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仰与责任（我的自传）

信仰与责任（我的自传）

“这个世界上没有历史，只有传记”

常言说，年轻人喜欢展望未来，老年人喜欢回忆过去。每个人的学历和生活经历都是独特的，每个人的性格、特点、爱好、秉赋都与他生活环境息息相关，也是独一无二的。如果能写成文字东西，就会成为一笔财富，为后人提供成长借鉴，这就是我写这本书的动机。

出生

1947年12月29日，河北省阜平县有个叫加沟的小山村，诞生了一个小生命，取名安鹏宇，父亲到底是在村里教过私塾，起一个很大气的名字。母亲生下孩子不久，因革命需要把他寄养在了一位贫苦农民家里，奶母岁数较大奶水不足，孩子因营养不良长的又瘦又小，大约两三岁时父母把他接回到身边，这个能侥幸活到今天的孩子就是我。后来妈妈告诉我出生日只是一个大概时间，准确时间已记不清了，我能理解战争年代兵荒马乱，记不清也情有可原。出生地点也是妈妈后来回忆说在河北省保定阜平县机家沟，我买了本河北省分县地图，没有找到机家沟，到是查出有个叫家沟的地方，就当是我的出生地吧。

父亲：安振卿 河北保定曲阳县南养马村人，1909年2月出生，1937年10月参加革命，同年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母亲：魏志侃 河北保定满城县南固店村人，1914年12月25日出生， 1938年3月参加革命，同年5月入党。对父母战争年代所经历的事情，做儿女的知之甚少，他们都在晋察冀边区革命根据地从事地方工作，父亲曾任晋察冀边区农会组织部副部长，石家庄烟草公司经理，北京中国煤炭工业部供销局副局长等职。1957年7月26日调唐山开滦煤矿总管理处副主任，开滦党委常委，1960年病逝。母亲曾任河北皖县妇联会主任，晋察冀边区三分区妇联会主任，北岳区妇联委员，裕中烟草公司工会主席，新华烟草公司人事科长，天津器材办事处人事副科长，1950年至1957年在石油局任人事副科长、总支书记，1957年随调唐山开滦煤矿党委监委副书记。母亲念念不忘的一件事是，1942年日本鬼子在华北平原“五一大扫荡”时正好有病，无法转移，躲藏在一个老乡家里，装成大娘的女儿，脸上涂满埚灰躺在床上，躲过了日本人的搜查。还有一件事情母亲记忆深刻，是到平山县西柏坡向中央汇报妇联工作，见到了毛泽东、朱德等当时中央的几个主要领导人。母亲讲到这件事，因为我们年龄比较小，只是听了一个大概，后来就再没有机会详细了解了。我曾经想让母亲写点儿回忆录，母亲说我这一辈子没有什么大事，活的很平常就没写，今天想起来感到是个遗憾。父亲的经历知道的就更少了，几乎是空白。父亲在1960年3月因高血压脑溢血病逝，行政11级半，妈妈说父亲一辈子就涨了半级，享年51岁；母亲是在1976年唐山大地震时房子倒塌遇难。行政14级，享年62岁。

石家庄一解放，父母就由老革命根据地搬迁到石家庄，曾经住在一个叫北兵营的地方，妹妹安鹏珍就出生在这里。当时解放区建的一个烟厂搬到石家庄，父亲兼任烟厂厂长，不知是不是现在石家庄烟厂前身。我从韩岐叔叔那里得到了一张委任令的复印件，是晋察冀边区工业局发的，委令字第17号，上边有安振卿同志兼裕中实业公司烟草厂厂长的内容，日期为中华民国21年8月31日。北京一解放父母又搬迁到北京，我所能记住的回忆都是从北京开始的，对于出生地和石家庄没有任何童年印记。

在北京最早回忆起来的应该是在北海公园旁的一座宅院，邻居家有个孩子叫贾大炭，比我大些，我们常在一起玩。房间好像是做东向西，房内地面有个通向北海的通道，下到通道头是个小门，打开小门坐在那里可以钓鱼。长大后曾经几次路径北京到北海公园，看到那个小门总有点感慨。一天我和邻家孩子在院里玩，我们在土堆上挖个洞，洞上插面小旗，正玩的高兴，看到妈妈从外面回来，下了三轮车，头上包着头巾，怀里抱个孩子，说是又生了个小弟弟，这是我最早记忆中的一件大事。

我们在北京搬过四次家，开始由北海公园的住宅搬到南长街，后来又搬到方砖场，再后来又搬到东城区鼓楼东大街南锣鼓巷帽儿胡同，后又搬到黑芝麻胡同，我妹妹鹏珍和鹏云姐都在黑芝麻胡同小学上过学。这些地方住的都是平房，印象比较深刻的还是黑芝麻胡同的四合院。

