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育制度

费孝通先生的《生育制度》所讲的丝毫不局限于承担种族绵续保障功能的生育本身，而是以此为切入点对婚姻的确立，家庭的构建，父母的职责，时代间关系和扩大的亲属等内容都进行了一一讨论，而且尤其注重文化在整套生育制度里的作用。潘光旦先生在“代序”中评价“它实在是一门家庭制度，不过以生育制度为名，特别从孝通所讲学的学派的立场来看，确更有点睛一笔之妙。”评价得实在贴切。

这本书是费老在西南联大和云南大学教授社会学“生育制度”这门课程的全部讲稿，它是一本比较严谨的学术著作，但我更愿意把它看做一本婚姻恋爱教科书。因为它说理分析的很多内容都是沉浸在恋爱婚姻中的年轻人所好奇但又没有深解的。恋爱婚姻也如做功课一般，要学习，要用功，明确其中的规律，否则处于混沌状态中的恋爱婚姻很难经营长久。

《婚姻的确立》

先来看《婚姻的确立》。在现代社会里，婚姻自由是公认的一条准则。只要男女双方发生了真情实感，他们就可以决定是否结婚，而且有不受其他社会关系干扰的权利。这就是我们很多年轻人的真实想法，为爱而结婚。很简单。可是我们想到的婚姻就真的只是两个人的事情么？并不是这么简单啊。暂不提结婚男女对各自家庭各自父母的责任，单来看他们出生孩子的抚育问题，不靠其他社会关系，社会力量，只有父母两个人并不能保证抚育孩子得以顺利完成。就像费老所说的“单靠性的冲动和儿女的私情是并不足以建立起长久合作抚育子女关系来的”。这就可以理解为什么家长那一辈的人乃至社会习俗都对“私奔”持反对的态度了，这种反对不是指反对男女双方的爱，而是反对他们轻易放弃社会职责，自私地去过两个人的生活，对抚育子女，维持种族绵续重视不够。

既然婚姻不是私事了，那婚姻的确立就得需要那么多的社会关系的认可，需要各种各样的手续和仪式，而且除了法律来规范婚姻行为外，通常还引入经济上的力量以及宗教的制裁，否则不足以维持人类生活中必需的抚育作用了。

当然，随着生产力的提高和个人行动能力的提升，在现代社会里夫妻可以通过双方力量来完成抚育作用，或者借助幼儿园、托儿所、学校等正式机构来完成。而对双方的社会关系依赖性不是很大了，此时社会关系对婚姻决定能力下降，男女结婚自由度提高。尤其在城市里“闪婚”现象开始普遍，与之相伴的是缺少社会控制、社会关系维持的婚姻离婚率也就很高了。

《内婚和外婚》

《内婚和外婚》中提到了夫妇之间的关系是最需要契洽的。这是人所共识的，人们在恋爱婚姻中追求的对方不就是自己在感情、性格、理想、学识上有更多相似点的人吗？要实现完全的契洽，真正做到互为知己是很难的，因为没有一个人完全懂得另一个人的思想、语言、情感，但做到一致却是可以实现的，夫妇的一致就可以有使家庭快乐的源泉了。所以建立在感情契洽基础上的婚姻要远比那处于功利目的结成的婚姻关系更长久、更快乐，更能担负起抚育的作用。但要说明一点的是，默契融洽的夫妇关系是要在外婚中寻找，近亲禁婚的原则是对这一点的约束。也正是因为在外婚中实现默契融洽不易，所以人们更将恋爱婚姻看做珍视和神圣的。

《夫妇的配合》

《夫妇的配合》讲到了生育制度的缺憾，“为抚育的效率着想，近亲婚姻是一个理想的方式，可是这种方式却威胁社会结构的条理和完整，因之，不能不放弃了。”那么在外婚的规则下，就需要运用些手段、方法来调适从而使抚育顺利进行。第一种方式是“相敬如宾”。在共同享受生活乐趣和共同经营家庭事业中选择后者。这是一种“绝情灭爱”的方式，在中国传统社会里占很重要位置。我们这些年轻人看到这不免觉得为了抚育的婚姻的残忍，为了结果而牺牲感情的无奈。还好，现在我们在朋友、同学结婚的时候不再喜欢送上“相敬如宾”这样的祝福语了，而且我们在努力寻找家庭情感和事业上的平衡。这不能不说是快速发展的社会带给我们的福音。第二种方式是变相的内婚，以消极方式减少夫妇全面合作的难度。《石头记》里很多都是这样的中表婚姻。第三种方式是我们所喜欢的——择偶的自主，当然这种自主是遵循一定社会安排的，不是无限制的。为了达到既能胜任抚育孩子的事务，又能享受友谊爱好的感情生活，是需要恋爱双方有相互了解的历史底子，又要有共同生活相互融合的意愿。费老真是说中了人们的心底了，对我们的恋爱婚姻观做了如此明晰的指引。

《父母的权力》

维持抚育作用的家庭是由父母子三方构成的一个三角关系。无论是从悠久性还是从普遍性来看都不会有人对家庭这三角结构给人类生活带来的重要意义提出质疑。在原始氏族社会里，由于自然环境的限制，人们过着群居生活，但基本的三角结构业已出现。在未来即使社会飞速发展到社会机构承担了大部分的抚育功能，也不会损害这稳定的三角结构进而使之消失。当然有人提出克隆人或智能机器人的例子，它们倘若大规模出现对人类社会的伦理文化或许产生颠覆性的破坏，而且这种破坏不是文化的缓慢的演进而是剧烈的刚性的破坏，这不是人类所愿意看到的。但我们预期到的不美好的未来和现实种的阵痛一样，让我们认识到家庭稳定的三角关系并非尽善尽美，许多家庭矛盾、家庭悲剧也在提醒我们有必要认清三者之间的关系是如何运作的，融洽和谐的表象下会存有哪些危机呢？在这篇文章里佛洛伊德和费老都给出了各自的解释。

