,内容一定是私人化的、享乐化的,格调一定是轻松的。但是,面对后周的强大,继之又面对赵宋王朝的兴起,南唐国势倾危,君臣预感到国家必然灭亡的末日一天天临近,却又无力自振,心理上有摆脱不了的沉重没落感。于是他们便在歌舞酒宴之中寻求精神的寄托和暂时的逃避,那种沉重的没落感也渗透到词的创作之中,明显超出了“花间”的范围。南唐与西蜀的情况有所不同,南唐无人把词加以整理结集,因此保留下来的作品不多,有影响的只有李璟、冯延巳和李煜等少数几个词人。西蜀的词人,多数是清客文人,而南唐词的作者却主要是皇帝和权臣,所以,南唐词人也就更加关注国家的命运,那怕是潜意识的。
南唐的代表作家是冯延巳和李煜。
冯延巳曾经是一个身居相位的词人,但他笔下的词却很少有欢乐的歌唱。他的作品往往抑制不住地流露出一种淡淡的哀愁甚至是深情的叹惋。他善于以清丽的笔墨抒写时代的悲凉,他应该已意识到国家必将灭亡但又无法摆脱覆亡的悲剧命运。从艺术上看,冯延巳词既有温庭筠那种色彩丰富的客观形象的描绘,同时又有韦庄词中那种内心情感的直接抒写。过,由于他所抒写的已不仅仅是一己之情的恋歌,而是揉进了家国兴亡的慨叹,所以,他的词具有更多的综合性与概括性。如《鹊踏枝》“谁道闲情抛掷久,每到春来,惆怅还依旧。日日花前常病酒,不辞镜里朱颜瘦。 河畔青芜堤上柳,为问新愁,何事年年有?独立小桥风满袖,平林新月人归后。”可以看出,这样的词已与前面的温庭筠、韦庄有所不同了。 叶嘉莹《灵谿词说·论温庭筠词》,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11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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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标志着五代词继温、韦之后在意境上和艺术手法上已大大向前跨进了一步,冯延巳对宋代的晏殊、欧阳修等词人有较大影响。王国维说:“冯正中不失五代风格,而堂庑特大,开北宋一代风气。《人间词话》
李煜是南唐中主李璟的第六子,是南唐最后一个小皇帝。在李煜嗣位的前一年,赵匡胤已在中原建立了宋政权。李煜在位的15年中继续执行其父李璟的政策,对宋纳贡称臣,妄图维持苟安局面。当然,这是必然要破灭的残梦。宋太祖开宝八年(975,宋灭南唐,李煜亡国被俘,在汴京过了三年囚徒生活,后被毒死。李煜早期的词多描写耽溺于享乐的宫廷生活,调子是香艳的。其中部分作品已经掩饰不住内心的悲凉与沉重,《清平乐》说:“别来春半,触目愁肠断。砌下落梅如雪乱,拂了一身还满。 雁来音信无凭,路遥归梦难成。离恨恰如春草,更行更远还生。”这些词的格调与冯延巳近似,带有一种无可挽回的没落感。亡国之后,由小皇帝沦为阶下囚,安危不能自保,感情陷于极度悲痛之中,调子是悲苦沉痛的。在现实生活中,他要戴上面具应付外部世界,在艺术世界里,他却是无比地真挚。生活巨变太大,内心的落差也就很大,所体会的痛苦也就极其深沉。当这种个人痛苦与国破家亡的经历联系在一起时,就别具一种动人心魄的艺术魅力。所以,李煜后期作品,意境阔大,感慨深沉,力量充沛,具有很强的感染力。举二首词为例: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小楼昨夜又东风,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 雕阑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
《虞美人》

帘外雨潺潺,春意阑珊。罗衾不耐五更寒。梦里不知身是客,一晌贪欢。 独自莫凭阑,无限江山。别时容易见时难。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间。
《浪淘沙》

李煜的词,风貌天然,能以常人的感情去体验、观察和反映他所感受到的生活,故而能引起广大读者的共鸣。他的词,清词丽句,锦心绣口,用语娴熟,纯净凝炼,擅长白描手法,不雕琢,不粉饰,恰到好处地反映了词人的本色。李煜在词史上有很大影响。虽然,前人认为李煜词不出婉约的藩篱,但是,他的词的意境,他那坦率的抒情,他那俊逸神飞、任纵奔放的风格,却又不是“婉约”二字所能局限得了的。他对后世的影响已不光是婉约词人,连被称为豪放词人的作家,如苏轼、辛弃疾也都程度不同地受到李煜的影响。
从温庭筠到李煜,词的创作从感情的深隐转到直接抒写亡国之痛,词的内容丰富多彩了,手法也多姿多样了,艺术上也臻于成熟了。所以,唐五代词不仅为宋词的发展创造了条件,做好了艺术上的准备,同时,也赢得了后世读者的喜爱和高度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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