因为有了小弟弟，自己感到不被关注，为了引起大人的关注，我学着骂人，被阿姨教训。后来我发现当小孩子有病时大人会格外关注，怎样让自己得病呢？我不知从哪里听说忽冷忽热会容易感冒，我就故意在炉子边呆一会，再去外面呆会，反复几次，就感冒了，这样感受到家长的关心和照顾。再后来我感到用生病得到家长暂时的关怀不合算，以后就再也不用这种蠢办法了。

我家搬到鼓楼大街黑芝麻胡同是个四合院，我们住的房子好像是座北朝南，妈妈不和我们住在一起，房子的东边有个小院和一间小屋，妈妈住这间小屋里，说是因神经衰弱，需要安静。给我留下永久记忆的是，小屋桌子上有一坛蜜，蜜里还有许多死蜜蜂，馋嘴的我时常跑去偷吃蜂蜜。后来我上了煤炭部幼儿园，爸爸那时在煤炭部工作。妈妈说我小时候哭着闹着不愿意去幼儿园，因为两个星期才能回家一次，而我从小又是一个性格内向的孩子，到中年学习了心理学才明白这就是心理学上讲的分离焦虑吧。但幼儿园生活却给我留下一些非常美好的记忆，发鞋发衣服是小朋友们最高兴的时候，大家试穿着找自己合适的服装，而穿新衣那是普通家孩子新年的奢望。一天全班孩子在操场大沙坑里玩，大家盖起了许多“房子”，还有“山”有“河流”，我们用各种彩纸叠成宝塔、人物、小船等摆放其中，沙坑变成了“沙盘”，直到天黑小朋友们才依依不舍回去。

年3月5月5日，苏联党和国家以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工人运动的杰出领导人、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斯大林逝世。斯大林逝世后，中国举行的哀悼活动不亚于苏联：毛泽东主席发布命令：自3日，全国下半旗致哀；致哀期间，全国各工矿、企业、部队、机关、学校及人民团体一律停止宴会、娱乐活动。毛主席亲往苏联大使馆吊唁。3六一儿童节快到了，幼儿园举办庆祝活动，我被选中参加腰鼓队表演，在排练时别的小朋友们都练得很好，只有我的动作不规范，阿姨把我单独留下来“操练”，这是第一次感受到自己不如别人，心理留下个阴影。

幼儿园要大规模维修，需要找一个临时住所，阿姨们就带着我们所有小朋友坐火车到了北戴河，我们住在煤炭部招待所里，孩子们面对大海、阳光、沙滩高兴极了，我们每天早上起来到沙滩上拾贝壳，阿姨还专门为每个小朋友缝制了个小口袋。当我们坐火车返回北京时，小朋友手里的口袋都装满了各种各样的小贝壳，大家互相展示，看谁的最好看。

“飘啊飘，”这也是在幼儿园生活期间难以忘怀的事情。每当小朋友们躺在自己小床上睡觉时，经常会感觉轻轻地飘了起来，随然离地面不高，好像超不过房顶，但飘忽的感受非常美妙。为什么会有这种感觉，至今不得而知，再大点这种感觉就自然消失了。

我们姐弟5人，大姐安鹏林（后改名安林）、二姐安鹏陆、妹妹安鹏珍、弟弟安鹏飞，我排3，我们还有两个同父异母的兄妹，大哥安鹏祥、大姐姐安鹏云。在战争年代，我们家也和其他革命家庭一样，居无定所，孩子出生在那里，就在当地找一奶妈把孩子寄养起来，由当地我方政府给些补贴，解放后父母再一一把孩子找回来。也许是受重男轻女传统思想影响，我当时作为家里的唯一男孩，很早就到了父母身边，对于我的奶妈，没有任何印象，后来也没有任何联系。我的两个姐姐就不同了，他们直到十来岁才回到父母身边，在很长时间里与奶妈家一直关系密切。二姐的奶妈叫宋春花，解放后在北京某大使馆做清洁工，住在北京西单东斜街43号，这个地址直到我去石家庄上学，暑假路过北京还在那里住过。大姐奶妈家的地址在保定唐县东高昌村，养父是中共地下党员，大姐多次回去看过老人，直到今天还与奶妈家有着密切联系。

7岁该上小学了（这是当时小学普遍入学年龄），上哪所小学似乎父母之间难以抉择，等我进入学校时已7岁半了。1955年9月我上了燃料工业煤炭部附小，学校的地址在北京西郊，又叫北京西郊小学。由于学校离市里较远，孩子们都在学校里吃住，两周回家一次，由部里的大轿车接送。我在那里学习生活了两年，两年的学校生活给我留下了什么？