哲学家、心理学家佛洛伊德用“恋母仇父”情节来解释精神病患者的患病根源，并从性的生理角度来解释亲子矛盾。费老则是从文化的角度阐述了“生物和社会冲突一化而为施教者和被教者间的冲突，再化为亲子间的冲突”。亲子冲突根源在于人的生物属性和社会属性的差异，社会文化的力量促使人必须在一定社会规范下生活，接受一定的社会控制。在抚育过程中，母亲满足子女生理上的需求，而父亲则更多地是进行社会抚育。因此子女与父母间，尤其是子女和父亲间就比较容易产生矛盾。

但从二者给出的关于亲子矛盾分析解释来看，费老的观点无疑更科学更合理。因为第一，佛洛伊德用“依列克拉特”情节解释婆媳冲突可能说得通，但他显然忽视了婆婆和母亲的差别，也没有看到女性在父权社会里其实经历了“从父”和“从夫”两个时期。第二，导致家庭结构不稳定的外在因素他没有考虑，只提出了“性”的一个要素，没有注意到当其他非父亲的力量来推动子女社会化时，“仇父”情节便没有了丝毫说服力。费老站在前人的肩膀上讲社会和个人联系起来来分析社会现象、社会问题为我们提出了一条很好的分析问题的思路。

《世代间的隔膜》

文化有棉续社会的功能，同时文化也在不断发生变化，使社会结构发生裂缝也就成为可能。这就是文化的双刃剑的威力。文化功能为种族棉续和世代隔膜提供了如此恰当和准确的解释。

世代间的隔膜来源于两点：第一，亲子双方的信息不对称，不对称导致双方难以沟通理解，产生认知和行为上的偏差。第二，社会变迁造成社会标准的差异，亲子双方处在不同的社会标准下自然没有理由不产生隔膜。

费老讲道，“亲子间感情的细线，怎能挡得住世代兴替的狂风！”强调的就是文化的发展和社会变迁对人类家庭结构、家庭成员关系产生的重大影响。

《社会性的断乳》

人的社会化总会贯穿于人的生命始终，而人的抚育过程却万万得有个终点。费老称这种抚育的终结为社会性的断乳。断乳这两个字称得好，它给那些像我这样的尚未脱离父母的供养，还不能自食其力的大龄青年以绝妙讽刺，也造成我们这些人沉重的心理压力。

《南方周末》有篇文章讲，“上大学时的女儿怎成了吸血鬼”，大意是说女儿考上省城大学后要添置的装备超出了父母的承受能力，并且女儿对父母的付出是坦然接受的态度。在这里不表教育负担问题，但看这个女孩和其父母的关系，这个家庭的抚育过程依然在不打折扣地进行着，离“断乳”阶段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现在社会竞争之激烈前所未有，“温存的留恋”不足以使人温存地迎接社会挑战。“家庭是训练不出战士，嘴上衔着银匙成不了好汉。”这是费老基于社会现实和忧患意识下提出的家庭抚育作用要及时破裂的现实意义。这也正是家庭三角结构的不稳定的一个原因。家庭作为一个社会团体是有其暂时性，原先三角结构中的子女在断乳之后会与他人组成新的夫妻关系产生新的三角结构关系，原三角结构虽然依旧存在但关系强度显然微弱了。可以说，社会性的断乳使社会继替成为可能。

《社会继替》

刚接触“社会继替”这个词语时，我所理解的与费老定义的有较大出入。我以为社会继替是从宏观上来看的，是社会的发展变迁，社会结构的更新。费老对社会继替的定义是从较微观处入手，指在社会结构中有人出缺，后人才可以填补进去形成继替。而且这种继替不是发生在生命的开始和结束的接界上，而是入社和退伍的交代中。

继替是社会结构内分子的变动过程，为了遵循一定规则，防止社会混乱势必要有继替的原则。费老在本文里着重分析了继替的亲属原则，这条原则是在自由契约社会形成前人类社会发生继替中占主导作用的一条规则，“继替原则的规定其实是一种消极的保障，使社会秩序不致因社会新陈代谢趋于紊乱”。正是这种消极保障性使它留下许多漏洞和缺憾，如后文所讲的单系偏重，以多继少时的箕豆相煎等。

“文化的职志是实现比较理想的生活”。人类社会里文化安排的力量贯穿了家庭发展的始终，不得不使人对文化加以遵从和敬重。

在本书中，费老讲了抚育，讲了家庭，还讲到了世代间隔膜，社会继替，世代参差，单系偏重等问题。这些看上去都是学理性很重的关于社会现象的探讨，但费老却讲的很为轻松平实。叔本华、尼采、吉登斯、布朗、弗洛伊德、屠格涅夫等人的观点看法运用到文章里恰如其分。记得费老曾在一篇文章里讲过：社会学要“讲故事”，要研究活的人，会讲话的人，会哭会笑的人。人生社会就是一台戏，我们要看这戏是怎么来上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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