最让我难以忘怀的是去大森林里玩。学校附近有片森林，森林里有个林场，每两周就有一个星期天既不回家也不上课，我和同学就会结伴从学校的篱笆墙钻出去玩，森林有多大，不得而知，林中有一大水坑，坑里有无数青蛙，老远就听蛙声一片，好像是在欢迎我们的到来。伐木工人在忙碌着，他们把伐下的圆木破成板材，堆放在一起，形成许多板材堆，我们玩的方式就是在板材堆里搭建自己的“小屋”，当我两年后离开学校时还依依不舍惦记着我的“小屋”。在校园里平时我们玩的方式很多，有推铁环、踢毽、打嘎嘎、攻城游戏、跳方块、撞拐等，宿舍里我学会了下象棋、跳棋、军棋、国际象棋。我们十几个学生住在一起，一天晚上不知哪个同学提议到床下去睡，立刻得到同学们的热烈响应，大家纷纷把自己的被褥拿到床下面，当老师晚上查房开灯一看，床上一个人都没有，再仔细看，同学们都睡在下面，老师赶忙把大家叫醒，让我们睡到床上去。

一天学校礼堂里在教唱一首歌曲，我虽然没有参加，但也听会了，直到今天还会哼几句，“不准敌人沾污运河水，自由的领土绝不让一分，把侵略者赶出去，赶出去，赶出去……保卫苏伊士，就是保卫和平……。”这是1956年国际上发生的一件大事，埃及实行运河国有化，受打击最重、反应最强烈的是英国和法国。引发了一场导致战争的苏伊士运河危机，而这场战争也因此有了它另一个名字——苏伊士运河战争，也叫第二次中东战争。

在学校都学了点什么记不清了，印象深刻的有两点：一是学习汉语拼音，拼音与现在的不同，国家实行新的汉语拼音后很多年都不适应；二是背乘法口诀，父亲在我眼里始终是个严厉的家长，他的话不敢不听，当我每两周坐汽车回家时先到煤炭部，然后各家长再把孩子带回家。在煤炭部停留期间，父亲就叫背数学乘法表，为了不被训斥，在坐车的路上就抓紧时间背记，这可能是我学习惟一用功的时候，熟练背记的乘法表为以后数学学习打下了良好基础，直到初中毕业我对数学都有一种偏好。

随着父亲工作调动，我们全家一起由北京搬到唐山，这是我第一次坐火车，看着远去的田野，村庄、树木、公路十分新鲜、好奇，唐山在我心目中是个神秘的地方，“妈妈，唐山什么样啊，是城市还是农村？”“也是一个城市，和北京差不多，到了你就知道了，”妈妈说。时间是1956年夏天。

开始我们住在唐山市西山口百货大楼旁，是个临时住所，在这里鹏云姐来过一段时间，她的任务好像是为带弟弟。弟弟出生后，一直是巧云阿姨带着，在北京巧云阿姨是我家的重要成员，开始阿姨并没有和我们一起来唐山，到唐山后弟弟送幼儿园，后来巧云阿姨来唐山，找了份在采石场的工作，是把大块石头砸成小块石头，工作非常辛苦。不久她就离开了唐山，走时感觉她非常难过，当时说是要压缩城市人口，我父母劝她回家，领导干部要带头响应政府号召，就这样阿姨走了。十几年后我去山西出差，特意到阿姨家里去看她，她已经有了两个孩子。后来我和鹏飞说过，有两件大事不能忽略：一件是加入中国共产党，这是一个人的政治生命，也是工作需要；一件是有机会一定要去山西看看奶妈，报答她的养育之恩，阿姨住山西省太原市白家庄桃杏村55号，叫李巧云。

记的爷爷来过一次唐山，看到的爷爷是个驼背老人，爱吃糖葫芦，据说他年轻时是当地的名人，十里八乡都知道有个安老功。十年后，我回老家见了爷爷最后一面，当时爷爷躺在炕上已经不能动了，我叫了一声爷爷，“鹏宇回来了”，这是我听到爷爷的最后一句话，不久爷爷便撒手人寰，家人把爷爷埋在了祖坟里。

到唐山后我们搬过2次家，后来我们住新开路小八所8号，这是连在一起的一排别墅共8家，虽然连在一起，但各家都有独自门院，是英国人在解放前盖的房子，所以别墅墙上还留有“剑桥别墅”的牌子。院里住的大部分都是高级知识分子，我们邻居7号，住的是陈敏德大夫，他是唐山工人医院的骨科专家。父亲去世后由吴叔叔接替了父亲的工作，他们住3号，只有我们两家是干部家庭，两家的关系非常密切，他们家6个孩子和我们家5个孩子，岁数都差不多，孩子之间串门如进自己家，逢年过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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